喵喵2001 　　 　　曾有一种说法，说在叙述天京之变时忠王和翼王都没叙述完全，隐去了一个关键人物，忠王因为当时尚在丹阳军中，主要消息来源于天京方面传言和后来的一系列诏旨，所以在自述中隐去天王，事变成了北王翼王的私人密议，考虑到他对天王的过失直言不讳，这只能是他听来的消息本就如此而非他为尊者讳；而翼王则把事变说成东王跋扈，北王抱打不平，天王心中欲杀，口头不肯，隐去他本人和密诏。 　　 　　从目前的史料看，密诏应该是存在的，否则北王、秦日纲和陈承镕相隔千里，行动不可能配合如此密切，何况最近发现的清人笔记说明是大驸马钟万信颁诏，此人在清代并不出名（甚至被叫作钟英），应有所据。但翼王是否也收到诏书情况不明，从他坦然入京指斥北王看，他至少知道有这样的密议，但从他迟迟不作配合和进京只带二人看，他似乎又不知道确切时间，目前最直接的三篇关于天京事变的外国人报道，来源都是爱尔兰人肯能，而互相矛盾，颇有可疑之处，余明侠、徐彻先生辨析甚详，不能完全作为取信。至于茅家琦先生认为翼王收到密诏有意拖延进京以坐收渔人之利，从后来翼王的表现看，不免有些先入为主的偏见了。 　　 　　 　　镝非 　　我觉得忠王的消息至少不太可能来自“当时”天京方面的传言，我在前面列出几乎所有各方对天京事变的记载，有的出自官书，有的是私人笔记，有的来自探报，有的来自从市井传闻，有的写于当时，也有的是后来的追述(其中较晚的著者是有机会看到忠王自述的)，那几个外国人是否亲历过天京事变姑且不论，但从他们能指出“第八位”是告密者，而陈承容也确实以“诬告罪名”被处死来，而且他们得以指出东王府被焚毁一事(当时并无其他文献提及此时，直到数年后的《蒙时雍家书》才提到重建东王府)，他们至少也是传闻的接触者。以上诸多记载五花八门，有说石达开攻入天京杀死韦昌辉的，甚至有说他已经投降清军了的，然而不论是否可信，总之无一提及石达开在事先知情。如果当时天京方面早有此类传闻，那么应当不至于各方面不同渠道获取的传闻和各种说法不一的清方探报无一提及此说。既然是“传闻”，何以多方探听的人都打听不到，独独没有刻意多方探听的李秀成却听到了？从这种情况看，比较大的可能性是李秀成是在事过境迁以后，也就是石达开离京甚至率部远征不归后才听到的这种传闻，并且这种传闻即使到后来不太可能在军民中广为流传，否则一些后来写成的著作何以也无一提及？很可能这种传闻只是在太平天国部分高级将领中间流传。而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李秀成不可能出于“为尊者讳”而刻意隐去洪秀全。他听到的传闻中洪秀全为什么是如此一个干净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责任呢？在他听到的传闻中，天王既没有参与密议，也没有发出密诏，杀杨从始至终都只是北翼二王的计划，甚至不曾请准天王，是什么样的人会传出这种传闻的呢？ 　　 　　从传闻范围似乎十分有限(一旦民间有传闻，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传闻的流传范围)以及传闻中完全隐去了洪秀全的责任这两点看，我认为李秀成从洪秀全处听得所谓“密议”之说可能性极大，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所有清方的探报和道听途说都没提到的史实李秀成却知道，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自述》中洪秀全成了一个完全无辜的干净人。 　　 　　再补充一点：太平天国官方是刊刻有《天父圣旨》的，而《天父圣旨》中根本没有记载东王逼封，而且从“东升节”的确立和后来天王的诏旨看，太平天国官方是不承认有“逼封”之事的。李秀成毕竟不同于捕风捉影寻找对太平天国不利的证据乃至竭力夸大的某些地主文人，对于“逼封万岁”和“诛杨密议”这样的大事，他会随便以传闻(而且还是并不广泛的传闻)去质疑《天父圣旨》和太平天国官方的说法吗？即便心中有所疑惑，但在写给清方的《自述》中也不会随口乱说吧。那又是来自何方的传闻能让他对自己并不知情的重大事件竟然做出有悖于《天父圣旨》和天王诏旨的记述呢？除洪秀全外，实在难做第二人想。(某些人认定李秀成刻意夸大领导集团内部矛盾以取悦清方，本人对这种说法并不赞同，李秀成对洪秀全不满是实，但他对东王和翼王还是比较尊敬的，至少不至于在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件上刻意编造他们的不是。退一万步说，如果李秀成真有此倾向，那就更不能以他对天京事变的记载为准了。) 　　 　　 　　喵喵2001 　　 　　封万岁大约是有的， 翼王在供词中也说起过，不过却说是天王故意加封以刺激北王动手的——这个可能性不大，若北王没有被刺激动手，而万岁已经封了，该如何收场？ 　　 　　翼王可能知道密议，也可能不知道，从他在协助击破江南大营后立即移师湖北看，也许不知道，但天王不会放弃争取他的努力，他在事前或变起时得到某些通知或暗示的可能性是不小的，考虑到距离关系，即使没有中间环节的变数，他也极可能不能按时得到事变的预警。 　　 　　至于密诏，我认为是有的，否则北王等无法在天京东王眼皮底下完成如此复杂周密的部属调动和协调动作，至于该密诏是预先下达还是如清人笔记中记载的当天下达，翼王是否预知，则是另一回事了 。 　　 　　镝非： 　　石达开自述中说自己只是听闻而已 　　 　　原文说“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这就是说，韦昌辉本来就主张杀杨，洪秀全才故意加封万岁的，而且这个加封可能只是对韦昌辉或要加封，应当不至于韦昌辉不动手而万岁已经封了。再说韦昌辉从江西密潜回京就是为了动手的，其实已经没有退路了。洪秀全当然不会直接阻止他，但也不肯承担指使杀杨的罪名，所以拐个弯激杀加转嫁责任也是合理的。 　　 　　 　　不过《石达开自述》篡改太严重，可信度实在不高。比如开头一句说他自己是因为道光29年土人驱逐客人而无处容身才加入拜上帝会的，简直荒谬。第一，从目前的考证看，石达开应该是在道光27年冯云山被捕前已经加入拜上帝会了，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中有《访石相公》的记载，怎么可能是因为道光29年的土客械斗才加入？第二，石氏虽然是客家，但三代与土家联姻，与当地土人相处得是不错的，石达开没有功名，却以不到弱冠之龄被尊为“相公”，可见在当地是有人望的。而且众多咯口碑都说贵县拜上帝会中客家土家人都不少。石达开本人还曾成功化解过土客械斗，怎会因为土客械斗无处容身？石氏在道光30年起拔赴金田团营前将上千近的土地连同田凭送人，又将房屋也送人，哪里会在道光29年就已无处容身？第三，道光29年贵县的确发生了大规模土客械斗，这次械斗一直延续到道光30年下半年仍未平息，在石达开率队前往金田途中，因械斗失败而无处容身的客家人大量加入了石达开的队伍，使这支队伍的人数翻了一倍，达到4000人。四川的官吏们不太可能知道十几年前广西土客械斗的事，必是石达开在自供中谈到了这次土客械斗对拜上帝会队伍发展的影响和前往金田的经过，但现存自述中却完全没有留下这两方面的叙述，却将这次赴金田途中的队伍扩充根源篡改成石达开参加起义的原因。对于关联原本不大的赴义经过尚且如此精心篡改，可以想见整篇自述曾被做过怎样周密的篡改了，如果篡改者用同样的手法剪裁和修改一下天京事变，谁能看出本来面目？只是有一点，篡改者只会夸大矛盾，不会故意抹煞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因此石达开对内讧矛盾的叙述，只可能是被放大而不会是被缩小了的。 　　 　　 　　 　　镝非： 　　 　　关于三方面的问题 　　 　　1 关于《石达开自述》 　　 　　我本人认为的确有“密诏”给翼王的可能，我只是不认为有“密议”存在而已。如果有密议存在，无论翼王是否直接参与诛杨，他都是天京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而收到“密诏”是被动的，他对天京事变的发动是不负主观责任的，更不是事先约定共举而事发时置身事外。认为密议不存在的主要依据还是因为它出自孤证，而且将这一孤证与史实对照，翼王既没有密议时间又缺乏策划诛杨的动机，治史犹如办案，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是无法立案的。 　　 　　至于密诏，当然是不无可能的。即使有，也不能说与翼王自述矛盾。以下是《石达开自述》原文 　　 　　骆秉章奏稿版： 　　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 　　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 　　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事机不 　　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 　　 　　三略汇编版： 　　七年，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 　　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 　　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岔气把杨秀清杀了 　　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 　　解。因见事机不好，就到安徽，妻子都在南京城内，阶被韦 　　昌辉所杀。达开回到南京，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 　　开，有一并谋害之意。 　　 　　史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师，汇编本的篡改较奏稿本为少，价值更高。 　　对比两个版本，首先可以看到都提到了“闻有内乱之信”“听闻洪秀全 　　们在金陵彼此疑忌”，这种“听闻”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密诏”的可能。 　　 　　这里先说一下为什么翼王敢坦然回京的问题，我认为对比上述两个自述 　　版本可以看出些端倪，奏搞本说“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 　　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这说法前言不达后语， 　　何以洪秀全疑心他要杀韦昌辉，他便逃了，显然是篡改过的。而汇编本 　　相对较合情理：“韦昌辉岔气把杨秀清杀了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 　　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解。”这里说得很明白，石达开进京 　　前就认为天京事变是洪秀全主导的，洪先激韦昌辉杀杨秀清，然后又想 　　杀韦昌辉，当时他并不清楚韦昌辉在事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说是排 　　解，其实是劝洪秀全平息事端的。既然他没有防韦昌辉之心，那么身为 　　人臣，出于排解，不带兵回京就是很自然的了。至于进京之后，也许他 　　进一步了解了真相，以致与韦昌辉发生矛盾，而洪秀全又维护韦昌辉， 　　(也许自述中原本也有“洪秀全疑心达开要杀韦昌辉”之语)使他“见事 　　机不好”而逃出天京。至于事先石达开之前为什么会对韦昌辉毫无防备 　　，这可能就与他“听闻”的渠道以及“闻”到的消息有关。 　　 　　总之石达开是和韦昌辉闹翻了后逃离天京的，并且他清楚地知道洪秀全的 　　态度是维护韦昌辉的，否则，他不会威胁洪秀全如不诛韦就攻灭天京的， 　　这个动作说明石达开是真正认为洪秀全纵容乃至维护着韦昌辉，如果洪 　　秀全是被胁迫的，他威胁洪秀全何用？从后来的事态看，石达开是不愿 　　意和洪秀全决裂的，如果不是因为他确信洪站在韦一边，又怎么会发出 　　这样一道肯定为日后的君臣关系埋下隐患的上书呢？ 　　 　　当然，《石达开自述》中的删改太多，最恶劣的是明显存在对文字进行裁剪后利用原来的文字去扭曲原意的行为，因此只能做参考，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但说翼王如未参与内乱之谋他怎么知道，这样的反问恐怕不甚合理，李秀成又没有参与密议，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石达开自述》中明明白白地说是“听闻”，自然也就回答理“怎么知道的”问题。记载和篡改供词的人都没有略去这两个字，后世人却予以忽略，有些令人遗憾。 　　 　　2 翼王何时知道内讧可能爆发？ 　　 　　我认为翼王敢坦然进京，恰恰说明他既不是一个违约者(韦昌辉又不是傻子，如果他故意失约不到，韦昌辉还看不出他坐山观虎斗？)，也没有故意不对诏旨做回应(这样做就是对洪秀全的重大违逆)，正因为他不认为自己面对韦昌辉和洪秀全有心虚之处，才敢进京充当调停人的角色。 　　 　　致于翼王“闻内乱之信”是哪里听来的，可能性很多，可以是天王密诏，也可以是东王的密令，“秦日纲陈承容帮妖”的传言距离9月5日约20日，也许是天京有人将此事密告了翼王，而韦昌辉自江西撤退回天京，江西将领中有不少同翼王关系极为密切，也有可能在发现这一情况后密告翼王。。。。。。总之，在韦昌辉自江西离开，杨秀清在天京说秦日纲陈承容帮妖这一系列事情发生后，天京方面惊风密雨，翼王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密议或者密诏来得知出事和决定返京。 　　 　　说翼王“事先”知道天京出事，我完全同意。但我认为不会“先”于9月5日在鲁家港的突然撤军。因为 　　 　　(1) 这次撤军如此突然，以致在毫无预先部署的情况下遭受敌军追击而受挫，不但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与翼王一生用兵作风截然不符。 　　 　　(2)如果他是故意装出自己事先对天京的状况全然不知而不做任何撤退部署，那就应该多等五到十日，以表示自己是在听到东王被杀消息后才撤军的，这对他本人并无损失。 　　 　　(3)既然选在9月5日撤军，就表示他在并无意显示自己在得到东王被杀的确切消息前对事态一无所知，而在不久后人们也都会知道他是为了处理天京变乱而撤军的。既然如此，在撤军前，比如9月2日或3日开始，为撤退作些必要部署有何不可？ 　　 　　除非9月5日前翼王并不知道天京可能出事，无法预先做出相应部署，而9月5日闻讯后又急于赶回天京去“排解”纷争，阻止内讧，来不及做撤退前的部署，否则这种即无益于撇清自己又令自己蒙受损失的做着实在令人费解。 　　 　　也就是说如果真有“密诏”，那么翼王收到的时间不会早于9月4，5日。因为奉天王密诏行事是合理合法的，根本不需要隐瞒，撤军既不是自己的意愿，又没打算参与屠杀，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呢？如果翼王早就收到了密诏，完全可以提前部署撤退，至于什么时候撤以及一路的行程完全可以灵活掌握，绝无必要故意不做撤退前的必要部署。还是前面那句话，9月5日撤退和9月2日3日开始部署撤退相比，前者并不更有助于“撇清嫌疑”。 　　 　　如果翼王是9月4，5日接到了密诏，那这份密诏恐怕不是诏他回京诛杨那么单纯。----如果是这样，洪秀全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试想，江西距离天京比武昌近得多，如果有意召翼王参与诛杨，就应该先发密诏给翼王，后给北王，或者约定一个翼王赶得急回去的时间举事。既然东王在9月3日已经被杀，而翼王于9月4，5日才得到密诏，那就是根本没打算让他参加这件事。某些小说家写，天文同时召北王和翼王回京，北王回京后因为怕被东王察觉才率先行事，这未免太低估洪秀全了。邀集燕北翼三王共同袭杀东王这么大的事，他能对细节如此不加考虑吗？北王只要回京必须立即发难，否则随时刻年被东王察觉，以及三王理天京的距离，可能不在考虑中吗？如果洪秀全没有笨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地步，要么根本没有这么份“密诏”，如果有，内容也绝不是密诏他回去参加“诛杨”，也许只是透露了些“内乱之信”和“猜忌”而已，也许是想赚他回京把他一起干掉，又或许这份密诏中说决定加封杨秀清为万岁----真正的内容只有写的人和看的人清楚了。。 　　 　　如果说天王早以密诏或密议通知翼王将要发动事变，却又不告知时间，则何必多此一举？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分风险，不告知时间，翼王如何参与？既然不准备让翼王参与，又何必让他知道？ 　　 　　3 再看合理性 　　 　　如果翼王早已知道天京将要爆发内讧----早到如果他愿意赶回，足以在天京事变爆发前返回，那么他行为的目的就令人费解了。 　　 　　(1) 如果他打算彻底置身事外，则完全没有必要在9月5日急于撤军，也没有必要赶回天京。他可以安心打好武昌这一仗后再回去收拾残局。至少也可以等天京事变的事态举国皆知后再部署撤退，而后从容返回。---- 如果不守约定，或不尊诏旨，那开罪韦昌辉和洪秀全是必然的，何必着急回去呢？特别要指出的是，在9月5日石达开率军撤退的时候，他还不可能得知杨秀清已经被杀。他怎么就能预知一定洪韦胜而杨败呢？事实上，这个结局有很大的偶然性。万一杨秀清得胜了呢？如果他一直留在前线，则将来还有以辩解，如果他无令撤军，将如何对杨秀清交代？如果打算彻底置身事外，留在武昌前线待事变结果出来后奉胜者为王是最明智的选择。 　　 　　 　　(2) 如果他打算先坐山观虎斗，后选择有利时机出面，则有一个原则必守，这就是不能和胜利者彻底翻脸。在杨秀清被杀之后，就是不能和洪秀全彻底翻脸。他当然大可以将韦昌辉置于众矢之的，以使自己聚朝野威望于一身，但倘若和洪秀全彻底翻了脸，即使赢得了全体军民的支持又如何呢？一手传播壮大拜上帝会的冯云山是怎样被排挤到第四位的？位极人臣威冠朝野的杨秀清又是怎样一朝被杀的？既然他没有取洪代之的打算，今后还要在洪秀全殿前为臣，就应该给君臣之间留有足够余地。如果和洪秀全翻了脸，连君臣之义都守不住了，其“忠义”之名又能守多久呢？ 　　 　　为石达开计，如果存心除去韦昌辉，坐收人心权柄，那么最佳地点是安庆，绝不是天京。他直接在安庆举兵靖难，讨伐韦昌辉，杨秀清的旧部自然全部归心，而洪秀全在重兵威胁下也断无不肯之理，君臣间也就不至于闹到一个拒绝诛韦还悬赏要对方首级，一个威胁不杀韦就要攻灭天京的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是，洪秀全为了推卸责任而无所作为(也就是完全表现出被胁持的姿态)，由石达开攻回天京，诛灭韦昌辉。如果不是为了排解纠纷，避免兵戎相见，而是唯恐没有渔利可收，一心等待时机出面收买人心，那亲自回天京就不只是坦然不坦然的问题，而是根本多此一举。 　　 　　(3)如果石达开早已知道天京事变可能爆发，那他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简直惨不忍睹了：他在9月5日突然从武昌前线撤退，既不能显示自己在9月3日前对天京的形势一无所知，又使自己遭受敌军攻击而蒙受损失；他既已没有遵守密议或密诏，开罪于韦昌辉和洪秀全，又毫无戒备地进了天京，导致自己九死一生，全家被杀；他既已进了天京，又没有趁洪秀全对他翻脸前施加必要的压力，以致洪秀全完全暴露出其维护韦昌辉的立场，且不说以洪秀全的名义发布了悬赏通缉的诏旨，事态恶化最终到了他不得不上书以“攻灭天京”为威胁要求洪秀全诛韦的地步，在君臣之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最后，没有得到“军师”头衔就回了天京，使洪秀全得以轻易将其架空，终于被逼到“背主离京”的地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石达开几乎一直处于被动至极的地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几乎反目之后把杀韦昌辉的主动权留给洪秀全，给君臣间留下最后一点相处的余地。“举兵靖难”看似主动的赢得人心之举，其实是最被动的一着棋，是被洪秀全和韦昌辉逼到了走出最不愿意走的一步----如果是想获得人心举兵诛韦即可，亲自回京排解虽然赢得了同情却付出了和洪秀全几乎公开反目的代价外加全家性命，未免得不偿失。韦昌辉通过天京事变诛杀了杨秀清，洪秀全通过天京事变除去了杨韦且差点连石一并除去，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石达开却进不能阻止内讧以救两万无辜，退不能保全家人甚至几乎祸及自身，军事上先受挫败于湘军追击后又失去武昌，政治上君臣间几乎丧失转圜余地(洪秀全想到自己自己的“真面目”已经完全暴露，想到曾经悬赏要石达开的首级，想到各地将士不理会自己的诏旨而支持石达开，想到石达开清楚地知道自己纵然韦昌辉，也就是杀他全家的间接凶手，想到石达开曾经威胁攻灭天京，他能不如坐针毡吗？)，最终被逼远征，不仅不能以最有利的方式报效天国，而且连“忠义”之名也未必能够保全。。。。。。如果说石达开不是仓促应变，而是早知道内讧可能爆发，甚至经过精心算计，最后却走一步被动一步到这个地步，这种表现也和作壁上观乃至坐山馆虎斗的心机相差得实在太远太远了。 　　 　　最后补充一点：《李秀成自述》“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说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是以翼王义怒之。后翼王在湖北红〈洪〉山，知到京城害杀许多之人。。。”，就是说翼王和北王的密议是只杀东王兄弟三人，北王杀东王，翼王杀杨辅清二人，“不得多杀”，后来听说北王滥杀无辜所以翻脸，这虽然较合情理，却也不合史实。如果真是这样，至少在北王杀东王的前后翼王应该杀杨辅清兄弟，而他在得知北王滥杀无辜消息之前(最少是东王被杀10天以后)一直没有杀杨辅清，证明他事先根本就没有履行这种“密议”的打算，要么是根本没有这个密议，要么是存心违背约。如果是后者，他还能坦然去见韦昌辉，未免不合常理。 　　 　　说到外国人的通讯，我也看过余，徐两位先生的文章，我的看法是，通讯内容不可全信，但失实之处是出于道听途说和臆测或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错误，但并非伪史料(就如呤俐的书一样)，因此仍应受到重视。改日再撰文详谈这个话题。(印象中，麦高文通讯是根据肯能的叙述，而另两篇以肯能自述为主，还加入了其他人的叙述) 　　 　　镝非： 　　 　　天王争取翼王的努力。。。 　　 　　那么东王呢。。。。。。天王难道不怕万一翼王把密谋泄露给东王吗。。。我觉得距离和时间的环节天王不可能考虑不到，如果不及时通知翼王那争取他又有何意义呢，从整个事变过程看，无论天王还是北王都没指望靠翼王杀东王(韦昌辉回了天京就必须立即动手，如果想等翼王就该在江西等，断无先回天京再等翼王的道理，被东王察觉岂非糟糕？)，早告诉他不是多分泄密的风险？ 　　 　　至于密诏，我也认为是有的，否则北王等无法在天京东王眼皮底下完成如此复杂周密的部属调动和协调动作，至于翼王是否收到，或者他收到的密诏的内容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了 。 　　 　　 　　陶勇 　　诏书的传达者是陈承镕 ，而陈完全听命于天王，诏书的传达时间及内容，天王完全可以控制，从这点来说，北王虽然血腥，但天王本人才是操纵那把屠刀的幕后大手。 　　 　　 　　匆匆过客 　　并且，如果天王和北王间没有什么翼王不知道的秘密，而又对翼王无所算计，那天王在翼王已经逃离天京以后还偏坦韦昌辉就太没道理了。说天王是被韦昌辉胁持着，这种说法恐怕只能是后来天翼二王间的一种默契，翼王既然把诛韦的主动权还是留给了天王，又无意取洪代之，那回京后不再追究事变中天王的立场，由直接动手的燕北二王和陈承容承担全部责任就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 　　 　　 　　喵喵2001 　　这从秦日纲的兄弟辈皆得重用并且典兵于京畿 　　考虑到后期洪氏对异姓的猜疑，这实在很不寻常，和陈承镕的亲属同样受到倚重——陈玉成的例子再鲜明不过，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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