1951年底，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民委”）的“三反”（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来势凶猛，意见沸腾，主要矛头指向中南政法系统（“民委”上级机关）党委书记兼民委负责人Z和他的夫人——民委第三处副处长。意见诸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假公济私”、“夫荣妻贵”和“欺上压下的旧人员作风”等。 　　 　　此时，Z偕夫人和民委副手熊某正在北京开会，消息传来，大为吃惊，没想到出门不久便后院起火。待会议结束，已是1952年初，他们匆匆赶回武汉，方知是一向与之不和的党委副书记魏某趁其在京期间，改组了民委机关党支部，任命其亲信于某为支部书记，负责领导机关的运动，利用民委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不满情绪而搞的阴谋。 　　 　　面对不利形势，Z夫妇一方面分别在会上沉痛地检查；另一方面，暗中部署力量，罗织对方罪名，准备反击。他们计划再度改组支部，夺回运动的领导权，将魏某支持的几个干部，扣上“小圈子”和“集体贪污”罪名，进行批斗，将于打成“老虎”（注：“三反”中的重大贪污犯）。然后，将斗争的矛头转向魏某。运动后期，再将其势力全盘“踢出”民委。为实现这一计划，急需有一个能为之冲锋陷阵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老战友舒赛。 　　 　　1950年，舒赛从“四野”转业到地方，先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工作，后借调至北京中央复原委员会。次年10月，返回中南。时逢民委初建，舒赛的老上级Z邀她到民委工作，任第一处副处长。“三反”运动初，魏某将舒赛作为Z的“亲信”，已临时派往外地。此时，她正带领一个小组，在广东地区搞转业建设。 　　 　　1952年2月初，舒赛接到电令：速回机关参加“三反”运动。她日夜兼程赶回武汉，民委第二把手熊某和Z夫人向她介绍了机关运动的情况，然后说：“舒赛同志，机关党支书一职我们早就想拿过来的，曾与Z主任商量多次，无奈没得合适的人选。考虑再三，才催你回来。” 　　 　　舒赛感到诧异，熊某是党外人士，为何对她谈起党内问题？何况支书应该是党员选举的。只见老党员Z夫人在场，便说道：“你就是支书的合适人选嘛！” 　　 　　“不，Z 主任说，她当不太好。” 　　 　　“举贤不避亲嘛！” 　　 　　“舒赛呀，你可是我们老Z信任的人哩!”夫人一脸笑意地插话。 　　 　　“我可是受宠若惊了。”舒赛又说：“改选支书应该通过支部大会吧。” 　　 　　“那当然，我们会安排好的。” 　　 　　“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主要是打于某等人的小圈子，然后再追他们的集体贪污。” 　　 　　“魏某利用这一帮干部，不过是为了整我们老Z，居然把我也拖下水，很卑鄙。”夫人气愤地说。 　　 　　“听说于某现在是党委委员？” 　　 　　“他当党委委员，是魏某假借中南组织部名义拉进去的，毫无党的原则。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党委？”夫人说。 　　 　　“所以我们要将他拉下来。舒赛同志，你担任支书后，还要兼‘打虎’队长，参加机关的‘三反委员会’，尽快地把运动的领导权夺回来。” 　　 　　“熊主任，我恐怕难以胜任呀。” 　　 　　“舒赛，怕什么，还有老Z和我哩！” 　　 　　不了解内情的舒赛，带着受命于危难的心情，积极投入追打“小圈子”和“集体贪污”的斗争之中。由于民委的群众和舒赛的关系较好，在她的带动下，进展甚快，老上级夫妇颇为满意，一再说：“舒赛，自你回来后，才真正搞垮小圈子势力了。” 　　 　　随着运动的进展，舒赛对自己的做法产生了疑惑。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三反”运动是反对官僚主义、贪污和浪费的政治运动，怎能放着民委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不闻不问，只抓几个中层干部的“小圈子”？何况所掌握的材料并不充分。为此，舒赛及时向老战友Z夫人表明自己的看法，她说： 　　 　　“运动不能只针对他们几个人，我和你，以及张、熊主任也应当按照党中央对‘三反’的要求，从思想到工作作风认真进行检查才好。即便是对他们，也应当实事求是。” 　　 　　夫人不以为然。舒赛去找老领导，想得到他的支持。Z指示说： 　　 　　“现在不是你们检查的时候。在党的会上，不但要批于，还要把魏的问题揭出来。” 　　 　　“Z主任，这样搞会让群众觉得是在对他们进行报复打击？” 　　 　　“什么报复打击？你不要做群众的尾巴。一定要查出于亚农贪污的事，只要搞出一点贪污问题，我就可以撤他的处长职务!” 　　 　　“再说，现在就提出魏副书记的问题是否恰当？” 　　 　　“舒赛，你怎么还不明白，小圈子的后台就是他。这帮人在运动后期一定要踢出民委，你们就搞吧。魏的问题可以先在党内揭出来，比如，他领导‘三反’作风不正派等。” Z又说：“你是‘打虎’队长，当务之急是要查出于的贪污，将他打成‘老虎’。” 　　 　　舒赛再三解释，于某在民委并未主管经济，定其“贪污”尚且勉强，何谈“老虎”问题？她想起十年前，曾无辜遭受批斗之苦，今天又怎能去整无辜之人？作为一个老党员和机关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她必须阻止此事。然而，这位老上级却坚持要她“包打”。无奈之下，她用战争年代的口吻说： 　　 　　“Z主任，我不过是为了党，你如果仍然坚持要我打，就给我下一道手令，我执行。否则，实难从命！”此后Z未敢下手令，于某也避免了“老虎”之灾。 　　 　　舒赛后来写道： 　　 　　“从2月末到3月，我逐渐从他们口中知道催调我回来担任支书及对魏某和于等的意图及措施，完全是为了报复打击。Z根本无意在‘三反’中按党的要求接触自己在工作上、作风上的毛病。而对魏、于的态度也不是从治病救人的原则出发，是利用我来进行报复打击。平日，Z与魏见面仍是客客气气，背后却指挥我向魏进攻。他们都是党委委员，若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何不在党委会上开诚布公地谈，而是‘当面喊哥哥，背后操家伙’呢？” 　　 　　舒赛抗命以后，感到事态严重，她多次求见老上级，对方拒之不见。此前，中南局总党委委员潘某曾关心地对她说： 　　 　　“舒赛，民委的‘三反’怎么搞不起来？你是支部书记，搞不好是要撤职的！你若有困难，可以写一个材料报上来，总党委会支持的。” 　　 　　舒赛想，何不求助于上级。随后，她辞去“打虎”队长职务，以机关支部书记名义，将民委运动中的不正常情况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央精神，任何机关必须深入进行‘三反’，以中南民委存在的问题而论，更需在‘三反’运动中得到克服与纠正。然而，民委的运动却与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驰。主要原因：中南政法系统两位主要负责人素不团结，使得民委‘三反’运动形成他们二人各凭自己职权在运动中闹个人纠纷，对干部拉拢、排挤以至报复打击，把党的‘三反’运动形成个人派系间的相互攻击。弄得民委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黑白难分。” 　　 　　材料写出，经潘委员阅后，舒赛于4月8日亲自送交到总党委。 　　 　　二十天过去，没有消息。 　　 　　4月29日，民委办公厅突然给舒赛一纸通知：“领导决定：自下月起停止你的养女和保姆两人的供给待遇。” 　　 　　舒赛感到十分意外。提起这个养女，她想起了往事。那是1943年，她在豫鄂边区敌后根据地任江陵县公安局长。在她的影响下，全家人投身于革命队伍。1946年解放战争前夕，部队将突围移师北上，十七岁的妹妹因体弱有病，被组织疏散，回到已先期返家的父母身边。不久，国民党部队进驻江陵，将父亲和妹妹抓去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共党亲属。后经地方乡绅作保，始被释放。但强逼妹妹嫁给一个连长为妻，母亲为此抑郁而逝。1948年，解放大军南下，国民党军逃往台湾，怀孕的妹妹又遭遗弃。武汉解放初，刚满二十岁的妹妹，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到湖北省委要求归队，由组织安排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她将小外甥女留在身边代为抚养，随雇保姆一人，均享受供给制待遇。1951年秋，她调到民委，孩子和保姆的供给关系也随之转来。现在，何故要突然停止她们的供给？舒赛当即去质问熊某： 　　 　　“熊主任，为什么停止她们的供给？” 　　 　　“第一，这个孩子不是你的，是你妹妹的；第二，她的生父是个国民党军官，组织上再管，就敌我不分了。” 　　 　　舒赛一听，这显然是对她抗命之举的报复，一个不满四岁的孩子，何来敌我不分？她回答说： 　　 　　“我代养这个孩子以及他们享受供给制待遇，都经过组织批准了的，Z主任也知道。至于说她是国民党军官的孩子，这也不假。不过，我妹妹是先被逼嫁，后遭遗弃。难道这个从未见过生父的幼儿有什么罪吗？武汉解放初，流浪在街头的许多儿童，党和政府不论他们的出身如何，都一律收养起来。现在你们却要断绝这个孩子的生路，这符合党的政策吗？你也是有孩子的人，请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熊某也有一小女和保姆。某晚，小女突发高烧，病情危急，舒赛得知，当晚每隔四小时去打针一次，使其转危为安。她的质问，令听命于Z的熊某哑口无言。 　　 　　民委一些干部为此事，不满地对熊主任说： 　　 　　“你们这样对待敢于直言的舒处长，今后在民委谁还敢说话？” 　　 　　从5月份开始，民委只发给舒赛一份供给，她只得节衣缩食来维持三个人的生活。她将此不公之事，再次汇报总党委，要求撤销此错误决定，仍然没有回音。 　　 　　一天，魏副书记亲自来民委主持一次党员干部会议。平常很少和他一起露面的Z也赶来参加。舒赛感到蹊跷，作为支书的她，竟然不知此会的内容，据闻是要对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提意见。但会议开始后，所有的意见都针对舒赛一人，指责之声此起彼伏： 　　 　　“舒赛利用‘三反’运动在民委兴风作浪”；“她搞于某等人的‘小圈子’和‘贪污’问题，严重违反了党的政策”；“她不通过领导擅自向上级组织反映民委运动的情况，是严重的自由主义”；“她想方设法打击我们的副处长（Z妻）”…… 　　 　　这位副处长、舒赛当年的战友在会上耸人听闻地揭发道： 　　 　　“舒赛还对她的父亲和孩子（注：指三岁的外甥女）敌我不分！……还有一件事，她1941年在云梦被捕后，不知怎么弄的，竟然在敌人那里当起小学教员来了。” 　　 　　顿时，会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大为吃惊，原来他们的支部书记不仅有敌我不分的问题，历史上还有变节行为。面对这一突然袭击，舒赛猝不及防，毫无思想准备，只觉得十年前的一幕再现眼前。当听到“老战友”对她的政治性诬蔑后，再也忍耐不住了，立即要求发言。主持人不予理会，大声说：“现在，请Z主任讲话！” 　　 　　随即，Z 在会上作了一个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他从政治到历史，从思想到作风，从过去到现在，全面揭发和批判了这个曾被他称之为“好朋友”的下属。发言中，他历数舒赛种种鲜为人知的“严重问题”。摘要如下： 　　 　　“1938年，舒赛在汤池不能入党，是因为有托派嫌疑和参加过国民党女子特务组织； 　　 　　1944年，她在江陵当公安局长，捉了一百多人的一个大案件，是假的，造成冤狱； 　　 　　武汉解放初，她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整某某，人家已经认了错，写了悔过书，还要整人家于死地； 　　 　　她对自己的父亲敌我不分，不但不检举，还强调是民主人士、革命家属； 　　 　　过去（注：指抗日时期）在保康就同别人搞不好，在襄樊也搞不好，在安陆、云梦也是这样。一贯计较个人得失，自私自利，闹自 　　己的物质和地位待遇。”张主任继续说： 　　 　　“舒赛在民委一直闹得很凶，想尽一切办法打击别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还跑到我那里去提出撤于某的职。 　　 　　她的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都有。早在大连她就卖过毯子，还说不是贪污？公物是不准卖的。这充分证明她不老实！至于停止她孩子的供给，是熊主任向我提出的，这件事，也牵扯不到报复。 　　 　　舒赛若在‘三反’中得不到改造，以后就没法子在哪里工作了！” 　　最后，Z大言不惭地说道： 　　 　　“关于我的问题，我从来就清白，有什么可‘整风’和‘三反’的！”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始终未让舒赛发言。会议结束前，主持人郑重宣布： 　　 　　“明天，机关支部再次进行改选。今后，民委的运动，以舒赛为重点！” 　　 　　会后，人们疑惑不解，议论纷纷。为何过去在民委颇受称赞的人，竟然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思想作风都不纯的人？既然“三反”运动是针对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为何领导要抖出她的政治历史问题？既然领导知道她的历史不纯，为何此前又将她从外地调回，任命为支部书记，参加领导本机关的运动？……从此，大家对他们的领导人便三缄其口，噤若寒蝉。 　　 　　愤愤不平的舒赛回到家中，打开笔记本，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老上级的发言记录，所涉及的内容即便不加上其夫人揭发的“变节”嫌疑，也是一篇足以在政治上置她于死地的“檄文”。她不禁长叹：“‘战友’啊‘朋友’，相煎何太急？”那些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一件件地闪现在她的眼前。 　　 　　其一、“参加国民党女子特务组织”：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到二十岁的她为抗日报国，只身离家来到武汉，先后参加曹孟君所领导的“妇女战地工作团”和湖北省“妇女救护训练班”，并在地下党员陈钟万指导下开展救亡活动。是年底，经陈介绍，参加革命。何“国民党女子特务组织”之有？ 　　 　　其二、“托派嫌疑”： 　　 　　早在襄南时，Z就知道此事原委（注：见本书第五章“骡马路线”）。解放初，张曾当着她的面对李先念等领导就此事引为笑谈，说是某某因失恋而对她进行的报复。她在汤池未入党，是自以为出身不好，没有主动申请。半年后，即被组织吸收入党了。 　　 　　其三、“在江陵当公安局长，捉了一百多人的大案件是假的，造成冤狱”： 　　 　　指1944年她任豫鄂边区江陵县公安局长时，一举破获“国民党沦陷区特务工作团”地下反革命组织一案。此案从立案侦查到审讯结案，均经过Z曾任地委书记的襄河地委批准，地委副书记李守宪曾亲自参加审讯，边区报章也曾对此案广为宣传。只因涉案人员较多，为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经边区党委书记郑位三批准，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才决定一个不杀，全部教育释放。何“冤狱”之有？（注：舒赛离开江陵后，有两个主犯被县委处决。解放后，此案已载入《江陵党史》） 　　 　　其四、“在交通部为了整某某，人家已认错，且写了悔过书，还要整人家于死地”： 　　 　　武汉解放初，她在“四野”民运部，曾率二十余名“南下工作团”团员，临时到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工作。这些团员都是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平、津两地大学生。某某是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已婚的老干部。某假日，一女团员在室内更衣，他闯入欲行不轨。女团员气愤若狂，当即向领导告发。此事在刚入伍的青年人心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她是党支部书记，根据交通部党组织的决定，让某某写了一份书面检查，何曾“整人于死地”？ 　　 　　其五、“对她的父亲敌我不分，不独不检举，还强调是民主人士、革命家属”： 　　 　　抗战期间，江陵民主政权初建时，她的父亲祝甘亭是我党团结的对象，曾任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我军开辟襄南后，Z等所提出的“西线无战事”决策的实现，是她父亲冒险潜入敌区沙市，争取了伪保安司令曾尚武的结果。Z曾亲口对她说“令尊冒了风险，立了大功。”1949年武汉解放初，她因父亲未能制止妹妹被逼嫁于国民党连长，一气之下,已过激地向中南组织部提出脱离父女关系，并要求当地政府取消父亲革命家属的待遇。原边区领导人郑位三曾为此事致函荆州地委：“无论舒赛的态度如何，你们还应当照顾。”当时，Z也批评了她的作法。1951父亲去世，Z要给她一笔安葬费，她也拒绝了。如果说她的父亲是敌人，究竟是谁在“敌我不分”？ 　　 　　其六、“她在大连卖过毯子，还说不是贪污”： 　　 　　1948年她在大连养病期间，曾用节余的生活费自购毛毯两条。离开大连南下前，为了轻装，将其中一条送到寄卖店卖了。卖自己的物品，何贪污之有？许多干部离开大连时，领了双份路费。她离开时，不仅路费未要，连伙食费也未领取。 　　…… 　　 　　从骇人听闻的“特务、托派”到“卖毯子”，无一不是颠倒黑白的蓄意诬蔑。而所谓“一贯计较个人得失，自私自利，闹物质地位待遇”等，更是无中生有的蓄意诽谤。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场突然袭击，使舒赛感到困惑、痛苦，也感到愤慨。她难以理解，一个在中南地区身居高位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党员、老干部，仅仅因为下属对运动有不同的意见，不愿执行其乱命，就无视党章、国法，迫不及待地滥用职权挟嫌报复。不惜违背历史事实来对她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污蔑。何况这个下属，是他久已熟识的老战友。不久前，还视她为“好朋友”和“自己人”哩，转眼间，却要在政治上将她置之死地。舒赛思忖，难道对方的无情，只是因为“三反”中的分歧吗？她不禁想起建国后和Z的一些交往。 　　 　　武汉解放初，身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Z和舒赛重逢，他对这位老部下、老朋友热情有加，关怀备至，闲暇时常约她一起品茗叙旧。远自襄樊，近至襄南，如当年一样，无所不谈。有一次，Z 乘小轿车来约舒赛游览武汉夜景。其间，他忽然面带犹疑地说： 　　 　　“舒赛，我有件事情想托你办一下，也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什么事？你这样吞吞吐吐的。” 　　 　　“舒赛，你知道D为我生的那个孩子吧？” 　　 　　“我当然知道，怎么？” 　　 　　“全国已经解放了，我想找回那个孩子，不知是否还活着？算来也有七、八岁了。” 　　 　　“老Z，我发现你这个人倒是蛮重旧情的。” 　　 　　“那也比不上你对田润民喏！” 　　 　　“算了，算了！还是谈找孩子的事吧，这件事我赞成，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也是革命的后代，理应归队。再说，人家D为你也受了不少罪，孩子能找回来，对她也是一种安慰。” 　　 　　“只是我有些担心，如果孩子找回来了，不知我那口子会不会容纳？” 　　 　　“既然是革命后代，我想阁下的夫人会宽容的。万一她不容，就让这孩子跟着我，你放心好了！”仍是单身，又无子女的舒赛，真心诚意地想帮助老上级。 　　 　　“啊，舒赛，还是你这个老朋友仗义呀！” Z感动地说。 　　 　　不久，从农村找回一个孩子，舒赛遗憾地对他说： 　　 　　“老Z，这孩子可不是你的。不过，也是革命后代，先由我照看吧，再设法通知他的亲生父母。” 　　 　　几天后，Z对舒赛说： 　　 　　“我这里有一些钱，你拿些去用吧？” 　　 　　“用不着。” 　　 　　“我还有黄金呢……” 　　 　　“我钱都不需要，还要黄金干什么？”舒赛心中嘀咕，为何要给她钱和黄金？ 　　 　　“表示一下关心嘛！” 　　 　　“老Z呀，你一天关心这个，关心那个的，为什么不去关心关心你那寂寞的夫人？” 　　 　　对方狡黠一笑。 　　 　　舒赛到民委工作不久，便耳闻有关Z的一些绯闻。乐于助人的她，为老上级深感不安，她主动去找他谈心，语重心长地说： 　　 　　“老Z 啊，你应该想到，我们中南地区六省二市，可比欧洲许多国家还要大得多。阁下可是这一地区的要员啊，将来在史书上也要留下大名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虽说男亲女爱，人之常情，但总不能一再越轨呀！不只是为了党，就是为了自己，也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了。即使一时难以克制，也可以让夫人随侍身边嘛！否则，将会给党、给自己都带来不好的影响。” 　　 　　舒赛的肺腑之言，使Z含羞带愧，满口称是，激动地说： 　　 　　“舒赛，你这个人呀，不能做个好妻子，倒是一个好朋友呢!” 　　某天，Z兴冲冲地来找舒赛： 　　 　　“舒赛，我的家从上海搬过来了，快陪我到码头走一趟，去接我的夫人。” 　　 　　舒赛随Z来到长江码头。时值军运、民运忙碌之际，江中来往船只络绎不绝。只见一艘满载高档家具的货轮向岸边驶来。 　　 　　“噢，到了，到了。” Z兴奋地。 　　 　　“老Z，你怎么会有这许多漂亮的家具？”舒赛指着那华丽的三联式大衣柜和两口雕花樟木箱，好奇地问。 　　 　　“我在上海住的是大汉奸的房子，他们逃跑时东西都丢下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说‘一切缴获要交公’吗？”直率的舒赛脱口而出，心中暗自嘀咕：“在老百姓的眼里看来，这样的事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有何区别？” 　　 　　“你这个舒赛呀，又来了……” 　　 　　此后，舒赛常到Z家。Z夫人高兴时，禁不住在这位土气的战友面前，炫耀其从上海和武汉两处房主留下来的高档穿着和用品。舒赛问：“这房子里的东西不都是公家的吗？” 　　 　　“舒赛呀，你还是老脑筋噢，现在是谁住进来，东西就归谁了。” 　　 　　舒赛听后不敢苟同。想到自己也曾在哈尔滨、大连、北京等大城市住过，一旦离开，不仅公物全部交公，连自己的收音机、皮大衣等物品都送与战友，一身轻松地来到武汉。难道自己是‘老脑筋’，跟不上形势？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国家一穷二白，似这样的老脑筋，不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所应该保持的吗？解放前，她在边区任公安局长多年，曾经手过无数没收、缴获的敌人财物，她从不顺手牵羊，据为己有。为官多年，两袖清风。1943年她和母亲重逢，母亲将多年积攒的十二枚银元带给她滋补肺病用。不久，那位曾经在京安对她夜犯未遂，并批斗过她的肖部长，因生活拮据，来向这位身任肥差的部下求助。她不计前嫌，不动用公款，就将这批银元送给了对方。解放后，她身边最贵重的物品，是两只从中原化装突围的路费中节余下来的金戒指，抗美援朝之初，她捐献给了国家。有一次，她在医院见到一位女病人，苦于买不到藏红花，她不假思索就回家取来弟弟送她的一包刚从西藏带回来的红花，无偿赠予这位素不相识的人。 　　 　　如今，一个公私不分、怀揣黄金的领导干部，却自诩为“我从来就清白，有什么可‘整风’和‘三反’的？”而指责她为“一贯计较个人得失，自私自利，闹自己的物质和地位待遇”，并定为运动的重点，岂非是对“三反”运动的莫大讽刺？舒赛感悟到，之所以横遭这无情的打击，除了因为运动中的分歧外，在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方面，他们早已分道扬镳了。 　　 　　舒赛想起解放前，李守宪曾对她说： 　　 　　“Z军阀主义，老子天下第一。有一回我在天潜沔，他来信催我办一件事，竟然说什么‘若不迅即解决，则军法从事!’狗杂，他是地委书记，我是地区专员，有什么军法从事的？他滥用权力，岂有此理!” 　　 　　另一位当时的县委书记吴云鹏也曾告诉舒赛： 　　 　　“Z曾经把我捆起来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便是如今大权在手的Z，要对“好朋友”舒赛突然袭击的根本缘由。 　　 　　自从这次党内会议之后，舒赛即被免去支书职务。随后在大会、小会上对她进行无休止地批判斗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十年前的京安批斗会。仅一条所谓打击Z夫人的罪状，在民委第二把手亲自参加的“交心会”上，竟对她彻夜大搞逼、供、信。 　　 　　“三反”运动一结束，支部给舒赛作了一个未经本人同意的“个人鉴定”，随即将她“踢出”民委。舒赛不服，以Z玩弄“三反”、违背党章、利用职权挟嫌报复、蓄意对她进行政治诬陷为由，向中南局组织部口头和书面作了汇报，并要求予以严肃处理。 　　 　　此期间，几个和双方都很熟悉的上级领导同志，他们的态度使舒赛疑惑不解。曾经支持她写材料的总党委委员，现在却表示“爱莫能助”；另一总党委委员王某曾告诉她：“Z、魏二人不团结，在民委胡闹，中南局是知道的。”舒赛质问道：“既然你们领导机关知道,可见我向中南局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为什么还允许他们整我？”对方默然。王也曾气愤地对她说：“Z停止你养女的供给，显然是报复行为，你可写材料到监委来告状！”现在又劝舒赛“还是马虎一些吧，自己也供养得起嘛。”组织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孙某曾一再向她表示：“Z停止你孩子的供给是错误的，对你的‘鉴定’也不合理，应重新召开会议审定。”现在也劝道：“舒赛呀，你何必要搞得他的脸上不好看呢？”舒赛气愤地说：“你们只是考虑他的脸上不好看，可曾考虑过我背上的罪名吗？” 　　她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如果只是为了对孩子的不公，我就和孩子都投入长江，让那些横行和包庇、纵容横行的官员们摇头晃脑地空谈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吧。” 　　 　　也有个别领导，如组织部另一副部长李之琏，他始终如一地支持舒赛，鼓励她要“在党风的是非面前，不能怯弱。”然而，他孤掌难鸣。 　　 　　舒赛不解，Z何以能在民委恣意妄为？何以一些领导同志态度暧昧？曾经到民委进行调查的组织部干部钟希愚一语泄露天机，遗憾地对舒赛说： 　　 　　“舒赛同志，某部长不支持你，叫我有什么法子？” 　　 　　有一天，某部长到舒赛的战友苏韦家中闲坐，苏抱不平地说： 　　 　　“Z 在民委诬蔑舒赛有托派、敌我不分等问题，这太不象话！” 　　部长没有正面回答，轻描淡写地说： 　　 　　“这家伙有些犯胡涂，其实那次会议，他根本用不着亲自去参加的。” 　　 　　舒赛终于明白，原来Z在中南有过硬的后台。这使她更加难于理解。 　　 　　某日下午，原豫鄂边区的“好管家”江中华大姐，从武昌过江来探望舒赛，关心地问起她在民委挨整的情况。舒赛如实相告，两人畅谈至深夜。江大姐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认真地听舒赛讲述，不时插话。当听到某部长庇护Z时，大姐忽然抬起头来，脱口而出： 　　 　　“某某好像有点怕Z，未必有什么软儿捏在他的手上？” 　　 　　…… 　　 　　舒赛向江大姐明确表示：“民委的‘三反’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个人，更关系到如何对待党内高级干部的不正之风。党章规定：同党内外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我受党多年的培养和教育，这个问题，我是不会罢休的。如果在中南解决不了，我就捅到中央去！” 　　 　　此时，组织部干部张某告诉舒赛，Z曾背着她整理了一份关于她“三反”问题的材料，由组织部送往中央组织部了。舒赛感到震惊，按当时中央的规定，有关“三反”的结论必须经本人过目和签字，既然是背着她搞的，显然是一份整她的黑材料。而中南组织部不加核实就转送中央，岂非使Z的诬蔑既成事实。一旦此材料装入档案，将使她清白的一生，从此背上莫须有的政治污点。 　　 　　既然问题的关键在中南局组织部长，舒赛多次通过战友张泽生和李之琏等要求面见部长，部长拒而不见，且指责她“闹无原则纠纷。” 　　 　　与此同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部长唐天际，请调舒赛到该部任办公厅主任，并拟为之将偏低的级别上调一级。中南组织部批示可调，但只能原职、原级。1952年8月，舒赛调到该部办公厅任副处长。 　　 　　直至一年以后，除在养女的供给问题上，经李先念批示后，中南组织部才从“停止之日”恢复外，而至关重要的“三反”问题却纹丝未动。为了纠正党内高级干部的歪风，为了证明个人的清白，她只能寄希望于中央了。 　　 　　不久，舒赛积郁成疾，患了肝病，医生疑为癌症。她以治病为由，请调北京，一再受到阻挠。又因李先念的帮助，舒赛才获准于1953年底调往北京。 　　 　　俗话说：冤家路窄。当舒赛调京后，Z和那位庇护他的部长，也相继调到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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