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伯叶家钊： 　　写文章纪念自己的父亲，从来只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名人或他们儿女的特权，这当然无可厚非。原因首先是有庞大的读者群，其次是有极多素材。但我想，我们老百姓的后代，也应该可以怀念自己的父亲，他们平凡的一生同样是可以纪念的。虽然，我总认为父亲那一代人不但平凡，而且可怜。 　　我伯生于1915年11月12日（农历乙卯年十月初六），属兔，星座是天蝎座。 　　伯出身于一户佃农家庭，他是三兄妹里的老大。我的父辈家境贫寒，曾祖父叶志桃有三个儿子：长子鸣玉、二子鸣魁，即我的祖父、三子鸣斗。祖父叶鸣魁的原配妻子是妈的一个叔伯姑姑，未曾生育就因病去世了。后续弦的祖母杨氏，按辈份，妈仍叫她姑姑，特别喜欢妈。婚后共生五胎，却只育有两子一女，伯为长，下有一妹名喜娣（我的姑姑）一弟家滔（我的叔叔）。第四个是女孩，一生下来就溺死了。当时家乡的风俗是：女子出嫁，女方必须要陪送许多嫁妆，否则女子在婆家被人看不起，抬不起头。所以，有的人家不敢养女孩，在乡下溺死女孩是常有的事。祖母第五胎又生一女孩，当时祖父正在油坊榨油，听说祖母生的是女孩，三天没回家。祖母见祖父三天没回家就知道是为什么，于是起身抱起出世仅三天的孩子就塞进马桶，盖上马桶盖。孩子在马桶里挣扎，踢开了马桶盖。祖母含着眼泪一屁股坐在马桶上，直到马桶里没有动静了。此时，祖母已没有眼泪了，起身拿起一只碗，到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就喝，喝了一点被别人发现了，从祖母手里夺下碗，将想死的祖母的命保下了。但凉水激坏了祖母的嗓子，从此不能正常说话了，只能啊、啊、啊……身体也跨了，祖母去世时，妈尚未过门。祖母过世后，祖父常年有病卧床不起。 　　祖父去世时，我只有一岁多，伯和叔父都不在家。妈在乡亲邻里的帮助下，用几块床板作了一口棺材，由长孙我骑棺，将祖父草草下葬。伯回家后，又重新为祖父做了一副好点的棺木，起葬后，重新举办了葬礼，并答谢乡邻。祖父生前借了一些债，债主找到伯，伯说：“不管借谁的钱，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只要有借据，我一个钱也不会少你们的！”后来伯一一还清了这些债务，使伯在家乡获得了极好的信誉。伯不在家时，妈生活遇到困难，只要打着伯的名义都能顺利的借到钱。 　　伯小时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进学堂读书。伯七、八岁时就给村里的富户人家放牛，小小年纪，大水牛不听话乱跑，伯就拽着牛尾巴跟着牛跑，可怜幼年的伯一边跟着牛跑就一边哭。1926年，年仅十一岁的伯背井离乡，只身到汉口“张复盛秤店”学徒。那时想学一门手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徒实际上就是伺候“老板”一家生活的小佣人。只管吃住，没有工钱。干些担水、做饭、洗衣、带孩子、端洗脸水、倒洗脚水等杂活。（后来我们能吃到伯做的家乡风味菜，就是伯此时练出来的）那时要想学点手艺很难，只能忙里偷闲或晚上别人都睡下了，偷偷回忆白天师傅的动作然后自己练。遇到晚上加班，老板有时给伙计一些零碎的宵夜钱，伯自己舍不得用，放在袜子里攒起来，年底带回家，家里就靠这点钱过年。伯四年出师后，肩负着全家的生活重担。虽然当时汉口找个工作很不容易，但伯凭着自己苦练出来的高超手艺，受到一些秤店老板赏识，东家出，西家进，硬在汉口生存了下来。年仅十五岁的伯，自1930年至1943年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在“方茂新秤店”、“吴永盛秤店”、“共济秤店”、“兴盛福秤店”当工人。一点微薄的工钱，伯省吃简用，自己在汉口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攒起来拿回家。还清了爷爷辈欠下的外债，还为其弟叶家滔偿还欠下的赌债，并将祖上留下的宅屋进行了彻底的翻修。 　　黄陂下纷有我父，出生贫寒无依附，早年丧母早当家，父病弟幼顶门户。 　　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占武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伯应我的一位叔伯爷爷在西安开的“叶复泰秤店”邀请，离开汉口到西安为其打工，店里生意不景气时伯曾西上宝鸡、天水为人打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照顾家伯决定回汉口工作。当时，国共内战正酣，从陕西西安到湖北汉口，要经过解放区，又要经过蒋占区。当时铁路不通，回家心切的伯将打工攒的钱，倦在麻绳里，再将麻绳缠在身上，与几个同乡结伴，从西安步行回汉口。然而，当通过蒋占区时，被查出倦在麻绳里的钱币，要没收，被拘留了十多天。后来几个人凑了些钱，托人从拘留所保了出来。人家看伯他们几个人的确是些老实工人，才把伯他们放了，将没收的钱又还给了伯。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伯硬是靠一双肉腿肉脚，两千多里路背着行李徒步长途跋涉，回到了故乡家里。伯一生所吃的苦我们晚辈不仅做不到，而且连想都想象不到。安排了家务事后，又赶到汉口去打工。 　　1946年，叔父叶家滔在陕西省咸阳市开的秤店由于不善经营，其手艺又差，秤店经营不下去了。只好将手艺高强，年富力强，正在汉口打工的伯请到咸阳，支撑叔父的秤店。1948年，中国解放前夕。伯看到经过兄弟二人苦心经营，秤店已在咸阳站住了脚。伯惦记着家乡的妻、儿，就与叔父商量，准备回汉口。叔父就劝伯不要回汉口，为了让伯安心地在咸阳工作，说把妈和我及弟弟从家乡接到咸阳。伯权衡了一下，同意了叔父的意见。于是伯就让叔父带着路费到黄陂老家把妈和我及弟弟接到咸阳自己身边生活。叔父起程时伯又让多带些钱，顺便从汉口购进些做秤用的原材料和工具。 　　不曾想叔父带着路费和购买原材料及工具的款，回到家乡后，日夜与人赌博，结果将所带的钱全部输了个尽光，连回咸阳的路费都输进去了。在家乡，凭叔父人品是借不到钱的。没办法，妈把结婚时，娘家陪嫁的金戒子、银帐钩等值钱的东西变卖，换了钱买了些秤店必需的工具和原材料。又以伯的名义打借条向乡亲们借了路费。后来邮路一通，伯就加了利息还了人家这笔钱，并在信中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经过与妈商量后决定：叔父一人先乘飞机到了西安，让妈带着我及弟弟坐火车到咸阳。从此我们一家离开曾养育我们成长，贫脊的故乡进入了繁华的城市，开始了新的奔波。不曾想，妈自此告别亲人和乡亲，离开这片曾给过她老人家成长、欢乐、梦想、烦恼和牵挂的土地后，直至离开人世都未曾再踏上过这片梦中眷恋、熟悉的故土。妈生前曾多次在伯和我们子女面前流漏出对故乡的思念，很想回故乡看一看。由于妈临终前几年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妈的这一小小的夙愿在生前未能得以实现，给天国里妈和我们活在世上的人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伯在咸阳秤店的五年时间里，为秤店效尽了犬马之力，夜以继日的工作，支撑着秤店的运营。解放战争时期的咸阳，秤店生意萧条，入不敷出。伯就挑着担子步行三十多里地到西安去贩菜，沿途卖回咸阳，赚点辛苦钱，维持俩家人的生计。1949年叔父结婚。由于多种原因，1950年伯带着我们一家，离开了咸阳的秤店，到西安开始了伯新的创业生涯。 　　1950年，因妈患俗称“气鼓”重症，当时在咸阳经多方治疗都无效果，被那些庸医判了死刑。看到妈处于病危边缘，伯抱着非要治好妈病的决心，将妈带到西安解放路的“西安市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伯带妈到西安看病，住在一位开称店的老乡家里。这位老乡知道伯手艺精湛，提出条件是每天给他做一杆300斤的称。伯白天要照顾住院的妈，只好晚上做，常常要到凌晨3、4点才做完，睡一会又到医院去照看妈。 　　后来，伯为照顾病重妈和保证家庭正常生活，以每月十代面粉的价格在西安市东大街大差市口东边路南托人租了一间门面房，自己筹备经营个小秤店。我们一家人也就随伯迁到了西安。 　　苍天不负苦心人，已被那些庸医判为‘不治之症’的妈神奇般的康复出院了。妈出院哪天，我们一家人兴高采烈地拥着妈回到了西安的新家，开始了我们家新的奋斗历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妈的病好了以后，伯决定不回咸阳了，开始了在西安的创业。没有资金，只有借，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伯认识的湖北老乡都是做秤的，谁也不愿自己多个竞争对手，当然不会借钱给伯。伯在咸阳做工时认识一个河南籍的生意人，因伯信誉好，他借给伯十捆棉花，实际只给了九捆，一捆作为利息扣掉了，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家里人经常跟伯开玩笑说；“难怪您的两个姑娘都嫁给了河南人，原来您借过河南人的钱。” 　　刚开店时，很受排挤，原先开店的一个人说要把伯挤出西安！伯说：“我借不来钱，就是卖俩孩子也要和你们拼一下！”最终这个人反倒被伯挤出了西安，听说没多久他就死了……伯的肺结核和白癜风就是那个时候得的，生活稳定后，病情也都控制住了。1989、1991年妈和弟弟的相继去世，伯悲痛欲绝，心情非常不好，情绪十分低落，肺结核和白癜风病又复发并发展了。伯开秤店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困难重重，真是一波三折。在同一条街上大差市口西边路南不远，开“叶复泰秤店”的那位叔伯爷爷，怕伯的秤店营业后，抢了他的生意。就对伯说：别自己开店了，到我店里干吧。此时正当年的伯不愿再寄人篱下，想凭自己的一身技艺，创一份自己的家业，所以婉言谢绝了叔伯爷爷的邀请。当伯到工商局去办《营业执照》时，这位叔伯爷爷就贿络工商局和计量站干部，千方百计阻挠伯领取开业必备的证照。为了给重病的妈治病及全家人的生活，迫于无奈，伯在无任何证照的情况下，偷偷做秤卖，以换取全家人的生活费用。但不久就因无照经营被派出所传唤并转到公安分局。到下午病愈不久妈见伯未归，就牵着我和弟弟，抱着大妹找到派出所，听说转到公安分局，妈领着我们兄妹又赶到分局。妈对当时对接待的人说：你们若不放我家掌柜的，就连我们一起关起来，只要你们管饭吃，我给你们喂猪都行。接待人员了解了关押伯的情况后，当时就放伯同我们一齐回家了。到家后，伯还得继续做秤卖换点钱以养家。 　　后来，伯看这无照经营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用5代面粉的代价托一中间人介绍，准备用四十代面粉购买一个叫“付复泰秤店”的证照先干起来，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姓付的到外地转一圈回西安后，对伯说：《证照》不卖了。无奈，伯又在大华饭店摆了两桌酒席，请来了同行业的朋友和姓付的进行调解，最终又以增加十代面粉，共五十代面粉的价格买下了“付复泰秤店”的证照。伯始终觉得‘叶’姓人开‘付’姓的秤店很不是滋味，千方百计要正名声。“叶复泰秤店”不让叫，改“叶兴泰秤店”，办证的说：与叶复泰有点相似，不行。最后终于以“叶茂盛秤店”拿下了开业证照。 　　有了执照，伯带领全家人省吃简用，走上了艰苦创业的道路。全家没有增添任何新家具，用的全是房东留下的破旧家具。全店人每日三餐由妈带着一个徒弟来做，虽说是粗茶淡饭，但在妈的精心安排调理下，大家吃得也很开心。我们一家与伯请的一个师傅，两个徒弟一起，每日围着一张破方桌吃饭。（这张破方桌随我家搬了五次家，直到1985年我们家搬进现在居住的楼房时，全家看着实在不配摆在新楼房里，才换了一张园折迭桌。）每月逢农历初一、十五改善伙食，有煨的肉汤，菜中有鱼有肉，全体“打牙祭”。我在“建国路小学”上学时，伯每天给我一仟元（旧币，合现在一角）钱当零花钱。每天早晨上学途中，在建国路南口路西的一个早点摊，用五百元买一套烧饼果子，再用五百元买一个荷包蛋，连汤带水吃完早点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去学校。 　　劳累一天的伯唯一享受就是晚上买一仟元开花豆，喝一小杯散打的白酒。这对于伯来说，也许就是一顿丰盛的夜宵，也许就是劳作一天的回报。喝一口酒，吃几粒开花豆是一种满足、慰籍、幸福，将清苦的生活演绎得如此生动。这段时间，全家人生活过得虽然很清苦，但都感到很知足。伯把赚来的每一分钱用来买生产工具和原材料，进行秤店的扩大再生产。秤店开业是向朋友借的十捆棉花（每捆十斤）作为本金，发展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剩余资产2346元，与开业一、二十年的老秤店相比不相上下，伯心中很是自豪，有一种成就感。伯仅仅四、五年的‘手工业者’创业经历，在1966年‘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说伯是‘小业主’，也受到了‘革命’的冲击，伯、妈身心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在那乌云乱飞的年代，伯、妈整天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伯、妈并不担心自己会受到冲击受罪，而是担心害怕他们的儿女因此牵连，受到委屈。 　　公私合营后，“叶茂盛称店”的招牌伯一直没舍得毁掉，放在家里当床板用。硬板床换成了沙发床，可伯睡的床板还是用的这块招牌，直至伯去世，现在还在伯的屋里，可见伯对这块招牌的怀念有多深。文化大革命，伯怕出事，让我们用斫子刻下招牌上的字，半天也刻不下来，现在还能看到刻的痕迹。每当家里搞卫生把它搬出来晒的时候，伯都要给我们讲这块招牌的来历。无数次的叙述，其中有辛酸，有自豪，更多的是怀念！伯曾说过：“如果让我把生意做到现在，我给你们四个姑娘一人盖一座绣楼。”公私合营后，许多做称用的工具、.材料伯一直保留着，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秤店能东山再起。这些东西占据了全家各个床铺底下的空间。文化大革命伯被划为“小业主”后，伯怕‘造反派’抄家。因为如果抄家时发现这些东西，那就可能给戴上资本家妄图复辟的大帽子。无奈，伯忍痛割爱，让姐儿几个分批分堆把这些东西拿到废品站卖掉了。因怕一次卖太多东西，人家怀疑是资本家在销赃。其中光做秤用的秤丝、铜皮就一大堆。有一个做秤用的锉凳留下了，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直到上世纪末木杆秤被国家定为淘汰产品，不许商店再使用了，家里也实在没地方放。在世纪更替的2000年，在大家的多次催促下，伯才依依不舍的把这个锉凳送给了一老邻居。此时，伯已是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了。伯一生走南闯北，一生很艰辛。他老人家经历了误解、冷遇、饥寒、迫害、疾病和金钱的困惑，嫉妒和阴谋的威胁，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历尽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 　　艰苦创业几春秋，沧桑历尽岁月稠。今宵月照如霜鬓，英雄恨无力回天。 　　1956年秤店公私合营后，伯因工作单位的变迁多次变更工作地点。从东大街——南院门——糖坊街——骡马市街——广济街——南稍门到东门里等地，西安四城都转到了。我们家也就随伯单位的变动一搬再搬，1957年底定居明新巷。伯每天吃了早饭，带着午饭，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开始他一天的行程。伯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从未迟到早退过，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单位，直到下班铃响过才离开工作岗位。有时，工作任务紧，加班加点是常事。只要伯回家晚了，妈心中就放心不下，怕伯在路上有什么事，就牵着小妹妹沿着伯骑车回家的路去接伯回家，接到伯后，小妹妹就坐在自行车横梁上，然后伯推着车，和妈一起回家。有一次妈牵着妹妹接伯，直走到伯厂门口都没有碰到伯。到厂里一问，才知道伯在厂里加班。伯的敬业精神得到单位同事和领导的称赞，几乎年年被大家评选为“先进生产者”，出席过厂、区、市级表彰大会。伯先后在单位做过木杆秤，修过磅秤，当过翻沙工。 　　1975年退休后，厂里反聘伯回厂当师傅、带徒弟，干伯最拿手的本行——做木杆秤。直到1988年，因妈腿摔骨折，儿女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为前途奔忙，家里实在无人照顾。七十三岁高龄的伯才告老回家，以便照顾为了家庭和儿女们的幸福，与自己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协力奋斗已携手走过了五十三年人生路的妈。‘年逾古稀情愈重，青山长在水长流。’ 　　伯属于让领导满意放心的那一茬儿人，满意放心之处在于忠诚地实践了‘即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多少年的工作磨砺，始终是‘不用扬鞭自奋蹄！’不管在什么岗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没有非份要求，领导让干啥就干啥。有一次，在翻砂车间干活时，左手被铁砂箱砸伤，鲜血马上流了出来。伯抓了一把热砂捂在多处破裂的左手背上，为了不影响工作，没去医院，甚至连最起码的清洁包扎都没做又接着干活。多年后伯因病在医院输液时，我们发现伯左手背的血管里有许多黑点，针头都扎不动。一问，方知是当年捂在手背上的铁砂长在皮肤里了。 　　伯一生刚直不阿，经常说：“亏吃不死人，便宜倒是占不得。”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从不以任何理由给别人添麻烦，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他老人家都没有当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任意发落，从不给儿女提什么要求，再苦再累都自己承担，以言行支持儿女的工作和家庭。所以，在单位、邻里、家里，伯到哪里都有一个好名声。伯的品格为我们儿女树立了崇高榜样，给了我们做人无穷财富。伯一生象一头不知疲倦的黄牛辛勤耕耘，用脊梁撑起一片天空，呵护着全家，展开他有力的臂膀，为全家人遮风挡雨。肩负着儿子、丈夫、伯、爷爷、曾祖父和一个男人的责任。为我们这个家庭做出无私的奉献，毫无怨言，没有索取，不图回报。 　　伯平时言语不多，我们却能经常从伯的嘴里听到许多幽默的笑话。有一次，吃伯炒的青辣椒。当时，正是批修反修的年代。我说：“伯，这辣子怎么不辣？”伯说：“辣子不辣，哪它可能变修了。”当我吃第二口时，说：“嗯，挺辣的。”伯又说：“那它改正错误，又不修了。”伯说话时那严肃认真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伯默默无声，但双手可很少有闲着的时候，在家里不是干这，就是做那。为了省钱，伯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心灵手巧，家中的许多日常用品都是伯亲手制作的。伯用铝板为我做的一个带盖的缸子，我带北京用了近二十年。伯亲手给我做了两杆秤，第一杆秤是我住西海南沿时，街坊借去用，把秤杆尾巴弄断了。我回家一说，伯又给我做了第二杆秤，一直到现在，妻子都用伯做的这杆秤检查购买的物品的重量。有时为一两、半两也找哪些小贩算帐去，小贩心里明白，毫不犹豫地就补够了数，所以妻子买东西很少吃亏。当我们兄妹大了以后，伯、妈仍然希望在方方面面还能再为孩子做点什么，当孩子接受了，他们就能感到一种骄傲。每当拿到伯给我做的东西感到非常较满意时，我总能在伯脸上发现一种满足感。 　　在伯身上我看到了坚强 ，有件事让我对伯记忆最深，它即让我感动，又对我震动很大：1988年，我在配件公司工作时，给弟弟搞了一批当时西安紧缺的‘菲亚特’汽车原厂配件。当我正与弟弟联系发货地址时。没想到，73岁高龄的伯却带着身有残疾的弟弟拿着粗绳子来到北京。伯对我说：东西不多，我们把配件背回西安，即省了发货费用，又可自己控制配件销售权。伯和弟弟的这一行动令我心情激动了好长时间，这就是伯和弟弟的创业精神。真是：老将放异彩，风头盖过年轻人！汽车配件都是铁疙瘩，伯早就该是颐养天年，需要儿女照顾的老人了，却不服老，残疾的弟弟也不服输，他们爷俩竟想几千里地从北京将那些铁疙瘩背回西安。当年，岁月已无情地在伯和弟弟的脸上留下痕迹，体力如何可想而知。但为了生活，他们依旧活跃，用一颗年轻的心继续谱写着叶氏家族的生活之歌，伯是想告诉我们这些叶家的后代，有他老人家在，天塌不下来。伯和弟弟的行动对我教育很大，当我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一想起伯和弟弟的精神，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当然，配件我没有让伯和弟弟背回去，是按弟弟指定的地址将货发到西安的。 　　伯是个有主意的人，伯是慈祥的，我的成长记忆中，从未打过我。他疼、爱、亲我们家的每一个人，不过，他有他的方式，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埋在心里，父爱无声，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伯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身体力行关爱着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每到伯领工资的日子，我们几个孩子就高兴得如同过节，因为总会有好吃的，尽管很少。上世纪70年代，东大街有一个腊味店，伯每月领到工资后，就去那里买几包腊味带回家。有酱肉、有烧鸡，鸡爪子是每次必买的，两角钱一斤，每次买两包。邻居小孩看我们吃就问：“鸡爪子还能吃？！”等他们反应过来，才知道鸡爪子卖得比鸡肉还贵。有一个邻居是饭馆的厨师，专做卤肉，每星期做两次。妈就请他每次做好给我们带两斤回来。小妹喜欢吃猪耳朵，那时吃过许多次也没烦，可现在有时买点儿吃，她却觉得没那时的好吃。伯对子女的疼爱是含蓄而深沉的。儿女们每做一件事，伯总把一些注意事项想在前面，自己不言不语替儿女做好了，或叮嘱儿女应该如何做。伯为儿女们操好心，但很少给好脸，对儿女总是一脸严肃，挑错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尽管伯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非常和善亲切，在我的印象中很少有伯打我们子女的记忆，只是弟弟幼年时特别淘气，曾被伯骂过。伯一生历尽沧桑，做人心胸开朗，存心忠厚，待人诚恳守信。与人交往异常谦虚，襟怀坦荡，表里如一。伯的许多美德是我们儿孙们的宝贵财富，我一生都在努力学习和继承，永志难忘！伯的高风亮节耳溽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儿孙辈的成长。伯的为人用‘话到无言声自远，人到无求品自高’来形容恰如其分。 　　有一个地方叫故乡，有一种情感叫牵挂，有一份情怀叫思念，在故乡面前作为游子无论您走到哪里对故乡的眷念和爱戴永远不会改变。在游子面前，无论您身在何处，故乡对您的惦记和关注也永远不会改变。黄陂下纷的子孙们，他的爱乡之情，思乡之情的情结永不会终结。置身异乡，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中，步于喧嚣拥挤的人流中，人们总会凝足在岁月的浪尖上，彻夜抚摸着心灵深处的思念。‘何人不起故乡情，’四海漂泊的游子，无论身处何方，故乡总似母亲慈祥的微笑，在日落村头的田野里撒满晚霞，迎接浪子伤痕累累的心。陕西西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每次回到西安，我在伯、妈脸上纵横的沟壑里找到了山的信念，水的执着，火的热情。 　　湖北黄陂是我们家的根，晚年的伯、妈多么思念生养他们的故乡啊。尽管经过了四、五十年的变迁，伯、妈知道黄陂‘家’早已不存在了，但伯、妈还是常常在我们儿女面前露出想回‘家’看看的念头。哪怕是见不到家人，没有‘家门’可进，站在村头看看故乡的山山水水、庄稼田地；在村里小路上漫漫步，看看乡人，听听乡音也心满意足。遗憾的是为养育我们，操劳一生，晚年疾病缠身，行动不便的妈连这点简单、朴实的心愿都未能实现，带着遗憾就急匆匆地走了。我经常为没能报答妈而愧疚，为没能宽慰一棵饱经苦难的心灵而深深自责，为圆妈多年夙愿。也为了不让已八十五岁高龄的伯留下遗憾，2000年伯来北京时，我问伯：“伯，您想回老家看看吗？”伯说：“家里没有亲人了，房也没了，回家找谁去？”我说：“咱们回村里走走看看，看看家乡人，听听乡音也是好的。”伯说：“那也行！”从伯说话的神态和脸上的表情，我看出了伯急切的思乡情。伯回西安后，我与四个妹妹协商，征得大家一致同意决定：我们兄妹五个陪伯一起回趟老家寻我们的根。二妹、三妹和四妹都未回过故乡，1962年春节，正是‘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二十一岁的我和十三岁的大妹及堂弟宝贤与堂妹莲香，跟着伯和叔叔回老家探过一次亲，在老家住了三天。这次我们兄妹陪伯回故乡寻根，心里都非常高兴。本来我们诚心请叔叔和我们同行，火车票都为他老人家买好了。不知何因，叔父不愿与我们一同回故乡。虽然我们一再邀请，他老人家也没有与我们同行。没办法，我们只好将叔叔的那张火车票退掉了。 　　2000年10月，我们兄妹五个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陪伯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天河镇叶下纷湾。“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片片游子意，都是故乡情。” 走在回乡的路上，我看到伯在静静的沉思。我问伯在想什么？伯说：“全变样了，我都不认识了。”我想伯一定在回忆他老人家在故乡度过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回忆生养他的亲人和相处多年的邻里。故乡的一切对伯来说即充满了记忆，也充满了陌生。鸡鸣犬吠甚或邻里的争吵声都成了一种很有意味的回忆，如一种音乐。这些音乐会拌着淙淙溪流声在心灵中流过来淌过去，这种音乐只有在故乡方可聆听。在这音乐的包围中，即使是失眠都变得诗意盎然。此时的伯可能与我们兄妹一样，被这种音乐所包围并陶醉其中。这次回故乡给我们一家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久离故乡，记忆所及，我们的亲人散布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或死或生，无从问讯。我们本想回乡为故去的亲人扫墓，但有的坟墓被年年飘落的树叶淹没了；有的坟头已被夷为平地，或点瓜种豆，或变成广场和道路。何时我们才能再回故乡为亲人扫墓？！我们怀着无限的眷恋，告别曾给过我们许多恩惠，教过我们入世为人品德的故乡。借这次回故乡的机会我们兄妹五人陪伯从宜昌乘游轮逆水而上游览了长江大、小三峡，抵达重庆，又游览两天后乘飞机回到西安。这次我们兄妹五人陪伯回故乡、游三峡、逛重庆，我们一家人都感到融融亲情的温欣。看到伯一路上笑逐言开，精神十足，兴高采烈愉快的心情，完全不像一个已经85岁高龄的老人。身为子女，我们深感到过去为什么就没有多陪陪伯、妈聊聊天、外出玩玩哩？！回想一下我们一生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孝顺伯、妈呢？读书时，伯、妈把我们当宝贝似的照顾着，而我们全然不懂他们的良苦用心，反倒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工作了，开始忙于社交应酬，千方百计地追求事业的成功，就连在家里陪伯、妈聊聊天，都以忙为借口草草收场；恋爱了，脑海里全是他（她）的身影，整天只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伯、妈却放在了心灵深处最不起眼的角落；结婚了，得去经营自己的小家，伯、妈自然也想得少了；自己有了小孩了，还希望伯、妈能帮着我们带自己的孩子，那有时间去照顾他们？而伯、妈的要求却只有那么一点点儿，看着孩子们身体健康、生活的幸福，老人们就心满意足了，既使我们很长时间才给伯、妈写一封信或打一次电话，即使很久都没有回家陪伯、妈吃一顿饭，他们都没有半点埋怨。想一想，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孝顺伯、妈啊！等到我们真的经历了世事的沧桑，真的懂得了伯、妈的伟大，想要好好孝顺一下伯、妈时，可能伯妈都已经老了。可能伯妈走不动了，那里也去不成了，妈去世前的情况是最好的例子；可能伯、妈的牙齿掉光了，什么也吃不成了；可能伯、妈的身体不好了，每天与各样的药片、胶囊、针头为伴，很快就要与我们永久地告别了。在这里我想告诉我的晚辈儿孙们，从现在开始孝顺伯、妈吧！不要以为每月给伯妈几个钱就是孝顺伯、妈了，亲情是金钱买不到的，它需要时间和感情来养护。请你们多花点时间陪伯、妈说说话；多关注点伯、妈的健康；多抽点时间带伯、妈旅游旅游；多让伯、妈脸上锭放笑容；多让伯妈心理感到快乐吧！这样，健康长寿的双亲，当他们最终离去的那一天，我们才不会后悔和遗憾。因为在伯、妈的有生之年，我们给了他们最真的爱和关怀。 　　爱恨沧桑几千年，惟有亲请难变。金有价，情无边，路虽坎坷有心相连。 　　我们兄妹常为没有给伯、妈认真举办一个生日庆典而懊悔。直到1989年妈永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兄妹五人才把对伯、妈的爱全部倾注在伯身上。每年的农历十月初六，不管我们兄妹能否全部到齐，在家的子孙们都会为伯举办祝寿庆典活动，没在身边的子孙们也会遥隔千里在电话里祝福伯生日快乐！祝愿伯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吉祥如意！每当遇到生日庆典活动的时刻，都有一种愧疚的情节萦绕在我的心头：为我们子孙曾经那么辛苦和劳碌一生的妈，在她老人家的有生之年，我没有为她老人家举办过一次象样生日庆典活动，我深深地坠入悔恨和自责之中。这种无限懊丧的情绪经常围绕着我，成了我余生念念不忘的愧疚。 　　在不平凡世纪之交的2000年11月1日（农历庚辰年十月初六），我们全家和从咸阳赶来的叔叔及堂弟妹们，在钟楼南边海鲜风味的‘三峡海鲜大酒楼’的一个包间里，为伯八十五岁华诞举办了隆重的庆典活动。我们祝愿伯健康长寿，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永远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庆典活动在热烈祥和的氛围中进行着，全家人兴高采烈地推杯递盏祝福老寿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伯在这热烈喜幸的氛围中红光满面，笑逐颜开。听到儿孙们的祝福，那愉悦的心情溢露在脸上。 　　宴席过后，全家不分老幼都尽情“卡拉OK”，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也为伯献上了一首《父亲》的歌，“……伯是那登天的梯，伯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山高路远他乡行……男儿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愿我的伯平安度春秋……”我的失声走调，惹得晚辈们笑得前仰后合，算是给热烈的庆典活动又增添一景吧。 　　饭店的庆典活动在一派祥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我们送走了叔父一家。我照例陪着伯沿着钟楼、北大街一路步行观看街景和商店回到家里。我自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总是要伯跟我一起步行逛逛西安的市容，伯也总是非常乐意地和我一起到街上走走转转，一边走一边聊，我们父子都感到很惬意。 　　我们父子到家不久，结伴逛商场购物的妹妹们也都回来了，一家人又在一起谈起了刚才在饭店庆典活动的感受和趣事。叔父和我们儿孙送给伯的生日蛋糕没有带到饭店去。全家人都回家后，我们首先让伯默默许愿并分切蛋糕，大家分享蛋糕的美味和对伯的祝福，同时还给家在西安的弟妹们每家一份伯的生日蛋糕带回去与家人共享。 　　晚上8点钟，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小妹在‘西安电视台’为伯寿辰点播的，由著名歌星演唱的《三百六十五个祝福！》。“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时钟转了一千四百四十圈，我的心里头，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祝福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平平安安！……”优美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节奏、婉转的声音表达了我们儿孙们的心声。我们全家人也合着音乐的节拍击掌伴奏，我用摄象机录下了这一宝贵的情景。全家人围在一起，设想了来年的今天如何为伯庆典生日。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生日庆典是我们全家人为伯生前举办的最后一次庆典。 　　自妈和二弟离我们而去后，我们几个儿女家的条件都不错，争着要接伯欲反哺，但伯据绝了儿女们的频频相邀，和妈一样不愿离开这个含辛茹苦建起来的，虽然清贫简陋但却温情默默的家园，苦苦地守着妈的肖像和二弟骨灰盒。伯清楚地知道：只要这个家园存在，儿孙们就会时时地光顾；一旦这个家园没有了，这个‘家’也就不再存在了，就可能应了‘树倒猢狲散’的俗语了。伯、妈是非常不愿看到后面结局的！2001年春天，为抚育儿女受过无数累，吃过千般苦，遭过万重罪。似乎总不生病的伯，却由于感染严重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 　　4月份，得知伯病得住进医院，我马上回到西安，看到心目中强壮无比的伯，叟弱得那么可怜。伯已经86岁了，岁月的峥嵘，历尽风霜，生活的磨难，伯身板已不再挺拔。这次回家探亲的日子里，不经意中我才猛然发现，伯老了，真的老了，而且越看越老。精气神已远不如前了。一辈子唯一的刚学会没多久的娱乐项目——玩麻将牌也坚持不住了；走路再也不象过去那样铿锵有力，而是踢哩蹋啦；呼吸也感到有点气短了；老想在床上躺着。过去伯每天早晨都要到北门外护城河边的环城公园晨练。记得去年我陪伯去时，伯还是很轻松的来去自如，而且我们爷俩还沿着环城公园小路向西从城外绕路走，一边走一边聊，其乐融融。然后由‘尚武门’进城，走‘药王洞’，路上找一家小吃店吃完早点才回家。我眼中的伯虽说有点土，但很乐观，一切事情都能坦然面对。伯有着最朴实自然的思维方式，因而才有了自己最舒心的快乐幸福。伯病情稍有缓解，从小妹家回家后，我想再陪伯去晨练时，伯却对我说：“不行了，我只能在院门口晒晒太阳，走不动了。”自我记事以来，从未听伯说过这样的服软话。为了培养儿孙，他老人家起过多少早，贪过多少黑？在我的记忆中，伯一生中只是在妈和二弟去世时，两次掉下过伤心的泪，其它任何时候从来没有眼泪的伯，可能现在也在暗暗流下无言的泪。 　　回想2000年我感染肺炎时的情形，觉得伯的病尚未痊愈。于是我又让小妹联系西安军医四院专家门诊，带伯到医院让专家做了一次彻底检查。专家检查后对我们说：老人的肺纤维化较重，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他的肺炎感染还要继续用药，于是大夫又给开了消炎药。我怕伯心痛钱，就跟伯说：“伯，钱的事您不要考虑，就安心住在医院治病吧。在医院住着，有医生和护士可随时根据您的病情，好对症及时治疗。”但伯说：“医院住着不方便，我还是回家住吧。”伯始终坚持不住在医院治疗。没办法，小妹通过关系买好了药和输液器具，我每天早晨陪伯到街上吃完早点后，就到家门口的一个社区医院门诊部陪伯输液。又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伯身体才基本复元。于是我每天又陪伯去北门外环城公园晨练，不过此时伯的步履再不象往年那样铿锵有力了，出门时总要带一个‘马扎’，不远的路程，中间要歇上两次。伯再也没有精力和我一起沿着环城公园散步，更别说和我一块逛街了。伯的话也少了，一到家就要在床上趟着休息，原来每天必看的‘西安新闻’现在也不怎麽爱看了。 　　大妹也请假回西安了。大妹回来后，我们兄妹几个看伯精神还是不太好，商量后，又在家门口的‘西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挂了‘专家门诊’号，再让伯做一次彻底检查。专家仔细检查，看了胸透X光片后，对我们兄妹说：老人肺炎基本痊愈了，但老人的肺部情况不是太好。建议我们带老人到南门外的‘西安市结核病第二疗养院’去看看，必要的时住院疗养一段时间。 　　第二天，我们带伯到疗养院。疗养院大夫检查了伯的病情后，让伯再做一个‘CT’检查，大夫看了‘CT片’后对我们兄妹说：老人的肺叶组织已呈现严重的纤维化，这是一种难以逆转病症，目前还没有更好地药物治疗方法，只能通过注射‘激素’，控制病情继续发展。住疗养院和在家疗养没有太大区别，如果家里条件好，老人过着已习惯了的生活节律，慢慢疗养，在家里更有利于老人的病情缓解。建议我们还是让伯在家疗养，没有必要住疗养院。于是我们与伯商量，想让他老人家在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我们给伯解释：如果一旦有什么情况，疗养院的大夫和护士可随时给以照料。但伯坚决不同意住疗养院，执意要回家。 　　伯回到家里后情绪比较平稳。通过几天观察，大家觉得伯病情已无大碍。但老人的精气神和体状仍未完全恢复，生活难以自理，而伯又不愿意我们为他请一个保姆照料他的生活。我们兄妹几个商量后，大家毫无异议，一致同意：大妹和我返回小家后，每周一到周五由目前退休赋闲在家，住在家里的二妹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家里一切的生活费用支出全由伯承担，我和大妹每月再给二妹个人300元经济补贴；周六和周日分别由三妹和四妹回家照料伯，我们把老人家交给了西安的三个妹妹。并把这一安排告诉伯，请他老人家安心养病。伯是位久经患难经历丰富非常坚强的老人，他反而安慰我们不要惦念他。安排好伯的生活后，我和大妹放心地告别伯返回北京和兰州了。我们还和伯约好：“伯要好好养病，有什么难处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农历十月初六，我们再回家为老人家办86岁华诞庆典，并陪伯到海南去旅游。”我和大妹走时，伯从床上起来送我们到门口，眼里含着泪挥手和我们告别，彼此似乎都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告别。我们出门下楼到了院子里。我回头一看，满脸岁月沧桑的伯还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回头一挥手竟然成了我和伯的永别。现在想起，我真是悔不当初啊！那分明是伯自知来日无多，想让我多陪他几天么！ 　　我和大妹是同一天下午离开西安的，这次伯没有亲自送我们到火车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自我离开家到北京工作，每次回家探亲返京时，唯一的一次伯没有亲自送我到火车站，伯送我到火车站成了我余生念念不忘的记忆。隔着我的人生路往回望，一年又一年，从1962年4月下旬的一天，伯、妈第一次亲自送我上火车，离开家到那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开始，每次我回家探亲返京时，伯都要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广场，看着弟妹们送我上火车，等弟妹们出站后再一起从火车站步行走回家。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不管是谁每次远行，伯、妈都是那么的放心不下。即使走得很远很远，都走不出伯、妈牵挂的视线。伯、妈总是跟我们说，在外要照顾好自己，伯、妈总是说家里是一切都好，不要挂念我们老两口……那温暖，还有那滋味是我一生都无法割舍的。 　　伯的晚年，因为我们兄妹不在身边，晚年相依唯老伴。晚年的伯、妈正是：‘往事如烟感慨深，年逾古稀情更真，夕阳灿烂晚来晴，患难夫妻抵万金。’‘晚年相依唯老伴，一生冷暖最知情，有病有灾真心见，相依为命替不成。’ 伯、妈曾经给予我们儿女最无私的爱，在伯、妈最需要爱和温暖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却不能守在身边，伯、妈只能是左手温暖右手。 　　现在我已为人父，已经体悟出伯当年是怎样最大限度地支撑着这个家。背负着儿女、背负着生活，如同背负着那山脉一座，伯弓背上滚淌着日出日落。脚步艰难地划过红土地和黄土地，划过岁月踏尽坎坷渴望收获丰硕，却过早地收获了额头的一道道沟壑。劳作了一生的伯真的累了，歇在了和伯一样平凡的陕西黄土地中，我的思念永远地化作了鼓起的小丘。从不拄拐杖的伯走出泥土，步履蹒跚扶起我跪伏于地的长哭，儿呀跪地太久怎挺得起做人的脊骨。廋弱的伯洒尽了枫的火红，风霜中挺立成精神的绿松，伯您是儿子心中不倒的山峰。仰望苍穹凝视闪烁的星空，那最亮的一颗定是您不眠的眼睛，伯您是儿子生命的北斗星。在云雾苍茫的海天相连处，晨曦中闪烁着您注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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