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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三年,石达开在安庆⑴改变过杨秀清制定的制度,事见《金陵癸甲纪事略》: 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翼“贼”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东“贼
”惧其得皖人心,〔急〕趣之归。⑵此事近来一直被当作说明石达开和杨秀清有路线分歧的证据。确实,“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⑶,石达开如果反对他的设施,当然说明石达开有问题,因此,探索一下这不愉快的“安庆事件”的真相就完全有必要。 《太平天国野史》记石达开在安庆的活动说: 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八月,天王命达开赴安庆一带安民。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账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销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达开亦以之自负。⑷ 这些措施都符合太平天国的制度,无可非议。许多人责难的,是他在立乡官时“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他们说,石达开在专用地主。“村里之有声望者”是否地主?《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征租赋,立榷关于大星桥,各属支河曲港遍设伪卡,苛@⑴杂税”⑸。难道这里的“无赖”是指劳动人民吗?显然,所谓“村里之有声望者”与“无赖”乃是不同立场的褒贬之词,都是泛指当了乡官的人,切不可望文生意。退而言之,即使石达开用地主当乡官,亦不足为奇。太平天国并未能做到以“力农者”为乡官,许多地方是“胁田亩多者充伪官”⑹,就是李秀成的治区也不能免,象杭州,“‘贼’之立伪官也,……庠序之士亦争出恐后,绛绩黄袍,意气傲睨自得,及下令试士,奔赴者数百人”⑺。这种情况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我们不必苛求于个别的人。安庆一带,地主当乡官者不少,但也不全是如此,许多响应太平军的起义群众也当了乡官⑻。 石达开因安徽群众不满太平天国制度去安庆,为了安民他必然有所改革,如果硬要寻找“稍易东‘贼’苛制”的痕迹,那很可能是赋税的征收。太平天国最早的赋税制度曾经为群众所不满,而不得不有所改变,《贼情汇纂》说: 最可异者,“贼”每以豁免三年钱粮惑我乡民,逮虏劫既尽,设立乡官之后,则又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⑼“钱谷赀本国有”令的“已无人理,究不能行”的情况与皖民“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的情况很相近。“钱谷赀本国有”令,一八五三年夏出现于天京⑽,这正是再克安庆后,它当被颁示于安庆,《贼情汇纂》虽是根据湖北情况讲的,但安徽情况不应去之太远。石达开的设施,除了一些一般安定社会秩序的办法外,其它都是赋税方面的,这说明当时问题集中在赋税方面。《太平天国野史》《中兴别记》都说安庆地区的租税征收始自石达开,同治《太湖县志》也说:“(癸丑)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分扰属县,设伪监军等官,奸民导之胁取钱粮”⑾。“按亩输钱米”和“阻行舟征其税”是一种科派之令,它否定掉了“钱谷赀本国有”和打先锋、贡献等旧的征收制 度。 这样做是否对呢?将农民钱谷、商贾赀本收归国有,以达到“人人不受私”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社会,这是美好的愿望,但又是一种空想。“钱谷资本国有”和贡献等都是想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公有制,它违背了历史的进程,超过了农民的觉悟,是行不通的。“钱谷赀本国有”,实质上是在剥夺农民和小生产者,不仅当时,现在看来也还是“苛制”。能够同情革命,但又反对“钱谷赀本国有”的“被惑乡民”显然不只是地主,而应当包括广大有土地的以至一些无土地的农民。对这种情况,石达开没有简单地用军事镇压,而改变了制度,这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决策,他的“路线”是正确的。石达开的“按亩输钱米”的具体办法不详,但从片断材料看,它是有利于农民的,安庆郡桐城人朱浣增有三亩半地,甲寅四年仅纳米玖升贰合⑿,比起满清安徽漕粮“浮收之数,有数倍于正额者,且有私收折至十数倍者”⒀,真是天地之别!说石达开在安庆短短数月就使得“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决不是谀辞。 还有人以杨秀清调回石达开,派秦日昌去“少变翼‘贼’所行”⒁来证明杨秀清不同意石达开的做法,这也难站住脚。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贼情汇纂》中有杨秀清同韦昌辉、石达开联名的奏章,请天王下令在安徽、江西“照旧交粮纳税”,天王批道:“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⒂。奏章的年代虽然不明,但可以肯定,在改变赋税制度上,他们的意见是统一的。石达开如果不是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事后杨秀清也同意他的做法的。石达开在安庆三月, 从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到杨秀清很满意石达开在安庆的工作。杨秀清执法很严,甚至于苛滥,天王尚到杖责,何况他人,但石达开回京后却如无其事,还负起重任,如果他私改法制,岂能逍遥法外。此外,跟他去安庆的人很多,他们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如果杨秀清对处理石达开尚有顾忌,处理他的几个随员却不是没可能。但事实相反,与石达开形影不离的翼殿丞相刘承芳晋升为地官又副丞相,总理“安民造册掳粮等事”的殿右十指挥张朝爵晋升为殿右四检点,典收“附近一带所掳之物”的总圣库协理侯淑钱晋升为东殿吏部三尚书,梁立泰、覃炳贤、张朝爵在秦日昌到安庆后都升作其副职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安庆不是作错了,而是作对了,是杨秀清赞赏的。正因为如此,在翼城时才会出题“翼化如春润”,“美其安恤安庆之功”⒄。谢介鹤也是说。杨秀清调石达开回天京,是因为嫉妒他事情办得很好。 石达开被从安庆火速调回天京,不是因为路线的分歧,更不是什么“惧其得皖人心”,从他立即被“委以军事”⒅看,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当时天京在清军包围下,城内太平军仅三万余人,以至城外营盘“至多者不及千人,或四五百人,如朝阳门最要故稍多。其余如通济,则城上城下皆无人”。⒆反革命分子乘机大事破坏,先后破获的有吴长崧、张继庚等案。而这时圣库饷银已乏,粮食也成严重问题,因而不得不放大量妇幼出城逃生。情况极端艰苦,太平军已作了万一失守的准备⒇,石达开回来就是为了保卫天京。在他回来前,反革命分子张继庚就打听到这个消息:“闻伪顶天侯(秦日昌)欲上安庆,换伪翼王回省。探得系为湖南江西官兵 追下,速去求援”(21)。 回到天京的石达开虽没驰骋在沙场上,但他并没被“闲置”起来,他在天京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在保卫天京中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天京的屹立无恙,保证了整个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另外,他还主持着镇压反革命的刑部,办理过外交事务:和韦昌辉一起接见使节,起草外交文书(22)。 综上观之,“不愉快的”“安庆事件”乃是这样一回事。石达开奉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命令去安庆安民,他对某些不符合实际的制度作了变更,他的改革受到人民的拥护。也得到革命内部的好评。石达开在安庆的改革证明了他是农民革命的优秀的政治家,他和杨秀清之间不存在不同路线的斗争,也谈不上什么“嫉妒”,他们都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石达开之所以被调回,是为了保卫天京,他在回京后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正文注释: ⑴安庆是太平天国安徽省省城,安庆郡郡治,此处安庆应指安庆及其所属的太平军占领区。 ⑵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四)670 页。 ⑶《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791页。 ⑷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石达开传》文明书局1923年版。 ⑸李滨:《中兴别记》卷三。 ⑹《贼情汇纂》卷十《贼粮》、《太平天国》(三)273页。 ⑺贾树诚:《贾比部遗集》卷二《孙烈妇传》。 ⑻夏燮(谢山居士):《粤氛记事》卷九《皖南窬岭》:“一时(皖南)各县土匪皆受贼军、师旅帅伪职 ”。“土匪”,是清朝对起义响应太平军的群众的污蔑。 ⑼《贼情汇纂》卷十《贼粮》《太平天国》(三)275页 ⑽见上元锋镝余生:《金陵述略》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 ⑾同治《太湖县志》卷十四《兵备志·兵事》。 ⑿近代史资料丛书:《太平天国资料》卷首,其门牌为殿左二十一检点覃炳贤所发,覃是跟随石达开去安庆安民的将领。 ⒀《碑传集》卷二十七《乔松年墓志铭》。 ⒁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四)670 页。 ⒂《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下《太平天国》(三)204页。 ⒃见《贼情汇纂》卷二剧贼姓名下诸人条下。 ⒄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722页。 ⒅同上711页。 ⒆《张继赓遗稿》上向帅书—《太平天国》(四)764页。 ⒇同上770页上向帅书四:“昨伪东王传令各男女馆, 均要置柴三十石于门口,备炮为火城之用。而伪检点衙内则云事一不谐,迈城放火,以为走计。” (21)同上772页《上向帅书》五。 (22)《金陵葵甲纪事略》言:“(癸丑)十一月(洋人)又至,劝和。东贼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书 候东‘贼’。吏翼‘贼’与黄玉昆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佥繁体字右加欠 原文1962.03发表于《史学》第8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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