胞弟盛发，小我五岁，行二，1947年1月17日（农历丙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北故乡，妈生下苦命二弟，属狗，星座是魔羯座。 　　1991年10月25日（农历辛未年九月十八日），因严重胃溃疡病，再加之医治不当，逝于西安市中心医院，年仅四十四岁。噩耗传来，我痛彻心脾。我和弟弟从小是在一个被窝里长大的，一直到1958年夏我离家住校，我们哥俩才分开睡觉。但周末或寒暑假，我回家时，还是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我们兄弟俩的感情之深可想而知。弟弟小时在农村得过‘血吸虫病’，也称‘黑热病’或‘大肚子病’。1952年夏天，有一天中午，年仅六岁的弟弟睡午觉起来，跟伯、妈说：左腿疼，而且哭闹不止，当时伯、妈没在意。一连几天弟弟哭闹，嚷嚷腿疼，于是伯、妈带弟弟去离家不远的‘协和医院’，大夫诊断弟弟得的是骨结核。经过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后，不久又发现弟弟左腿胯骨处长了个包，而且是愈来愈大，还化了脓，并流脓形成瘘孔。伯、妈又带弟弟到离家较近解放路南口不远路西的一家私人开设的骨科门诊所治疗，经过几个月治疗，病算是治好了，但我的弟弟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本来活蹦乱跳的弟弟不能正常走路了。 　　弟弟毕竟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怎么能整天待在床铺上哩。伯、妈看到可怜的儿子想下地走路，于是就教弟弟扶着凳子学走路，每走一步，双手把凳子向前挪一下。弟弟为学走路不知摔过多少次，稍微掌握不住平衡，凳子一翻，弟弟就摔到在地，身上脸上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后来，伯在凳子的前面加了一条向前的斜腿，成了一个五条腿的凳子，弟弟才摔得少了，弟弟搬着这五条腿的凳子走了一年多路。弟弟从小就特别要强，他端着凳子走路，却要与正常同龄的孩子比高低。有一次，弟弟不服气别的孩子比自己跑得快，端着凳子拼命追人家，可想而知，弟弟怎能是正常孩子的对手哩，结果，凳子一滑，狠狠地摔了一交。后来摔交、受伤成了家常便饭。儿童时期的弟弟，不知受过多少次别的孩子的戏弄和欺辱。晚上睡觉，脱了衣服，我总是要看看弟弟脸上或身上有没有伤痕，如有伤痕，就问弟弟的伤是谁欺负的，第二天我找人家算帐，为此，我没少和人家小孩打架。后来伯看弟弟有时离开凳子也能走两步，就给他做了两只拐杖，让他练习用拐杖走路。尽管跌倒过多次，弟弟总算甩开了凳子，学会了架着拐杖走路了。 　　走着走着，弟弟扔掉了一只拐杖，只用一只拐杖练习走路。十多岁后，弟弟总觉得有个拐杖不方便，慢慢练习不用拐杖走路，弟弟凭仗自己刻苦锻炼和不断练习，终于扔掉了拐杖走路了。为了弟弟走路，伯、妈整天提心吊胆，怕孩子磕着、碰着、摔着。但弟弟凭仗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决心，实现了独立走路的愿望。弟弟从六、七岁开始直到十三、四岁这漫长的岁月里，就为了练习走路，摔过多少交，受过多少伤，吃过多少苦，听过多少同龄人羞辱话？！所受的磨难即使放在一个成年人身上也是难以承受的。每当想起弟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受的苦难，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似的疼，泪水盈满眼眶。 　　由于残疾，学龄期的弟弟不能与同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堂。弟弟看着与自己一起玩耍的孩子，一个个在大人的带领下走进学校大门，羡慕不已，吵着让伯、妈也给他报名上学。当时，弟弟的腿疾尚未痊愈，没有学校愿收这样的残疾孩子入学，伯、妈也没有办法，这对幼年的弟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影响了弟弟的一生。待弟弟腿疾基本痊愈后，上学的心愿还是十分强烈。此时弟弟已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了，已不能就读正规学校了。伯、妈只好叫弟弟到成人夜校补习一点文化课，弟弟一共就上了不到两年的夜校。 　　随着弟弟年龄的增长，伯、妈开始考虑儿子的生存问题。伯、妈通过民政部门为弟弟找了个莲湖区民政局办的‘福利豆制品厂’的工作。弟弟工作中能吃苦耐劳，人也比较聪明能干，很受领导赏识和表扬，在单位人缘也很好。后来嫌工资太低，弟弟离开‘福利豆制品厂’，跟伯学习做木杆秤，又跟伯学习修理磅秤。弟弟心灵手巧，又能刻苦钻研技术，没用多久，在伯耐心细致的教导下，弟弟就基本上掌握了这两门技术。伯通过熟人帮弟弟盘下了北大街‘和平电影院’南边的一个小秤店。小秤店开业后，生意不错，每月除去各种费用，尚有盈余。由于弟弟为人忠厚，修磅秤技术好，许多磅秤多的用户单位，如：水产公司、物质仓库、水果仓库、电器厂等大单位想聘请弟弟去该单位工作，转为正式工人。弟弟觉得到单位上班不自由，经济收入也没有自己干来得多，所以婉言谢绝了这些单位的聘请。水果仓库、水产公司仓库的地磅秤都点名请他去修，关系处得很好。进了水果仓库水果随便吃，弟弟经常带着朋友去吃水果，朋友也帮弟弟干活。那时的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弟弟找水产部的领导批个条子就能买鱼，那时我们家的鱼就没断过。副食好了粮食也就显得富裕了。有些邻里粮食不够吃，就拿豆腐票、肉票跟我们家换粮票。 　　1976年春，弟弟在我家租住的两间房的东墙外，自己又投资建了一间十七、八平米的房子，弟弟为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而高兴。当时，正好我和一位司机开着一辆五十铃大卡车到西安低压电器厂拉低压配电柜，我让司机帮弟弟拉了一趟沙子。三妹所在的测绘局里的以建民为首的五、六位小青年为弟弟小屋的建设卖了大力气。 　　弟弟是个闲不住人，好象从没感觉自己是个残疾人，不管上班不上班，一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也不知道累。弟弟爱好广泛，性格开朗温和，喜欢广交朋友。没事时，常与街坊四邻的大人小孩及来家串门的朋友下中国象棋或到北门外的护城河去钓鱼。过去护城河的水很清，他有时一钓就是一天。妈做好饭，妹妹们就翻城墙去给他送饭，看他钓鱼。河里的小鱼很多，差不多一样大，每次能钓一大盆。最后，妹妹们替他扛着鱼竿，提着鱼凯旋而归。后来护城河的水被污染后，弟弟就再没去护城河钓鱼了。 　　我们兄妹六人只有弟弟继承了伯的手艺。弟弟的刻苦钻研，其手艺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会做木杆秤，对柜台磅秤和地台大地磅秤的维修都是自己钻研出来的，不会就买书回来看。因为弟弟手艺高超，几个大企业的地、台磅秤都指名要他去修，有时忙不过来，企业就派人在家门口堵着他，接他去修理。这段时间里，弟弟凭着自己的技术和勤奋，业务很好，经济收入不错，有了点积蓄，如果继续努力下去，混个小康生活不成问题，这是弟弟一生中比较顺利的一段好时光。弟弟要是一直坚持自己的专业，等经济实力雄厚了再顺风转舵也许会好些。偏偏他是一个不屈服命运，思想超前的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就想下海经商。 　　有了点本钱后，弟弟忘了自己残疾的身体，不满足修理磅秤小打小闹赚钱了，开始寻找别的生财之道。其精神可嘉，思路也比较超前。可惜弟弟为人过于忠厚，经营运作和社会经验不足，过于急功近利，再加之文化知识水平和资金所限。虽然先后在外地和市内，投资办过面粉加工厂、猪肉加工厂、汽车配件商店等企业，但都无功而返。在商海摸爬滚打了几年，吃苦，受累，超负荷运转。由于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屡受挫折，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好不容易积攒的那点本钱都被别人骗走，打了水漂。弟弟因奔波劳累，特别是到外地去联系业务，不仅受苦受累、着急上火，而且吃住无定所，有时一天也不一定能吃上一顿可口的热饭菜。有一年夏天，他从外地回家途中，想放松一下，顺便上华山去游玩。但穿的单薄，山上很冷，上山后又找不到吃的。在山上呆了一夜，第二天饿着肚子下山的，结果胃病犯得特别严重。这种饥寒劳碌的生活，使本来就身有残疾的弟弟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得了严重的胃溃疡病，原本身体魁梧的弟弟几年的时间里就消瘦得变了样。 　　1981年，在一件经济案件中，弟弟被人诬陷卷进了旋涡，9月19日被雁塔区检察院以谈话为名将弟弟拘留，直至1982年7月1日，雁塔区检察院才提出公诉。我回家通过建民请了一位张姓的律师为弟弟辩护。法庭上张律师用铁的事实批驳了检察员的不实之词，据理力争这纯属一起冤假错案。张律师不紧不慢的言辞，有理有据的事实让公诉人在法庭上坐不住了，失态地在众多参加旁听的人面前咆哮公堂。可惜，人民法官不为民做主，不顾事实真相，竟判弟弟有罪。理所当然我们不服，上诉西安中级法院，当时‘民告官’何其难。1983年1月14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仍维持原判。我就写了‘申诉书’，向西安市高级法院和检擦院提出申诉。我们的‘申诉’如石沉大海，无任何反应。可怜弟弟不明不白受了一年另两个月牢狱之苦，家里经济损失惨重。 　　1984年夏天，弟弟带侄子伟伟来北京玩时，看到弟弟清瘦的面庞，心中十分难受。曾劝过弟弟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为了赚钱，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弟弟当时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说：我身体好着哩，你不要为我操心，我会照顾自己的。那时弟弟虽说清瘦，但精神还是挺好的。在北京的日子里，我只能星期日陪他们出去玩。平日弟弟在家吃完早饭，背一个旅行壶装满开水，就带伟伟出去，挤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动物园、北海公园．．．．．．玩。弟弟为了儿子能玩的高兴、开心，不管自己多苦多累，都会满足儿子的要求。 　　1989年冬，我回家料理妈丧事时，发觉弟弟不仅形容憔悴，而且精神也大不如前了。问他，他说没什么，就是胃不舒服。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吃了好多药，也不管事，时好时坏。弟弟不愿去医院，可能是怕花钱，因为当时弟弟经济比较拮据，强烈的自尊心使弟弟不愿用别人的钱。我曾对弟弟说过：“我可不是‘别人’，我是你一奶同胞的亲哥哥。有什么难处，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当时，一家人都在忙着办理妈的丧事，弟弟的病也就没有太引起家里人的注意。办理完妈的丧事后，因辉辉病重住院，我就又匆匆忙忙返回北京。离家前，我跟伯说：“伯，我看盛发病得不轻，我给您留些钱，您叫他去医院看看病。如果钱不够用，您叫谁再给我打个电话，我马上再给您汇钱回来。”1990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时，（自妈去世后，不管遇到甚么情况，我每年至少回家一次。如果有出差路过西安的机会，必先回家看望老伯再去办事。）觉得弟弟精神还可以。我离家时，又给伯留了些钱，叮嘱伯说，需要用钱，您就叫谁告诉我一声。自从妈去世后，我每次回家都要给伯留些钱，为的是让老人手里有钱，心里塌实。不愿看到为养育儿女们操劳了一生的伯，晚年再为钱着急。 　　1991年，我们家还都没有安装电话，互相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单位的电话和书信往来，很不方便，弟弟的情况我知之甚少。1991年10月25日（农历辛未年九月十八日），年仅四十四岁的弟弟不幸英年早逝。伯的一生无论工作、生活多么艰难困苦都能咬牙，能吃苦，而且吃苦不叫苦，伯的这一品格影响着我的一生。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未见伯掉过眼泪，可是当弟弟去世的消息从西安市中心医院传到家里时，伯却背着家里人在北边小屋里伤心地号啕大哭（是号啕大哭，而不是默默流泪的小哭），当时家里人都到医院看弟弟去了。伯的哭声震惊了街坊四邻，是街坊将伯失态的情况告诉我们的。可见平时不显山露水的伯对他残疾二儿子感情有多深。 　　从我能记事的记忆中，只见过伯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1989年妈去世，与伯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协力奋斗携手走过了五十三年人生路的妈突然撒手离开伯走了，其悲情可想而知；另一次是1991年年仅44岁的二弟夭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家庭灾难，发生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人世间最不愿见的至悲至痛，伯悲痛得泣不成声。仅仅一夜之间，伯平添了丝丝白发，一向达观的伯从此变得沉默寡言，笑声不再爽朗。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人伯、妈者落泪总是难免的，除非他是铁石心肠，除非他是毫无思想的植物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从伯的两次眼泪，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父爱如山、落泪是金。 　　10月26日在单位突然接到家里来的弟弟去世的报丧电话，我十分震惊，苍天为何不长眼，竟颠倒了长幼，让弟弟抢先做了古人。妈刚走不到两年，她老人家最不放心的二儿子就追去了。弟弟留下了多少遗憾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11月初，办理完弟弟尸体火化后，将弟弟的骨灰暂寄放在‘三兆殡仪馆’骨灰堂。1994年我回家时，又办理了一次续存手续。1996年，因骨灰堂要整修，殡仪馆通知亲属暂时将亲人骨灰请回家。伯到骨灰堂将弟弟接回家，让其妻周建琴将丈夫的骨灰盒供到4楼27室的弟弟家。周建琴以两个孩子‘害怕’为由，坚决不让弟弟回家，伯只好将弟弟的骨灰盒暂时安放在妈的遗像下摆放着。弟弟生前曾说过：死后，将他葬在伯、妈脚下。直至2001年，安葬伯、妈时，在伯、妈的墓里，按弟弟的生前愿望，在并排的伯、妈骨灰盒的后面安放了弟弟的骨灰盒，合葬于‘三兆’墓地。在伯、妈墓碑的下面，以其子伟伟其女庆庆的名义为弟弟刻写了碑文。抚碑细看胞弟铭，犹亿儿时唤小名。 　　遗容疑魂在，手足情谊长，月黑风萧夜，情思九回肠。 　　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和弟弟英年早逝使我明白两个道理：第一、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在意自己的身体，加强营养，加强锻炼。只知工作，拿自己身体不当回事，英年早逝，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全家，全家人要一辈子为其而痛苦和惋惜。第二、人生只有亲情、知识、生命和健康是自己的，别的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过眼烟云。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能得到的利益就得，没有得到的也不要不顾主客观条件拼命去争。不要为它生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即使得到某些利益也是划不来的。应知足者长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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