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指亚洲东部大陆和岛屿，主要包括东北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国家和东南亚的“东盟”列国和其他各国，大体上是自古以来汉 　　字文化--儒家文化影响所及地区。这里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并且曾经在世界诸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东侵，东亚经受了数百年的殖民压迫和反抗斗争，终于从屈辱、苦难与沉沦中重新崛起。今天的日本，已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四小龙”也已在短期内跃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行列。东盟各国紧跟其后，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彻底改变东南亚贫困落后的旧面貌。东亚传统文明的中心--中国大陆，也在近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持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这条巨龙一旦腾飞，一条与西方发达社会并峙的新兴工业化带将在东亚最后形成。东亚现代化的规模和速度，不仅远远超出欧美工业化的历史纪录，也与当代中东、拉美等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停滞甚至动荡、倒退形成鲜明对照，因而成为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东亚的历史性巨变已是国际社会科学界各学科、各流派的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然而迄今为止，有关的研究多有生硬套用某种理论、“模型”的倾向。各种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流派、学说在东亚研究这一领域碰撞、喧嚣，活生生的历史与现实反而被搞得形象模糊甚至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以保守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为例：虽然塞缪尔•亨廷顿在1987年就曾感叹“把(奥唐奈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应用到拉美以外如东亚或别的地方，结果不曾见到明显的成效”①，但这样的“应用”仍频频出现。80年代末一些提倡“新权威主义”的论者大谈东亚的经验，其实对东亚现代化的历史与现状均无认真的研究。亨廷顿本人则从呼吁“需要的是总结东亚的经验”，转向鼓吹“文明的冲突”，预言东亚的崛起将带来对世界稳定的破坏。②经济学的研究仍然弥漫着新古典派自由主义的气氛，认为东亚的经济起飞应归功于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③东亚依托现存世界体系、世界市场所取得的成功，也对主张“脱勾”的激进派依附理论提出了挑战④。此外，无论自由派还是激进派，他们的经济学对“发展”的研究，一般都不注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亦即“现代化”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正如厉以宁教授所总结：“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还没有把转型发展问题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一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几乎更少涉及。”总的来说，关于东亚发展的研究其现状仍像迪特尔•森哈斯所批评的：“多年来，发展研究一直缺乏深刻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学派的既有研究，在揭示东亚区域性大跨度历史变革的真象方面还不能令人满意。 　　①塞缨尔•亨廷顿等着《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②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中译文见《编译参考》，1993年第10期． 　　③参见Gordon White ed．，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IDS，Sussex，1988，Chap．2&3． 　　④参见Alice Amsden，“Taiwans Economic History：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Modern 　　 　　Chine，1979，5，pp．341～380．F. C．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一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第七章。 　　⑤厉以宁《转型发屉理论》，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 　　近年来，罗荣渠先生就如何展开对东亚现代化的跨学科、长时段、整体性研究，进行了辛勤而艰苦的探索。其成果作为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组成部分，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研究综述”栏有一段话，总结了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主持现代化研究的成就：“从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对此进行研究并提出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当属罗荣渠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②这样的评价用在先生对东亚现代化的研究上也是适宜的。先生撰写了十余万字的专题论文，专门论述东亚现代化问题。先生的两部专著《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中的有关章节，浓缩了他对东亚历史性巨变与重新崛起的深沉思考。这些论述体现了先生为文的一贯特点：思想性、学理性与文学性、艺术性兼具；气势磅礴而又分析细密，如剥春笋，层层深入，且妙语警句俯拾皆是。其中，《东亚崛起的新经验》③首先就如何评价东亚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提出了问题。《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④从东亚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中梳理出“四个过程”和三大基本演变形式，对进一步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纲要式的意见。《东亚崛起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⑤、《东亚崛起的现代历史意义与二十一世纪前景》⑥等文，则从多角度探讨东亚地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反复提出了以中国人的新发展观重新探索东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如果将这些篇章的内容作一简单概括，其要点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罗先生对东亚研究的第一个要点，是将东亚的变革置于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中来考察。 　　工业革命以来影响全世界的三次发展大浪潮，是东亚从先进变落后、然后又从衰落中重新崛起的大背景。第一次浪潮的中心在西欧。第二次大浪潮的中心区域从西欧扩大到东欧与北美，拉美和东亚也受到影响。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众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只是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只有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功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并迅速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但又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道路。东西方新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对东亚(日本除外)的征服，打断了东亚文明演进的原来进程，程度不同地打破了东亚各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但给东亚各民族人民带来的是现代灾难而不是现代文明的福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迄于今日，出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三次世界性浪潮，其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大大超过前面两次。亚、非、拉美因殖民压迫而长期陷于落后贫困的广大民族独立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这一次浪潮。东亚赶上了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并且很快成为全世界变革与高速发展的重心，成为继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以后另一个迅速走向现代工业化文明的地区。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东亚的巨变就使世界的时针重新转向。因此，东亚的历史变革与重新崛起是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的一部分，东亚的高速发展已经并且仍然在对世界总体政治经济格局、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关于以东亚为中心的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世界历史性含义，罗先生在纵论现代世界发展趋势时有一段总结性论述： 　　①参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241页。 　　②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主办；《世界史研究年刊》，总第二期(1996年)，第131～132页。 　　③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 　　④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l期，修订后收入《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一编． 　　⑤罗荣渠《东亚崛起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二十一世纪》，1992年12月号。 　　⑥罗荣渠《东亚崛起的现代历史意义与二十一世纪前景》，《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2年第6期． 　　 ------------------------------------------------------------------------------------ 　　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这次大浪潮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一次全球性大冲击。在新的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一方面带来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在发达工业国中引起工业升级；另一方面产生结构的新变化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浪向全球扩散，大批欠发达国家争取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使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人类生存的生物圈，都出现许多新问题。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化与复杂化。① 　　二、对东亚地区共同发展趋势与不同发展道路的分析，是罗先生对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第二个要点。 　　罗先生对东亚地区发展趋势共性与不同发展道路的分析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一)在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浪潮之前，东亚长期保持独立发展，因自成一体而具有更多共性和历史连续性。历史上的东亚多边联系网络比之西北欧及其周围海域范围更广阔，区域性的人口、技术、资本、文化交流条件更有利，从而形成东亚的经济一文化互动链。东亚古典文明以中国为中心向东北亚、东南亚呈扇形展开。以儒教伦理为核心的政治模式、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汉字书写与印刷文化，都直接投射到中国周边的原始与半原始经济区，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以朝贡贸易与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东亚世界体系，可称之为东亚“文化圈”或东亚“经济世界”。作为东亚中心的中华帝国虽经多次衰落分解而又一再修复、复兴，东亚世界因而得以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格局，自成体系并独立发展。② 　　(二)在进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浪潮以后，“现代化”是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从而，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有其共性。首先，现代化的根本动力都是经济力，即现代工业生产力。现代工业文明的扩张造成了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运动，造成原本分散的区域性的农业世界向联成一气的全球性的工业世界的转变。工业革命和工业主义引发了全球性包括东亚在内的大变革，并使之成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或地区都难以回避、难以挫其锋芒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流。其次，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又有许多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先行国”的共性特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一样，都是被诱发甚至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由于“原有的资本主义因素处于零散的萌芽状态，故而这一大转变的启动来自西方的挑战”③。又由于近代以来深受落后挨打之痛苦，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噩梦之后仍然时时面对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强大压力，东亚(以及其他非西方迟发展地区)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都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赶超性的和高速经济增长型的现代化。然而，由于受东亚历史发展整体关联性的影响，东亚各国的现代发展又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特点。且不说现代人仍然难以摆脱的生产一生活方式、家族一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仅以东亚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而论，除了高增长率外，还有很高的积累率和居民储蓄率，‘人治式’的家族企业，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经济计划性(此处疑为笔误或印刷错误，因从上下行文看，‘计划’应为‘市场’--笔者)与国家干预结合，贫富差距的拉大较西方低，集体竞争意识，很高的就学率，等等，都表明东亚资本主义与植根于个人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之不同。无怪有人指出：东亚是否已经创造出一种‘非个人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④罗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著述反复提醒人们注意“东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和“19世纪以来东亚巨变的整体关联性”。⑤这里，应当特别提到先生主要根据中国的经验总结出的“四个过程”说。这四个过程或称变革的“四重奏”包括：1．自身衰败的过程，指引起“王朝循环”的各种内部体制性危机和经济衰败、国家权力的内溃与社会动乱丛生。2．边缘化、半边缘化过程，指在强大的外来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下，东亚国家原有的进程被打断，国家主权丧失或变形，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借用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的概念就是“边缘化”与“半边缘化”。3．革命化过程，泛指在衰败化、边缘化两种趋势冲击下出现的反抗斗争，包括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激进改革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4．现代化过程，即传统农业社会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刺激影响下，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这四个过程趋向不一甚至相互冲突，多种趋势的同时存在反映现代化是一个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四个过程”说首先是就中国近代以来大变革而提出的分析框架，也可用于说明东亚(日本作为例外)跨世纪巨变的共同特点。“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在上述四类趋势中反映出过渡时期的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那就是西方(后来包括日本)殖民主义侵略与东亚民族反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东亚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一商业文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农耕文明的矛盾。”⑥ 　　①《现代化新论》第138~139页． 　　②《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③《现代化新论》第159页。 　　④《现代化新论》第215页。 　　⑤《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收入《现代化新论续篇》。 　　----------------------------------------------------------------------- 　　(三)对不同国家来说，这四种趋向的具体配置和强度各不相同，从而组合成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形成各国转变在区域共同性之下的特殊性。先生一直致力于探讨大转变的共性与各国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不同模式，最后概括总结出东亚现代化的三大不同类型，1．日本型。其特点是通过维新改革并以东亚其他国家的边缘化为条件迅速崛起。这是日本前期现代化的经历。2．韩国型。其特点是衰败化与边缘化交织，经过殖民地时代的畸形增长和民族独立运动，然后走上现代发展的道路。3．中国型。其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和半边缘化，通过革命重组国家和社会，走上工业化一现代化道路。除上述三种基本类型以外，还有一些变形或混合型，如台湾地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 　　从以上对先生研究东亚现代化共性与个性的最简单概述，大体上可以看出他思考东亚新经验与与新模式的思路脉络。其中，“四个过程”说对于总结东亚现代化模式，对于重新认识东亚近现代的历史巨变、写出一部崭新的东亚区域史，意义尤为重要，因而已经产生广泛的反响。“四个过程”说突破了单一的革命史框架和被简单化、公式化的“两个过程”说。有的西方学者评之为“一种更多决定论但也更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用强调历史变迁后面的客观因素，把先前对阶级斗争的信仰引向一种新型历史决定论的解释。”是否“更多决定论”姑且不论，“更灵活的马克思主义”则正是罗荣渠先生多年矢志不移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 　　①Ralph Croizier,“World History in the P．R．China”.Journal of World；History (Hawaii),Vol.1.No,2,Fall,1990.p.167另，参见Leif Littrup(李来福)，“World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ulture and History,5(1989)．pp．39~64对罗先生思想观点的更详细评论。 　　 　　三、先生对东亚现代化的研究的第三个要点，是强调引起历史性大变革的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 　　基于对引起东亚地区历史性大变革内外因素辩证关系的分析，罗先生着力批判了各种单讲西方影响作用的“外因论”和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而建立的“内因论”分析框架。这里仅以先生对日本的论述为例。在东亚变革的第一阶段即从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日本逃脱了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的命运并一跃而成为东亚的新帝国中心，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例外情况。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确有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例外之处。从马克思到韦伯都注意到传统日本某些近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后来的研究者对诸如日本的幕藩体制与西欧的等级君主制、大名领国制与西欧封建庄园制、武士文化和町人文化与西欧的贵族文化与市民文化以及长子继承制、世袭的等级身份制等许多类似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用以说明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的原因。但这些研究以西方现代化的范式、概念与“传统一现代”的对立为理论分析框架，只讲内因而忽视外因。征之史实，日本的“例外”还在于它曾处于西方向东方进行殖民化推进的最远部位。19世纪80年代以前，殖民化的中心地区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日本抓住了30年的间隙推行“富国强兵”新路线。明治维新以英国君主立宪与普鲁士凯撒主义为样板。但日本效法英、德模式只是一个外壳，明治的绝对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绝对主义。日本与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利于中国成了欧美外来压迫的防壁，朝鲜避免了欧美的侵略，日本得以代行欧美侵略等东亚的特殊条件。日本前期的“成功”以东亚其余地区的牺牲为代价。军国主义的发展不仅炸毁了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初步建树，也最后炸毁了日本早期现代化的成果。因此，罗先生特别提出，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应持两点论：外因与内因并重，“成功”中酝酿着失败。先生对战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也坚持综合分析其内外因素的方法。(《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第三、四两节。） 　　四、强调经济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与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是先生在东亚现代化研究中贯穿始终的第四个要点。“东亚的奇迹”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成功，还是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魅力?自由派经济学和激进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罗先生提出，东亚成功的经验是市场机制与国家引导两者巧妙的结合。东亚当代的发展从中国型到日本型，尽管社会体制不同，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都是宏观经济稳定与快速出口增长，而这一特征又都是与推行高增长作为国家发展首要目标分不开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包括保持发展中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增强社会内聚力，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保证社会公平，等等。政府在维护严格的社会立法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政治结构与发展模式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干预的程度将会削弱，但迟发展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终究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公平、稳定、民主等目标因素对高速经济增长始终具有制约作用。此外，还有传统文化的影响。罗先生一向反对单纯从思想文化层面入手研究或解释“现代化”，并认为传统儒学不利于现代化。“作为儒学支撑的旧制度的完全解体，是战后东亚各国和地区重新发展的条件。”①但同时认为，文化(当然包括儒学这样的典型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有机体。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内涵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被解放出来，推陈出新，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儒家的“行仁政”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形成自上而下的民族团结的进取精神和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私合作以承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转换为推动家族式企业发展的契机；儒家重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强力开发；等等。因此，必须注意经济增长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改造和利用儒学资源中的丰富蕴藏以对未来东亚及全世界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①《东亚跨肚纪变革与重新崛起》。 　　------------------------------------------- 　　值得注意的是，罗先生从对东亚的研究中引出的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工业社会特征的一种理想型假设，其实质是西方理性主义，其渊源一直被迫溯到犹太一基督教传说中。对比西方的“理性”与“进步”，东方文明被看成是神秘主义的、静态的、停滞落后的、非理性的。在第一、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以个人主义为动力的现代增长被认为是发展的实质，从而不少西方现代化论者纷纷假定个人主义或称“自我取向”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东亚的现代化对这种“现代性”提出了挑战：“在东亚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中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和纪律的价值。这就表明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都是多种多样的，从而也应赋予现代性以更广泛的品格。”在征引和评述西方研究者的发现之后，先生写下了一段总结性文字，值得今日中国所有现代化研究者和“现代性”的批判者深思： 　　对现代性的重新思索，必然导致对单线式的人类进步观的重新审视，从而也必然会引向对已被一脚踢开的前现代文明中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的重新估价。这绝不是要否定西方个人主义和现代物质文明的价值，重新回到“非物质文明”的中世纪社会；而是要追求“使由于现代性而产生的文明取得平衡或再平衡，使在追求现代性时‘失去’(被抹煞、被遗忘)的前现代的知识、智慧以及生活方式取得平衡或再平衡”。这是当前东西方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认识到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奇之见了。马克斯•韦伯有一句名言：“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的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合理的宰制世界。”显然，儒家追求和谐的与秩序的理性或价值观，非常不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启动；但是在一个国家已经高度现代化或面临现代化危机之时，儒家理性和价值观的意义就必须重新估价了。其他东方文明中所包含的类似理性与价值观也应如此观之。① 　　最后还应提请读者注意罗先生对“现代化”的批判。先生在提出重估西方“现代性”时指出：到本世纪下半叶，当东亚广大地区已卷入现代化的大潮而新的发展性危机已日益逼近时，应该同样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代化和现代性。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发展性危机”，指高速和过度发展引起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严重失调、失衡、失控，亦即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预见到的现代工业主义产生的各种“异化”现象。现在，由于全世界广大地区同步进入现代化过程，这一危机更为加剧。在东亚，“追求高速增长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如政治权利与生活水平提高受限制，血汗的泰勒制，生态的破坏，环境严重污染等”。③从根本上看，“现代化”并不是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理想目标： 　　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如果以为只要按现行的即使不很高的增长率稳定增长，再过几个世纪全人类就将进入极乐世界或至福千年(millennium)，那就是被西方流行过的想入非非的现代化理论自我催眠了。自由派理论忽视或掩饰了现代发展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因此是非历史的假想。事实上，从历史趋势来看，这些负效应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散而减弱，相反，而是日益增长。这是不论哪种类型的现代化都还不能解决的新问题。”④ 　　现在仍然有很多研究者把“现代化”当作“人们努力追求和具有满意评价的东西”。⑤说轻点，这是一种误解。说重了，这就是“被西方流行过的想入非非的现代化理论自我催眠”。从这种错误的理解出发，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现代化”，都只能是南辕北辙，距历史的真实愈来愈远。总的来说，现代化仍然是今天全人类身临其境的现实运动或历史性进程，东亚和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现代化方兴未艾。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其现代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真正取得批评“现代化”的发言权利。学者也同样，只有认真研究现代化(不是作为一种理念，而是作为历史与现实的进程)，才真正有资格批判现代化。 　　①《现代化新论》第226页． 　　②《现代化新论》，第224~225页． 　　③《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 　　④《现代化新论》第160~161页． 　　⑤参见陈来《“新理学“的现代化论与“现代性”思维的检讨》，《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61页。类似的看法和议论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董正华，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 发表于《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  浏览：183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5/1 18: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