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多向性综合历史变革过程 　　 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变革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现代工业文明逐渐兴起、扩展并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巨变。由于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是首先从西方国家中产生，然后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的，因此，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其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接纳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在接纳过程中，通过本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运动，在不断地改革本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使之适应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使之与本国的传统文明相溶合，最后形成一种本土化的、继承了本国传统文明中能够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精华部分的新的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过程一旦完成，也就是当这种新的现代工业文明覆盖了全部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完成了现代化过程，从而迈入了现代工业社会。在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时候，切忌两种片面的倾向。一是由于其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接纳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而将它理解为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就是单纯地移植西方文明的过程。这种观点忽视了西方工业文明在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在与该国的传统文明的矛盾冲突之后被改造得与该国的传统文明相溶合从而使其本土化了的事实。另一种倾向是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袭入视为完全是破坏该国的发展进程的过程。这种观点将目光主要集中于由本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动乱和灾害，而忽视了只有通过这些矛盾冲突才能使本国的传统文明演变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事实。罗荣渠教授正是通过对这两种片面倾向的批判地反思中开始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罗荣渠教授将重点放在对后一倾向的反思上，因为对前一倾向反思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随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而已广泛展开，而对后一倾向的反思在国内仍然困难重重。后一倾向在国内的主要表现是将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或主要归咎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在这种倾向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罗荣渠教授尖锐地指出：“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侵略论似乎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但如果只承认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导因素，忽视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投降，而排除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在“帝国主义侵略论”中，只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中恶的方面，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外壳掩盖下的本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复杂的矛盾运动，以及通过这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国不断地走向现代社会的趋势。而罗荣渠教授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恰恰要将研究的焦点对准这种为“帝国主义侵略论”所忽视的复杂矛盾运动过程，从这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探求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罗荣渠教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西方工业文明侵袭进来以后，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矛盾运动划分为三组，即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农副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一商业文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农耕文明的矛盾。（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37页）罗荣渠教授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既要重视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不能忽视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客观趋势。 　　通过对以上两种倾向的批判和反思，罗荣渠教授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在第一种倾向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用西方现代文明取代传统中国文明的过程，在后一种倾向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在西方文明的破坏下不断受到挫折的过程，它们都忽视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国走上通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39页）如果没有西方工业文明(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就不可能(至少不能这么早地)启动现代化进程。因为在西方工业文明到来前夕，中国内部本身根本不具备自发走向现代社会的条件。不仅如此，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自身衰败化过程之 　　中。但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地由西方工业文明取代中国传统文明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不断地改革自身的同时也在改造西方工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必然要同中国社会自身的运动相互交织并受到改变。“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既不能看成是‘外因’引起的单向运动，也不能看成是‘外因’与‘内因’对立两极之间的直线运动，应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40页） 　　罗荣渠教授把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在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的中国近代变革总过程归纳为以下四个不同的过程： 　　(1)自身衰败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和作为立国基础的农村和农业的衰败，它是中国传统的“王朝循环”运动，若没有西方工业文明的袭入，这一过程将使清王朝为一个新的王朝所取代。 　　(2)半边缘化过程。这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下，中国原有的进程被打断，被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的过程。 　　(3)革命化过程。这是反抗以上两个过程的运动。在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前，这种反抗运动是一种传统意义的农民运动，它是导致王朝变更的主要动力。在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这种反抗运动脱离了传统范畴，演变为一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不但是国家衰败的抑制力量，同时也是半边缘化的抑制力量，也就是反帝反封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它又进一步演变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4)现代化过程。这是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现代化与衰败化和半边缘化是完全对立的过程，衰败化和半边缘化愈甚，则现代化愈弱，相反，则现代化愈盛。革命化作为抑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手段，其愈有效，便愈有利于现代化的进 　　展。中国的现代化史就是革命化过程与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相互斗争，革命化过程逐渐抑制衰败化过程和半边缘化过程，使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过程逐渐显现出来并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的历史。只有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变革中这四大过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性的困难所在，正确解释中国通过革命化使现代化成为主流的独特道路，正确解释中国现代化为什么呈现为一种极不稳定的波折式推进。①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42页． 　　 　　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分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及模式转换问题 　　在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后，罗荣渠教授集中了主要的力量，对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在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四种过程的交织运动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多次大的转折：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为清政府尝试进行君主制的自上而下的保守现代化的时期；1911年至1949年为共和制度下的国家重建时期，其中1911年至1927年为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验期，1927年至1949年为以城市为基础的仿效德国保守型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以农村为基础的仿效俄国式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相互对立，但以保守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主导的时期；1949年以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其中1949年至1979年为激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时期，1979年以后又转换为非常特殊的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实行市场经济的混合型现代化模式。 　　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都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的。在现代化的启动和进展过程中，作为统治者的封建阶级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对这个国家或社会的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内源性现代化国家中，现代化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过程，而在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中，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现代化是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一方面使这个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另一方面又使其社会逐渐地产生否定原有社会结构而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无论哪种情况，封建统治者都必须面对一种新兴起的、与原来作为其统治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相异质的、否定性的社会动向。此时，封建统治者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不断地改革自身，在自身的改革中推进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就会不断地通过自身改革向资产阶级转化，整个社会也会沿着资本主义方向顺利地走向现代化，革命将会被避免，或者只发生轻缓的革命。封建统治者的另一种选择是拒绝实行自身的变革，压制新兴的社会发展动向，以期在维护原有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新的社会发展动向的力度的大小。如果新的发展动向具有很大的力度，封建统治者就会为代表新的发展动向的新的社会阶级所推翻，从而通过革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相反，如果新的发展动向力度较小，国家的现代化就会因为反动势力的压制而进展缓慢，甚至完全遭受挫折。在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中，其现代化是由外力推动的，因而其发展的力度一般都由于缺乏内在的推动力而比较弱小，封建统治者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一般都取决于它是否能有效地抑制住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日益加深的边缘化危机。而要抑制住边缘化危机，又必须在两个方面有出色的成就，一是在军事上有效地抗击殖民侵略，一是改革传统体制，使得由外力启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能够较顺利地发展下去，二者缺一不可。而一旦做到了以上两点，封建统治者实际上就已经实现了自身的变革而脱离了传统的性质。如果以上两个方面都没有做好，它的唯一结局就只能是垮台。 　　罗荣渠教授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力启动的，但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研究始终是围绕中国社会本身的体制和结构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要研究的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结构与体制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怎样的变化的”。①在研究1911年以前由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保守型现代化尝试时，罗荣渠教授就是围绕着清政府在抵抗半边缘化和抑制内部衰败化两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变化和对现代化的影响而展开的。在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从内部自发地产生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新动向时，罗荣渠教授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缺乏内在的强大启动机制”②。笔者曾根据对中国、英国和日本三国早期工业化启动机制的比较分析，将这个“内在的强大启动机制”归结为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的出现和增长③，罗荣渠教授将其概括为“民间权势的增长”④回。由于缺乏这种内在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清政府此后所面临的危机也不是由内力引起的，而是由西方工业文明的袭来引起的。清政府在面临边缘化危机时，在军事上抵抗外来侵略和通过体制改变促进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极为糟糕。清政府总是“把对付内忧摆在高于任何外患的头等地位，力图把西方引起的冲突当作地方性问题消极应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⑤。如果清政府能够把外患置于头等地位，并且发动人民群众，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抵抗外来的军事侵略，是不至于在几次战争中败得如此惨重的。但是，清政府害怕人民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以后就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总是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借用洋人来镇压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 　　①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来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现代化新论续篇》第99121页。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47页。 　　③参见拙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杜1997年出版．关于农民手中剩余产品价值的出现和增长是如何 　　 　　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的，也请参阅此书。 　　④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51页． 　　⑤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60页。 　　--------------------------------------------------------------------------------- 　　清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是导致历次中外军事对抗中不断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使清政府的权威丧失殆尽。清政府在通过制度改革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方面的成效也极差。清王朝形式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实际上其内部结构却非常松散，对社会变革的容给能力极小，不能强有力地组织全国范围的现代化运动。清政府面对集中了全国主要经济剩余的地主阶级束手无策，不能将这种，剩余调动起来投资于近代工业。清政府扼杀了戊戌维新运动，但在内外压力下又不得不推行新政，成为维新志士的遗嘱执行者。清政府这种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只能算是触及皮毛的改革丝毫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边缘化和衰败化危机，最后终于为全体国民所唾弃，连立宪派也加入革命的阵营。“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强大，而在于清王朝的彻底腐败”①。清政府与其说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自行垮台的。在20世纪初以前，西方资本主义还未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转化，国内革命力量也未形成，国际国内形势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都是比较有利于其开展现代化运动的。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时机革新政治，大力推进民间资本的发展，从而基本摆脱了边缘化危机。中国则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未能利用这一时机，“一个追赶西方的最难得的机会终于完全丧失了”②。 　　清王朝垮台以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③。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孙中山未能完成这一任务。袁世凯试图将过了时的传统国家制度强加给力图走向现代化的国民，结果遭到了遗弃。无论是国家政权体制还是现代化，都必须以一定的阶级力量为基础。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依托的国家政权体制建设和现代化都不可能行得通，因此，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从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中寻找重建国家政权体制和推动现代化的力量的动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逐渐转向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依托，而共产党则转向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依托。前者试图建立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并推行德国模式的统制经济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后者试图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国家政权，推行俄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1946年以前，一直是前者占主导地位。1946—1949年，两条道路进行了决战，结果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 　　①③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95页． 　　--------------------------------------------- 　　在中国，统制经济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走不通，是有其道理的。首先，在这种现代化模式下，社会资源和财富大都被集中在国家手中，从而压制了民间资本主义的生长。这使得民间经济愈来愈匮乏，民间生产能力和向国家提供剩余的能力愈来愈萎缩。因此，其次，为现代化所需的资金来源就成了问题。第三，统制经济的最恶劣后果是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破产，这一方面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相对抗和农村的革命化，另一方面又使整个工业化失去了农村这个广大的市场。统制经济愈发展，就愈在资金和市场上依赖于国外，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愈来愈具有对外扩张性，并推动国家政治的军事化和法西斯化。但是，第四，由于中国现代化外部条件的急剧恶化和外来影响的严重增强，使得无论是经济扩张还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对外扩张实际上都已经不可能，从而决定了统制经济型现代化模式的必然失败。①1946～1949年两条道路决战的结果，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实际上是有必然性的。 　　①以上几点请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04~317页． 　　------------------------------------------------------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现代化迎来了第二个转折时期。革命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内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并力图探索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6)：仿效俄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脱勾，建立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第二阶段(1957～1978)：试图突破俄国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独立地探索中国式的超前工业化的战略，主要是强化政治手段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式的改革。这次大胆的新探索没有成功。第三阶段(1979年始)：推行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的现代化路线的重大转变，主要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经济成分转化为多种经济成分，实质上是转向一种中国式的混合经济模式。①在前两个阶段中，由于经济体制是单一的和僵化的，经济增长总是在“冒进”与反冒进的交替中曲折进展，只是到了第三阶段，把体制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才逐渐摆脱“冒进”与反“冒进”的波折性反复②。罗荣渠教授把1979年的模式转换看成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三次大转折，这是从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运动史出发的，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意义的充分肯定。 　　纵观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史，“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③：从封建统治者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式现代化，到孙中山领导的自下而上革命式的现代化，再到蒋介石统治时期仿效德国的统制经济型保守现代化，再到1949年以后仿效苏联的激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从1979年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混合型现代化。在1949年以前，各种现代化模式从滥觞到消失，有的转瞬即逝，有的稍有进展就陷入挫折，不得不为其它模式所取代。这是自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以后，中国社会内部衰败化、半边化、革命化和现代化各种历史过程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必然结果。1949年的革命完成了国家重建任务，从根本上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危机，使在近一百年中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过程上升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1979年以后开始“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 ④。 　　①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②罗荣渠《认真研究建国以来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现代化新沦续篇》第122一135页。 　　③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39页。 　　④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三随着衰败化和半边缘化日益加强的革命化过程：关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特点，这就是随着历史的不断进展，革命化倾向愈演愈烈，每一次革命都比前一次革命更加激进 　　，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革命在近代中国变革中的作用，在理论界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史学革命”时期，鼓吹“革命万能”论，认为革命可以代替一切，一切都可以通过革命来解决。这种倾向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另一种倾向是在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人由否定文革进一步延伸为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最近两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它不仅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连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一并加以否定，认为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按照清末立宪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前一种倾向是一种“阶级斗争中心论”。在这种倾向中，判断社会发展的标准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而是在生产关系中消灭私有制的程度，在阶级关系中消灭资产阶级的程度。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在我国理论界支配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后一种倾向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革命，但由于不懂得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更不懂得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因而也是不正确的。罗荣渠教授通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分析，阐明了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在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结构当中，革命化是作为反抗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将中国社会引向复兴、对现代化具有正面效应的过程的。衰败化过程和半边缘化过程将中国社会引向沉沦，只有通过革命，通过革命化过程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之后，现代化才能上升为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罗荣渠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化的严峻的历史条件是面临着双重危机，即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前者是半边缘化过程的直接后果，后者是内部衰败化过程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近代史上，半边缘化过程和衰败化过程都是愈来愈严重，这迫使作为它的对抗过程的革命化倾向也愈来愈激烈。辛亥革命是“地方士绅要求参与政治的运动、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运动、各省实力派独立自保的运动等多种力量的汇合”①，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和强大的阶级力量为基础，因而未能起到抑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危机的作用。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出现了国家重建的危机。事实证明，为了有效地抑制已经如此严重的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危机，单靠一场包括弱小的资产阶级力量在内的各种旁枝分流式力量的汇合的软弱革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社会需要一场以强大的阶级力量为基础，或者以各革命阶级的大联合为基础的更加强大的革命，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并实现国家的重建。北伐战争就是一场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大小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的大联合的革命运动。如果这次革命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的、联合的政府，有效地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趋势。但是，众所周知，这次民族大联合由于国共分裂而失败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阶级大分裂和大对抗的局面：国民党政权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盘踞城市并在形式上掌握政权，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退居边缘农村，进行土地革命。由于这种阶级的分裂和对抗，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政权，但这个国家政权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其政治权威也是受到严重局限的。特别是国民党仿效德国的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农村和农业衰败，使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严重动摇。由于阶级对抗的日益严重化和国内统治基础的严重不稳，国民党政权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才能维持其统治，因此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半边缘化趋势有增无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使得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缺乏有效的抵抗能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局部地区甚至被完全边缘化。中国社会的现实使得必须经历一场比北伐战争更为强烈的革命才能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以被用马克思主义充分动员起来的声势浩大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主力，联合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强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这次革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政权，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势，使现代化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从实践来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确实是越来越激烈的，但其根本的内在原因在于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势的越来越严重。“由于内外危机不是愈来愈减弱，而是愈来愈加深，因此对理论与手段的选择也愈来愈激进。这样，内部衰败化与边缘化的升级也导致革命化的升级。”②革命在其激烈程度不能抵抗衰败化和边缘化时，就不能算是成功的，但在超出了为抵抗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需要时，不是使革命遭受挫折，就是对现代化造成破坏作用。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搞过火打击并一味地攻打中心城市，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又如文化大革命超出了现代化要求，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在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政权以后，就不应当再进行所谓的“继续革命”。这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95页． 　　②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 　　否认革命对于现代化的作用的人的这一观点，即认为按照清末立宪派的改革路子走下去，中国就会顺利地实现现代化，是十分幼稚和根不懂历史的观点。清政府在20世纪以前在产业领域一直顽固地坚持“官营”政策，抑制民间资本的发展。前面已经指出，正是清政府的这一反动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民间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而日本正是利用这段西方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资本输出的时机大力发展民间资本，使日本的现代化抢先中国一步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商品输出也过渡到了资本输出，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庚子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庚子”之后，清政府终于推行“新政”，开始倡导私人资本的发展，但除了准许设商会以外，没有其它任何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在如何培植民间资本上，没有任何有力的行动，这与日本的明治政府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是所谓的“新政”在经济上完全失败的主要根源。“新政”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是完全失败的。当时的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应当是在政治上吸引地方士绅、具有改革倾向的地主阶级分子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到国家政治活动和改革运动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使改革成为一场强力的、对社会具有根本改造作用的运动，促使改革取得成功。但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始终是一种文过饰非式的花样文章，致使立宪派也开始反对清政府。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加入革命行列理解为立宪派钻入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这是一种简单化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宪派加入革命行列恰恰说明了清政府已完全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革命，需要重建国家体制。 　　罗荣渠教授特别强调国家重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自下而上自发的发展动力极小，需要由国家进行自上而下地强有力的推动，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①当然，这种强大的国家力量的存在并不是要将社会资源和财产都集中到国家手中，而是要用强力去扶持民间资本的成长。清政府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所以应当加以唾弃。相反，国民党政府虽然比清政府要强有力一些，但它抑制而不是扶持民间资本和市民社会的成长，所以应当通过革命予以推翻。 　　罗荣渠教授澄清了在国家重建和政治现代化问题上的一个虚幻的假像，即认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建和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一种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为目标模式的政治发展理论。罗荣渠教授指出，民主化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重建的一个内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封建主权国家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世袭的等级官僚制转变为合理科层官僚制，国家的有限的经济、财政控制与税收权力转变为庞大的经济财政控制与增税权力，臣民体制转变为公民体制，亲兵和雇佣兵制转变为常备军制，等等。②这些转变的根本目标是加强和扩大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增强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西方内源性现代化国家中，现代化所经历的总的时间比较漫长，因而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这些转变，而在非西方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中，必须在短期内进行赶超型的现代化，所以必须同时实现以上转变，这就使这些国家的国家重建任务变得异常困难，从而也加强了革命在国家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况且议会民主制作为民主制度这一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西方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只不过是民主这一内涵的一种表现形式，民主的内涵还应有其它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自由知识分子把议会民主作为国家重建和政治现代化的唯一目标，并进行反对强化国家权力的活动，这是与现代化的总方向背道而驰的。 　　①②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四以现代化为中心重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自然结论 　　在通过以现代化为中心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变革过程进行了客观的研究和分析之后，罗荣渠教授就合乎逻辑地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压迫，把中国引向独立民主这样两个过程，而是一个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不应当把阶级斗争作为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线索，而应当把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这一历史巨变作为中国近代变革的基本脉络并以此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这一结论具有中国历史科学的“范式革命”的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唯一线索，把革命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唯一解释模式的“左倾”倾向，确定了以生产力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以现代化为近现代变革的主要趋势这一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准则。区别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罗荣渠教授的这一理论变革可以称之为“现代化范式”。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并不否认革命，也不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近现代变革中的作用及其对于现代化的意义，而是将革命、将阶级斗争置于现代化这一近现代史的中心主题中加以理解，它不是独立的，更不是唯一的过程，它服从于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这也就是说，当革命和阶级斗争超出现代化的需要时，就是破坏性的，就是违背历史大趋势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要比“革命史范式”容纳更多的内容，涵盖更多的侧面。“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化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的建立是历经17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变革”的必然，是这种“理论变革”在中国历史领域的反映。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只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生产力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学说；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从实践上逐渐脱离了这种阶级斗争中心论的羁绊，但理论上却长时期的在原有的架构中趑趄。这与主流理论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对由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理解不深密切相关。主流理论界的这种滞误使得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单纯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改造作用的学说被遗忘了，从而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失去了理论的支持和指导，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在中国历史领域，主流理论界的滞误一方面使得人们把中国近现代史理解为单纯的激进主义革命史，从而使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否定中国革命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根源长期得不到揭示，现实与历史之间似乎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罗荣渠教授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旨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研究就是为了克服主流理论的上述不足而进行的。罗荣渠教授正确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人类历史发展的中轴不是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而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其中更重要的、被理论界所长期遗忘的是关于生产力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学说，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②罗荣渠教授以现代化为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从而引起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革命”。在“现代化范式”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其历史的根源，现实与历史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才刚刚开始形成，它要达到成熟阶段，还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包括精深的理论研究和细致的具体研究。我们相信，它一定会走向成熟，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①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载《现代化新论》第52~80页。 　　②罗荣渠《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同上书，第8l—111页。 　　(严立贤，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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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5/1 18: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