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荣渠和我不约而同转学到成都县立中学，同读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成了同班同学，开始了一生的交往，到1996年春天，恰好是结交55周年。原订1997年我去北京为荣渠祝贺70大寿，现在只能以悼念、回忆之文，为他祝贺冥寿了。 　　我们在成都县立中学同窗两年半之后，又一同考入成都私立树德中学读高中。两年后，他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提前一年离校。我和荣渠一共同学四年半，是他中学时期同学最久的一人。他在我心中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一 　　第一次见到荣渠，他已戴上近视眼镜，显得很老成，心想他必是个爱读书的人，开学后不久，就得到证实。每当课间或午休，他都不大去室外活动身体，不是坐在座位上看课外书，就是和同学们“摆龙门阵”。我见他们“摆得”很热闹，也就走近去听听，我一听也就有了兴趣。荣渠不是瞎扯乱侃，他谈话的知识性很强，听得出他读过许多书，他能讲出许多名人学者的身世、经历、轶事。他随父母去过武汉、南京、西安等大城市，见多识广，听他摆龙门阵很收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之益。他在同学中享有“博士”的雅号，他确比同辈人“博学”一些。 　　中学时期他的考试成绩虽不是前三名，可是他学得很轻松，课外学习一直抓得很紧，除了课间、午休看课外书，晚上做完作业就是他的自由阅读时间。他经常在午休时去校图书室借书，因每次只能借一册，每周他就去换借两三次。他对《万有文库》特有兴趣，从初中就开始逐卷借阅。高中时班上有位同学家中有一套《万有文库》，又是他家近邻，他如鱼得水，经常去这同学家借书。 　　荣渠曾读过不少新旧小说，但他很早就对名人传记发生了兴趣。最先听到他讲的传记是孙中山，后来逐步发展到读历史和哲学书。他对于初中同班一位同学自学了老子的道德经，非常崇敬，他对我说：“这个人不简单。”从这事可以看出荣渠当时的崇尚和追求。 　　荣渠不仅勤于读书，还时时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也可以说他“素有大志”。 　　初一时的一个周一，他很严肃认真、很神秘地对我一个人讲： 　　“昨天和家里人去少城公园吃茶，神童子(当时有名的命相师)给我看了相，说我二天(即将来)是鲁迅、高尔基一流的人物。”我当时想笑话他，见他讲得那么认真，又不好笑他，只觉得他太天真幼稚，把高帽子当真帽子戴。后来我才理解，神童子的话是假话，可讲出了荣渠的心里话，道出了他的心声，点明了他的心愿，使他受到了鼓舞。所以他忍不住，不避自吹自擂之嫌，来向我严肃地“述志”，倒是讲的真心话。 　　1944年春上读高中时他又有一次“述志”。几位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国当时一些知名教授的学历、成就，谈到胡适、赵元任、冯友兰等许多人，我们对他们学习认真，得了几个博士学位，多才多艺，学术成果丰硕很是尊敬。忽然荣渠站起来说话了：“我要是出国留学，还不是要读他几个博士回来!”这话当时很令我吃惊，那口气的坚决，至今言犹在耳。 　　过了一年，他的雄心壮志又升华了。1945年春，一群在初中就十分要好的同学，高中时又有更深的交往，希望建立一个组织，把我们的友谊用一种形式固定下来。大家聚会研究了两次，都未取得明确一致意见。这时，荣渠把他在自学时摘录的宋代学者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提出来作为组织的宗旨、铭言，并从而取名为“四为学会”。他这一意见立即得到大家一致拥护，成为共同的志愿和誓言。同时他还提出，要完成“四为”这一目的，必需首先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 　　他这第三次的“述志”虽然还带有年轻人的幼稚天真，但这“四为”的豪言壮语比前两次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读书的目的由当文豪当几重博士，由学者进而要“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读书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人民。 　　50年后，他在赠我的《现代化新论》这书的扉页上写着：“此乃为往圣继绝学之作也。”他没有忘记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他的志愿。 　　1943年秋，荣渠考入了成都私立树德中学。这所学校被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们著文称赞为“中国办得最好的六所中学之一”，教学管理比较严格。荣渠的学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树德中学的高中不分文理科，也就是文理并重，都要求学好。荣渠的文史是强项，而他的数理化也并不弱，考分也常在80分以上，只是他没有特殊兴趣而已。学校的功课比较繁重，他却学得很轻松，除了阅读大量课外读物之外，还感到“吃不饱”，去找语文老师“开小灶”。 　　学校语文教师罗孔昭，对先秦文学较有功底，在成都名望很高。1945年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破格直聘他为教授，传为佳话。荣渠常去请教他一些问题，罗老师见荣渠谈吐不凡，求学心切，很喜欢他，就义务给他上个别课，持续近一年。当时他保密，到1946年才告诉我。 　　1944年，市里举行一次中学生论文比赛，荣渠被推选去参加。他引经据典地写出洋洋万余言，读过的同学都极佩服荣渠学识广博，说理依据充分厚实。这是他学业猛进的一次明显表现。 　　荣渠当时的文科才学、写作能力，在同年级及全高中同学中，都是突出的，超水平的。 　　荣渠在这个管理严格的学校里，他那爱“摆龙门阵”的“学识交流活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树德中学有一条硬性规定，下午上完两节课以后，把学生全部赶进运动场，锁上通往教室的大门，学生必须体育活动两小时之后才放学，这可苦了荣渠这些不爱体育活动的“老夫子”。他们先做一点体育活动，等值班老师点过名以后，就溜到角落里去摆龙门阵，交谈的时间反而更多了。同学们对他们不重视身体锻炼有意见，就说他们是“摆测字摊”。还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传诵古今往事”，下联是：“指点英雄迷津”(这完全取自测字摊)，横批是：“坐而论道”。有人说把“英雄”二字改为“学子”，莫要太挖苦人了。也有人说不改，“学子”之中未必将来不会出英雄?50年后看，后面这活还果真应验了。 　　他们当年这群“测字摊”上的常客中，除了荣渠是北大博士生导师之外，还有一位是成都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此外还有一位是军委总参某研究所的功勋研究员，还真是一位无名英雄。1993年秋，老同学在成都聚会后，他们又跑到一起“摆”了一夜龙门阵，又得出“指点迷津”之言：“现在不是发挥余热，而是夺取科研最高明珠的最好时机!”为此互有唱和，不幸的是他们的身体都不好。 　　二 　　荣渠的眼镜是他引入注意的第一件事，他那一笔漂亮的毛笔字，则是引人注意的第二件事。 　　成都县中很重视语文教学，除了要求熟背每篇课文，还要求写好作文。每周四下午有—节作文课，上课时老师命题，学生必须在50分钟之内，写出一篇三百到五百字的文言文(禁止写白话文)。 　　并要求誊写清楚，字迹工整，不得潦草，既是作文训练，也是书法训练。每个周一中午发放批改后的作文卷子，优秀作文放在讲台上展览，供大家传阅。荣渠的作文卷子上那一篇漂亮的书法，一下子引起同学的注意，不仅是工整，而且有新意、有灵气，绝不同于“师爷字”的工整。荣渠的字不仅是全班之秀，在全初中也难找。我们都很喜欢荣渠的字，又觉得他的字体在哪儿见过，但又说不具体。 　　和荣渠同桌的张合宁同学发现了秘密，他在荣渠一个本子里面，发现不少模仿著名书法家罗文谟的特殊签名，有的还写得真像，我"1开始明白他是罗先生的儿子，荣渠的字所以像罗先生的字体。我们对荣渠进行一场有趣的“审问”。我们指着那些模仿的签名问荣渠：“罗文谟是你的哪个?”他白净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他不回答。我们又问：“是你的老汉(儿)吧?”(父亲的别称)他低下头笑了、默认了，惹得我们也笑了。 　　荣渠为何不愿公开自己的出身门第?这和他的家庭社会地位与他的家庭教养有关系。荣渠的家庭在成都可以算是“政要书香名门”，他的父亲罗文谟在抗战后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名字常见诸报端。罗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从政后仍不忘丹青，书画均长。他的书法较有新意，楷书中融入行草，颇受欢迎，至抗战中后期，成都市内的招牌大约有半数是他的手笔。荣渠是个有教养的认真读书的人，不愿用家庭的名声宋显示装点自己，他也防备趋炎赴势之人来与他结交，这是自重，也是自卫。这是他言行谨慎的表现，他从不卖弄自己的家庭，这倒使我们感到他是可以交往的人。从这以后，我们之间增加了一些了解和信任。 　　后来我们陆续了解到，荣渠除会写字外，还喜爱画国画，有的习作还不错，应同学的要求，还给好几个同学作了画。到初中后期，因功课忙他渐渐停止作画了。学校手工课的老师教过刻版画、刻图章，我们发现荣渠总是出手不凡，起点总要高些，大家说他有家学渊源，他比我们接触得早，看的比我们多，“书家儿早识笔墨”。 　　他的字越写越像他的父亲，到了高中几乎达到以假乱真。进入树德中学不久，又被同学从书法上认出了他是谁的儿子，这时就有不少同学向荣渠求赐墨宝，他成了半个书法家了。 　　1975年以后荣渠写的字不再像他父亲的字了，开始“自立门户”，这是个好的发展。他对他的书法还很有信心，也有更高的追求。1994年冬他告诉我：“满了70岁以后我就申请离休，别的事都不搞了，专心致志地练字，我的字还可以练得出来。”如果天假以年，他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可贵的墨宝。 　　荣渠的书法，给他的文章穿上漂亮的衣服，可是他从来不重视自己身上的衣着，还有点不修边幅。中学都规定穿制服，但只有色泽样式的统一，没有质地高低的限制，因此在衣着上能看出一个同学家境的富贵贫穷。荣渠的衣着质地一般，从无富家子弟气息。这说明荣渠家庭培育子女崇尚简朴。荣渠也从不重视追求这些物质享受。读书时期是这样，参加工作以后也是这样。 　　三 　　荣渠酷爱读书而不死读书，兴趣爱好广泛，且多才多艺。除长于书法金石，还很喜爱美术、摄影、音乐，中学时积极参加歌咏和话剧演出，但是他从不下棋和打牌。 　　荣渠不下棋，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曾告诉我，刚入小学他就学会了跳棋，因感其有趣而入迷很深，几乎吃饭走路都在思考下棋，甚至夜间一闭上眼就开始做梦下棋，弄得头脑昏痛，于是决心不再下棋。他还说，下棋打牌都是很迷人的，太耗费时间了，可以说他是朋辈中最珍惜时间的人。 　　成都县中每年开展两次文艺活动，上半年5月的校庆，下半年10月的国庆，学校都要号召同学排演节目参加庆祝会演出。 　　由于我们关心抗日，喜爱抗日文艺，喜爱歌咏和话剧这些新的艺术形式，荣渠和我们就聚到一起来了，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我们这一群初中小同学，用四川普通话演出的话剧，第一次上台就打响于，受到全校同学的称赞，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于是每年我们都有精彩的节目演出。 　　到了高中阶段，这个集体中的多数人升入成都县中高中部，但是常把荣渠和我召回母校去排演话剧。在我们演出的话剧中，以排演的多幕话剧《桃李春风》反响最为强烈。这个戏是老舍、赵清阁编剧，歌颂那些不畏艰难困苦、坚持抗战、坚守教育岗位的大学教授，许多素材取自西南联大。作者说明，戏中的体育教师的原型就是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剧中的主角老教授由荣渠饰演。由于剧本写得好，反映了现实生活，演员演得认真，剧情达高潮时，在场看戏的教务主任和老师们不住地擦眼泪，会场哑然无声，只听见荣渠那一声声感人的台词在空中回荡。当时谁会料到，十余年后荣渠就去北大当了教师，成了教授，在教师的岗位上终其一生。 　　荣渠进入高中后换成了成年人的嗓音，成了一个出色的男中音。1944年秋，树中音乐老师要为他家乡募捐兴学，组织了一个合唱团，要我找一些同学参加。我约请荣渠及一些会唱歌的同学共十余人参加合唱团，每周日排练一个下午，半年就排练出一场以抗日歌曲为主的音乐会节目。1945年春节后，去四川的糖城内江，盐城自流井旅行演出十天。 　　1946年暑期，荣渠从昆明回成都度假，他带回了昆明民主斗争的真相、实况，还带回许多清新的学运中流传的民主歌曲。他演唱的“茶馆小调”、“古怪歌”、“读书郎”极有情趣。特别是他演唱“苗家的月亮”，曾引起我深深的激动。 　　荣渠很有艺术气质和领悟能力，但他从没有以艺术为职业的考虑。他热爱“五四”以来的现代新文艺，也是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宣传抗日，呼吁民主，表现出他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四 　　纵观荣渠一生，坚持勤奋读书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不论环境安定还是动荡，处境顺利还是艰险，他均能排除干扰，坚持刻苦读书，如若他没有长远宏大的胸怀，坚定顽强的抱负，则难以做到。 　　荣渠中学时期在大后方，环境安定、学习勤奋，提前进入大学。自他进入大学后这四年，是国内形势变化最大，最为动荡的四年，他既坚持参加学生运动，又坚持认真读书。1947年暑期，我在北大三院和他同住两个多月，可以窥见他在大学中的一般情况。他对进步学生运动历来是支持的，从昆明到北平他都是这样。对学生会决定举行的集会、游行他都坚持参加，分配给他的具体工作认真完成。1947年9月，北大开展助学募捐，荣渠志愿参加义务工作，被分配到剧场门口售票三天，不得离岗去看演出，每日夜间清点银钱帐目，他工作得很认真负责。我对他开玩笑说：“我发现你还是个细心的财会人才。”但是荣渠不参加小社团活动(包括演戏、唱歌)。参加学运活动之后，立即恢复正常学习。整个暑假他每天自学读书时间不少于10小时，开学后，他每天听课和读书时间也不少于10小时。每天晚饭后，他在三院附近散步，或去太庙走走。星期天偶尔看场电影，上街也是逛书店、看书、买书。在那动荡的年代，像他这样坚持认真读书的人真不多，他的学业成绩和学习态度，系里的老师都是了解的。 　　拨乱反正以后，学术研究领域有了自由飞翔的空间，荣渠终于取得可喜的成果，这也是他毕生顽强坚持读书学习所取得的成果。 　　1993年秋，高中同班同学齐聚成都，庆祝同窗50周年，这是荣渠和我最后一次时间较长的聚会，我们得以相处数日。有一天我们两人意外地得到两小时的空闲，顺路去了武侯祠，瞻仰我们从小就敬佩的英雄。我们走进碑廊，来到“出师表”碑文之前，荣渠一见题目，立即转过身来，背对碑文，面向着我，深吸一口气，然后飞速地背诵“出师表”，他背诵得那么熟练、那么快速，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已经忘光了。我问他为何还记得这么熟，他说：“我常喜欢背诵它。”我明白了，他最喜欢和永不忘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在成都忙于给老同学写字，我见他太忙，未向他要字。到10月14日他临走的那天，忽然送我一幅中堂，我打开一看：“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写得酣畅遒劲，是上乘之作。再看，只有他自己的落款，却未写赠我的抬头，这字幅中的话，只能是他的自勉、自励、自白，这是他“第四次”向我“述志”?! 　　(曾石，湖北省文联离休干部)

原文 发表于《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  浏览：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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