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內外憶老羅 　　 　　郝斌 　　 　　 　　我和羅榮渠先生相識在『牛棚』，我称呼他老罗。 　　 　　那個時候, 不分長幼,沒大沒小,已經很有幾年了,進了牛棚,達於極致。有監管學生在場的時候。不管是誰,彼此直呼其名。對系裡的老先生：“邓廣銘！”“邵循正！”“周一良！”“楊人楩！”學生這樣喊,我們也這樣喊。監管學生不在了,幹活勞動,在一個屋裡住,總有接觸,這時候,對輩分高的,儘量避開稱呼。用肢體示意，可以減少彼此的尷尬。年齡相差不大的。就稱呼‘老某’-----既没有‘資產階級法權’的痕跡、没有‘四舊’,抓不著辫子;在我們之間,也算是保留了最後一點尊嚴和尊重。這種稱謂的個中滋味，時過境遷，局外人未必全能體會。 　　 　　老羅，長我七歲，高我九級。我當學生的時候，他已經是講師了。路上遇到了，我向他鞠躬，他不理會的時候居多，間或點一下頭。我想，他不認識我。我畢業以後，舆他同系共事，直到文革發生,前後足有八年。中間的一九六零-一九六二年,大家肚子填不飽,活動少,不大見面,而在此前和此後,歷史系處於動盪之中,教師們你出我進,身在田間的時間比學校要多。一個學年到頭,難得一見。偶爾在文史樓前相見，他還是略點點頭。我們好像没有交談過一句。這時候，他给我的印象是有點矜持，聼世界史的老師說，他的英語、俄語都不错，人有點驕傲。 　　 　　到牛棚裡，就親近多了。白天一起勞動，晚間一個大桌子上寫罪行交代，夜晚睡在一個大屋子裡，二十四小時全在一起。有一段時間，就寝熄燈以後，監管的學生在門外上鎖，我們多數人適應性很強，練出了一夜不尿的功夫。這樣的時光度過大概一年多。這一年多，彼此間還是没有多餘的交談，跟以前差不多，但默默的有了觀察。牛棚裡觀察人，說來比較容易。吃、穿、住、用，大家没有區别，每人罪行的輕重，略有差異，這也還在其次，重要的是每人頭上都有壓力，面對壓力採取什麽態度。 　　 　　我們被關的地方叫太平莊。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邊，相距五、六公里。這裡原是昌平縣綠化大隊的一個林場，磚房二、三十間，坡地八、九塊，分佈在幾個山頭上。一年以前-----一九六五年，歷史系搞半工半讀試驗，昌平縣把這個林場連房帶地，劃給了北大。文革一開始，大家趕忙返回學校閙革命了，林場閒置下來，留下了一個炊事員和一個林場的果樹技術員。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歷史系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二十餘人，正在校園裡勞動，忽然來了系文革的通知：勞動暫停，兩個小時以後，帶上行李和毛選，原地集合，不得有誤。集合以後，有人前後押著，領我們走出了東校門，來到京包鐡路清華園站，上了北去的列車。此時人人忐忑不安，面面相覷。車到南口站，被勒令下車。各背自己的行李，押向東行，一個小時到達目的地。從北大出發，一路行來，真是前途莫卜，幸虧我們中間有人到過太平莊，南口站下車往東一走，就有人悄悄說：是去太平莊！’我們才算一塊石頭落地。去太平莊這個主意不知是谁出的。歷史系有個牛棚,北大民主樓西側有個牛棚,歷史系的在先,民主樓西側的在後。是不是校文革從歷史系受到啓發，才修建全校的‘大牛棚’，没简材料說明，不得而知。可北大的‘牛棚’一建，足爲各地的榜樣。‘牛棚’由此遍於國中，受冤受害者何止千萬！始作俑者，如今清夜捫心，不知作如何想。近日見‘聶元梓回憶録’（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年一月），聶元梓說，她負不了這個責任。 　　 　　話說遠了，還說太平莊。勞動有定量，每人每天挖一個樹坑。生土刨出來，見曬見風，經過一冬，來春栽樹回填。一個樹坑的規格是深、長、寛各一米，也就是說一天要挖一個土方。可太平莊這個鬼地方，石頭多土少，碰上大塊石頭，就白幹了，換個誇張的話，可燕山的寒風真是刺的骨頭縫生疼，一鎬下去，只見一個白點兒，刨不動了。進度日减，罵聲日高。春天到了，要在山坡地上翻地栽白薯，重活兒是挑水上山。幾塊山坡地少說也有幾頃，我們老少近二十個人，不知道怎麽能夠完成。一天，忽然被喊下山來，要我們打開所有空置的房間，半工半讀期間學生間的床都在，檢查一遍，壊了的釘一釘。第二天，校内的“牛鬼蛇神”，大隊人馬被趕到這裡。一個個灰頭土臉，從肩上放下行李就如同得了大赦一般。一位胖胖的中年人放下行李，連自己也倒下去了，任憑監管學生喝斥，好一陣才算起來。有人告訴我，他是西語系的副教授，姓吳。來的這批人裡，許多我認識，名教授不在少數。毫不誇張地說，就憑這個隊伍，辦一所大學，可以計日程功，而且就學科齊全的程度和學術水平來說，現今的不少大學也難望其項背。 　　 　　大隊“牛鬼蛇神”到來之前，己經形成監管規矩。一日三餐，餐前在毛主席像前列隊，彎腰低頭，背诵‘語鐌’，而後齊聲一喊：‘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接著，一個一個分别喊出自己的名字，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只有頂：現行反革命分子，老羅被趕入‘牛棚’之後，帽子比我多了一頂:‘歷史反革命分子’和‘老保翻天急先鋒’①。有的人帽子甚至多達五頂,丢了哪一頂,都惹來一頓吆喝。這種規矩足使我們受辱和難堪不說,一個上午的活兒幹下来,正等兩個窝頭到口,可還没有吃,先一通‘請罪’,已經讓人噁心快嘔了,看著窝頭也吃不下去。不過，時間一長，疲了，‘請罪’如儀之後，窝頭照吃。誰知大隊‘牛鬼蛇神’集中，境況大變,監管突然嚴起來,而且花樣翻新,整人整出專業水平。 　　 　　這時候,例行的列隊集合一天之午飯前、下午開工前、收工、晚飯前‘語錄’,從‘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書’裡選出來的。讀了這两段‘語錄’就能促使我們‘認罪’,紅衛兵們好像深信無疑。然後派活兒,宣布什麽事兒,也可以喊出某人給一頓拳腳。晚點名,這是最讓我們提心吊膽的一場,長達四十分鐘,甚至一個小時,每次都是要喊幾個人站出隊列,輕則訓斥辱罵,什麽叫人格,什么叫師道,那就全是馬尾提豆腐-------提不起來了;重則是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群,有一陣,武鬥用的長矛也出規在我們面前。還有一種一米左右的自來水管,一頭磨尖,既可作爲利器,也可作爲鈍器。我們一個個低頭彎腰,只見它在眼前晃動，但不見拿這種‘傢伙’的是誰。一位老先生,‘語錄’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亂,又分辫了兩句,就被這‘傢伙’當頭一下。我和老先生各站隊伍的一端,相距七、八米遠,‘當’的一聲,我能聽出那是腦殼發出來的聲音。每次聽到集合哨響,要跑步列隊,遟到的不能入列,那就是一頓老拳了。集合的操場在山坡中間,路面高低不平。我是腿腳利索的,跑到位置,迅速摘下眼鏡,放在手裡,聼到一聲‘解散’才敢戴上----挨兩個嘴巴,還受得了,眼鏡如果打壞,行動由此遲鈍,走路、幹活兒處處有錯,那就天天有打了。周一良先生的眼鏡被打壊,幸虧他有一副備用的。高望之的眼鏡被打壊,看著都讓人擔心,不知道碎碴兒會不會掉進眼裡,可是不戴它又怎麽辦呢。我們戴眼鏡的‘牛鬼蛇神’個個知道眼鏡對自已的意義,老羅也是。可他的近視度數太深,眼鏡摘早了,脚下看不准,摘晚了,又來不及再摘。他應付這樣一種環境,比我要困難得多。 　　 　　這個時候正值酷暑,勞動量大增,新‘規矩’不斷。我們被告知,熄燈之後,起床之前,監管人員要巡邏查夜。凡上廁所的,見到監管巡邏者,要先行立定,再喊‘報告---我是反革命分子xxx,要去廁所’,得到准許,才能移動前行。否則,監管者舉起手裡的長矛---‘老子的這個傢伙是不吃素的!’這個規矩,給老先生們的壓力極大:上了歲數,起夜多,眼神又不濟,弄得晚飯以後就不敢喝水了。一位老先生起夜出門,戰戰兢兢,眼見二、三十米以外有人,連忙口喊:“報告---我是反動權威……”,誰知對方聽見人聲,也忙不疊地口喊“報告---我是……”報告過後,雙方都不敢前行,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讀者朋友,現在離那個年月遠了,您千萬别把它完全當成一個笑話。我同朋友們說起這段情景的時候,大家都會笑得彎下腰来,可有人發現我眼邊掛了淚水,趕忙斂容道歉,改換話題。讀者朋友試想,身處此境的人,有誰能不害怕那個‘不吃素的傢伙’,敢向前多走半步呢?!我衷心期盼有更多的青年朋友知道,四十年前,在中國的廣袤大地上,在大學的校園裡,這類讓人掛著淚水講的笑話,曾經很多很多。它應當構成我們民族歷史的一個章節,引爲耻辱,永遠不被忽略和忘記。 　　 　　監管者除去使用自已的眼睛,還在我們中間尋找‘耳朵’。我們被鼓勵相五揭發,即所謂‘立功者受獎’。這招兒眞是不同尋常,它弄得我們互存戒心,彼此提防。一天二十四個小時神經緊繃,不能有半刻鬆弛。比如說,監管者從‘毛選’中每天指定一個長段文章,要我們背誦,上午、下午勞動的兩個間歇各有十五分鐘,不能喘氣,就趕緊拿出‘毛選’,緊記硬背。就寝之前,兩個人一組,相互檢查。對方背不下來的,檢查者要報告。我和老羅每天都可以背誦無誤。受我檢查的,是我不認識的一位老先生,他背得常常有誤。我如據實報告,他免不了受苦;我不報告,又怕他去自首。萬般無奈,每當監管學生進來,我就要全神贯注,只要老先生稍育囁嚅欲言之狀,我就起立,先喊報告,免得他以自首來揭發我。這不是多慮,實在不可不加防範,那時候的人心就是如此。‘牛棚’之中,以打‘小報告’換取稍好處境的人,頗有幾位。‘監管’的花樣越多,壓力越大,‘小報告’越多。有一次晚點名,五、六個手報長矛的學生站在佇列之前,氣氛異於往常。一個學生劈頭一聲震吼:“昨天夜裡誰說夢話了?站出來!”這一聲喝問,問得我們人人心顫，誰能保证說夢話的不是自己?硬按到你的頭上,你又如何辯白得清楚?‘小報告’打到這個水平,固然可惡;相信這樣的‘小報告’也未免可悲,可打開這個‘潘朵拉盒子’,讓人心、道德和智力沦喪到這個地步,非但不予收拾,只是一昧放任而從中巧爲運用者,又曷能辭其咎歟? 　　 　　這個時候的老羅,在我眼裡,‘矜持’全都没有了,倒覺得他太認眞,過分地認眞。白天幹活兒,没有學生在場,水不少擔,土不少裝。晚間寫交代,小字兒寫的密密麻麻。他對自己近乎苛刻,可對同‘牛棚’的難友,從没有半點傷害。日子一長,誰打‘小報告’彼此都有了數。老羅不是這樣的人。‘小報告’他不會,甚至連起码的随機應變之術,他也不會匕監管學生一時興起,拿我們開涮,讓我們也開個‘大批判會’,批判我們當中的某個人。這樣的會一開,那就熱鬧了。調門之高,嗓門之大,另成一番景象。有人要趁此有所表現,希圖改變他可憐的處境。我敢斷定,要是允許動手,准會有人出手。但多數人難於一下轉換身分,只能作蹩腳的演出---可演出也得演一下呀!老羅偏偏不會。差不多别人都說完了,再拖就等點名了,他才囁囁嚅懦,聲音從鼻子裡哼出來,己經不是他的聲音。我跟他相處已有一陣子,他的聲音舆容貌該當任何,我看得出來,也聽得出來。他作自我批判,給自己上綱的時候,好像没有這麽不自然。 　　 　　一九六九年秋,北大兩千教工被指派到鯉魚洲,老羅和我都在其中,我們编在一個排裡,接觸自由多了,也能放開說話了。鯉魚洲,在江西省南昌縣,這個地名聽起來很有幾分浪漫,然而置身其中,卻全然兩樣。這是一片未經墾殖的紅壤生荒,地勢又極低,低到什麽程度呢?毗邻的鄱阳湖,漲水時節,水面會高過我們的頭頂和屋頂。湖水全靠一道湖堤攔在外面。巡堤的人,左看一眼,湖面離堤壩二、三米,清風一陣,浪花會拍上堤面;右看一眼,往來勞動的人頭和草棚,盡在十幾米的腳下。眞是有堤分水旱,堤決共魚鱉。挑土加堤的江西老表說,這個地方長不出莊稼,你們來幹什麽?整個農場一眼望出去,没有幾棵樹。當陰云密布、雷電轟鸣之際,誰站在地裡,誰都會感到雷電就在頭頂,不能不聯想起‘尖端放電’。一位先我們而去的清華敎師‘鬥私批修’講用,講出了這種感覺,被當成不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聽了當時也一笑,後來身臨其境,一點都笑不起來了,雷電一來忙不迭的趕緊蹲下。 　　 　　種了一年水稻,忽然有決定,說鯉魚洲這塊寳地,既是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基地,也要辦成大學---要招收學生了。現在囬頭看,那是個笑話。兩千敎工在這裡,有幾本圖書呀,人手一部,都是毛澤東選集!除此之外就是信封、信紙。難怪工農兵學員扛著行李走入草棚,喝了綠豆湯,受到敎職工的熱情接待之後,還以爲這是他入學途中的一站,‘北大分校還在前面!’ 　　 　　進校的學生第一門共同課是中共黨史,没有敎材,要現編一本。編寫的方針是‘就地取材’,編出江西紅色根據地的特色;辦法是編寫者先到安源煤礦、井岡山根據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遵義會議紀念館和革命聖地延安接受敎育,同時收集資料,以此爲綱,編成敎材。有五、六個人接受這個任務,也有老羅和我。出去參觀學習了兩週,捧回一疊展覽館的說明,以此作爲依據,就在南昌動起筆來。幸虧才編到一半,北京先編好了,印出來,送到鲤魚洲了。我們奉命停筆,長出了一口氣。這個‘敎育革命’任務,前後合算起來,最爲愉快:既能堂而皇之走出去轉了一大圈,又没有編寫什麼糊弄人的東西,心裡高興,只不過我們都矜持不露罷了。比較起來老羅是個性格外向的人。當初我們幾個人出行,起個大早,離開草棚走向碼頭。那時朝暾初起,晨風煦煦,每個人心裡的那份高興就没法說了。但以當時所在的環境、氣氛來說,總要有幾分克制才好。草棚尙在身後,人影漸稀,走著走著,老羅的鼻子裡竞哼出了歌曲,調子好像也不是當時該唱的革命歌曲。這眞是一個大膽的舉動!時間過去三十多年了,我眼前還時時浮現這個情景。 　　 　　從鯉魚洲回到北京,我和老羅有了個人之間的來往。那時候,未名湖的魚不少,打撈上來,全校敎職工分享。有一次,分了足有十斤以上。我帶著上小學的女兒住在集體宿舍,想打牙祭,既没有爐灶,也没有那麼多的油,只能望魚興歎。老羅約我到他家煮魚湯,連湯帶魚,味道都極好。那時候,他的夫人周颖如在幹校勞動,大女兒羅曙插隊,小女兒羅晓好像偶爾回家。此後,我常到他家。他是四川人,燒得一手好川菜,爲照顧我后口味,還少放辣椒;飯後聊個天南地北,這是我們的精神得以舒展的一刻。有一次他翻箱倒櫃,拿出來張大千、徐悲鴻、謝稚柳的扇面、花烏。另有幾幅,老羅說是他父親的手筆。後來我才知道,他的父親羅文謨,上海藝專出身,書畫雖屬餘興,卻有很高的造詣。他保存下來這批字畫,冒了不小風險。就是拿給我看的時候,雖不像文革初起時必燒之而後快,但仍屬犯忌之物。他肯於以此示我,我感受到一份無言的眞誠和信任。 　　 　　 　　老羅的筆頭是大家公認的,他也總想以此得有機會寫文章出力,但他審時度勢的能力實在有限。那個時候,三、四個人,寫了文章,或貼在牆上,或抄成黑板報,一個任務:‘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老羅不是歷史系大批判組的成員,但常被拉去寫文章。一九七三年,政治風雲詭譎莫測,京中時有傳言。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编輯部出了一個題目,約歷史系大批判組寫稿。老羅參興討論，獨持一見，而且堅持不讓。他當時跟我說過此事。平心而論,他表現出來的,是專業的水準和學術的風範,但有一點:太不合時宜,也不是地方。大批判組寫了一稿,他一個人另寫一稿,兩稿同時送到《紅旗》,結果老羅的落選。老羅非但沒有因此換得什麽覺悟,甚至喃喃不平有好一陣。在繁紛變幻的政治面前,老羅實在顯得太稚嫩,簡直像個天真的孩子。如果不戴有色眼鏡的話,你也許能夠看出他時時要掏出來的,是一颗晶瑩的心,掏得那麽眞誠,那麽執拗。話說回來,憑著這份眞誠的執拗,讓他同一個機缘擦肩而過,免除了後來的許多麻煩。一九七三年末,‘兩校’大批判組成立,以老羅的筆力而論,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選,但‘兩校’根本沒讓他沾邊兒,這就绝非偶然了。 　　 　　可是另有厄運等待著老羅。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間,林彪摔死之後,輕輕吹來一陣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應該批判。這陣風吹動了不少人的心--從文革開始,天天反右,越反越‘左’,一連六、七年,‘左’得讓人透不過氣來。現在,這個資訊雖是從報紙的字縫裡透出來的,也足使敏感的知識分子興奮不已,免不了要抒發胸中的積鬱，說幾句“早该如此”的話。誰知風雲突變。各大報刊的社論用一個聲音告訴大家:林彪這個傢伙的實質是極右-----批判林彪,不是批‘左’,而是批右----我們怎麽硬是一點兒都沒看出來呢?按照以往學得的有關路線鬥爭的因應之道,趕緊檢討自己才是:覺悟太低,擦亮眼睛,提高路缐覺悟等等。可這回老經驗沒用上。這回,一上來先批反‘左’那股風,那股風叫作‘右傾回潮’。保衛文革成果,必須先反擊‘右傾回潮’。乖乖!這陣風一來,足有七、八級。北大、清華身居‘六廠二校’的榮譽行列,屬毛主席親自抓的點,自然就是風暴的中心。歷史系,尤其是老羅所在的世界史專業,‘反回潮’格外起勁兒。一來二去,從‘反回潮’開始,戰果擴大,挖出一個‘小集圑’,老羅是這個集團的首要分子。‘羅榮渠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口號聲在敎室裡回蕩。文革初起,喊的是‘打倒xxx!’不失簡潔和乾脆，具有口號的特質。現在喊的,有點文謅謅,好像柔軟了好多。其實不然。文革初起,‘牛鬼蛇神’一大片，而且越揪越多，‘底面積越大，壓強越小’這個力學原理,放在社會學中,也蠻適用。歷史系的‘牛鬼蛇神’站在臺上,一字兒排開,二十幾個。我們固然要向革命群眾喊起‘打倒xxx’的口號,也要二十多次,其中只有一次喊給自己，剩下的都是作陪。現在,歷史系的重點批判對象，一個喝了敵敵畏，在醫院裡搶救,批判老羅的大會,卻從歷史系移到第二體育館---地點的轉移標誌著批判的升級。‘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連喊了幾天,我見老羅的臉色有變,那可是‘牛棚’裡沒見到過的臉色。 　　 　　讀者朋友,大家關注的是初起之時那塲狂風暴雨,造成多少冤屈;而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幾乎等同一九六六年的政治風暴,對此知之者不多。身處其中的我們,一時間又回到了‘道路以目’的年代。我同老羅在歷史系見了面,彼此把頭一低,擦肩而過,誰和誰都不招呼,何況說話?這時候,我寫了一封信,投到校外的郵筒,寄送他家。寫的什麽,現在記不清了,但很费了斟酌。只有幾行,讓一個正在挨批的人看了,會有一點慰藉;讓别人抓住,上綱上線也不好說它是‘黑信’。我在‘牛棚’有一封信被打成‘黑信’惹來一场專题批鬥。這個經驗對我起草給老羅的信稿,很有警示的幫助。大概個把月之後,在動物園車站,我和老羅相遇。他告訴我,信看到了,也毁掉了。除此之外,就這件事,我們誰都沒再多說什麽。 　　 　　幾年之後我知道,那個時候老羅被逼幾乎走上不歸路。文革初期他挺過一關,已屬不易，元氣還没有恢復,又是一拳重擊,再挺過來,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第一次,那是亂哄哄的‘群衆專政’,這一次可是有領導（中央派來的軍工宣隊）、有組織（事先安排好的批判發言）、定了性就算數的政治批判!外貌白晰織弱的老羅,内心眞是堅強,他不僅又一次挺過來,到一九七五年,精神完全恢復,甚至以回首往事的筆调,把這番磨難寫入詩文,生死關頭的一埸徘徊,算是置諸腦後了。九零年代的某一天,他一固電話打過來,說要到我家。他帶來一幅他的行書,裝裱得很精緻。他在牆上指個位置,要我打個钉子,當場掛起來。那是《答友人書.七律.舊作》: 　　 　　 　　 　　前四句,寫了我們在鯉魚洲那種環境下難得的一點快楽,接下來‘冬夜冰雪驚涼夢’,則道出他二次落難時的感覺和心境,‘春宵寒雨曖華章’,算是對我十幾年前那封信的正面答覆。讓人感動的是最後兩句,他又成了一個心時愉悦、嚮往未來的人。 　　 　　一九七八年,全國的形勢才見根本扭轉。這時候,歷史系準備招生,文革後的敎學該怎麽搞,新任的系主任鄧廣銘先生以極大熱情在籌劃;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量極大,副書記鄭必俊、張萬倉全力擔當起來,而且做的乾淨利落;學生工作,由副書記王春梅一手完成,不勞别人操心。我擔任歷史系總支書記,沒分工管什麽,每天也忙忙亂亂,不知幹了什麽。原系主任翦伯贊先生,歷史學界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輩,文革初起被拿來祭旗,批鬥了一個夠,後來生給逼死了。现在給翦老平反和昭雪,是一件大事。開會的日子要到了,老羅對翦老平反的事很關切,他問我,在會上要說什麽,我答還没準備。他說,我給你擬個稿子吧。這類講話稿,必有的内容是受害人被加的誣衊不實之詞一一推翻。老羅的稿子在這方面一無遺漏。除此之外,他還從史學的角度提出評價。翦老是學術界的一位權威人士,與從事其他職業的受害者有其不同。學術上有了正面的評價,才算得平反徹底。老羅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羅的稿子照念無誤,後來全文發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羅榮渠文集的編輯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羅文之中,才是正理。 　　 　　進入八零年代,老羅的日子有如撥雲見日,政治上的壓力一件一件消失,最後消除浄盡。他本人的‘歷史反革命’冤案,得到昭雪;他的一個弟弟蒙冤多年,也平了反。最後,他的父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僅不實,原來還是位秘密協助解放軍進入成都的有功之士。父親的冤屈，一直罩在老羅頭上，這片陰影，三十年揮之不去。無論什麽場合,只要提到出身和家庭這個話題,老羅只能埋首無語。這在老羅心頭簡直鑄成了一道檻兒---他不管如何用力,都邁不過去的一道檻兒。如今這檻兒不存在了,不再爲它費神費力了;作爲一介書生，這時的他，還有什麽希冀和追求呢?我們看到，他的專著一本一本出版，論文一篇一篇刊登。有一陣，老羅一個月完成一篇三萬言的論文。一連三個月寫出三篇。老羅的才學，在歷史系，有過人之處，我們是知道的。只因有恨事，常抱未舒心，現在，他的心情好了，用不著再壓抑自己，才顕現出他的廬山眞面目------他何止才學過人，簡直是才氣磅礴、才情緃横!文章寫得快，他的書法繼承了家學，居然三、五年功夫，也自成爲一格。 　　 　　綜觀老羅的一生，窮達俯仰，都同文章緊密相聯。文章不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簡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眼裡難道就没有比文章更重要的東西了嗎?他另有一幅集句，寫成立軸送我，寫的是:‘豈有文章驚海内,但留清白在人間。’ 　　 　　三十年來，我對他的稱呼---‘老羅’---一直没有改變。最初，那是一種特殊環境裡的變通，後來，是朋友間的無拘無束，最從稱他‘老羅’，是我们之間的彼此相知。 　　 　　注釋: 　　①一九六七年葉劍英、徐向前、譚震林、陳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先從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等場合，嚴正指责中央文革小組亂黨、亂軍。随後，毛澤東批評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责令他們檢討。這場政府和軍中元老合力反基擊‘文革’的正當行爲因之受挫，並被稱爲‘二月逆流’和‘老保翻天’。當詩，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聶元梓任主任），趁此大局變化，如法炮製，將反對聶元梓‘造反’的師生多人，打爲‘老保翻天’。羅榮渠曾有筆鋒犀利的大字報揭露聶元梓，因此被打成‘老保翻天急先鋒’，趕入‘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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