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冤案的平反昭雪，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至今史学界的评论还不尽一致。《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一文(以下简称《争论》)，把历史记载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论证“杨秀清之死是出于天王洪秀全的命令”以及“扬秀清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尊孔派和投降派”，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争论》认为杨秀清之所以能在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主要原因是洪秀全为了要争取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等人和他们率领的部队拥护天王，支撑危局。文中还指出：“历史证明，杀杨秀清后，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形成了两派。以韦昌辉、秦日纲、胡以晃、陈承镕为一方；以石达开、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为一方。天王是偏袒韦昌辉等这一方的。杀韦昌辉、秦日纲、胡以晃、陈承镕后，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仍然是两派。以陈玉成、韦志俊、秦日富等为一方，以石达开、杨辅清等为另一方。天王仍是偏袒陈玉成、韦志俊这一方的。石达开出走，杨辅清等跟石行动。天王开始在两派中平衡，开始褒杨贬韦。在韦志俊叛变投敌，杨辅清屡立战功之后，天王更进一步地褒杨贬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见解，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洪秀全为杨秀清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平反昭雪，是否仅仅是一桩交易，以此来争取某几个亲属，或仅仅是用来奖励某个人的战功? 　　第二，洪秀全对杨秀清平反是否出于假心假意，单纯为了装模作样，给杨辅清等表示一种姿态? 　　第三，自从石达开出走以后，太平天国主要依靠的对象究竟是谁?事实上，就兵力的大小和对全局的影响而论，韦、秦、陈等部较为强大，而杨辅清等部则较弱。特别是开始为杨秀清平反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陈承镕的亲侄陈玉成，韦昌辉的胞弟韦志俊，秦日纲的亲属秦日南、秦日源、秦日富等，正拥有重兵，据守重镇，其中陈玉成尤威震全军，他在这一年解救天京之围，又转而大破三河强敌，这才是真正不容忽视、必须团结的力量。对比一下这时的杨辅清，远走福建，疲于奔命，兵单力弱，几乎走投无路。两相比照，孰重孰轻，不难判别。为什么因杨辅清立功而给他的族兄杨秀清乎反，而对部队实力更强、本人战功更大的陈玉成，却不替他的叔父兼抚养人陈承镕平反? 　　第四，当石达开出走前后，洪秀全不曾用平反杨秀清去争取他；当韦志俊叛变前后，洪秀全也不曾用平反韦昌辉去争取他；当西方强国威胁利诱要求输入鸦片的时候，洪秀全也没有用牺牲原则去争取他们。为什么唯独对杨辅清例外，为了争取杨辅清，可以把定为“老妖头”的杨秀清，改称为“天国良民之主”?在洋枪大炮面前毫不退让的洪秀全，难道竟会对杨辅清的不合作态度就低声下气，表示迁就，作出重大让步么? 　　读了《争论》这篇文章，确实使人产生不少疑问，觉得难以解释。 　　那么，洪秀全究竟为什么会给杨秀清平反昭雪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通过几年时间现实的教训、斗争的实践，特别是群众舆论的影响，使洪秀全逐步认识到错杀杨秀清并株连大批骨干，是太平天国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予以平反昭雪，才能多少收拾一点人心。想当初在艰苦创业的年代，是杨秀清等立下不朽的功勋；在山人村被围的生死关头，是杨秀清搭救了洪秀全的生命；在南征北战的长征途中，是杨秀清主持军务杀开血路；在建都天京后，又是杨秀清日理万机承担全部政务……同生死共患难的情景，本不易随便淡忘；自从错杀东王，逼走翼王，身边托付无人，朝夕忧虑，往事历历，能不追思?当洪秀全被迫亲身主持紧张的军务和纷乱的政务时，处在内缺粮食、外乏援兵的愁城中，自然而然地要缅怀起杨秀清执政时的许多好处，听取一些群众的反映。象李秀成所说的：“深远图者皆东王杨秀清”，“东王令严，军民畏”，“上下战功利，民心服”；“两家相杀，此是大误”……洪秀全对这样一些舆论，不会是一无所知吧。而所谓杨秀清的“谋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假象终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事后想必已弄清了杨秀清并没有阴谋谋害洪秀全。杨秀清本人以及株连被杀的上万部属，确是无罪的，死得冤枉的。这才是洪秀全为杨秀清冤案平反昭雪的真正原因。 　　《争论》一文怀疑洪秀全为杨秀清平反并非出于诚意，文中指责：“天王洪秀全给杨秀清恢复名誉一事，不是积极主动，而是能拖就拖，迟疑不决。”其实，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总有一个过程，如此重大案件的平反，原非轻而易举的事，牵涉的问题多，产生的影响大，中间还可能出现各种阻力。联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某些案件的平反尚且煞费时日，对洪秀全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的拖延和迟疑，似不宜作求全责备。从洪秀全后来的行动来考察，他主动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杨秀清做儿子，公开宣布自己和东王杨秀清“俱是天国良民之主”，并为他建造“正九重天廷”……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没有理由得出“毫无诚意”的结论。 　　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怀念，甚至表现在梦寐之中，他经常梦见杨秀清帮助太平军作战，替太平天国出兵打江山。如《收得城池地土梦兆诏》中记载：“梦见东王、西王、南王三人在金龙(殿)呼万岁，奏去打苏州”；“东西南王去诛妖”。《万国来朝及敬避字样诏》中说：“本月十一五更候，朕时亲身觐父皇(梦中)。十五四更朕亲征，朕同幼主及东王，朕嘱幼主大放胆，万有爷爹不用慌。东王奏兵交妹夫，杀妖灭鬼有伊当。五更朕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虔诚的宗教家洪秀全，经常把梦作为神的启示，每次对待梦的态度总是十分认真；他最初创立拜上帝会就是从“异梦”开其端，所以他常记下梦境，注明月日，为此亲下诏书，如同真有其事一般。其中有些记述东王帮助自己打江山的梦诏，已在杨辅清重新坚定地拥护天王以后，所以如果说洪秀全继续写这些梦诏也是说给杨辅清等人听的，以达到争取他们的目的，那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人家既已不再变心，再用梦话哄骗作甚?很明显，上述诏书并非旨在哄骗杨辅清等，而主要是把东王作为忠于太平天国的一面旗帜来加以宣扬。 　　至于洪秀全给杨秀清平反时，把错杀的罪责全部推卸给韦昌辉等人，丝毫不敢涉及自己应负的责任，那是可以理解的。洪秀全在《命史官作月令诏》的诏书中，语调是相当沉痛的：“七月廿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囗(合+共)世人转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妄为推测有何益”，不正是透露了洪秀全内心那种难言的苦衷，表现出害怕人们涉及自己应负的责任的心理吗? 　　洪秀全自我标榜是上帝的化身，一贯依靠自我神化来维护统治，他需要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正确，他决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过和过错。可是良心的谴责，有时却不会仁慈地宽恕自己。洪秀全晚年是怀着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的，决不能把他看成铁石心肠，永远无动于衷。洪秀全对自己所错杀的早先共过患难的老兄弟，给予合理的平反，也算带有几分忏悔的表示吧! 　　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杨秀清冤案的得到平反，确实解除了杨氏兄弟们对洪秀全的顾虑，有利于共同对敌。从这意义上说，“洪秀全要团结石达开，团结杨辅清等，就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共同的强烈主张”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他们”这个词应该包括当时太平天国的绝大多数军民。须知杨秀清冤案并非个人问题，由于错杀一个极有威望的领导人，因此而株连冤杀的数以万计，这对整个太平天国事业起着多么严重的影响!这样的冤案如不彻底平反，将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前途。所以，对杨秀清冤案平反的重大意义，实远远超出于对杨辅清等几个亲属的争取，也远远超出于对一支部队的拉拢。 　　《争论》所说陈玉成与杨辅清之间属于对立的双方，但历史事实并无足够证据，足以说明陈玉成与杨辅清之间存在尖锐斗争。同时，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的斗争错综复杂，有时表现出这两派成为主要的对立面，有时又表现出另两派成为主要的对立面。事实上，石达开的出走，是安王、福王逼走的，严格说是洪氏集团直接逼走的，石达开如不及时走避，很可能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内讧，其矛盾的范围实已超出所谓“陈、韦、秦一方，与石、杨一方的矛盾”，而是明显的洪与石的矛盾，怎么能说陈玉成、韦志俊、秦日富等参与了逼走石达开的派性斗争呢?所以，平反杨秀清冤案的问题，不宜光着眼于石、杨一派同陈、韦一派之间的平衡。从太平天国后期内部重重的矛盾进行分析，对杨秀清冤案的平反，也许包含着这样一种性质，即是宣布忠于太平天国的得到褒扬，阴谋搞内部残杀的受到谴责，划清这一重要界限，以树立正气，纠正歪风，重新举起英雄的旗帜，来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保卫天国。这才可以说是平反杨秀清冤案的主要目的。 　　人类社会过去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生过处理错误的冤案。在经办错案的当权者没有下台以前，冤案往往得不到平反。在宋高宗下台以前，岳飞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在明英宗下台以前，于谦的冤案得不到平反；洪秀全敢于平反自己亲手经办的冤案，正是他比历来的封建统治者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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