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教授与美国史研究 　　杨玉圣 　　 　　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荣渠（１９２７－１９９６）先生，始终以“上下求索”为己任，不疲倦地辛勤开拓、耕耘在世界史学科的前沿领域，享誉海内外学坛。本文初步考察罗先生在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探索中的不懈努力及其学术贡献，以祭悼这位我国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 　　 　　 　　 　　 　　　　　　　　　　　　　　　　一 　　 　　 　　 　　 　　罗荣渠先生是新中国从事美国史开拓性研究的元老之一。 还在６０年代初，他即围绕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1)，对美国的侵略政策进行深刻批判。其中，最显其学术功力、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2)，该文研究了早期门罗主义的起源、性质、作用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阶级实质。 “向外进行周期性的领土扩张，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突出特点。 一部美国对外政策史实质上是美国对外扩张（领土的、经济的、 政治的扩张）的历史：从大陆扩张到海外扩张，从资本主义阶段的扩张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扩张。 ”文章首次把门罗咨文概括为如下三大基本原则：不再殖民原则、不干涉原则、 “美洲体系”原则。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 “门罗主义是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继承和重大发展。门罗诸原则不仅包含了美国早期对外政策旧质中的量变因素，而且在量变中有新的部分质变。门罗主义对美国传统政策的最大的发展， 是它包含有美国对美洲的事务拥有合法干涉权的思想， 包含有为保护美国的殖民利益而排斥欧洲的殖民扩张的战略原则，因此，门罗主义的提出为美国争夺西半球的霸权的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完整的理论准备。 ”至于门罗宣言的作用这一海内外学界众说纷纭的焦点问题，罗总结道：美国政府对当时欧洲列强对拉美施加的任何干涉威胁（不论这种威胁的性质和大小），从未准备进行认真的反对和抵抗；对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解放的长期武装斗争，从未表示过真正的关切和支援；对巴西对葡萄牙殖民者卷土重来的忧虑，连丝毫的同情和道义的声援也没有；对拉美新国家提出的在反对欧洲殖民者的斗争中建立友好同盟的任何建议，美国一概加以拒绝。“美国政府在门罗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上，完全是放空炮；而在美洲体系原则上，则是美国自己首先破坏自己订立的原则。”基于此，作者总结说，“门罗主义不过是美国统治阶级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的一个投机性质的外交声明。所谓早期门罗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不但是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大大夸张了的， 简直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篇发表于３０年前的长篇论文，时值中美关系剑拔弩张、 美国对拉美挥舞大棒、横加干涉古巴革命之际， 故而亦未免时代局限的烙印，但即令如此，也仍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厚重之作；杨生茂教授之惠眼识文、将它编入综合反映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代表性作品的《美国史论文选》，即为佐证。事实上， 该文与此前此后发表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3)和《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4)， 应视为罗氏在美洲史领域功成名就的奠基之作。 　　 　　 　　十分可惜的是，与正直、善良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 罗荣渠此后随着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降临旋即失去了读书治学的基本条件， 而且还莫名其妙地遭受一茬又一茬的冲击和屈辱。学术的青春时光一晃不再！ 　　 　　 　　时隔１５年之后，１９８０年， 已过中年的罗荣渠终于登高而呼：“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痛定思痛， 他以特有的个性坦率直言：我国“解放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很丰富， 研究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个方面，因此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 在今天看来，有一些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 有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比如，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 在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时，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的论述。就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政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腐败等的论述，也多是揭露现象， 而缺少深入的分析。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回应新形势的机遇和挑战呢？ 出路何在？罗荣渠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 ”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的立国特长，“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尊重别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 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 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夸大为全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的确， 美国有许多污秽和丑恶之处，“而且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但这些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 正是这篇刊于《历史研究》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5)，在百废待兴的８０年代初使学人思路豁然开朗，我以为，称之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 恐非过甚其辞。因为当时对抗３０余载的中美关系尚属解冻之初， 史学界特别是美国史圈内有形或无形的禁区多多，人们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依然顾虑重重， －－或者敢想不敢说，或者敢说不敢做。在这种情形下， 已经因为敢说而吃过不少苦头的罗荣渠还是照说不误：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当我国明朝灭亡的时侯，北美大陆还是刚刚开始殖民的不毛之地，当我国处于乾隆的极盛时代，北美１３州才刚刚取得独立，仅仅领有大西洋岸一条狭长的地域。但是这个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中就超越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用几十年工夫就完成了英国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变革，一跃而为拥有世界财富约五分之一的头号超级大国。世界上很少有比美国的历史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难道具有这样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研究吗？...... 　　 　　 　　 美国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 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 研究美国不仅对于剖析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具有典型意义， 同时对于观测世界资本主义的去向和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开放与大度的心态以及深厚、宏观的理论思考，实际上具有相当超前的丰富蕴含， 一经发表即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应(6)，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们之在该文问世１５载后每每读之尚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切感与认同感，大约也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我一直认为，在当今的中国世界史学界， 罗荣渠先生不愧是一个思想敏锐的先锋，同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比如，为了如实地探索美国立国的真谛，他即以身作则，苦苦求索。在《论美国革命的特点》(7)中，作者从美国革命与英、法革命的比较入手， 总结出美国革命是“从争取自治到争取独立”的“一场强弱悬殊的人民战争”，不过， “北美殖民地所受的压迫是近代新兴资本主义的殖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所进行的不是历史上一般反异族统治的独立战争， 而是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内容的殖民地独立战争。美国革命充分运用了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议会反对封建王权的传统和思想武器，这一点带有鲜明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它举起独立的大旗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权力中心－－英国议会与国王， 这一点又带有鲜明的民族解放性质。一身而二任焉，这就是美国革命的特点。 ”独立战争所依据的政治哲学和斗争方式是激进的、革命的，但其社会内容是相当保守的；“历史的发展表明，各殖民地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超过阶级利益的冲突和斗争的。因此， 美国革命的温和色彩正是美国阶级斗争的温和特征的表现。”然而， 它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革命继承和发扬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说和革命权利说，脱去其清教革命的外衣， 换之成为显明易懂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并按此理论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了崭新的共和制的各州政权和全国政权。这在人类的政治实践上是第一次的成功。 这对于‘君权神授’的欧洲是一个无可比拟的革命冲击； 同时也使欧洲在美洲建立的殖民体系崩溃了一大块，加速了它的瓦解进程。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在于此。如果说，整个１９世纪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 那么法国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用美国革命所铸造的思想武器砸开巴士底狱的大门的。 美国革命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河。”接下来， 他又认真思考了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这一涉及美国何以成其为美国的核心问题(8)。在这位绝不人云亦云的中国学者看来，既不能用旧大陆的历史发展框架来套美国史， 也不能用旧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旧封建国家机器的公式来分析美国革命。因为， “美国立国不同于旧大陆的任何国家”；“旧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既存的封建权力结构之中发生的，而美国却完全两样”。在北美，其立国特色是“市镇先于县，县先于州，州先于国。”从邦联到联邦的巨变， 是通过和平而非内战的途径即１７８７年联邦宪法的制订实现的，由此奠定了国家未来的政治制度的基石。 这部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篇幅最小但影响最大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首创人民主权和共和制国体、联邦制、总统制、 三权分立与制衡制，“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提供了第一份政治现代化的草图”。 罗先生特别提示我们，“这部宪法在制订和批准过程中争论激烈，但一经通过之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制度的偶象，是美国人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象征。 美国取消对个人的一切效忠，唯一只对宪法宣誓效忠。这样， 宪法又成为法治教育的根本依据，成为多样性的美国结合成一体的粘合剂。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美国何以“合众为一”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9)这篇文章发表于当时理论学术界正大张旗鼓地反“精神污染”之际， 虽说当时我国学者也曾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文章，但能像罗荣渠这样如此持平、 如此历史地看待这部２００年前的美国宪法者，却寥若晨星。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平常心， 对历史负责，对学术负责，一以贯之， 这是一个严肃的科研工作者最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罗先生以其光明磊落的一生为吾等后学默默地矗立了一座学术精神的丰碑！ 　　 　　 　　罗荣渠教授的胆识与胸襟还体现在他对美国史学的理性分析上。 按照自己１９８０年秋至１９８２年初在密西根大学研究美国史的切身体验， 他感到美国历史学界“研究的范围、方法、内容以及对历史的看法， 都正在经历着很大的变化，一系列‘新’字号的学派林立竞奇，蔚为时髦的风尚。 ”在这个崇尚变革的国度，其新史学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历史学与经济学、 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日益密切结合以及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合流的趋势， 如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比较历史学等， 其中他还引人注目地谈到了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研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这很可能是我国史学界最早接触这两种新理论的开端， 也是罗氏不遗余力地开创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历史进程比较研究的开端。 在谈到如何对待近２０年来美国史学的新流派、新趋势时， 罗荣渠毫不含糊地提出：“认为只有自然技术可以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毫无价值，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发生过很大影响并受到他们高度评价的《古代社会》一书， 不就是美国学者摩尔根写的历史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吗？ 受到列宁重视的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不也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吗？”因此， “对当前美国的史学新流派，不能简单地一律看成是出风头，标新立异， 扣一个‘反动学术’的帽子，而应该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对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也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工作者， 既应保持中国史学的悠久的优秀传统，也应学习和吸收外国史学中可以吸收的有价值的东西”。(10) 　　 　　 可以说，在当时为数不少的国人评介美国史学之作中， 这是其中唯一通过作者实地考察有感而发的佳作，至今读来，仍无隔靴搔痒之感。在学术界， 罗荣渠的历史研究之所以独具品质，在圈内外有口皆碑， 恐怕正是与他一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修养密不可分的。他从不闭门造车， 而是从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跨学科博采众长，融通古今中外，独立思考， 推陈出新。这是罗先生治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 　　 　　 　　 　　 二 　　 　　 　　 　　 　　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可谓难乎其难；要想搞出真正的实绩和自己的特色， 不能不从一些重大课题的挖掘入手， 然后再力争通过艰苦细致的科学研究而获得实实在在的发言权。在一方面，罗荣渠教授亦独树一帜，堪可垂范。 以中国与美洲的历史联系的研究为例，他在美洲发现问题、 中美关系史等卓有成效的探索，即尤为海内外同好所称道。 　　 　　 　　“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假说最早是１７６１年由一位法国汉学家提出的。在中国，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著名学者朱谦之、邓拓等亦皆顺应此说。然而，罗荣渠独辟蹊径，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1) 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出色的证伪研究。他从《梁书·诸夷传》这一研究扶桑国问题最早的原始资料入手，从地理位置、物产、社会组织和风俗、佛教和慧深、 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等方方面面，追本溯源，成功地力驳所谓扶桑即墨西哥说。８０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水下发现“石锚”， 有人将它作为公元前一两千年中国沉船的遗物，视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 有关“石锚”的新闻遂不胫而走，我国的对外广播、 科普读物甚至历史著作广为引述，宣扬是古中华的光荣； 甚至据说还有外国电影商来中国拍摄一部以中国人发现美洲为主题的电影。那么，真相如何？是不是炒冷饭？ 基于对这一涉及地理发现史重大课题的关心和责任，罗荣渠先生冥思苦索， 挥毫撰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12)这一传世之作。 他在前文的基础上，具体辨析了《惠深年谱》的似是而非、 《淡墨》虚构的美洲扶桑国，指出“扬帆美洲三千年”是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石锚”尚未“水落石出”；《梁书》有关扶桑国的记载“疑点甚多”， 其本身即“足以否定扶桑即墨西哥的假说”。“根据现有资料， 对扶桑国的猜想只能作出两种推论：一、根本没有这个国家， 扶桑国传说不过是西域游僧编造出来的海外奇闻；二、确有其地，其地应在中国之东， 即东北亚某地离倭国不太远之处”。这位历史学家感慨道，“如果把封建中国不去做、 事实上也很难做、历史上莫须有的事情，强加给几个云游四海的和尚， 把他们打扮成伟大的探险家，岂不是缺乏对历史的严肃态度吗？”由此， 作者还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传播这一敏感问题。罗荣渠认为， 从人类移居美洲大陆之后，两半球的文化基本上是相互孤立、平行发展的。 西半球因与旧大陆长期隔绝，文明的每一进步较之旧大陆要更为艰巨。南北美洲面积广大， 而从南到北的距离特别长， 新大陆的文化传播要比在旧大陆的条件下困难许多倍。“至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哥伦布以前时期只能是零星的偶然的”；“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几方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这些影响不仅是偶然的、次要的，而且一般是间接的，即通过很长时期、 经过很多中介的过滤逐渐渗透到美洲某个局部地区。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长期孤立发展的水平低的文化对外来的陌生事物具有强烈排斥性的一面”。无论如何， 不应把旧大陆文化传播方式全部硬套到美洲大陆。换言之，“在古代美洲文明中， 的确可以找到与亚洲文明有某些相似和巧合的东西。但必须看到有更多得多的不同的东西，这些不同带有本质性，是旧大陆文明所根本没有的。因此全面地看问题， 古代美洲文明只能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长期辛勤劳动的独立创造物， 绝不可能是外来的。对某些相似与巧合的东西也要研究， 具体地分析哪些是不谋而合的创造，哪些是间接渗透的影响，哪些是直接接触的产物， 绝不能本末倒 置，主次颠倒。”罗荣渠教授中肯地告诫人们， “加强对于文化传播的历史研究对增进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和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 但这种文化传播是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时应进行具体分析。 没有必要把一切活动都扯到人民友好的文化交流上来。”文章发表后，学界嘱目，广受关注。(13) 该文既有无懈可击的微观考证，又有严谨的宏观分析，气势磅礴， 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其独具一格的论证方法，也堪称绝活。(1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是否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这一世界之谜问题上， 罗荣渠的研究独领风骚，卓然大家，即使可超也不可越。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虽说历史不长，但却异常复杂， 历来是一个碰不得的雷区。还是硬汉子罗荣渠率先在１９８０年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他说，只有具体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 才能对中美关系的变迁作出全面估价。“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时， 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这样往往给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15) 比如，从多向度的历史视野来看， “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 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有时也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 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所致。因此，“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 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 由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 形成多角对恃，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 　　 　　 在《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16)中， 罗荣渠从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新视角，具体研究了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的传导、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留学生与西学东渐等历史现象；通篇视野开阔，取材宏富，立论独到。比如教会学校，自始即不同于中国传统学塾，“是西方文明的传导者”；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之后，教会大学伴随废科举、兴新学的变革而共生， 作为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移植到中国文化躯体上的外来异物， 虽系文化侵略性质的殖民活动，但“文化不同于政治，其中包括有各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的这一部分应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外来文化的强制输入方式并不排斥本国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的功能。中国文化在西力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 本身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入的教会教育可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主要特点， 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主要弱点。”再如，从容闳到胡适， 新式的爱国留学生不断地从西方寻求真理， 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者，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与留美学生有密切关系。“毫无疑问， 新文化运动最初是接受了西方新思潮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当时， 拥护民主，即‘德先生’， 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留美学生中）是以美国为样板的”；“至于提倡科学，即‘赛先生’，虽然不能说是以美国为样板， 但它是首先在美国留学生中提出来的。 这段史实的重要性在于：真正的科学主义精神和科学人生观不是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 而是中国留学生自己从外国输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 罗荣渠还总结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独特之点：“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门户开放的过程， 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力的冲击下逐渐解体、 蜕变和转向现代化道路的复杂而痛苦的历程”；“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输入和传播， 是刺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我们不能不体察的是： 　　 　　 　　　近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尖锐挑战的历史，是以‘夷’变‘夏’的历史。几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了年轻的西方文明的进攻，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但是，基督教十字军对中国的征服也失败了。输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使中国全盘西化，或通过培养‘西化’领袖来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发展的企图，仍然失败了。中国就是中国。 中国文化只能在既批判地继承自己又批判地学习外国的过程中新生。至于怎样批判，怎样学习，还有许多历史经验需要深入研究。, 　　 　　 当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９年美国在东亚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时，罗荣渠发现：三四十年代曲曲折折的中美关系有３个关键时刻：在第一个关键时刻（１９３１年），美国站在错误的一边；在第二个关键时刻（１９４１年），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１９４５年）， 美国又转向错误的一边。第一次的过错主要是由于孤立主义，最后一次的过错主要是由于名义上的国际主义而实际上的霸权主义。通过这一历史的回顾，罗提醒说，“一个大国应学会尊重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美国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超级大国，当它顺应时代的历史潮流时，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贡献，但后来逆历史潮流而动时，并未能阻止住革命的潮流， 只是自己走向历史潮流的反面。”从宏观的世界历史进程来观察，还可以认识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利坚帝国向全世界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转折点， 但与此,同时， 它也标志着殖民主义的衰落和全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 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分歧以及该政策与现实的冲突，正好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深刻矛盾， 即帝国主义同各民族与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正当愿望之间的深刻矛盾。美国的悲剧在于， 美国全球战略的决策人物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出现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一彰明昭著的全球性现象视而不见。”值得玩味的是， 集“狮子与狐狸”于一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明智， 这位大智大勇的美国总统说：“我们的政策是基于如下信念，那就是尽管中国暂时还很贫弱，而且有可能发生革命和内战， 但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总有一天会统一和现代化的，总会成为整个东方的最重要的因素。” 罗荣渠教授在文末反问道：“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话， 又有多少人忘记了这些话？”(17)这种中国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学术良心， 我们还可以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１日罗荣渠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中国政策选择的研讨会”上的演讲中再次领略到：(18) 　　 　　 　　　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士，任何一个有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任何一个已经取得独立而不愿再次沦为文化殖民地的国家，都不会因为开放而放弃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 令我非常不解的是， 今天的美国的政策却是在明显鼓励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倾向。美国强加的制裁无异于在中国民族主义敏感的伤口上摸一层盐。 　　, 　　 　　 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述往事，知来者”。 这些先知先觉的至理真言，虽说人可皆晓， 但在残酷的现实政治角逐中能真正吸取历史经验之一二的，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几近虚无！以中美关系为例， 总是坎坎坷坷，麻烦不断－－当然主要是美国找中国的麻烦，症结何在？ 这当然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说清楚的，不过， 罗荣渠教授的苦口良言的确值得深思： “对于美国明智的政治家来说，如果他们真正想帮助中国的现代化， 我希望他们珍惜发展中的美中关系的积极健康的因素， 努力避免而不是去加剧那些病态的因素。在当前风云变幻的世界中， 我认为美国应该做出的是有远见的政治选择，而不是浅显的政策选择。 我不希望美中关系一遇风吹草动就又走回头路。”(19) 　　 　　 　　 　　 　　 　　　　　　　　　　　　　　　　　三 　　 　　 　　 　　 天有不测风云。正值罗荣渠先生学术生命的颠峰期， 无情的大面积心肌梗塞却夺走了这位兼具思想家与专门家双重素质的历史学家的宝贵生命。 他没有能如期完成业已胸有成竹的《美国的历史与文明》； 也未能实现一再酝酿的要出版一部中美关系史的论集的计划。 由于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罗先生致力于现代化的开拓性研究，他在美国史研究方面的兴趣尽管依如既往， 但终归分身无术，难以再在该领域大展宏图。对此我一直引以为莫大的缺憾。 在他生前，我也曾就此话题与罗先生交换过看法，他也有同感； 也可能是为了有所弥补，他从８０年代初即指导过一些美国史的硕士研究生， 后来又带过这方面的博士研究生，可惜除个别的外，大都改行他就或者出国不归， 这就使他的缺憾愈发加了一层。“薪尽火传”， 现在我们只好通过罗先生的大作来汲取其学术营养了。 　　 　　 　　在遗憾之余， 我们也理应欣慰：因为我们毕竟曾经拥有过罗荣渠这样一位道德文章兼修的美国史专家－－当然，他不仅止是美国史专家， 在中美关系史、拉丁美洲史领域，他也同样是开路前驱，硕果累累；确而言之， 他应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洲史专家！ 　　 　　 　　谨此沉痛追悼罗荣渠教授之丧！ 　　 　　 　　 　　 注释: 　　 　　 (1)参见罗荣渠：《美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７日；罗荣渠：《１５０年来美国对古巴的野心和侵略》。人民日报》，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日。《新华月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期； 罗荣渠：《何塞·马蒂和美国》。《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３日【署名“夏里巴”】； 罗荣渠：《门罗主义世纪的死亡和古巴的新生》。《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８日；罗荣渠：《１９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态度》。《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2)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６期；“The Origin and True of the Monroe Doctrine”，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U.S.)，Fall-Winter，1983； 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 　　 　　 (3)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２年４期。 　　 　　 (4)罗荣渠：《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月３日；《新华月报》，１９６３年２期；“The Victorious Path of the Cuban Revolution”，EVERGREEN，No.2，1963. 　　 　　 (5)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３期。 　　 　　 (6)分别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１辑，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U.S.)，Fall-Winter，1983. 　　 　　 (7)罗荣渠：《论美国革命的特点》。见《人类历史的进程》（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8)罗荣渠：《略论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８７年２期。 　　 　　 (9)受罗荣渠先生的启发，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初步探讨，见拙文：《“合众 为一”与“巴尔干化”－－近代美国与拉丁美洲的不同发展取向》。 待发。 　　 　　 (10)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 ５期。此外，他还研究过著名美国史学家比尔德的史学思想，见罗荣渠：《略谈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史学著作》。载《美国文明的兴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上册。 　　 　　 (11)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６２年４期；另见《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12)罗荣渠：《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２期。该文的修订稿， 见《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第３７－６９页。 　　 　　 (13)《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第７期全文转载。 另见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编：《拉丁美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编：《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第２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该文还荣获《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 　　 　　 (14)王吉亮、郑惠卿著：《论文写作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曾以该文为范文， 说明如何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做到“观点要明确”（见第１８６页）。 　　 　　 (15)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３期。 　　 　　 (16)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 １９８６年２期；另见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２辑，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 　　 　　 (17) 罗荣渠：《美国在东亚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见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18)(19) 罗荣渠：《世界风云变幻中的政治选择－－对美中关系的一种中国观点》。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２期。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１日拟 　　 　　 ５月２９日－６月１日 　　 　　 ６月１日晚１时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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