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王海英： 　　生于1916年9月30日（农历丙辰年九月初四），属龙，星座是天秤座。 　　妈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富户人家，上有一兄一姐，妈为幺。我们小时听妈讲：妈的奶奶去世后葬在了一个风水宝地，自埋葬妈的奶奶后，妈家很快就发达了。外祖父弟兄五个，个个虎背熊腰，有的还是武行出身，尤其是老五（妈姊妹俩问世后，五叔特别疼爱她们，姐妹俩也非常喜欢这个五叔），据说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功夫。在当时不大的王扁担湾，妈家小有名气，算是富足一方。弟兄五个有了钱了，就想尽孝心，哥几个就要为母亲修坟，商量给母亲迁坟。乡亲们劝他们说：你妈坟头草长得这么旺盛，坟头也越长越大，恐怕这是块宝地！劝他们不要迁坟。但兄弟几个执意要迁。结果，一锄头挖下去，只见一股青烟冲天而上，周围一片惊呼：完了！完了！等把坟挖开，发现一对鲤鱼死在妈奶奶的棺材头里。从此以后，妈家日趋败落。（这是妈听长辈传说，通过妈的口又传到我们的耳朵里，真假虚实无从考究。）家道中落后，弟兄五个走死逃亡各奔西东，五兄弟中只有外祖父成家立业了。老五仗着武功高强，结怨太多，最后被几十人追杀，死得很惨。五叔死时，妈姐妹俩伤心了好长时间。 　　外祖父只身到汉口谋生，以掏卖大粪为业。后来生意扩大了，就顾了几个工人，自己当起了老板。就在这段时间，外祖父迎娶了外祖母。外祖母嫁过来时有一个拖油瓶朱姓男孩，外祖母改嫁外祖父后改姓王，我们叫他舅伯，比妈大许多岁。婚后，外祖母先后生下大姨妈和妈，外祖父视俩个亲生女儿如掌上明珠。当时，外祖父家的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妈小时削苹果皮时能一刀削到底，把泥巴捏个圆球，然后把削下的苹果皮贴在外面，放在路上搞恶作剧。过路人以为别人的苹果掉在路上了就去拣起来，她们姐妹俩躲在一边偷着大笑。这是妈最难忘的一段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 　　外祖父自小就在汉口闯荡，思想开明，曾有过让俩姊妹上学读书的念头。妈七、八岁时，军阀混战，土匪蟊贼占山为王，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外祖父在汉口的生意也不好做了，又回到乡下，妈俩姊妹上学念书的梦想也就破灭了。妈和伯一样，从未踏进过学校的大门，没有念过书。但为了我们兄妹几个能念好书，将来好‘有所作为’。伯、妈紧衣缩食，竭尽全力。我们兄妹几个能顺利完成学业，是伯、妈用全部心血换来的。为了我们兄妹几个健康成长，伯、妈健壮的身体衰变成多病身体，满头浓密青丝变成稀疏白发。 　　外祖父和舅伯回到乡下，舅伯揽了一个给别人做皮草的活。就是把人家裁减用过的皮毛下脚料，一块一块按形状对接起来，然后手工缝制拼成大块的毛皮再利用。外祖母、大.姨妈和妈成了主要劳力，一天到晚的撩皮子。稍微慢一点就会挨舅伯的打，妈手快挨打少一些，大姨妈手慢经常挨打。外祖母敢怒不敢言，只有暗自流泪。挣的钱全归舅伯所有。 　　因舅伯太混，有一次外祖父将他赶出了家门，在祠堂里住了好长时间。舅伯有钱后，娶了一位富户人家的小姐为妻，这位小姐什么也不会干。有一次家里让她到地里去割点韭菜，她竟然割了一筐草回来了。舅妈有了孩子，妈既要干活，还要帮她带孩子，表姐腊蓉和菊蓉就是妈带大的。腊蓉和妈的关系非常好，特别听妈的话，后来腊蓉经妈的说合也嫁到下纷湾一个姓叶的人家。2000年10月我们兄妹陪伯回故乡时，就是在表姐腊蓉家落的脚。 　　大姨妈出嫁后，就和舅伯断了来往。他们当年虽同住在汉口，却老死不相往来。姨伯在汉口的一个码头上当工头，我小时常跟妈去汉口到姨妈家玩，姨伯和姨妈见我们去很高兴。姨妈家就住在离码头不远的一幢楼的二层，我们只要一去，姨伯就让正卸船的工人把船上的水果整筐整筐的往家搬。有时我们吃橘子吃得太多了，上火了，眼角和嘴角都烂了。 　　外祖父一家回到乡下后，外祖母就开始给大姨妈和妈裹脚。那可真是受罪，妈的脚被缠得流脓流血。思想开化的外祖父因看着女儿们受罪，心里难受，就不让外祖母给女儿们缠脚。可外祖父外出，外祖母又缠上了，外祖父一回来就拆掉。如此几次，外祖父气得拿刀把裹脚布都给剁碎了。妈的脚这才彻底解放了，但妈的脚已经畸形了，成了‘半大脚’，给妈后来的生活带来许多的困难和不便。 　　王扁担湾生我母，无忧童年人羡慕，十九与父成婚配，扶老携幼撑门户。 　　妈这个字眼是神圣的，也是温暖温馨的代名词。农村苦累的生活没能压弯妈的脊梁，忙里偷闲去看戏是她老人家一大乐趣。不管十里八乡，哪里有演戏的，她老人家都会抱着小的，牵着大的，扛着扳凳去看戏。妈好看戏在乡里也是有名的。妈看的是湖北的花鼓戏和楚剧，一边看一边学着戏词唱。进入城市后，妈也没有丢下这个嗜好。虽然看不到家乡那种戏了，但她老人家凭记忆，经常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在我们孩子们面前哼着过去的戏词，自得其乐。妈天生一副好嗓子，她老人家的唱腔、声调、韵味与我们后来到武汉出差时给伯、妈买回的花鼓戏和楚剧的录音磁带几乎一模一样。街坊邻居听不懂妈唱的戏文，但伯和我们却都能心领神会。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大唱革命歌曲。妈搞街道工作，经常开会，会前会后都要组织居民唱革命歌曲，妈竟然把革命歌曲都唱成楚剧味儿了。别人记不住歌词，妈却都能记住，唱得还特别顺。《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更是妈的“经典”之作。别人想跟妈学都学不会，听了都笑，妈不管那一套，自己仍然自顾自的唱。可惜那时没有录音机，如果录下来现在放给大家听，能把人的肚子笑痛。可叹的是这些都已成绝版，无处寻觅，再也听不到了。那时，做街道工作一分钱也没有，全是义务。妈负责街道工作，妈是个裹过脚的半大脚女人，整天风里来雨里去，为大伙奔忙。有的婆媳吵架，一劝就是大半夜。记得我在家时，经常被半夜三更的敲门声惊醒，妈屋里的灯亮着，但妈的被窝却是空的。 　　有时妈干活时，我们都愿意凑过去帮妈干活，妈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讲的都是她老人家看过的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贞节烈女、忠孝节义之类的故事。像《孟姜女》、《樊梨花》、《薛仁贵》、《岳飞传》等等，妈能从头讲到尾，和我们长大后看过的小说内容大同小异。有时妈给我们讲故事时，同院的一些孩子们也围过来听。有一个男孩他妈脑神经有点不正常，他爸和几个子女经常打骂他妈，妈就在这个男孩来听故事时，讲道理劝他不能哪样对待他妈。经过妈多次劝说，这个男孩不仅自己不再打骂他妈了，而且也劝阻他爸和其它人不许打骂他妈。妈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她老人家的言传身教对我们的成长和进入社会后做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 　　妈的第二个业余爱好就是打湖北那种‘上大人’、‘孔已己’......的小纸牌。妈只要一上了牌桌，就把一切劳累和烦心事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爱好当伯到西安开秤店期间，也不例外，找一些湖北老乡玩。有一次，在“刘复泰秤店”楼上，几位女士玩的正高兴时，让派出所警察逮住了，处罚几个人扫了两个小时马路。 　　为妈玩牌，伯没少和妈吵架。吵架归吵架，但家务事妈一点也没耽误。妈承担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洗洗涮涮和衣被的缝补洗浆。我们穿的鞋都是妈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鞋底是妈用碎布头或旧布加衬纸裱糊成“袼褙”厚片，晒干后，剪成鞋底尺寸，再一层层摞起来，然后再用麻绳或棉绳纳成鞋底。妈即要照料全家顶梁柱——伯的饮食起居，又要照顾我们兄弟姊妹六个的生活。妈在家庭里的位置，似乎是不好怎么说的，在的时候，平常、轻微、习惯、理所当然，似乎都是；是的，我们在平静悠然里，妈那么可有可无，终于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想起妈的重要了。妈年老了，在家的时候，就像一颗微尘，没有声息，只是习惯着尽责地去做她早已习惯的事体，一天里做好三顿饭菜、料理所有家务之外，剩下的最大的两件事就是：中午的时候，等儿孙放学回家；下班时分，静候丈夫下班。习以为常地等。过了正常的时间，妈心情都是沉甸甸的。这，或许是天下母亲的特征吧。妈就是这样为着儿女苦累着心甘着的。回想妈生前，才发现：我们真的没有机会跟妈做什么，哪怕在妈生日的这一天，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轮到跟妈好好说一声：生日快乐！我们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我们雨中的伞有人给你打，我们爱吃的菜有人给你做，我们委屈时的泪花有人给你擦……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们生命，给我们一个家，不论你多富有，不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人间最小天下最大的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供应实行配给制——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分白面、大米、粗粮按一定比例搭配供应，因为西安属北方地区，大米属细粮，配给比例小，不能随便买。我们一家人都是南方口味，特别是伯、妈是在南方吃米长大的，吃饭时如果没有米饭，就感觉吃不饱。为了多买点米，伯、妈想尽了办法。妈到医院开证明，拿到粮店就把白面换成了米（米和白面都属细粮类）。另外就是偷着买一些私人的米（因为怕被人发现，牵累卖米人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伯那时休星期一，每到星期一就带我们去吃馆子。到三妹和小妹放学的时候，伯、妈就在巷口等着她俩。带个饭盒，吃饭时按点菜的比例买米饭（想多买不行），带回家再炒着吃。那时我们把西安大小炒菜馆子都吃遍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怎么吃米饭还那么难，可那时对我们爱吃米的人来说就是那么难，直到后来政策对南方人有了照顾才好了。现在好了，想吃什么，拿钱都可以买到。 　　1958年夏，我离开家，离别伯、妈、弟、妹，搬进“交通部西安汽车机械学校”学生校舍，开始了我人生道路的新起点。进校不久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我亲身经历了三面红旗、大跃进、反冒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共产风、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气魄的‘繁荣’场面。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国家的粮食似乎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吃饭进食堂不要钱，随便拿敞开吃。在我们学生食堂正面墙上悬挂着‘应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大幅警语。可有的同学吃饭时，在笼屉里挑来拣去，更有甚的吃完饭拿着笼屉里的包子、馒头当武器在食堂里互相打闹。学生食堂尚且如此，街道和农村的公共食堂的情况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好景不长，也许是暴殄天物的报应。1959年，全国农村粮食减产，国家粮库收不上来，调不出去。城市居民口粮配给标准下调，油、肉、菜等副食品定量供应，市场上几乎见不到禽、蛋等的供应。饥饿开始笼罩全国城乡绝大多数人，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更受其害。 　　1956年后，我家的经济生活每况俞下，捉肘见襟。这里我得感谢我的伯、妈，他们让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乐观很安全的家庭环境当中。当时家里六个娃娃，一家8口人全靠伯一个人每月的六、七十元工资养家糊口。物质条件很差，有时餐桌上摆上青菜、添个咸蛋，就算加菜，兄妹们也不争抢。但一家人的感情生活始终特别好，互相之间你亲我爱，全学着爸爸对妈妈、妈妈对爸爸的样子。我从来就没感觉自己在家里吃过苦。一大家子人，至今留在心里的印象就是快乐和满足。 　　家定居明新巷后，虽然家务已累得妈直不起腰，但她还是到街道办的小铁工厂当小工，挣点钱补贴家用。一次在砂轮前干活时，突然砂轮碎了，飞出的碎砂轮打在妈的脸上，妈当时就昏倒在地上。单位的同事将满脸花的妈抬到医院，妈的上下嘴唇破裂，上三棵、下两棵门牙被飞出的碎砂轮打掉了。医院做了缝合处理后，尚未完全清醒的妈就被抬回家了，伯和我们兄妹几个围着妈直哭。妈在家休养一段时间，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又赶着去上班了，就为的是能拿到那点微薄的工钱，增加点家庭的财政收入，用以抚育儿女。 　　屋漏偏迂连阴雨。妈所在的街道铁工厂倒闭解散了，那点微薄的劳动报酬也没地方去拿了。为此，妈难过好一段时间，因为妈曾为铁工厂付出过太多。失去铁工厂的工作没有难倒妈，妈又到一个菜市场给人家堆码冬储大白菜，换取酬劳以抚育儿女。堆码大白菜地点就在露天的北门外护城河边上，没有任何遮挡。当时正是寒冬十月天，在那‘风头如刀面如割’的阵阵寒风中，一双手来回搬运和堆码大白菜，加上肚中缺食，其累其苦可想而知。妈就是在此时患上了浮肿病，双腿肿得发亮，不得不回家休息养病。 　　虽说是养病休息，妈可没有闲着。又经多方联系找到糊火柴盒、折书页的活。后来又找到给服装加工厂的半成品衣裤锁边、钉扣子的活。每天天一亮就开始，直到晚上九、十点还不愿收工，为的是多做些活，用辛勤劳动所得缓解家庭的困境。取、送活的艰巨任务则完全由伯下班后、上班前或节假日用自行车一趟一趟的来回搬运。正在上学的四个妹妹放学回家，不能象别人家的孩子那样痛痛快快地找同学玩耍。放下书包后，如果没有家庭作业，不用妈说话，她们都非常认真地投入战斗，帮妈做活。后来大妹去成都上学，二妹、三妹下乡插队，离开了这个战斗集体，四妹就成了主力队员了。二妹、三妹几天短暂回家探亲时，放下背包，顾不得休息，马上毫不迟疑地就加入战斗。有时妈让孩子们放下手里的活，出去玩会儿。但妹妹们看妈从天亮开始，除了做饭、吃饭，就坐在那，一直手不停歇地干活，谁也不出去玩。陪着妈一直干到伯下班回家做好饭，才停工休息一会，吃完饭又接着干。伯下班后也要帮她们母女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全家老少‘征程路上同尘土，贫困海上共险舟’。这样的劳作直到后来我们兄妹陆续参加工作才算有所缓解。妈，从饥饿和寒冷的年代走来，用汗水和泪水，一路冲洗年轮，用日晒和风尘伴味， 咀嚼着岁月。现在，儿女们也都已长大了，有的远走他乡。母亲也只有继续守望，坐在家北屋的窗下，面朝儿女们离去的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时，妈的头顶飘起了无情的雪，额头也被风吹皱了……远处眺望，妈的背影异常清晰，柔情似水，正微笑着谱写季节这一曲的前奏物语。妈的背影异常凄逸，坚强刚毅，她微笑着，奏出的是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艰辛。 　　我们一家人上慈下孝，互相关爱、体贴、牵挂的家庭亲情曾给过我许多欢乐，这种亲情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拥有的。正是“荣华不羡慕，富贵不贪求，温饱就知足，平安即悠然。”这种亲情在那严重困难时代尤为宝贵。在那‘瓜菜代’的饥饿年代里，妈用她那柔弱的翅膀守护着我们这个八口之家的小天地，妈用她那伟大的母爱温暖着我们全家。吃饭时，妈总是做在人前，吃在人后。为了照顾好家里擎天拄伯和正在成长中的儿女，妈把干的、稠的先端上来，尽可能让伯和子女们有吃饱的感觉。等伯和孩子们吃完饭后，妈才端起剩饭、菜兑些汤汤水水勉强充饥。一次、两次……，伯和弟妹们也看出了其中的奥秘。后来再吃饭时，全家人争着吃些汤汤水水，留些干的、稠的饭菜让妈吃，妈有时却偷偷拣出一点干粮，放在伯第二天带的饭盒里。伯、妈为了家里人能多点东西吃，想尽了办法。到郊区农民砍过菜的地里拣干菜叶、红薯头和叶、萝卜头和樱。到农民家里买麸子、蔓荩（当时10元只能买11、2个蔓荩）、榆树皮面。上树摘槐花、榆钱和榆、柳树嫩叶。回家掺些玉米面或白面，上屉蒸后，用来充饥。有时妈在下班路上买一两个高价馍或饼，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拿回家让伯和孩子们吃。当时家里用的是煤油灯，煤油定量供应，伯、妈节省着用。攒够一小桶，伯和弟弟就背着到农民家换点粮食。有时妈和邻居姐妹们搭伴，每人背一桶醋，步行到户县、马王等地农村，挨家串户寻访需要醋的人家，换点粮食回家。几年后，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但在那配给制年代，为了让家里人吃好，伯、妈想尽了办法，有时我怕家里粮食不够吃，就把平日攒下的北京市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寄回家，妈都拿去换鸡蛋了。伯、妈那点微薄的积蓄全用在一家人的吃饭上了。 　　当时，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在学校，我是家中最‘幸福’的人。虽然也总是觉得肚子在‘咕、咕……’地叫，但我们中专学生每月的粮食定量比居民多两斤。而且当时学校都有自己办的副食基地，基地的农副产品有些供应给食堂一部分，所以，我比家里人能多吃一些副食。那时，只要是能进口的东西，我们学生都敢吃。我们班种的茄子、西红柿、箩卜等能生吃的蔬菜不等成熟，基本都被我们学生偷着摘下来生吃了。不能生吃的象菠菜、小白菜、辣椒等摘回宿舍，用开水一烫，加点盐一拌，也吃进肚子里充饥。有时周末回家时买些食堂做的，自己舍不得吃，如：玫瑰丝糕（将校园里种的玫瑰花瓣采下来，掺在玉米面里，放点糖精蒸的发糕）、双蒸米饭、人造肉（所谓人造肉，就是在放满水的大水泥池子里放些绿藻种苗，经过太阳光照一段时间后，满池子长了厚厚一层绿藻，用笊篱捞起来，到食堂加工成的可吃的食品。据说比肉的营养价值还高。）等花样食品带回家，想让家里人也尝尝。有时我从学校带点食品回来，怕弟妹们枪吃光了，我就看着先让妈吃，直到妈吃下去了，（其实妈也就是偿了一点，根本舍不得吃）才分给弟弟妹妹们吃。我每次回家，伯、妈总觉得儿子在学校受了委屈似的，将家中能拿得出的最好的食品让我吃饱。回家分吃伯、妈和弟妹有限的口粮自己觉得十分有愧，所以我总是吃一点就说‘饱了’，而当我第二天回校时，伯、妈还要硬给我带些食品。 　　1962年4月底，我中专毕业，告别伯、妈弟妹众亲人，伯亲自送我到火车站，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只身来到人人羡慕的北京工作。临行前几天，妈连夜为我赶制了一套出门的行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离家时，妈为我亲手一针一线缝制的一双绱底的长筒绒线袜子，这双长筒绒线袜子曾为我抵挡过北京冬天的严寒。每当我在异地他乡穿上妈给我缝制的这双袜子，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阵阵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虽然我婚后在北京搬了许多次家，清理了许多用不着的物品，扔了无数东西，但这双旧袜子我始终舍不得扔。它一直保存在我放衣服的大衣柜里，成了我永久的纪念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伯看我一人背井离乡几千里之外去闯荡世界，父子离愁尽在不言中。伯和我从未吸过烟，却专门给我买了几盒凭票供应的‘金鱼牌’香烟，让我带在身上，叮嘱说：“出门在外要放机灵点，说话办事先给人家上棵烟……”记得第一棵烟是上给接我的班车司机师傅。可怜天下伯、妈心！ 　　44年前，我远离家门，初到北京时，人地生疏，两眼一摸黑。当我以稚嫩的双肩和孤独的心灵迎接北京的冷雪热风和工作中的狂涛恶浪时，我突然发现我竟是如此留恋伯和妈羽翼下的温暖与安全。想家是我工余时间难以抹去的惆怅。每当夜深人静，躺在集体宿舍的单人床上，看着窗外高挂在天空的月亮，我就问月亮，你可知道我的忧伤和惆怅？有时我问倒映在水中的月亮，是否知道我的希望和向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伯、妈看了我寄回的信，知道我特别想家，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和一张三个妹妹的合影，马上给我邮来北京。看了两张相片，我高兴之情言以难表，仿佛又回到了伯、妈弟妹们身边。当我拿起两张相片，与我离开西安时随身带的两张‘全家福’相片（两张分别是1949年和1953年照的）一比较，又十分伤感。从已经有点发黄的旧相片上我看到了伯、妈壮年时的英俊，特别是妈，那时妈才三十多岁，有一双明亮得会说话的眼睛，是一个水灵灵美丽的少妇形象。新相片上伯、妈虽然脸上留有岁月遗痕仍很英俊，特别是妈人还是个风韵依旧的漂亮妈，但从家里人的穿戴，不难看出全家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生活的阴影。每当我接到一封家书，就迫不及待地拆开阅读（伯、妈都没文化，每封家书都是伯、妈口述，由弟妹们代笔），一行行熟悉、温暖的字迹映入眼帘：‘北京冷不冷？你带的衣服够不够？用不用给你寄衣服被褥过去？粮食够不够吃？工作累不累？要保重身体，可千万不要冻着、累着、饿着！’读着一句句体贴的话语，感到就像我小时候依靠在伯、妈怀里，伯、妈用慈爱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头顶，我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多少委屈、多少思念一起涌上心头，我手拿着信，暗暗流泪，伯！妈！父爱！母爱！在我的心中是这样的重！参加工作半年后，我才第一次将省吃简用攒出的一百元钱邮寄给伯、妈，伯、妈首次收到儿子寄回的钱，那种高兴和自豪可想而知。伯、妈的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不要惦记家里，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伯、妈思儿泪更多。妈总怕我在外面受委屈，几次把省下来舍不得吃的白面炒成油炒面，让伯到邮局寄给我。见到几千里外伯、妈邮来的油炒面，我的心都在滴血。同事看到伯、妈给我邮寄的炒面，都十分羡慕地说：‘看你爸妈对你多好！’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如伯、妈。有人说过：每个城市都会下雨，就像我们无论身处何方都会彼此思念。思念是一种果实，甜中带酸，盛产在心田，满满的回忆，带着不确定的心情，彼此牵挂。 　　几番风雨，几度春秋，是来自伯、妈家人的亲情鼓舞着我，支撑着我，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百折不挠。‘亲情无价’，创业的艰难，世态的冷暖让我倍感亲情的可贵，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我远在西安的家和亲人。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比伯、妈的呵护、家人的关怀更宝贵、更值得珍惜和留恋呢？多少次我问吹来吹去的季风，可否向远方的伯、妈带去我心中的思念？多少次我问能涵纳地球上所有河流的浩瀚大海，是否溶进了伯、妈对我的牵挂？我倾尽此生所有，仍不及伯、妈给我的一分一厘。 　　1966年夏，我参加工作不久，大妹到四川成都求学尚不到一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其震动之大，波及之广的确是史无前例。一时间全国城乡各地、大河上下、党政军学商、工农兵学士，甚至连穿着开裆裤还在幼儿园尿尿和泥的儿童，几乎每一个人都投身到了这一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中。这场‘大革命’对伯、妈的触动之大，我们子女是难以理解得到的。伯、妈对自己的命运和遭遇并不是多么担心，老人家担心的是他们的儿女，特别是千里之外，不在身边的我和大妹。伯、妈怕我们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为我们担惊受怕，惟恐我们受到伤害，受了委屈。妈几乎天天嘴里都在叨唠。每到晚上就叫伯带着三妹上街去看大字报，特别是关注有关成都、北京的新闻，回来后再如实地向她老人家‘汇报’。有一段时间由于我忙于自己的事情，好长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妈就对我不放心了，整天在家里念叨个不停。妈总这样念叨，弄得伯心里也有些不安坐不住了。一个星期天的一大早就把三妹叫醒，让三妹陪他到长话大楼给我打长途电话。当时中国的通讯设施还很落后，‘大革命’也把通信系统搅乱了。伯和三妹从长话大楼还没有开门就开始等，好不容易等到开了门。8点多钟挂上电话，直等到中午才告诉我们说已经挂通了北京那边，可一直又等到了晚上6点多钟，伯才和我单位通上话。我单位接电话的人说我一大早就出去了。伯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是不放心，要找我单位的领导说话。因为是星期天，单位领导都不在，最后接电话的人没办法，就找了一位我同宿舍住的同志接电话。同事对伯说：没事，你儿子一大早就高高兴兴的出门去了。家里人就猜我一定是找对象去啦！虽然只得到了这个结果，妈还是很高兴！为了能知道儿子的确切情况，伯和三妹心绪不安地在长活大楼从早晨到晚上，足足等了一天的时间。等我晚上七、八点种坐班车从城里回到单位，同事们给我说了白天电话的事情，我才想到有很长时间没有给伯、妈写信了。于是第二天赶紧写了一封家书寄回去报平安。真是“儿行千里伯、妈担忧”，这场‘大革命’中伯、妈为了儿女，头上又增添了多少白发啊？！这是何等深沉忘我的母爱和父爱，它伴我走过了那么多难忘的岁月。如此操劳牵挂，这份浓浓的爱，倾今生之所有也难以报答！ 　　伯、妈对子女的爱是最真挚最深沉的，它百分之百出自真心，绝无一丝虚假，只知道给予，从不奢求回报。每当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回想自己成长历程时，都忘不了伯、妈在我们身上倾注的心血。伯、妈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我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到了生活的本领，这是我们终身报答不完的养育之恩！ 　　妈生命的任一片段，我的文字无地自容，我的文字微不足道。坎坎坷坷的经历是一场记忆，渐渐颓废的小屋是一场记忆。大地献出了胸怀，小屋献出了忧伤。妈，却献出了她一生的坎坷。午夜飘起的灯火把妈的呼唤传的很远很远，晚风从家乡的天空吹来。在春天这样的季节里，无花果树该长高了吧！“原谅我！妈，在我退休后这样的日子里，这样的午夜里才认真的想起你！”我很愧疚。 　　 在异乡，午夜是漫长的,而我的笔路仍旧弯曲，但版面尚可整齐，恰如妈在西安小屋的灯光下给即将离去的儿女留下的密密线印。我坐在远方这个午夜的台灯下，看着窗外漆黑的天幕，晚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轻轻抚面，带着故乡熟悉的泥土气息，妈如朗夜里远幕的那颗北斗，默默的注视着我，不小心却透露了她心中的那个秘密：妈始终在同一个地方注视着她的儿女，让他们在夜晚也不会迷航! 　　妈啊！请枕着我的思念入梦吧！今晚，夜虽有泪，梦仍他乡! 让我来慰我苦难而多艰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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