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天王与韦昌辉，陈承容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密议，但是翼王却不在密议间。 　　 　　(1)从时间上看 　　 　　要密议就必须有个时间，不能笼统地说“大约就在某段时间”，而必须明确指出，从某日到某日期间，两人有可能碰面。天京无疑是最好的密议地点，因为在天京无论北，翼，甚至天王，佐天侯一同见面也不至引起杨秀清的怀疑，而在大军之中往来，就很容易走露行踪了，除非是两军驻扎一处。然而无论在天京还是在军中，石达开和韦昌辉都没有会面机会。 　　 　　从韦昌辉的行动看，他在7月3日(天历5月30日)，联合黄文金等进攻江西饶州，如果这是他在江西的第一战，从天京到饶州，大队行进需要十多天时间，再加上战前起码需要两三天的准备和部署，那么他最迟在6月中旬已经离开天京。另一方面，攻打江南大营的战役，几乎集中了一切机动兵力，连天京的城防部队都出动了，如果韦昌辉在天京，不太可能不参加，但没有任何史料显示韦昌辉参与了江南大营之役，由此也可见他在此战前已经不在天京。也就是说，他离开天京不晚于6月中旬。 　　 　　而石达开从江西回师开始直到6月20日攻打江南大营之战为止的行踪都有明确记载，到攻破江南大营之前都不可能有机会与韦昌辉会面或者返回天京。而攻破江南大营之后，他也没有在天京附近多做停留，几乎马不停蹄地回师湖北，6月27日渡江到达江浦，7月3日攻克江浦。 　　 　　在赴援鄂省途中，石达开于7月14 才到达湖口，而韦昌辉于7月16日已经攻克湖州，接着向南昌方面转移，此后两人越离越远，也根本没有机会碰面。 　　 　　 　　(2)从行动上看 　　 　　石达开并没有按照《自述》中所说的协议杀掉杨辅清，如果说各方确有协议，即石达开应回京参与诛杨并杀掉杨辅清，那么石达开就彻底违背了协议，因为他既没有参与诛杨的意图也没有杀掉杨辅清，已经严重得罪了韦昌辉和洪秀全，他怎么可能还对韦昌辉和洪秀全没有警觉，只带极少数随从进京，以致于几乎不能自保？反之，如果他事先并未参与密议，因而认为自己与事变各方都没有过节，可以充当调停人，那么只身犯险以表示自己不是来扩大事态而是平息事态的则是合情理的。---- 如果“劝说”只是做一种姿态，那派个使者晓以大义即可，完全没必要将自己置于九死一生的危险境地。 　　 　　1856年9月5日深夜，天京事变后第3天，石达开在武昌前线的鲁家港突然撤军，遭湘军攻击而颇有损失。 　　 　　石达开是敌我双方公认的“谋略甚深”的将领，而在战斗没有取得绝对性胜利的阶段中突然撤退，必须做好必要的部署，否则一但受敌军追击便会遭受重大损失，这是兵家常识。石达开一生用兵也可证明他一向谨守这一常识，无论是己方居于胜势的南昌之役，涪州之役，还是双方处于相持的衢州之役，甚至是己方乍逢大败的宝庆之役，他都对撤退做好了周密的部署，因此即使是在宝庆城下大败之后，在号称十万的湘军反包围中仍然做到了从容而退，湘军的追兵没有找到任何间隙可乘。甚至，在大渡河畔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从紫打地向老鸦漩突围时，也还是有条不紊的。 　　 　　但是9月5日从鲁家港的那次撤兵，在军事上完全看不出其意图，而且事先未做任何必要准备，以致仓促后退之间遭遇湘军攻击而接战失利，虽然湘军将领难免对战果有所夸大，但太平军接仗受挫，造成了一定伤亡却是事实。 　　 　　是什么原因导致石达开违背自己一贯的作风，作出如此不合常理的指挥呢？此时距离天京事变爆发仅3天，石达开还不可能得知天京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在知道杨秀清已经被杀后才决定撤军的。导致他决定撤军的一定是某个早在天京事变前就出现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突然到石达开来不及对前线军事做一个适当的布置就急忙撤退。 　　 　　从这次撤退的情形看，石达开事先对天京可能出事并不知情，直到9月4日或5日，才听到某种风声，或是接到了某个人的密函----几个外国人的通讯中有说是洪秀全给他的，也有说是杨秀清给他的，这当然都只是猜测而无法确知。但无论哪种，都说明石达开在自述中说他是“听闻洪秀全们相互猜忌，想为他们排解”是符合事实的，他在这个突变发生之前他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3)从动机上 　　 　　石达开和杨秀清关系一向较好，《李秀成自述》说石达开在贵县时与秦日纲交密并无依据，遍查所有贵县民间口碑都找不到石达开与秦日纲有什么特殊来往的记载，在贵县，与石达开关系比较密切的是赐谷村，在其它方面，有不只一则口碑指出石达开与萧朝贵经常秘密接触，也就是说和石达开关系比较密切的是紫荆山根据地。说石达开与杨秀清交恶也缺乏依据，现今唯一可以证明两人关系不佳的事件似乎就是黄玉昆被杖责事件，但杖责一个部下对骄横跋扈的杨秀清而言实在再平常不过，完全没有必要拿着种事大作文章，相反，在太平天国最高级领导人中石达开是唯一没受过杨秀清处分的，这才是不平常的。记载了杖责事件的《贼情汇纂》预言韦昌辉与杨秀清将有吞并之事，但却说杨秀清对石达开是“喜其诚恳，屡委以军事”。石达开本人从来没在任何场合对杨秀清表现过任何不满，无论在回京主政后，在《五言告示》中，乃至最后的自供中对杨秀清也只使用了“性情高傲”几字而已。此外，除《李秀成自述》外，各方记载都认为石达开是同情杨秀清的，这也说明在各方眼中石达开乃至黄玉昆和杨秀清的关系都甚好。在这种情形下，洪韦召石参与密议实在是绝大冒险，而石达开明知杨秀清将要被杀却没有任何应变举动，仍然把全部精力放在前线亦属不可思议，以致后来的处境一度极为被动(如果石达开事先对天京内讧有所准备，即使决定静观其变，也不至于让事态发展到天京方面以洪秀全的名义悬赏通缉他，而他本人上书威胁攻灭天京的地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万般无奈，君臣之间出现这种冲突很难说是石达开的初衷)，也同样令人诧异。而《李秀成自述》中对杨，韦，石，秦关系叙述中存在的问题又令人怀疑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错误信息。从种种情况看，以李秀成的地位，不可能得到密议的确切情报，而且恐怕也不能说是秦日纲在自己军队里散布的谣言，因为如果当时军中有这种传闻，说石达开参与了密议，并且一直没有澄清，那么清方探报不可能始终一无所闻，杨秀清旧部还尊石达开为“义王”也难以令人理解。史式先生认为“诛杨密议”是洪秀全后来制造的一种政治谣言，我认为是合理的推测。 　　 　　附：来自太平天国，清廷上下，清人笔记野史和外国人的全部涉及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中行动的记载： 　　 　　 　　1 太平天国方面 　　 　　一 李秀成自述 (亲笔，此段据考为原文) 　　 　　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议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 　　 　　二 石达开自述 (非亲笔，系清吏记录)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吕辉忿气，把杨秀清杀死。 　　 　　三 《天父圣旨》中杨秀清最后一次“下凡”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 　　天父劳心下凡。诏日：，秦日纲帮妖，陈承熔帮妖， 　　(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 ． 　　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 　　天父复劳心下凡，降 　　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 　　天父回天．’ 　　 　　2 外国亲历者 　　 　　一《镇江与南京》 　　 　　我们听说第二位曾命令第五位的队伍[即北王韦昌辉的军队]从驻地调往别处。在丹阳的第七位[燕王秦日纲]被调往安徽。他在途中遇见第五位。第五位问他到哪儿去2他回答说：受第二位之命去安徽。第五位说：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为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第七位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第五位才告诉第七位，他得到第一位[即天王]的命令，要杀掉第二位。正在这时，第二位已经命令第一位的部队部出城去作战，但他们并没有去。他又召唤他的朋友第六位[即翼王石达开]的部队进京，然而在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队伍入城以前他们来不及赶到，而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部队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 　　 　　二 稗治文通讯 　　 　　当东王的奸谋由他的一名部将向洪秀全告密时，天王随即颁发诏谕，宣召北王和翼王迅即回朝，其时北王、翼王都在安徽。大概由于某种原由，翼王石达开并未接到诏令，或者已接到而不能或不愿遵行，也末可知。何况他的一些亲戚、朋友(真的东王本人正是他的好友)都已在这次事件中被杀。据当时传闻，他为此愤懑不平，已投奔到清军一边去了。然而这并不是他要走的道路。。。 　　 　　三 麦高文通讯 　　 　　洪秀全于昏馈懵懂之中顿时醒悟，立刻诏令当时出征安徽的北王韦昌辉以及奔赴丹阳的顶天侯及其他首领回京勒王。北王和顶天侯二人应召返京。 　　 　　3 清军上下根据坐探探报及推测 　　 　　 　　1 怡良奏复探闻金陵内乱情形片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奴才查各路探报，有云伪北王韦昌辉由丹阳败回金陵，杨逆闭门不纳迎，逆首洪秀全开门放进，因此起衅．互相戕杀。又省云八月十五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伪翼土石达开闻信赶回，与韦逆又起争端。石逆逃赴上江，纠集党与欲图报复‘，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 　　 　　2谕官文等乘金陵内乱速克武昌汉阳二城事 　　咸丰六年十月十二日 　　 　　杨逆被洪、韦二逆所杀。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悬赏购石逆首级，是石逆之不返金陵已可概见。此等传言，湖北当有所闻， 　　 　　3 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七日 　　 　　自韦昌辉征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并诛其家族党与，于是石达开自I湖北洪山归去，黄玉昆自江西由临江归去，并赴金陵，谋为杨秀清伸冤复仇。。。。 　　 　　 　　4 福济等奏金陵内江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 　　 　　缘自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石达开为之报复，突入金陵，将韦逆杀毙， 　　遂为贼小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 　　 　　5 贼情汇纂--关于石达开和杨秀清 　　 　　石达开对杨秀清：“敬若神明” 　　杨秀清对石达开：“喜其诚意，故屡委以军事” 　　 　　四 清文人所撰笔记野史 　　 　　1 凌善清在《太平天国野史》 　　 　　。。。达开自湖北闻天京乱，亟归，遇昌辉于朝营，责之日，东杨 　　跋扈，不得巳，诛之可也，…… 　　 　　。。。“辅清曰： ‘怨言日深，难将作矣，遂自请于秀清，如湖北达开军，为师帅，达开器之。。。昌辉杀秀清，求辅清，达开不与。 　　 　　2 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 　　 　　(昌辉曰)‘我为渠(天王)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乃悉杀之，自是诸务皆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洪贼愈畏其逼而亦无如何也，又急使人召翼贼 　　 　　3 郁知子《金陵续记》 　　 　　“韦洪既杀杨逆，又调石逆回城，几亦被杀。。。 　　 　　4 李滨《中兴别记》 　　 　　“庚寅，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记，以计刺杀伪东王杨秀清，焚伪东府，尽诛其戚属部党。初，秀清闻昌辉自庐州驰还，固不疑其图己，贡以擅贝，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伪天府，洪逆亦诡责之。。。。。。 　　 　　5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 　　“洪逆乃密下伪谓召北贼、翼贼回兵共诛东贼。北贼在皖得书，星夜疾驰，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 　　 　　结论：以上几乎是涉及天京事变中石达开的作为的史料，无论其他方面可信度如何，也无论在其他问题上持何看法，除《李秀成自述》外，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方认为石达开有主张诛杨的动机或可能，没有一方认为石达开可能参与了策划杀死杨秀清。 　　 　　充一点，天京事变发生时李秀成正在前线，隶属于秦日纲的部队，而且以他当时的地位不可能参与这种机密大事，只能是事后听闻。他听谁说的呢？秦日纲，韦昌辉，陈承容和他们的死党都已经死了，即使活着，作为天京事变中石达开的对立面，他们的话也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绝对相信。又或者来自洪秀全，可是《李秀成自述》的说法和《天父圣旨》就是矛盾的，洪秀全的说法同样不能绝对相信。而石达开本人又已远离，他在成都留下的供词没有提到密议，当然，石达开本人的说法也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绝对相信，何况那并不是亲笔自供(不过，清方虽有篡改供词的习惯，却不会刻意抹煞太平军领导集团的矛盾，一般说来只有夸大的)。石达开的部将中虽有不少返回天京了的，但他最心腹的将领如和他一同回京的张遂谋，曾锦谦和安庆时代就是得力助手的赖裕新等并没有离开他。如果真是石达开的心腹提供的情况，恐怕不会说石达开在贵县时和秦日纲交密或者石达开与杨秀清不合这类不合史实的话。 　　 　　有论者以李秀成在天京事变中是旁观者来证明他的话可信，问题是他的消息来源恐怕并不是旁观者，他的记载也只是记录了当事一方的说法而已，很难说是客观的。既然李，石自述中都可能有不可靠的部分，那么有无佐证就是决定取舍的重要依据，问题是在密议和加封两点上，它们都是孤证，那么退而求其次应当看它们是否与其他说词矛盾。很显然，“密议”说与其他各方说词全部矛盾，而"加封"说与“告密”说甚至“逼封”说都不存在明显矛盾。(因为“加封”可是是在“告密”甚至“逼封”以后)。由这两方面看，“密议”说并不可信，而“加封”说宜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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