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 　　什么叫“政治”？ 　　《辞海》：1。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阶级之间的斗争；2。国事。 　　《牛津》：of State；of government；of public affairs in general。 　　所以，我想，若说某个人是在“搞政治”、“政治家”、运用“政治权谋”，得有个前提是，其人必须志在“谋国”。倘单单耽于玩弄个人权术以自满自足，这样的人，不配用“政治”。 　　我不是说，弄政治的人都没有个人野心，一心只是“国事”，只是“public affairs”。弄政治的人的野心、表现欲肯定都比普通人强，所以他才愿意去冒更大风险、担更大责任，从中证明自己，也捞到一份“政治”好处。 　　但另一方面，在满足自己的同时，他们对“谋国”也应该时刻有着一定的考虑和认识。他行事的目的当然可以包括个人的权力得失，但内涵和高度也应不止于此。 　　如太平诸高干，若个个都与洪一般，人人都去争坐最高地位，哪里能招来八方信徒聚成势力、发动起义？“天京事变”后为什么宗教狂热陷入空前低潮，人心涣散？天父的代言人东王居然都会被杀，北王还要杀进宫中找天王！从神话掉落凡间，再要让大家相信那一套鬼话，不容易。 　　石达开出于某种考虑，非但不能起兵反洪，在临走的文告里还要打出太平天国、甚至洪秀全的旗号。当时，石的兵力与洪还是能够一拼的。显然，不管石是否想过去做刘皇叔，但对于天下大势，他还是有过一番“谋国”的通盘打算，这就可称上“政治”考虑或“政治权谋”。他是真心还要拥戴洪吗？这事若是换了洪呢？洪在当初若没有那些疯话，混到“上帝第二子”的地位，他会怎么样呢？他也能凭本事谋求到一个王吗？可我觉得，洪是否能参加这场运动都很难说！ 　　就如同在李**背后忙碌的各种人、各派势力，内中有愚夫愚妇，但也有怀抱政治企图、弄政治的人。他们就是看好了李**，不但不能除，还要支持保护之。细想，若突然没了李**，***邪教组织的自身都难保，还提什么“利用”。他们固然也想自己跳出头来，但是苦于没有李**的这件“宗教”机缘和身后庞大的“愚夫愚妇”。为“政治”计，退而求其次，很值。但若让洪来判，肯定是一笔“折本”生意。 　　因为洪心理根本就没有“政治”，也不曾想“谋国”。他的目标只是个人权位的自满自足。从起义起，他怕难逃跑又被从故乡拉回，只因为教众要求见见这“上帝第二子”，为平息“教众”的怀疑，杨秀清闹了一次“下凡”，但也不能天天都下凡，传教的二儿子哪里去了？总不能说他爹给的任务还没完成就得急病死了——上帝对自己的儿都不灵验；或者说，吓跑了——这是什么话；杨干脆冒充洪——洪又没死，找个人来冒充洪，冯云山他们几个不见棺材就能答应？ 　　从此，被拽回来的洪就醉心于接受众人的朝拜。他过早封王，定都天京，从不出宫，满口天话，古怪教义，荒唐规矩，天京事变，排挤诸将，重用同姓，滥封王爵，坚拒让城……说他胡闹，也不胡闹，求仁得仁，洪做到了，而且功德还颇圆满。因洪闹这一场，从头至尾，刻意营求的就是一个自家“教主”之位，他的眼光和打算也仅止于此。他没有什么“政治”要求，只想能从此一生守在他的天京“教堂”里，做一个众人朝拜的邪教教主。“天下”“万民”“清妖”是无法打动他去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的，那些打动了洪的“谏言”都是什么内容？对于“谋国”，我怀疑洪可曾有过片刻认真的考虑。洪这一辈子，也未必想过一回“政治”。 　　 　　二、肉食者鄙 　　应该说，“政治”地位能带给人很多实惠。因而手握它的人，也不一定就有“谋国”的志向，或者他求的就是“谋肉”，做一个享有特权的“肉食者”，但这种人，是不配叫作政治家或政客，正应了那句话：“肉食者鄙”。这种人的眼中心里只有一个“谋肉”，他的态度、见识、行事怎能无一不“鄙”？他是真正是在弄“政治”吗？ 　　有句话说权利场中人，“就象两条狗在争一块儿旁人都看不见的肉骨头”。 　　一种可能，是说这话的人是不懂得弄“政治”自有弄“政治”的意义。就如医生看病，也是要给钱挣口饭的，但“医生”这一行自有不可替代的好处； 　　另一种可能，这说的也就是两条狗，眼睛里也就只装得下肉骨头，它来了也只是为了这两块儿肉骨头。就好比本来不会看病，只会借“医生”幌子来骗钱。这骗子也可能真正骗去了不少钱，但究竟也不是医生。因他本没一刻想的是治病救人的事，他钻研和精通的只是如何骗钱的道行。推广之，这种人无论进入那一行，都决不能以那一行的名称冠之，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一行——“骗子”！ 　　 　　三、“玩弄个人权术”不能作为评定“政治”才能的主要标准 　　倘是一个人，一辈子只研究“玩弄个人权术”，玩儿的再精，连起码与“政治”挂钩的资格也没有。他根本就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儿。 　　 　　精通“玩弄个人权术”的政治家有不少，而且也更容易成功。但古今中外，很多称得上政治家的人物，或者由于自己不精通“玩弄个人权术”，或者由于意识到机缘不够，为“政治”考虑不愿强来，他们也没有取得最高领袖的地位，但他们也是成功的政治家，虽然也许是“玩弄个人权术”的失败者。 　　 　　比如，明末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衮，他若由着个人野心的膨胀和驱动，在八旗内拼上一场，未必没有胜算。但是，他不是野心家，而是政治家，他看到，这场硬拼，他或者可以得到大清国内部一个梦寐以求的地位，但是比照他的“谋国”大计，是得不偿失。他真的是就完全没有手段和头脑去取得那个皇帝的位置吗？他的政治头脑完全不输于他的对手，他的勇气也决不下于他的两兄弟，只不过他看重的，他最着意的，是“政治”，而非“个人野心”。他知道对弄政治的人来说，什么是最主要的，什么又是可以牺牲的，在“政治”企图不落空的情况下，再用尽手段为自己去谋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这才是一个弄“政治”的人考虑问题的方式。“玩弄个人权术”是弄政治的必要手段，但不应把这代替了“政治”本身。 　　 　　当然，弄政治的人也不是圣人，由于考虑不周，在政治上肯定也会犯错，也会有失误。这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他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什么？比如洪秀全，他一次次的政治失误就不要说了。最要紧，推动他犯下这许多大错的，完全是他的个人野心，他在“玩弄个人权术”。他就是眼睛里只有“肉骨头”的狗，他就是“肉食者鄙”，他哪里算得弄政治的人物。在他的心里，也就是以抢到肉骨头为成功，哪怕那两根肉骨头，会让他在政治上，满盘皆输。 　　 　　我所以认为，“玩弄个人权术”的得失成败只能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才能的标准之一。首要的条件是，被评论的对象是否有参评的资格。 　　 　　我想起了周和毛，作为政治家，周在“玩弄个人权术”也肯定是不如毛，因此说他政治头脑不如毛，我承认。但是换了另位心里只有“个人权术”的既得利益者，若以个人权利的得失来评论，就可以得出周的政治头脑不如*的结论，我就不能同意的。因为那个人，他根本连参评的资格也没有。他不是在弄“政治”，而完全是在经营个人的野心。 　　 　　因为，“政治”活动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让一个人站到国家最崇高的地位上。我国古代，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洪，洪都不够格儿，“扫天下”，男儿功业，“治国，平天下”的意义就在于“玩弄个人权术”，抢到几根“肉骨头”吗？人总是要死的，人死了功名富贵，一无所有，一切都没有意义。这就是“政治”的全部意义所在吗？那么，古今的政治家们不就是一群狗，有什么好敬仰的？人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呢？ 　　 　　说到纪念，我又想起，纪念周的人，一般题目就是“人民的好总理”，再邪门一点，或者为其翩翩风度、得体辞令所倾倒。但纪念毛的人们，心理就比较复杂了，我以为，其中也有一、二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正是越纪念越糟糕。 　　 　　四、政治权谋 　　“玩弄个人权术”是否就可以套用“政治”一词呢？ 　　比如，吃饭。政客们吃饭多数也是饿了，但有时候，吃饭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反过来，同样一个“吃饭”，我吃饭就可能纯粹就是为了交朋友。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康熙撤三藩——我相信，无论三藩反叛否，都必是要撤的。他们如此做，有皇帝个人的需要在，但是其着眼点比“天京事变”的发动者就不知道要高出多少。至于封了两千多个王，就更不要说了。在玩弄个人权术上，洪真捞到了若干好处，但若从大局着眼，可说荒唐透顶，从“政治”视角来看，洪完全是一种荒唐的自杀行为。但是从洪的玩弄个人权术的目的看，他倒是成功了不假，尽管最终对他个人来说也还是毁灭。 　　政治权谋不排斥“吃饭”，也不排斥“玩弄个人权术”，但不能就说，一心里就知道“吃饭”、或者一心里都是“玩弄个人权术”的人就是在弄“政治”。 　　“马氏眼里理想的君主要有狮子的力量和狐狸的智慧.所谓狐狸的智慧即包括政治上的谨慎、灵活、善于把握时机，也包括精于权术、欺诈、骗术以及必要时作恶但又不露痕迹。” 　　一点不错，政治权谋很少有光明磊落的，只“光明磊落”根本无法搞政治。成功的领袖在对“政治”有一定认识和考虑的同时，也应该精通“玩弄个人权术”，因为搞政治的都是人，“玩弄个人权术”对弄政治的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 　　比如周，他一生行事都是高风亮节、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我不信。他也会弄一些“欺诈、骗术”的，但他是否仅仅着眼于“玩弄个人权术”呢？“欺诈、骗术”只是手段，可不一定下流。至于为什么不用“妙计、高招”这一类词来形容，那完全是对一个客观事物定义的褒贬色彩而已，一定要用，也没什么不可以。 　　再说毛，他很精通“玩弄个人权术”，但是他一生行事的着眼点又是否仅仅着眼于“玩弄个人权术”呢？如果他的见识仅囿于此，那么在党内较量中，他或许还会成功，但是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他必然还是会失败。只会“玩弄个人权术”的人，在政治较量中，永远都会是失败者。 　　 　　五、附说《君主论》 　　“《君主论》是政治权谋的百宝箱,在马基雅维里的论述里,谓政治权谋就是指权术和阴谋,政治家只要能夺得或巩固权力地位，可以放手使用一切权谋和暴力手段。” 　　《君主论》的前提是政治家，讲述的是“政治权谋”，是为“政治”服务的。一本书有一百种人读，生出50种看法，真正看到好处用到实处的能有几人？农药杀害虫的，在有些农民手里用上，就害了人。农药有什么问题？发明农药的又有什么问题？ 　　《君主论》若在中国，用在康熙手里，其用途就是“政治权谋的百宝箱”；用在洪手里，起到的作用就只能是“邪教的护法宝”。 　　这与《君主论》这本书的作者本来的写作目的、和到底该怎样评价《君主论》这本书关系不大。马基雅维里能主宰的了他的读者吗？不知多少痴男怨女镇日里以宝黛自命，能怪《红楼梦》吗？作为一本书的作者，曹雪芹的诗就很说明问题了：“满纸荒唐言，……”

原文20011224 发表于网同杨秀清纪念馆  浏览：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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