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lo月16日晚上。那时他参加全国政协视察组到四川视察社会治安情况。我特地赶到成都，以便同他当面商讨编辑出版纪念我们的父亲罗文谟先生专集的有关问题。这本纪念专集我们从1993年起就开始筹划了，文字部分由我负责。大哥的视察工作日程安排很紧凑，他从电话上得悉我到了成都，在百忙中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同我见面。他嘱咐我说：“该做的事要抓紧时间办，不要再拖，有些事再拖恐怕就来不及了。”第二天一早，他又匆匆赶回了下榻的宾馆；在我离开成都之前，再没有得到机会见他。没有想到，此后不到半年他就匆匆与世长辞；成都一别，竟成永诀!父亲的纪念专集来不及赶在他的生前出版，他对我的嘱咐竟然成了谶语! 　　荣渠是我的嫡亲大哥，他只大我两岁。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手足情深谊笃，欢乐忧戚与共。他对我悉心扶持照顾，我则事事唯他马首是瞻。长大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分开的时间已长达半个世纪，中间见面的次数虽然屈指可数，但50年来一直书信往来不断，情谊始终如一，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依然不减当年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逝世，犹如使我的精神殿堂失去了一根重要的支柱。我一直都沉浸在对他的深切怀念之中，儿时的往事好似铭刻于心，时时萦回于脑际。现据记忆所及，从几个不同的视角略举他生平求学、治学及业余爱好的若干陈迹，概述其学者生涯如下： 　　一 爱书与买书 　　荣渠大哥自幼好学，嗜书如命。 　　我曾听母亲说，在大哥满一周岁时，家里按照旧时的风俗让他“抓周”。他看着面前摆放的许多生活用品，两眼东张西望，两手跃跃欲试，这也想摸，那也想要，但都没有抓起来，最后抓到手的，左边是一本书，右边是一支笔。这事和他日后发展的轨迹如此巧合，似乎带有神奇和迷信色彩。但母亲认为，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大哥出世时，父亲正在成都当美术教师，同时还兼做新闻记者。父亲经常看书备课，握笔写稿，使未满周岁的大哥对书和笔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选择。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家庭环境熏陶的结果。 　　大哥在进初小读书以前，父亲就给他买了《看图识字》的画书教他认字。因为他是家里的头一个孩子，父母亲对他小时候的培养教育特别用心。到进初小时，听说他已认得二、三百个字，能够自己看懂一些简单的儿童读物，而且看了以后能够用自己的话把书的内容讲出来。从我记得的最早的时候起，他就已经能把书上看来的故事讲给我听。我由听故事到自己学会看书，终于也爱上了书，全都是受大哥感染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父母对我是怎样培养教育的，我反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大哥小时候对他的书就很爱惜。一般的小孩看过书以后，往往毫不经意地随便乱涂乱撕乱扔，难以保存下来。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大哥却与众不同。遇见我糟蹋书的时候，他总是很严厉地呵斥我。他的书从不在上面任意用笔涂抹，也不撕掉书页，看过以后就放在桌子抽屉里保管好，以便经常可以再拿出来看。我记得1936年在南京时，父亲给他买了一部综合性的儿童读物《JL童之友》，这是一部有五六百页的厚书，大哥把它保管得非常好，我们在南京时就反复看过多遍。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们全家回到四川，大哥把这部《儿童之友》也带到了成都，又保管了几年。到他进初中后，这部书才传到弟妹们的手中去。长大以后，他对书的爱惜有增无已。1964年我报考研究生，他极力主张我报考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专业，特意把他1946年买的向先生所著《中西交通史》和他在北大听向先生讲课的笔记寄给我作参考。1969年我在遵义市二中教英语时，因为藏书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他又把解放前买的《英汉四用词典》和《开明英文文法》寄给我用。由此可见，他40年代上大学时买的书还一直妥善地保存在身边。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书荒严重，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借书看。他寄来的书，封面都是用牛皮纸包好的，书上还盖有“荣渠藏书”的印章，显示出书的主人对书的分外珍重。 　　荣渠大哥治学领域广阔，擅长从宏观的角度治吏，融汇中外，这是和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分不开的。在青少年时代，他的求知欲就很旺盛，早已开始把“读万卷书”作为一条重要的求知途径探索前进。40年代初，他在成都县立中学初中49班读书时，便不满足于课堂内所学的知识，于是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基本知识探讨会，打算通过课外集体自学拓宽知识领域。他们特别重视中文和英文两门基础工具课的学习，为此还办了一个手抄期刊，以交流课外学习心得和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学校里的英文教学不注重培养听说能力，他们就在星期天去参加内地会金马街教堂的查经班，听英国传教士云登夫妇用英语讲圣经。为了记忆英文生词，大哥除了怀中经常带有随时可以复习的生词本外，还特别自制了一副用来拼词的方块英文字母卡片，带回家里教我做拼词游戏。当时我还没有学过英文，大哥教我，同时就达到了自己复习的目的。 　　为了多学知识，大哥在初中时就开始自己买书。父母对我们管束很严，平时不给我们零用钱。大哥除了向同学借书看外，主要靠向学校的图书馆借书看。有些想看的书借不到，他就想买。为此，他不得不把家里给的早点钱积攒起来用在买书上。遇到钱不够时，他就动员我用同样办法省点钱凑起买书。抗战前期和中期日本飞机经常空袭成都，我们所在的学校都疏散在西门城外。为了上学方便，父母亲在西门外互利西村口找了一处房子，让我们弟兄姊妹住在那里，雇了一个人帮我们煮饭，但菜钱让我们自己掌握使用，这又给我们省钱买书增加了一个渠道。根据大哥的主张，我们少买肉吃，有时菜也少买，只买点咸花生米下饭，一周下来，总能省点钱买书。如果没有买书，省出的钱就用来看电影。那时成都祠堂街少城公园附近有好几家书店，其中有专门出版发行青少年读物的开明书店成都分店。大哥对开明书店出的书特别感兴趣，我们先后在这里买过《少年科学大纲》、《电子姑娘》、《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读物，《文心》、《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等文艺读物，都是被列入《开明青年丛书》的畅销书。有一回，大哥与同班的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业余话剧团，没有专业人员指导，很需要话剧方面的参考书；适逢少城公园大门旁边八角亭里的小书店卖削价的折扣书，其中有一本《剧团的组织和管理》，还有几本话剧剧本，正合需要。大哥看见后非常高兴，就与我商量好共同凑钱买了。我记得他在书的封面上题过一行字：“为组织黎明剧团，渠、泉合购于祠堂街。”大哥一生都自奉甚薄，生活上舍不得花钱，不抽烟，不喝酒，但买书却从不吝啬，这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习性。 　　有一次，母亲给钱让大哥同我一道去看电影，途中我们经过了西玉龙街。当年西玉龙街上有好几家旧书店，大哥经过每家旧书店都要进去看看。在一家书店里他偶然看到了一本翦伯赞先生写的《中国史纲》，这是一本他渴望已久的书，一见之下便爱不释手。可是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只好放弃了看电影的享受把钱节省下来买了这奉书。我因为没有看成电影，起初心里感到有些歉然，但很快就被大哥兴高采烈的情绪所感染，便心安理得地跟他一道折返家中。他喜爱逛旧书店的癖好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 　　40年代后期他到北平上学以后，更是经常在假日到东安市场、隆福寺、琉璃厂等处的旧书摊点去寻访书刊，竟日留连，把它作为最大的嗜好和最好的消遣。他曾在这里替父亲买到过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南画大成》、《淳化阁法帖》、《三希堂法帖》等成套的书画图籍，丰富了父亲的藏书。解放后，他把逛旧书店的癖好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来由于旧书业的日益萎缩，可逛的旧书店愈来愈少，才被迫不得不有所改变，但买书的习性依然如故。70年代以后，北京只有中国书店一家才经营旧书，可供浏览选购的书刊减少许多，而且还要有介绍信才肯接待，去一次要开一次介绍信。他每隔一段时间仍然要去一次，但大多数时候只能败兴而归。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信中对过去琳琅满目的旧书摊点表示了深切的怀恋，对眼前无处觅书的苦恼发出了愤懑的叹息。 　　50年代前期他在中苏友协总会工作时，我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去看他。他告诉我，自己购置了一套大部头的俄文版《苏联大百科全书》。此书共有多少卷册我已记不得了，但至少是好几十本，卷帙浩繁，篇幅巨大，16开精装本，还外加硬壳封套，价钱很贵，对于解放初期待遇很低的一般干部来说，是轻易买不起的。听说他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这么贵一套书，我难免为他的慷慨感到吃惊。那时他住在御河桥街中苏友协总会机关宿舍里，刚结婚不久，房间里陈设简朴，在日常必需的用品之外，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唯一最值钱的家当，就数这套《苏联大百科全书》了。 　　1956年他调到北京大学后，买书更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他在北大中关村宿舍分到的住房原奉就比较狭小，分给他的又不够一整套，其中有一间屋被隔出来分给了别人，居住面积相当窄，书房和寝室挤在一间屋子里，不能多摆书架。60年代前期母亲住在他那里，我到北京探亲，见他屋里的书架上塞得满满的，装不下的书只好堆放到书桌上和板凳上。母亲告诉我，荣渠经常买书，家里放不下，只好一面新买，一面就把用过之后不便存放的书卖给旧书店。他通知收购旧书的人到家里来，指着书架比划一下范围，范围里的书便全部卖掉。书架上空出的部位不久又陆续被新买的书填满，装不下了又卖一次，如此循环不已，形成了藏书不断新陈代谢的现象。 　　他晋升副教授以后，80年代初期，在北大中关园46楼分得一套完整的住房，居住面积有所增大，有了一间专用的书房。他把书房命名为“上下求索书屋”，取意于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以象征他在浩瀚学海中的苦苦探寻。书房里书架的容量较前也有所增大，但由于他多年积累再加上进行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需要的图书资料增加更多，书架仍然容纳不下，不仅蔓延到书桌、椅凳上，听说连地板上也堆满了。 　　二 读书与治学 　　大哥爱读书却不迷信书。他读书一贯善于独立思考，不肯被书本牵着鼻子走。 　　在读高小时，他有一次在书上读到了曹冲称象的故事。当时他对曹冲想出刻舟称象的办法很赞赏，认为五六岁的人有这样高的智慧实在了不起。可是不久，他却对此事产生了怀疑。他对我说，大象是南方的动物，曹操父子住在北方，不可能在北方饲养大象。这个故事恐怕不大可信。我以为大哥是随便说说好玩的，并不加以重视。直到我在四川大学学习历史专业的时候，读到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其中有一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指出刻舟称象是印度的佛教故事，传入中国后辗转因袭，被附会在曹冲身上以见其智；陈寿写《三国志》时不辨真伪，笔之于书，遂致以讹传讹。这时我才想起荣渠大哥早年对此提出的质疑，对他敏锐的辨识能力于是有了深刻的印象。 　　学生时代的荣渠大哥，读书时就常在自己的书页上边读边画问号或其它符号，有的地方还要加上批语。在他寄给我的那本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上，他就写了好几条眉批，以改正书中的错处。例如书中提到18世纪到英国去的众多华籍教士中，有个江宁人名叫Chin Fong—Tsong。大哥在书眉上批道：“据 《方豪文录》第178页，此人名沈福宗，江苏人，康熙十九年(案：即 1680年，应为17世纪)，云18世纪则误也。”此书作者向达先生是大哥的老师，大哥对向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一向很崇敬，但由书上的眉批可以看出，对于他所崇敬的老师他也是不迷信的。 　　60年代初，大哥偶然从报刊上读到几篇谈论有关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的短文，说是时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要早1000年。他认为此事的历史意义重大，引发了研究的兴趣，于是着手研读有关资料，想进一步加以论证，找出地理发现史上的中国哥伦布。但是，当他对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列举的论点和证据初步探索后，发现问题很多，难以定论，于是决定改变初衷，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做证伪的研究，写出了有卓越见解的论文《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 说明所有正面肯定此说的论证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经不起检验的臆测，并且指出首先提出此说的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吉涅所做的研究，从方法论、史料考证、科学意义上来说都毫无价值，还包含有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毒素，应该予以批判。这个有待继续探索和讨论的复杂问题于是开始了正反两方面意见的学术争鸣。大哥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否定意见的代表者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重视，这是他敢于独立思考，坚持实事求是学风的一个例证。 　　由于生性直爽，又有不肯人云亦云的脾气，他在工作岗位上有时难免和上级或同事意见相左，听他说曾经因此得罪于人，但具体情况他没有对我详谈。只有一次，在1959年，北大历史系有人蓄意找岔，硬说他在教学中有“修正主义观点”，这顶政治帽子在当时是够吓人的，他无端被诬而处境困难，有口难辩,心中激愤，才在来信中向我透露了。 　　在一封谈论读书心得的信中，荣渠大哥劝我读书不要赶时髦。 　　他说：“很多不出名的书是好书，被历史淹没者甚多；而出名之书，却未必都是好书。”他发现自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以来，迄今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它进行过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反而有一点零星的著作，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一无所有，只有考茨基晚年的巨著《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有不少新鲜见解和新发展。他看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是文革前内部出版的译本，原著共六个分册，但不知为何其中第三分册没有出版，而这一册恰恰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分册，他感到十分遗憾。考茨基这部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但在许多别的问题上却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他为这部著作被因人废言、长期埋没而慨叹不已。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哥对北大自上而下布置全校各系大搞“儒法斗争”的研究不以为然，一直冷眼袖手旁观。他说：“什么儒法斗争?我看这不过是现实路线斗争的历史投影，完全是虚像!”对于 喧嚣一时的“评水浒”运动，他私下斥为“莫名其妙”，因为鲁迅早就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1975 年评论《水浒》的文章，没有一篇讲清楚这个关键问题，有的甚至根本加以回避。他认为，这是把政治同学术混淆起来，片面宣扬和拔高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而否认其历史局限性，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实为科学研究中极不正常的现象。 　　就在“评水浒”之后不久，大哥在中国书店买了一本解放前成都出版的《张献忠屠蜀记》，这是任乃强先生根据蔡山谐道人著《大西通纪》改编的纪实作品。虽是小说，但内容都是根据正史、野史来铺陈发展的，其中山川、地形、人物、典章制度都有根有据。对于张献忠的兴亡事迹，并不是谩骂一通，而是肯定其前期如何得人心，得政权，后期如何演变、蜕化，以致失国。起初，大哥在饭后偶然翻翻，不料立即为其内容所吸引，时逢暑假，遂一气看完。后来他写信对我发表读后感说：“此书虽然没有马列主义词句，但讲得很有道理，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政权的历史局限性写得很形象，对李自成也涉及一点。实际上，书中所述，不仅是张献忠之所以亡国，也是李自成之所以亡国，明朝之所以亡国，颇足发人深醒。书中对张献忠个人的描写也栩栩如生，有相当的文学性。最后一部分谈张献忠政权吃人的事，骇人听闻，极残酷之能事。从小说角度来说，大概已达到古今中外有关吃人奇闻之顶峰。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一个社会达到人吃人的破坏程度，亦自有警世之效，只是过分夸张，似有玩世不恭之嫌。总之，我看后认为颇值一读。久不读旧小说，颇为开胃，觉得比《水浒》之类的书有意义，虽然文学价值没有那样高，但作为研究农民运动的价值来说，则大大超过。我说的研究农民运动，不一定指张献忠之事，而是指探索历史规律而言。请读一读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述吧!这里的确是反映了‘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立’的历史。只是马列主义的书已经不被人读了，很多重要的原理也被人遗忘了!那种把农民运动描写成无产阶级革命一样的假历史到处都是，总有一天要走向否定之否定的。这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反潮流的想法。” 　　1979年，我满50岁时，荣渠大哥寄赠了我一部当年新版《辞海》的缩印本作为生日礼物。他写信告诉我：工具书不可缺少，但又不可全信。常言说：“无错不成书。”特别是大型工具书，词目多，内容庞杂，编写中释文和引文更难免出现差错，虽经修订，仍难保没有舛误，使用时最好再找第一手资料核对，以防万一。解放前旧版《辞海》以引文处处均注明出处著称，新版经过修订应当更可信赖，但事实并非如此。以“蔡琰”一词为例，新版《辞海》释文称：蔡琰为“蔡邕之女，……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归母家。汉末大乱，为董卓部将所虏，归南匈奴左贤王，居匈奴12年。曹操念蔡邕无后，以金璧赎归。”而据《晋书•羊祜传》，蔡邕有孙名袭，说蔡邕无后显然是搞错了。《后汉书》卷八《列女传》与此有关的原文是：“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校补》早已指出：“案邕传未尝言邕无后，此云痛其无嗣，或有子而未能嗣业，或子已卒，孙犹稚也。无嗣犹云无传，与无后自有别。”这个解释很有必要，是说得过去的。旧版《辞海》此处引用原文“痛其无嗣”，但未加解释，很容易引起误解。新版将“无嗣”改为“无后”，反而修订错了。词书至少是二手以上的资料，虽可作为工具使用，但也容易受其误导。真正要做学问，决不可当思想懒汉! 　　大哥这封信对我启发很大。此后我留意了这个问题，发现果然较多地存在于词书之中。1934年光明书局出版(60年代上海书店重印)的《中国文学家大词典》在相应词目下写的是：“曹操……痛蔡邕无后嗣。”对“无嗣”与“无后”已不能按王先谦的解释作出区别，只能错误地理解为“无后”。这是重印旧版未加修订的问题。令人吃惊的是，80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人物词典》、 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文学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语文知识词典》、文心出版社的《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等几部我所见到的工具书，仍然都把曹操赎回曹琰一事写成出于“痛念蔡邕无后”，而1989年第二次修订后的《辞海》，此处仍然照旧。 　　“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大哥在独立思考的学术研究中也有过失误。80年代初，美国加州海岸水下发现“石锚”，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两千年前中国沉船的遗物。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说在国内外报刊上又引起了一阵关于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一事的谈论热潮。大哥重新参加了这一问题的讨论。由于肯定此说的主要论据是《梁书》上有关扶桑国的一段传闻史料，他认为这是研究问题的关键。 　　他在60年代的看法是：即使这段史料可信，扶桑国的地理位置也不致超出东北亚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范围，绝不可能在美洲。这次他想把搜索范围扩大一些，在新撰的论文《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中，却轻率地补充了一个新的推测，认为扶桑国也可能在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区内的某处。这篇论文虽然对研究美洲文化起源及对比不同文化中的相似现象等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并在后来获得了《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但其中关于扶桑国地理位置的补充推测却被老一辈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看出问题，指为“画蛇添足”，有失谨严。大哥经过思索反省，接受了意见，在修订稿中已将其删除。他在事后写信告诉我：“由此表明，在试图反对某种不严谨的说法的论证中，又可能引出新的不严谨的说法，从而使问题节外生枝，可见贯彻科学的分析与推理，实在不易。因此，实事求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不断修正主客观的错误。” 　　大哥一生多次寄书送我。除了刊有他的论文的期刊和他的专著译著之外，有些关于当时热点问题的书刊，他怕我买不到，也不时寄来。一些中外语言工具书，包括《俄英词典》、《新英汉词典》、《最新汉英词典》等等，他也为我买过不少。这都使我受益匪浅，但我认为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他在读书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给我的启示。 　　除了“读万卷书”之外，“行万里路”是大哥求知的另——重要途径。他认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往来，从求学来说，可以增广见闻，补充书本知识的不足；从治学来说，可以突破闭塞，扩大学术交流。在求学时代，他先后在北千、武汉、西安、南京、成都、荣县等地上过小学，在昆明、北京、哈尔滨等地上过大学。在治学时代，70年代初期，他因参加编写党史教材，曾沿着红军走过的道路调查访问，到过南昌、长沙、韶山、延安、安源、井冈山、瑞金、古田等地，亲身体会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80年代开始以后，他的学者生涯进入了鼎盛时期，他的“行万里路”的旅程范围也进入了范围空前扩大的时期，除频繁奔走于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学术机构之间以外，还多次涉足海外，到过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丹麦、瑞典、挪威、西德、韩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 等地区。他初次出国后就写信对我说：“中国近千年来，自唐以后，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虽然也不断与外国有所接触，但都是以我为中心，极端老大。西方的冲击，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但近30年来，我们又再度自我封闭，夜郎自大，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出国以后，站在彼岸远距离地看看中国，再听听别人的评论，用别人的尺度也看看自己，实在是大有裨益的。”他在国外结识了许多各国著名学者，建立了国际学术联系。例如，为了研究美国加州海岸发现的“石锚”是否是古代中国沉船的遗物，他曾专门访问了圣地亚哥大学的“石锚”研究者莫里亚蒂教授，交换了对“石锚”的看法，并为深入研究搜集了具体的资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会见了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布莱克教授，发现彼此在从宏观视角研究历史的方法上有共同之处，在交流中得到很大启示，成为他回国后开辟科研新路的契机。1989年，他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著名的发展研究所访问半年，研究当前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发展理论趋势，对他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工作也大有促进。 　　三 绘画作书与唱歌演剧 　　荣渠大哥不是一个只知埋头啃书的书呆子。他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从小他就显出超群的艺术天赋。我听母亲说，他开始识字之后不久，就一面学写字，一面学绘画。这时他还没有达到初小的入学年龄，父亲在家里教他认字，有时在纸上画些简单的图形给以提示，而且识字课本上也有大幅彩色图画，所以他在认字的同时也学识图，这是一般发蒙的小孩都经历过的。但幼时的荣渠大哥对图画特别敏感，对图形的反应很快，记得很牢，而且模仿绘画能力特别强。父亲教他，本来只要他认字，后来又要他学写，但不久以后他在写某些字时就能稚气地画出简单的图形，并且逐渐把图形画得比较近似。他进了初小以后，课外很喜欢看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之类的彩色画刊。这种画刊每期都刊登一些连环漫画。 　　他的悟性很高，没有文字说明的连环画看过后能用自己的话把内容讲出来。遇见我看不懂时，他就讲给我听。他还喜欢临摹这种连环画，主要是临摹画里人物的造型。到高小的时候，他进一步开始以报刊上的漫画为范本进行临摹，并且临摹成套的连环组画。他很喜欢叶浅予先生画的系列连环漫画《王先生和小陈》，曾经多次依样画葫芦地临摹在他的本子上，对王先生和小陈的漫画形象特征已能基本掌握。我也学着画，却相差甚远。为了把散见于报刊上的各种漫画保存起来，他从十岁以后就开始剪报，并整整齐齐地贴在白纸上装订成册。到30年代末期，他已贴了三大本漫画，这在以后好几年里都是他和我共用的绘画范本。他勤于动笔，模仿力强，模拟的漫画同原作相差无几。当时正是抗战前期，有一次成都市要举办宣传抗战的漫画展览，大哥还是一个高小学生，竟被特邀参加了漫画的复制工作，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初中时代，他不再满足于模拟别人的漫画，开始自己从实际生活中汲取素材创作连环漫画。可惜后来由于学校里各门课程的学习很忙，他的业余爱好又比较广泛，没有多余的时间，画了几次后便停画了。 　　大约在1941年左右，表兄许荣范主编的西康省《康导月刊》，曾请荣渠大哥设计绘制过刊物的封面。大哥在封面上用毛笔画了一个吹号的士兵，背景是山下的一处营地。当时他不过十四五岁，荣范表兄没有给他稿酬，而是单独请他上街吃了一次冰淇淋。大哥很高兴，回家以后对我津津乐道。 　　有个时期，他向母亲要钱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副木刻刀，一度学刻过几幅版画，并一度自学过中国式的水墨山水画；由于学校里班级或小组出刊出墙报的需要，他还自学过写美术字和设计图案，而且应用的机会较多。 　　在高中时代，他学习更忙了，除画墙报刊头外，没有继续学画。从此以后，他对绘画只是偶一为之。他到昆明进西南联大以后，想向父母亲形象化地汇报自己的日常生活，又没有条件拍摄照片，便自己创作了一套十多幅的连环组画寄回家去，把早锻炼、洗漱、吃饭、上课、上图书馆、午休、课外活动、聊天、晚自习、上厕所、睡觉以及假日上街等情况都逐一画出，并风趣地配有简短的打油诗。父母亲看后，都高兴地笑起来。还有一次，大约在1948年左右，他在北大刻过一幅版画的自画像，画的是晚上在灯下刻苦自学的场景，配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题词，寄到成都家中。 　　由于大哥的精力没有用在绘画方面，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他在学生时代有机会接受美术专业训练，以后能够长期从事美术创作，其成就将是不可限量的。 　　相对说来，大哥在书法方面的造诣超过了绘画方面的成就。我与他从小在一起练习写字。他年长于我，初学时我写的字当然不如他。但这种差距后来始终存在，拿我与他在同一年龄写的字来比较，也是如此。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临帖练字，主要是练大、小楷字；在寒暑假期间，练字的任务更大，每天都有定额。在初中时代，他和同学们办的手抄期刊，都是用毛笔书写的工整小楷抄的。从初中到高中，国文课所选学的古文，他都用楷书抄到作文纸上，装订成册，代替活叶文选，在上面批注圈点，既练了字，又熟悉了选文内容。这些练字的扎实功夫，奠定了他在书法方面的坚实基础。 　　父亲是书画家，书写条幅或大字匾额对联时，常叫我们替他磨墨牵纸。大哥年长，被叫到的次数最多。他看父亲写字看多了，对父亲运笔和结字、布局等章法渐渐领悟，在潜移默化中就把父亲的书法大部分学到手。父亲的书法深得二王笔意，擅长米派行书。大哥在高中时代有时也学米派行书。有一次，他写了一张行书条幅，写的是陆放翁的七言绝句：“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写好后用图钉钉在寝室的墙壁上。不少到寝室里来的亲友初看之下，都以为是父亲的笔迹，看到末尾才看见落款写的是“荣渠学书”，都表示惊叹和赞赏。 　　大学时代和参加工作以后，他学习和工作都使用钢笔而不用毛笔。他的钢笔字也写得很好，但毛笔字却由此丢生了。文化大革命中，他精神无所寄托，才重新拿起毛笔来写字。他从70年代开始恢复写毛笔字，一有空闲时间就用来练笔。写毛笔字所需工具简单，练笔易于在时间上见缝插针，加以他的书法早有功底，所以水平提高很快。我第一次收到他寄赠的书法作品是他1977年写在宣纸上的一小幅行草，写的是他50岁生日时填的一首《沁园春》词。 　　1979年我50岁生日时，他又用行草在条幅上写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几个大字送我。这段时期正是他勤于挥毫的时期。1987年，他趁到贵阳开会之便到遵义来看我，又特意给我带来一幅裱好的行书条幅，上面写的是“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十个字，边款“荣泉弟清玩”几个字看得出是后来添补上去的。我总共只得过他这三幅书法作品，都是他主动送我的。过去我之所以没有特意请他写字，原因是不愿在他忙时给他添麻烦，想等他退休后再请他写也不迟。他自己也说过，退休后要把研究书法作为一项主要活动来安排。他送我的小幅《沁园春》和条幅《雄关漫道真如铁》，我用玻璃镜框装着挂在墙上，后来搬家取下来放在一边，不料房子漏雨，遭雨水浸湿损坏，现在已追悔无及。只有他裱好送我的《月下飞天镜》一幅搬家时从墙上取下放在柜子里，得以完好保存至今，已成了唯一的珍品。我想请他再写一幅字，已经永远不可能了。这也是一件来不及办的事] 　　80年代他多次出国，我在和颖如大嫂通信时才知道他的墨迹曾不止一次刊登在美国华人社会的中文报纸上，他的书法在国外开始有了名声。可是，他对自己书法上的成就所赢得的声誉从来没有在书信中对我提及。1992年，他寄了一本北大出版社与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赠送给我，封面书名是他题写的，里面收有他的四幅书法，附录中还有一篇他写的短文《一笔书争分寸功》，我才知道他的书法不仅在北大受到重视，而且已由北大流向香港。直到他去世后，我才从北大历史系发出的讣告中知道，他生前担任了北大燕园书画会的会长。 　　荣渠大哥性格开朗，青少年时代经常在朋辈中高谈阔论，欢歌笑语，满座生风。课余他很爱参加歌咏、话剧和诗歌朗诵等文艺活动。还在小学时代他就能自编节目参加校内的演出。1939年他和我曾回四川荣县老家去过一次，在五宝镇观音寺小学读过一学期书。当时校内举行了一次期末文娱晚会，大哥自编了一出双簧上场。他让我躲在椅子背后念他编好的快板词，自己站在椅子前面表演，扮滑稽相，只张嘴，不出声，手脚配合快板词的内容比划。我本来拙于此道，有在大庭广众中怯场的毛病，但因为他临时实在找不到恰当的搭档，而这次配合他表演不需要在台前露脸，只好勉为其难地参加了。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配合他同台演出，印象特别深，至今记忆犹新。 　　他喜欢唱歌，会唱许多抗战歌曲。有不少学校里音乐课堂上没有教过的歌，他都是从广播、唱片、电影、音乐会或同学的传唱中学来的。读中学时，他已抄了一大本抗战歌曲。抗战时期，成都是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常常举办各种音乐会。他对合唱和男高音独唱很感兴趣，遇上有这类音乐会，不管跑多远的路，也不管晚上散会多夜深，他决不肯放过机会。为了学习正确的发声方法；他找卡卢梭的有关声乐的论著来读，并加以实践。除了学校里的集体歌咏活动外，课余和假日里在家中也常常可以听见他的歌声。有许多歌都是我在家中听他唱得耳熟而学会的。1945年他刚到西南联大不久， 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学生运动。运动中流行的一些歌曲，如《茶馆小调》、《五块钱》、《民主是哪样》、《苦命的苗家》等等，当时我在成都还没有听人传唱过。他在1946年暑假回成都时，带回了这些歌曲的歌谱和歌词，教我与他在成都的一些老同学唱，有的歌还边唱边表演，很受大家欢迎，不久这些歌曲就在成都的学生中传唱开了。他去北平就学后，我很少再有机会听他唱歌了。但是，他青少年时代在成都的歌声，在我的记忆里仍然十分清晰，似乎至今仍在耳边回响。对他自己来说，青少年时代唱过的歌曲也联系着逝去的青春年华，寄寓着当年的思绪情怀。1975年，他在北京听聂耳、冼星海作品演唱会，闻奏《黄河大合唱》、《中国狂想曲》等青少年时代熟悉的乐曲，不禁情怀激荡，不能自已，忽然想起当年在一道学习声乐和参加歌咏活动的同学好友吴兆民(后改名曾石)，特别写了一首《念奴娇》词寄给他。词的上片是： 　　江河怒吼，听声声，震耳惊天战鼓。 　　记得少时追狂梦，慷慨悲歌几许； 　　邂逅渝州，辞行燕阙，肺腑曾倾吐， 　　长城内外，风涛云浪掀舞。 　　由此可见，他当年曾深受这些抗战歌曲的鼓舞，并倾注了满腔的爱国热情。 　　吴兆民在初中和高中都与大哥同学。初中时代，他们一同在成都县立中学组织过黎明剧团，后来又改名为少年血钟剧团；参加者在一起阅读剧本，朗诵台词，讨论演出的问题，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实地搬上舞台。高中时代，他们都进了树德中学，参加了校内的合唱团，常在一起练歌，但仍然与成都县立中学的老同学继续保持友谊，并继续参加少年血钟剧团的活动。为了练习普通话，他们还常常朗诵诗歌，或模仿电影中的对白。当时，我常在家中听见大哥朗诵艾青的名诗《火把》。1944年和1945年成都县立中学的两次校庆，大哥与吴兆民都返回母校参加演戏。1944年演出的是抗战话剧《同仇》，剧中主角由何人饰演我已记不得了。1945年演的是抗战话剧《炸药》和以尊师为主题的话剧《桃李春风》。《炸药》由吴兆民饰演主角老科学家；《桃李春风》由大哥饰演主角老教师。两次演出我都跟随大哥去看了，但细节已回忆不起。听说吴兆民也写了缅怀大哥的回忆录。对于他们同学时期的往事，他一定比我知道得更多。 　　解放以后，大哥不再有参加话剧演出活动的条件，但音乐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则是他终生不变的。我在60年代前期两次到北京去，每当在他家里吃过晚饭后，都见到他放留声机欣赏音乐，听过一两张唱片之后，才开始晚上的伏案工作。他还特意放过一两张柴可夫斯基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唱片给我听，并且告诉我说，过去我们在学生时代唱过的某首歌曲，其旋律的一些片断，就是从贝多芬这首交响乐中脱胎而来的。 　　四 崎岖坎坷的道路 　　荣渠大哥毕生专攻史学，治学道路崎岖坎坷，迭遇挫折。 　　40年代前期他在树德中学求学，任课教师罗孟祯先生的教学，引起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18岁那年，他读完高中二年级后就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开始了专业性的历史学习与探索。1945年复员北上后，他进了北京大学史学系。这时他的学习情况，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郑天挺学记》上，看见老一辈史学家邓禹嗣先生写的一篇《北大舌耕回忆录》中有一点记载。邓先生1946年抽出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间隙时间应邀到北大讲学，对几个非常聪明用功的好学生印象很深，一直记得名字，其中一个就是罗荣渠。邓先生在1984年口述的这篇回忆录中说，这几个学生求知欲大，看英文的西洋史学名著选读不怕翻字典，进步快，不论大考小考都得高分。 　　1949年，荣渠大哥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历史专业的学习，但毕业后却没有被分配从事史学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不能甘心的。为了学以致用，他一直都在争取专业归队。 　　1951年春，父亲突然在四川荣县含冤去世。父亲是四川省著名书画篆刻家和美术教育家、旧四川美术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虽然长期担任旧政权的党政职务，但思想倾向进步，资助过中共地下组织，掩护过进步人士，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根据30多年后对他平反时所作结论，本应按党的起义人员政策对待，当时却无端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这立即株连到荣渠大哥和我们全家。他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但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要求，处境开始逐渐困难。 　　1956年，政治气候在风暴之后短暂转晴，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形势，他得到机会调回了北大历史系。这时，他兴高采烈地写信向我转达喜讯，对重操旧业满怀信心。我由于受到他的鼓舞，于是向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提出回到四川大学复学的申请，也得到了批准。我解放前在川大外文系学习英语专业，未及毕业成都就解放了，当时因为工作需要被抽调到青年团的地方领导机关工作，仍保留了学籍。这时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川大外文系已被撤销。我接受大哥的建议，转入了川大历史系复学，从头开始学习历史专业。 　　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对我们都极为不利的变化。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特别是由于受到父亲冤案的无辜株连，他与我在前此的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好不容易才勉强过关的，这时更是风浪迭起，险象环生，我在川大当学生，他在北大当教师，他所冒的风险比我更大。正如他对我说的，北大历来是“是非之地”，比其他单位都更难处。我在大学毕业以后虽然也多年备历挫折，但所受磨难与他在北大的经历却有一些不同之处。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中，荣渠大哥虽然时刻小心谨慎，但仍然受到另眼看待。他在北大历史系的工作基本上是“打杂”，分给他的教学任务时常变换，使他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他首先需要重新熟悉学非所用时期中断了的业务，接着又要频繁地准备新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暇顾及科研，直到逐渐适应以后才挤出—点时间来研究力所能及的问题。 　　1963年到1964年期间，我又接受大哥建议，在贵州报考北大历史系向达教授指导的中西交通史研究生。过去研究生全是内部选拔的，这时开始试行自由报考。大哥劝我抓紧机会，也从学非所用中挣扎出来，回归历史专业的队伍。入学考试后，大哥听向达先生说，我的考试成绩是令人满意的。不料随后在北大调档政审时，却因我与大哥同样存在父亲的冤案问题，决定不予录取。大哥闻讯后，不觉黯然伤神，因为这使他更清醒地察觉到家庭问题在政治上投射出来的阴影，处处都笼罩在我们的头上，无从回避。他来信说：“向先生比我的处境困难得多(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身难保，在录取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你不能来也好，省得我们弟兄在一个单位更招惹麻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因曾写过揭批聂元梓的大字报，受到聂元梓领导的“革委会”的揪斗。当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他的信，对他非常担心，估计他又是在劫难逃了。有一天，突然收到他写的一封短信，大意是：“我最近发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很好听，尤其是‘时令不好，风雪来的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几句，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听宋特别过瘾。你也是很喜欢听京剧须生唱腔的，望你注意听听。”很明显，这是向我暗示，他已像李玉和那样被抓起来了。此信我当时不敢保存，看过后就烧掉了。后来，我又接到他从天津寄来的一封信，告以他逃出了红卫兵之手，在外面东躲西藏。过了不久，我又得到消息，知道他终于被迫回到北大，遭到强制劳动八九个月的待遇。 　　大多数时候，他对自己所处的逆境在来信中都避而不谈。有一次，一个我的老同学由贵阳到北大历史系去联系工作，他不了解荣渠大哥的处境，向接待人员提到了罗荣渠的名字，想找大哥帮忙办点事。殊不知接待人员不听犹可，一听之下，态度立即恶化，声言你要找他，这事就办不成了。老同学回贵州后把情况告诉了我，我才知道他的处境并无好转。 　　复课闹革命后，系里恢复了他的工作。1969年12月，他曾被下放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农场参加劳动，不久后农场改为北大分校就地招生，又要他参加编写教材和辅导工农兵学员。1971年下期，分校撤销迁回北京与本校合并，此后他便不断下乡下厂参加“开门办学”，任务继续经常变换。他目睹当时北大在“教育革命”的名义下违背教育规律的一系列措施，听任“读书无用、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论调泛滥成灾，导致教育质量大滑坡的现象，背地里痛心疾首，感到难以容忍，但又无可如何。由于他胸无城府，有时在私下场合也不免流露出迷惑不解和忧心忡忡的情绪，后来成了招来更大打击的罪名之一。 　　1973年“反右倾回潮”的运动中，他又成为系里内定的头号斗争对象，不仅对他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地栽上许多罪名，并把捕风捉影、歪曲捏造的所谓父亲问题的有关材料公之于众，对他进行凶猛的人身攻击，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屈辱。事后，他写信来说：“我好几次都几乎想不开，差一点就同你们永别了!”1978年历史系新的党总支宣布为1973年对他的错误批斗平反。他在早些时候已经起意在运动结束后要求调离北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但这时由于情况变化，他仍舍不得丢下自己的专业，在有个单位前来调他时，依旧留了下来。 　　50年代前期他在中苏友协总会工作，业余时间研究中苏关系史，但图书资料方面的条件很差。他缺乏近代的中俄关系史料，特别缺乏民国时期的史料。他写信要我在成都西玉龙街旧书店帮他寻找搜集有关的书刊。我替他搜寻的收获不大，只买到一本民国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写的回忆录给他带去，他认为内容包含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很是高兴。 　　荣渠大哥在北大历史系的处境虽然困顿难堪，但从未放弃治学的努力。他在“打杂”的过程中接触过多门课程，对拉丁美洲史、美国史、中美关系史、世界近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近现代史、殖民主义史等方面都有所涉猎，撰写和发表过一些论文，参与编写过一些教材、专著。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史方面，他在国内是这一领域教学和科研的最早开拓者之一。1962年暑假我去北京探亲时，见他正忙于撰写有关中国和拉丁美洲历史关系的论文，假期里也没有得到休息，曾顺便帮他抄写过这篇论文的初稿。即使在文革中被批斗和关牛棚时，他也不肯自暴自弃、苟且偷闲，仍做点资料翻译之类的工作。他来信对我说：“读了半辈子书，岂能原封带进棺材去!总要多少为后人做一点贡献。” 　　在文革中，他被从牛棚中放出来“打杂”以后，出头露面的活动不让他参加，伏案执笔的任务却不时落到他头上，而且只能按布置下来的框框去写。 　　1972年，北大历史系受命为《红旗》杂志连续撰写四篇《谈读一点世界史》的专文，第一篇写完之后，接续的三篇题目分别冠以“再谈”、“三谈”、“四谈”，系里成立了一个小组，让荣渠大哥执笔起草，然后由小组集体修改定稿。开始写第一篇时，没有产生显著的矛盾。接着写以后几篇，要不断写出新意，要求也愈来愈高，而小组讨论时他与指定的负责人的意见又愈来愈有分歧，使文章愈写愈难写。他白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结果还是必须按上面的意见定稿。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这个人干事常常是过于认真，结果反而不讨好，增加口舌和是非。在这次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不少的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处境开始有所好转，有了正常进行史学研究的可能性。1977年适逢他届满50岁，他写了一首《沁园春》词，抒发自己可以扬眉吐气的喜悦，并吐露了跃跃欲试的雄心。词的下片是专门述志的： 　　生有涯，知无穷； 　　流光迅，征程无尽终。 　　观虫凋病树，风肥劲萆，莲居秽淖，雪斗寒松。 　　未遍青山，雄心难老，我欲乘风觅险峰。 　　时光好，寻千流万壑，直索苍穹。 　　他把这首词抄寄给我的时候，信中对这些年来的年华虚度、岁月蹉跎表示极为痛心，决心在今后要以加倍的努力把被“四人帮”夺去的光阴夺回来。 　　作为唱和，我也写了一首七律给他祝寿，表示了对他的期望： 　　五十欣逢大治年，千山北望祝华诞。 　　沧桑不改少年志，风雨难摧旧时颜。 　　半世寒窗勤百史，一支铁笔写长篇。 　　秋桑寥廓添新健，此后频期捷报传。 　　五 劫后进发的“余热” 　　荣渠大哥从沉重不堪的政治压力下解脱出来以后，在他学者生涯的最后阶段进发出了高度的“余热”。 　　70年代末期，他对自己的史学研究就有了一个放开手脚、高瞻远瞩的打算。他写信告诉我：今后我要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工作，即考证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真伪，而是要通观世界历史的全局，继承马恩在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所开创的事业。……把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结合起来，通过理论来研究历史，通过现实来检验理论。要立足于总结马克思以后历史科学的新成就的高度来研究历史，而不是从微观世界来研究历史。十年之后，精力已衰，想把研究世界历史的所获转回头来为研究中国历史服务，当然不是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而是要探索中国历史发展与西方历史发展的运动规律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等等。 　　我担心他这样做战线太长，精力分散，回信提醒他加以注意。 　　他又来信说：这一点自己心里很清楚，但很难改变。现在的学术发展愈来愈专，钻牛角尖，较易出成果，在历史学的研究方面，这种倾向尤为突出。一般人都把综合性的研究作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甚至认为学术性较低，加以鄙视。我觉得，专与通，分析与综合，两方面的工作都应当有人来做。从历史科学的社会意义来看，‘通’的工作比‘专’的工作还更有价值。……今后的主要精力打算放在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方面，如：殖民主义的兴衰史、帝国主义史，写出一两部综合性著作，也招点研究生。最后落脚到对当代三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的综合研究方面的问题上来。 　　为了清算“四人帮”历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的学说进行了研究，撰文批判了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先进的生产力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并对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暴力、政权、上层建筑等的历史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还打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他写信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能配合他对中国史方面的重大问题做一些研究，以便共同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索。 　　他向我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停滞性的问题作为例子，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之一，问题解决的程度可以作为对中国历史研究深度的一个测量器。他说：“这不是找出某一个因素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一个‘多元联立方程式’。这个方程式的关键，很可能是与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业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中国没有人研究；外国是否有人研究，还不甚了解。” 　　这只不过是荣渠大哥想要研究的问题之又一例子。在他的头脑中，以前涉猎过的一些课题他本来还准备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前的一些著述他本来还准备加以修订，但这些都不得不摆到一边去了。因为除了科研之外，他还有常规的教学任务。他已经掌握了英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但仍感不能适应通观世界历史全局的需要。他已深感自己治学的欲望与时间和精力的反差太大，被“四人帮”所夺去的宝贵时间事实上已难以追回。他深盼我能助他一臂之力。我也有心为他分劳；而且同他合作可以得到他的经常指点，这本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当时我正在遵义师专负责英语系的工作，无法脱身出来，加上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制约，只好期以来日。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这又是一件无日可期、已经来不及的事，而且同前面说到的几件事比较起来，是一件更大更难弥补的憾事！ 　　1980年是他学者生涯中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他获得了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进修一年半的机会，走出了国门，突破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学术界，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环境里无拘无束地进行学术探讨，眼界大为开阔。根据教学需要，他进修主攻的是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但是，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西方对世界近代各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现代化理论，并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综合了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知识，叫做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或Multidisplinary approach，正是他所欣赏的宏观世界历史研究法。他由此得到很大启发，决心在学术研究上开辟这方面的新路。回国以后，80年代前期，他在北大历史系开出美国史课程的同时，开始为研究现代化问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根据他在美国进修的心得，他从新的视角对国内世界史研究的全局状况认真地进行了反思。他一贯关注提高国内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出国进修的前夕，他在全国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曾作过《关于世界史研究中两个理论问题》的报告，对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性及如何正确估计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地位问题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在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去美进修返国后，1984年他又发表了《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并向国家教委提出了《高校七五科研规划关于世界史的咨询报告》。根据世界在“缩小”，世界史研究的“世界化”要求日益提高和国外世界史研究不断进展的情况，他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加强世界史横向发展研究与宏观研究；对于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新探索；世界史学科建设本身也要适应现代化等。他写信告诉我：“时间有限，本应收缩研究范围，……但是，目前全局性的问题如果大家都不研究，都是各抱一摊，似乎也不利于中国和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总要有些人从宏观范围来观察一下世界全局，研究一下理论，整个历史科学才能较快提高。” 　　1986年，他毅然放下了正在撰写的专著《美国的历史与文明》，全力投入了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研究。这是一个对当前我国四化建设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也能起推动作用的世界史研究课题，这个课题被列入了“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重点项目。为此，他带领一群中青年学者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这个项目的具体研究计划因为他实在太忙无暇在信中向我转述，但我从1987年他寄给我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得知，由于这个问题的内容非常广泛复杂，他考虑的研究框架分为宏观、微观、比较、理论与方法、现代化与人类未来等五个大的方面，以此作为研究的重点，每个方面又可分为若干个专题。这个框架，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是第一次提出的。他在花甲之年率先在这一新开拓的史学领域内展开宏观方面的研究，除探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架构外，同时还广泛考察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总趋势，重点研究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组织力量收集、整理、翻译、出版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资料。这些工作经过他近十年的奋力拼搏，在他精力耗尽、猝然去世前都已取得 　　了显著成绩，论著接连问世，连续获得了三个北京大学的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年，他的主要代表作《现代化新论》又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但就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全程来看，这还只算是开了一个头。他的未竟之业，只有靠后继者来接着进行了。 　　他一贯强调理论研究对发展历史科学的重要性，并十分强调知识的更新，这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中也同样体现出来。1984年以后他又多次出国访问、考察、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密切注意各国世界史学术的新动向，对国外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特别注意研究。他所撰写发表的有关现代化研究的论文和专著都把理论与历史研究熔于一炉，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先后参加发起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现代化研究学术讨论会，1994年11月，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西方和日本报刊的评论认为，他代表了中国转换时期世界史向多系发展的新趋向。 　　由于知名度提高，国内外邀请他讲学、参加学术活动以及报刊约稿均有所增多，加以超额招收了研究生，1993年又当选代表无党派人士的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头绪纷繁，而身体健康状况则向着负面发展，给他致力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这从下面一些来信摘录中可以窥见一斑： 　　这学期一直非常忙，开会，上新课，又要赶写一篇参加三中全会十周年中宣部理论会议的文章，至今未稍休息。 　　(1988，ll，16) 　　今年国家教委要召开纪念五四的较大学术讨论会，论文在全国高校中征集选拔。我任此会领导小组秘书长。这样，就加重7今年初之工作量。(1989，l，22) 　　去年我有三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今年我不在的情况下(去欧洲)，又招进两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膨胀近一倍，有些冒进。但事已如此，只好干下去。学生受现实的极大影响与冲击，能否成才，大成问题。但这不是个人所能为力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要爱护青年，保护他们的成长。 目前负担甚重，但精神上并没有被压倒。(1989，10，30) 　　今年我的安排很紧，因为这是“七五”最后一年，我承担的国家科研项目要完卷。除上半年有课外，全部时间都要抓紧来完成我自己写的《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和中国现代化》①一书，还有两部编译的论文集。另一本集体的论文集，有可能完不成，但也要争取大致有眉目，明年完工，……有了任务，可以督促自己，否则时间也拖拉去了。(1990，2，11) 　　------------- ① 即后来正式出版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接受教委的临时出差任务，4月18日起程去美国华盛顿出席一个中国问题讨论会，在美呆两周左右时间。形势严峻，此去有一点人民外交的味道。这个任务很难完成，又不好拒绝，只好去走一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教学也要受此冲击，近来就更忙7。(1990，3，25) 　　暑假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艰苦，但收获也甚多……我现在正处在思想的高峰期，自当激流勇进。(1990，11，5) 　　我这次出国，先后去韩国、荷兰、德国一行，共20天左右，行程匆匆。……回国后，首先是赶积压的工作、教学、考试 ……下月拉美史学会等联合在大连召开学术讨论会，我是非出席不可，只好赶写了一篇文章。……这是在溽暑中写出的，刚刚草成。今年u月，日本邀请去参加一个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因此……又要忙下一篇文章了。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忙得愉快，但知来日无多，做一点算一点。(1991，8，12) 　　近来记忆力减退，而事务头绪增多，……很需要一个秘书，但学校不可能配备；书房已太拥塞，图书什物都无处放了，只好凑合。……历史的紧迫感使我加紧工作。(1992，1，14) 我今年特别忙。四个博士生挤在一年毕业，还有一个硕士生“突击”毕业，骤然增加很大负担。今年u月有两个国际会议(日本、墨西哥)，特别是手下没有得力助手，没有秘书，事无巨细，都要自己躬亲。(1992，4，9) 　　报上已发表我为八届全国政协委员，3月14日开始开会，也不好缺席，因此已初步决定将赴台(湾)日期推迟到3月20日(不准备等政协会议结束)。工作很忙，估计两个月后就要赶回来主持博士生答辩。政协委员多为在职与下台官员，或各党派头面人物，我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邀参加，总算是多年勤奋得到的社会承认……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努力学习，上下求索。(1993，2，24) 　　我今年前列腺出现两次尿潴留，都是过于劳累所致，现决定去动手术。(1994，12，21) 　　我于1月6日进入北京医院，先做各种检查，13日进入手术室，前后约4小时(正式手术估计在两个半小时左右)，取出前列腺增生部分重102克，输血800c．c．……术后头几天甚是苦痛，主要是护理不尽如人意……目前脾胃和身体都很虚弱。(1995，2，3) 　　我的手术康复情况良好，非常难得……只是近来工作非常忙，许多偶然事件凑到一起，最近又插入纪念二战50周年论文，已达到超负荷运转，…•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但生命的价值，总要努力发扬才是。(1995，5，1) 　　他的遽逝，据颖如大嫂来信说：“其病因是劳累过度，特别是近半年多来，四面八方邀请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作报告的、刊物索文的，纷至沓来。他曾多少推掉一些，但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文债累累。……他不仅星期六、日不休息，春节不休息，有时甚至连午觉也牺牲了。上午如完成一件工作，下午立即又开始另一工作。我早担心他这么下去有一天会出问题，经常提醒，劝告，……但他一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不少同事、朋友见他这么紧张参加活动、写文章，也提出过不少劝告，但他都听不进去。” 　　临到他去世前的大半年，他已无多余时间写信，给我写的信愈来愈短，我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从来信中了解他的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他对自己近年来因为学术建树而获得的荣誉更是很少谈及。 　　我听说他的名字已上了英国和美国的世界名人录，对此他却已不在意。他倒是不时流露出自己在学术上遭逢恨晚的情绪，认为过去浪费的时间太多，起步太迟，深感力不从心，所做的事情太少，只能算是发挥“余热”而已。 　　六 求索前进的一生 　　最后，我本想对荣渠大哥的学者生涯加以总括，以作为本文的结尾，却不禁回忆起了他参与发起组织的四为学会。在我手边，有两篇与四为学会50年始末有关的文字，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与他的学者生涯有密切联系。重温这两篇文字，就可以看到他在这50年的两头——即在1945年和1995年，说了些什么关于他自己的话，从中看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也就无需对他的学者生涯另加概括了。 　　四为学会是1945年10月大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学同学在成都组成的一个社团。学会成立以后，他就告别了父母弟妹到昆明去求学，在把自己培养成为学者的道路上走上了新的里程。 　　那时他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跳级考上了西南联大，即将离开成都。一些与他自从初中同学以来就很要好的朋友在依依惜别前夕，都对他提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知途径很感兴趣，也想在毕业后考进北大、清华，远道求学。大家怀着幼稚天真的热情，要像《毕业歌》中所唱的那样，携起手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于是就诞生了四为学会。并一致通过了由荣渠大哥起草的会铭。 　　四为学会会铭表达了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意气风发、满怀幻想和希望的豪情壮志，反映了当时大哥的思想情操，至今我都还能全文背诵，下面摘录一部分： 　　谁没有幻想?谁没有希望?由思想产生信仰，由信仰产生力量。力量是宇宙的主宰，是创造进化的泉源。我们相信，只有力量才能满足希望，只有联合众弱小的力量，才能产生最强大的力量。我们需要这种力量。我们联合热爱友谊的朋友，集中我们的力量，用它来创造人生，改造世界。……我们确信，追求真善美是人生的目的、生活的真谛。……时代需要我们，请伸出真诚坦白的手吧……! 　　这实际上就是荣渠大哥当时给自己写下的人生宣言。 　　1995年10月，四为学会成立届满50周年。荣渠大哥回顾50年来的艰辛岁月，不禁感慨万端，写下了一篇《四为学会五十周年感言》。他曾先将这篇短文的初稿寄给我征求意见。我当时觉得文内的情调比较低沉，似乎给我们这一代人都画上了句号。我没有明白地把这个感觉告诉他，只建议他删去丁文内引用王船山墓志铭的后两句话：“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这两句的意思是：幸运地以完整之身回到这座坟墓里，安定地永远伴随着已经逝去的父母。删去以后，文内所带的墓志铭色彩就不太显眼了。此文编入《四为学会五十周年纪念册》时，被放在卷首作为代序。 　　大哥去世以后，我反复重读了这篇短文，愈读愈觉得短文的后半部分很像是他为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总结。这部分的原文如下： 　　“四为”的朋友，和它的同时代人一样，没有也不可能发挥出应有的才智，因为时代不曾留下社会活动的空间，这一点像明儒王船山自撰墓铭所云：“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定稿时后面删去‘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历史上每当大变动的时代，总有非常的际遇。所幸……大都度过劫波，得以颐享天年，彼此也就额手称庆了。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真正的巨变应该说才刚刚开始。每个人都应认真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就我而言，一生深受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熬煎，长久处在左右为难之中。我曾努力与过去告别，均不甚成功。回首往事，有如大梦，但仍未彻悟。 　　永别了，那如梦如狂的少年时代!但是，我们曾为之追求的幻想与希望之火，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将继续为之求索。 　　上面的第一段虽是就集体而言，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荣渠大哥的自况，至少是对他自己50岁以前大半生的自况。“希张横渠之正学”，这不就是他当年执笔撰写会铭时引用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并用以给四为学会命名的用意么?“抱刘越石之孤愤”，这不就是他大半生励志奋发而宏愿难酬的悲壮情怀么?不合实际之处只是在于对近十多年来他发挥“余热’’所做的工作没有提到，他可能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而“四为”的朋友们大都还健在，他自己却未能“颐享天年”，则是他当时还不能预见的。但定稿时我建议他删去的“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二句，仍与他去世后的情况相符，又似乎像他当时已经有所预感。 　　我在读到荣渠大哥这篇感言的初稿后，还针对他在上引第一段中提出的壮志未酬的问题写了一篇《问君之志几时酬》的短文，抄录了梁启超的一首古体诗赠给“四为”全体会友，也包括赠给荣渠大哥，作为“四为”50周年的献词，与大家共勉。这首诗是这样的：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 　　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 　　世界进步靡有止期， 　　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 　　众生苦恼如乱丝， 　　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 　　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 　　所成就其能几许? 　　虽成少许，不敢自轻。 　　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 　　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 　　其孰能无感于余情? 　　吁嗟乎! 　　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 　　吾志已酬便无志! 　　1995年10月16日晚上我与大哥最后一次在成都见面后，第二天清早我送他到公共汽车站乘车返回金牛宾馆全国政协视察组住地，路上我们简略地谈论了一下梁启超的这首诗。他说：这首诗写得好。王船山也写志未酬，但他是自撰墓志铭，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了。梁启超的诗好就好在写出了没有止境的希望。他又说：近年实在太忙，深感精力不继，想做的和能做的差距太大，只能做一点算一点。写50周年感言没有时间多作推敲，有的意思没有写清楚。本来还应当在“得以颐养天年”之后，加上“还有机会发挥余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两句，意思就完整了。我没有来得及与他进一步讨论感言中的其它问题，他就匆匆上了公共汽车向我挥手告别了。 　　荣渠大哥引用宋儒张横渠的四句话给“四为”学会命名，并把它们写进会铭中去，这是全体会友都一致赞同的。张横渠这四句话里有一句是“为往圣继绝学”，明白无误地说明要继承中国历代圣贤的学术文化，以免传统中断，这说明当时大家思想上沾染有保守主义的色彩。四为学会作为一个原来意义上的社团存在的时间很短，可是当年学会命名时“希张横渠之正学”的思想却存留在大哥的头脑中，而且随着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而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1977年，在“四人帮’’覆灭后他准备在治学上重新启步时，写信告诉我说：“30年前我们谈论的‘为往圣继绝学’是继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今天我们需要扬弃旧的内容，突破旧史学的‘文人学’框框，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我们所要继承和发扬的绝学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学。”1980年他去美国进修以后，进一步把他治学的视野扩大。他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把这句话刻成了一方印章，作为座右铭看待。除马克思主义史学外，他对各国的史学都加以考察，并密切注意世界学术的新动向和吸收新成果。1987年他到贵阳开会，我顺便请他到遵义师专作报告。他在介绍考察西方教育制度的观感时，强调教育和学术研究都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他建议必须经常注意更新知识，破除自满自大、固步自封、孤陋寡闻的保守习气。 　　荣渠大哥一方面积极清理保守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长期为害史学领域的“左”的观点多次进行公开的正面驳斥，大力提倡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并毅然决然在垂暮之年身体力行，致力于与当前国计民生有密切关联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这的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诚然他对过去的苦难经历有时也仍然心有余悸，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1993年，他在与友人诗词唱和时写出了“归燕何嫌枫林晚，秋虫仍悸雪后霜”的诗句，但是，他很快就反省了这种情绪，在给我的信中，引用了前人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来表示自己甘冒风险的决心。为此，他请人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另一方是：“漫驾笔波学楚狂”。 　　由于积劳过度，他自觉来日无多，有很多事已来不及做了，但他深信必将薪尽火传，所以在感言的末尾说：“我们曾为之追求的幻想和希望之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将继续为之求索．” 　　我对他的上述理解也许不完全符合他的情况和他的本意，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荣渠大哥． 　　1996年11月22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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