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三年，石达开在安庆⑴改变过杨秀清制定的制度，事见《金陵癸甲纪事略》： 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翼“贼”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东“贼 　　”惧其得皖人心，〔急〕趣之归。⑵此事近来一直被当作说明石达开和杨秀清有路线分歧的证据。确实，“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⑶，石达开如果反对他的设施，当然说明石达开有问题，因此，探索一下这不愉快的“安庆事件”的真相就完全有必要。 　　 　　《太平天国野史》记石达开在安庆的活动说： 　　 　　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八月，天王命达开赴安庆一带安民。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账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销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达开亦以之自负。⑷ 　　 　　这些措施都符合太平天国的制度，无可非议。许多人责难的，是他在立乡官时“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他们说，石达开在专用地主。“村里之有声望者”是否地主？《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征租赋，立榷关于大星桥，各属支河曲港遍设伪卡，苛＠⑴杂税”⑸。难道这里的“无赖”是指劳动人民吗？显然，所谓“村里之有声望者”与“无赖”乃是不同立场的褒贬之词，都是泛指当了乡官的人，切不可望文生意。退而言之，即使石达开用地主当乡官，亦不足为奇。太平天国并未能做到以“力农者”为乡官，许多地方是“胁田亩多者充伪官”⑹，就是李秀成的治区也不能免，象杭州，“‘贼’之立伪官也，……庠序之士亦争出恐后，绛绩黄袍，意气傲睨自得，及下令试士，奔赴者数百人”⑺。这种情况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我们不必苛求于个别的人。安庆一带，地主当乡官者不少，但也不全是如此，许多响应太平军的起义群众也当了乡官⑻。 　　 　　石达开因安徽群众不满太平天国制度去安庆，为了安民他必然有所改革，如果硬要寻找“稍易东‘贼’苛制”的痕迹，那很可能是赋税的征收。太平天国最早的赋税制度曾经为群众所不满，而不得不有所改变，《贼情汇纂》说： 　　 　　最可异者，“贼”每以豁免三年钱粮惑我乡民，逮虏劫既尽，设立乡官之后，则又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⑼“钱谷赀本国有”令的“已无人理，究不能行”的情况与皖民“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的情况很相近。“钱谷赀本国有”令，一八五三年夏出现于天京⑽，这正是再克安庆后，它当被颁示于安庆，《贼情汇纂》虽是根据湖北情况讲的，但安徽情况不应去之太远。石达开的设施，除了一些一般安定社会秩序的办法外，其它都是赋税方面的，这说明当时问题集中在赋税方面。《太平天国野史》《中兴别记》都说安庆地区的租税征收始自石达开，同治《太湖县志》也说：“（癸丑）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分扰属县，设伪监军等官，奸民导之胁取钱粮”⑾。“按亩输钱米”和“阻行舟征其税”是一种科派之令，它否定掉了“钱谷赀本国有”和打先锋、贡献等旧的征收制 　　度。 　　这样做是否对呢？将农民钱谷、商贾赀本收归国有，以达到“人人不受私”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社会，这是美好的愿望，但又是一种空想。“钱谷资本国有”和贡献等都是想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公有制，它违背了历史的进程，超过了农民的觉悟，是行不通的。“钱谷赀本国有”，实质上是在剥夺农民和小生产者，不仅当时，现在看来也还是“苛制”。能够同情革命，但又反对“钱谷赀本国有”的“被惑乡民”显然不只是地主，而应当包括广大有土地的以至一些无土地的农民。对这种情况，石达开没有简单地用军事镇压，而改变了制度，这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决策，他的“路线”是正确的。石达开的“按亩输钱米”的具体办法不详，但从片断材料看，它是有利于农民的，安庆郡桐城人朱浣增有三亩半地，甲寅四年仅纳米玖升贰合⑿，比起满清安徽漕粮“浮收之数，有数倍于正额者，且有私收折至十数倍者”⒀，真是天地之别！说石达开在安庆短短数月就使得“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决不是谀辞。 　　 　　还有人以杨秀清调回石达开，派秦日昌去“少变翼‘贼’所行”⒁来证明杨秀清不同意石达开的做法，这也难站住脚。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贼情汇纂》中有杨秀清同韦昌辉、石达开联名的奏章，请天王下令在安徽、江西“照旧交粮纳税”，天王批道：“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⒂。奏章的年代虽然不明，但可以肯定，在改变赋税制度上，他们的意见是统一的。石达开如果不是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事后杨秀清也同意他的做法的。石达开在安庆三月， 　　 　　从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到杨秀清很满意石达开在安庆的工作。杨秀清执法很严，甚至于苛滥，天王尚到杖责，何况他人，但石达开回京后却如无其事，还负起重任，如果他私改法制，岂能逍遥法外。此外，跟他去安庆的人很多，他们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如果杨秀清对处理石达开尚有顾忌，处理他的几个随员却不是没可能。但事实相反，与石达开形影不离的翼殿丞相刘承芳晋升为地官又副丞相，总理“安民造册掳粮等事”的殿右十指挥张朝爵晋升为殿右四检点，典收“附近一带所掳之物”的总圣库协理侯淑钱晋升为东殿吏部三尚书，梁立泰、覃炳贤、张朝爵在秦日昌到安庆后都升作其副职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安庆不是作错了，而是作对了，是杨秀清赞赏的。正因为如此，在翼城时才会出题“翼化如春润”，“美其安恤安庆之功”⒄。谢介鹤也是说。杨秀清调石达开回天京，是因为嫉妒他事情办得很好。 　　 　　石达开被从安庆火速调回天京，不是因为路线的分歧，更不是什么“惧其得皖人心”，从他立即被“委以军事”⒅看，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当时天京在清军包围下，城内太平军仅三万余人，以至城外营盘“至多者不及千人，或四五百人，如朝阳门最要故稍多。其余如通济，则城上城下皆无人”。⒆反革命分子乘机大事破坏，先后破获的有吴长崧、张继庚等案。而这时圣库饷银已乏，粮食也成严重问题，因而不得不放大量妇幼出城逃生。情况极端艰苦，太平军已作了万一失守的准备⒇，石达开回来就是为了保卫天京。在他回来前，反革命分子张继庚就打听到这个消息：“闻伪顶天侯（秦日昌）欲上安庆，换伪翼王回省。探得系为湖南江西官兵 　　追下，速去求援”(21)。 　　 　　回到天京的石达开虽没驰骋在沙场上，但他并没被“闲置”起来，他在天京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在保卫天京中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天京的屹立无恙，保证了整个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另外，他还主持着镇压反革命的刑部，办理过外交事务：和韦昌辉一起接见使节，起草外交文书(22)。 　　 　　综上观之，“不愉快的”“安庆事件”乃是这样一回事。石达开奉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命令去安庆安民，他对某些不符合实际的制度作了变更，他的改革受到人民的拥护。也得到革命内部的好评。石达开在安庆的改革证明了他是农民革命的优秀的政治家，他和杨秀清之间不存在不同路线的斗争，也谈不上什么“嫉妒”，他们都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石达开之所以被调回，是为了保卫天京，他在回京后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正文注释： 　　⑴安庆是太平天国安徽省省城，安庆郡郡治，此处安庆应指安庆及其所属的太平军占领区。 　　⑵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四）670 页。 　　⑶《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791页。 　　⑷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石达开传》文明书局1923年版。 　　⑸李滨：《中兴别记》卷三。 　　⑹《贼情汇纂》卷十《贼粮》、《太平天国》（三）273页。 　　⑺贾树诚：《贾比部遗集》卷二《孙烈妇传》。 　　⑻夏燮（谢山居士）：《粤氛记事》卷九《皖南窬岭》：“一时（皖南）各县土匪皆受贼军、师旅帅伪职 　　”。“土匪”，是清朝对起义响应太平军的群众的污蔑。 　　⑼《贼情汇纂》卷十《贼粮》《太平天国》（三）275页 　　⑽见上元锋镝余生：《金陵述略》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 　　⑾同治《太湖县志》卷十四《兵备志·兵事》。 　　⑿近代史资料丛书：《太平天国资料》卷首，其门牌为殿左二十一检点覃炳贤所发，覃是跟随石达开去安庆安民的将领。 　　⒀《碑传集》卷二十七《乔松年墓志铭》。 　　⒁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四）670 页。 　　⒂《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下《太平天国》（三）204页。 　　⒃见《贼情汇纂》卷二剧贼姓名下诸人条下。 　　⒄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722页。 　　⒅同上711页。 　　⒆《张继赓遗稿》上向帅书—《太平天国》（四）764页。 　　⒇同上770页上向帅书四：“昨伪东王传令各男女馆， 均要置柴三十石于门口，备炮为火城之用。而伪检点衙内则云事一不谐，迈城放火，以为走计。” 　　(21)同上772页《上向帅书》五。 　　(22)《金陵葵甲纪事略》言：“（癸丑）十一月（洋人）又至，劝和。东贼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书 　　候东‘贼’。吏翼‘贼’与黄玉昆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佥繁体字右加欠 　　 　　原文1962.03发表于《史学》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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