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情汇纂》中关于石达开每见“天父下凡”即“惶悚流汗”一节，时常引起读者的猜度。以“不甚理会邪教俚语”和“正直耿介”著称的石达开，会对东王的“降僮”伎俩如此敬畏吗？ 　　 　　我的看法是：《贼情汇纂》虽然是一部记载太平天国前期历史非常重要的文献,但是编者由于自身立场而对农民起义者持有的偏见，以及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实记载也处处都是，而且不可否认地存在故意贬低太平天国将领和夸大内部矛盾的倾向。比如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典章经制半数出自南王，其博学多才早有公认，而《贼情汇纂》却说南王只是“粗知文义”，又如黄玉昆，《汇纂》说他“有女甚美，献与石达开为妃”---- 稍知天国史的人都直到黄玉昆为人是出了名的刚直不阿，很难想象，一个从不曾仗势谋私，而处事之公正连东王帐都不买的人，竟会是一个献女求媚的无耻小人----他女儿既然甚美，要献也献给东王吧？ 　　 　　再拿对翼王的记载来说，首先说“达开广西浔州府桂平县人”，大错，翼王是贵县人非桂平人，其次说其“面黑高颧”，大错，翼王相貌在纪念文选中《石达开容貌气质考》一文中有考证。至于“目有凶光”---- 剔除诬蔑后翻译过来就是“目露英气”(此类记载只是贯用贬义词而已，比如对英王的记载也是“穷凶极恶”，其实不过显示其英勇而已)，“人甚鄙陋凶悍”----翼王人品见识如何敌我双方及中立方都有大量记载，敌人所谓的“凶悍”其实也就是“英勇”的代名词罢了。记载翼王加入拜上帝会的过程时说“家本富饶，献贼十数万金入伙，封为翼王”，说石达开的地位是拿“十数万金”买来的，不仅贬低了石达开，也贬低了洪冯和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而这一说法纯属无中生有的诬蔑，纪念文选中史式先生的文章考证甚明。敌人当然不可能承认天国人会出于志同道合的正义理想团结在一起，因为那本身就是对清朝统治的非正义性的否定，所以歪曲丑化也就是一贯伎俩了。东翼二王的关系也是一样----不像东北二王那样心怀鬼胎，东翼二王的关系却是很好的，一个敬重万分，一个信赖有加。但承认他们的关系是一种超越血缘的兄弟情义和并肩战斗的团结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只好歪曲事实来解释这种良好关系。比如《金陵癸甲纪事略》就说石达开“胆最怯，率队日少，其谄事东贼与北贼等，东贼籍其资倡乱，亦恕其行”，就是说石达开靠花钱买的王位，本人无胆无识，只好靠讨好东王北王维持其地位，这就是翼王与东北二王相处和睦的原因。而，贼情汇纂》的记载其实异曲同工，它记载翼王对天父下凡态度的原句全文是“达开铜臭小儿，毫无知识，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流汗”。这就是说，石达开只是一个靠花钱卖官出身的“铜臭小儿”，毫无见识，对杨秀清那一套伎俩毫不怀疑，所以才敬畏得“惶悚流汗”。---- 看史料最忌断章取义，判断一段记载是否可信，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看到这里我们首先要问，石达开“毫无知识”，是不是事实？这点我想不需要争论了。进一步地，石达开因为“毫无知识”而对“降僮”伎俩深信不疑，这是不是事实？有石达开当年顶撞“天兄”的记载，左宗堂的评语，以及大量涉及石达开对待宗教态度的文字和口碑记载为证。如果两个“因”都是子虚乌有，纯属诬蔑，那由此而生的“果”还可信吗？不问前因后果是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的---- 有兴趣者也可以自行查阅《天父圣旨》和《天父下凡诏书》，杨秀清对天王北王甚至天妹王后虽然都很不客气，但对翼王别说斥责，就连一句称得上“教训”的话都没有，本人不才，倒实在看不出“天父”到底做过或者说过什么能让翼王“惶悚流汗”的事。 　　 　　虽然《贼情汇纂》的编纂是受命于曾国藩，是拿来发给湘军将官阅读参考的，但有意思的是“贼情汇纂”中说的“毫无知识”的“人甚粗鄙”的“铜臭小儿”，到了天京事变前后却成了湘系集团人员口中的“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学校中人，读书明理”，甚至远在北京的皇帝都听说他是“湖南拔贡出身”，特命曾国藩设法招抚。在当时，湖南人的确颇有天下英才半出三湘，天下不可一日为湖南的自负感，石达开虽然是敌人，但把他传说成“湖南拔贡”，不能说与这种自负感无关，甚至暗含有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与《贼情汇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能不说是很有意思而且值得深思的一件事。(到这个时候，也就没人说石达开“谄事东贼”了，曾国藩和他的部下又走向另一极端，一致认为石达开是意欲为杨秀清报仇而介入天京事变的----这当然是以二人一向交好为前提的----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是因为对死人“惶悚”或者“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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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9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