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底我从美国回来不几天，就得到聂文杞兄的电话，告我荣渠猝发大面积心肌梗塞逝世。这噩耗来得太突然，似五雷轰顶，使我顿失常态，猛然放下了电话，口中喃喃“这不是真的”，荣渠不就和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站在我的面前吗，好端端的，怎么会离我而去了呢?以前，我只知道他因前列腺肥大住过院，去年来武汉开会还发生过尿潴留，从未听说过他有心血管方面的疾患啊! 　　否则我那医学院毕业的妻子肖静宁一定会给予他忠告的。我抱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马上拨通北京荣渠家的电话，痴心等着听到荣渠的声音，但从彼端传来的却是罗曙的呜咽……。这下子我再也不容有丝毫的怀疑了，一时间，使还处于“时差”困扰中的我，几乎完全崩溃了，我不禁失声痛哭，泪如泉涌，神情恍惚，好些天都不知是怎样过来的。荣渠，你怎能这么早就匆匆离去，你本应在祖国大地实现现代化的时节，在光辉的现实和伟大的实践面前，亲自审视、检验你呕心沥血探究的“现代化理论”，继续奋进不止! 　　我和荣渠已是半世纪之交。1945年秋，我俩作为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届新生有缘在昆明初次相见。本来我们都是成都考区的考生，但他毕业于树德中学，而我却毕业于石室中学，彼此素不相识。 　　由于山高路险，交通阻塞，在我们抵达昆明后，校方竟以不按期报到为由，拒绝注册入学。我们这批历经旅途磨难，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到来的学子，就不得不联合起来据理力争，大家公推荣渠和我去和校方交涉，并由荣渠草拟了一个申诉报告。最后，校方理所当然地让步了。在这个维护自身权益的“联合行动”中，我和荣渠结下了绵延50个春秋的兄弟般的情谊。 　　荣渠攻读史学，而我攻读哲学，虽不同系，但却同住在一个由大礼堂改成的宿舍里，自己用绳索挂上床单，隔成小单元，我和荣渠还有吴彝尊等同学就同住在这样的一间“寝室”里。我们朝夕相处，一起上教室、上图书馆、去食堂，傍晚到南区“学生俱乐部”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有时晚自习后还一道去校外城门口摊上吃“拐骨”。在这样亲密无间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对荣渠的了解逐渐增多和加深，不约而同地认定他是我辈中的佼佼者：天资聪慧，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多才多艺，高见远识，胸怀坦荡，虽自视甚高，但平易近人，待人真挚，乐于奉献，甚至甘担风险，不计后果。记得我们安顿下来不久，他就收到一个姓苗的中学同学的来信，他参加了赴缅抗日的“远征军”，因伤正在昆明某医院住院。荣渠马上就到医院去看他，他向荣渠吐露了自己的苦闷，觉得再回到远征军去已没有什么意义，想离开算了。于是，荣渠依据察看到的地形策划了一幕里应外合的行动。他要我们在院墙外一个指定的地方接应，自己装着探视病人，机智地先把早已准备停当的行李包偷偷地从墙上递给我们，然后病人又装着讲客气一定要把探视者送到医院门口，这时“探视者”趁我们拥上前去时把病人迅速扶上了早已雇好的人力车。荣渠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位中学同学接到了我们的小单元里，让他一直住到伤势痊愈才离开我们返回成都。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对于荣渠乐于助人的品格和有胆有谋的才干也略见一斑了。 　　最令人难忘的是荣渠在“一二•一”学生运动中所经受的血与火的洗礼。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多少青年学生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堡垒里，也正是为了接受民主的洗礼。我们入校才三个多月，11月下旬在昆明，就以联大为基地掀起了震惊全国的“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运动。我们一下子都情绪高昂地卷入到运动大潮中去了，写海报、刷标语、参加集会、访问教授……，真是日日夜夜、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热气腾腾，不可遏止。而荣渠是我们当中民主意识最浓厚、最自觉的一个。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似乎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意气和才华的时机和舞台。他以卓越的识见、巧妙的构思、犀利的笔锋、龙飞凤舞的书法、悬河滔滔的辩才，或作文，或漫画，或演讲，或辩论，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嬉笑怒骂，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可是，就在“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当天，荣渠在街道演说之际，一伙特务暴徒一哄而上，对他拳打脚踢，眼镜也打掉在地被人群踩烂了。亏得在周围群众的掩护下，同学们拼命相救，才将他扶回学校。在养伤期间，荣渠仍坚持参加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学生的暴行和悼念“四烈士”的活动，同时对于某些来自校内保守方面的冷嘲热讽，予以义正辞严的反击，或嗤之以鼻，毫不示弱。当我们谈及特务令人发指的暴行和他的勇敢无畏的举动时，他总是先为之一粲，然后严肃地说：血的洗礼，火的启蒙，刻骨铭心，没齿不忘。荣渠与我同年，但体质远不如我，一介文弱书生，就这样在血与火中化作一只出巢的雏鹰，志在冲向云霄了。1946年暑假，他写下的“自昆明返成都与学友聚会”的诗篇，正是这种升华的生动写照： 　　望江楼畔踏歌行，才别经年曲调新； 　　书阁空谈匡时策，生雏展翅出夔门。 　　当荣渠展翅出夔门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时，我却因自昆明返蓉途中的车祸而被迫养伤休学一年，直到1947年秋才飞渡三峡到达燕都。老友重逢，自是格外亲热。可是，在昆明和我们形影不离的吴彝尊君已去清华大学攻读无线电专业，代替他的位置的是比荣渠晚一年毕业的树德中学校友陈世夫君——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班挚友。我们都住在沙滩北大三院的一间大寝室里，条件比联大好多了。尤其难得的是三院离东安市场只有刻把钟的距离，而最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到那儿购物或吃喝玩乐，而是去逛旧书摊，那真是其味无穷。一周里我们要去好几次，极有兴趣地在鳞次栉比的书摊之间流连忘返，一家挨着一家、一摊连着一摊东翻西找，上搜下索，总想意外发现一本需要的好书。当然，有时我们也挟上一两本不用的旧书折价去卖或交换自己所要买的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荣渠找到了一部他朝思暮想的希腊罗马艺术集，其中刊有许多珍贵的古希腊罗马雕像的铜版照片。他的喜悦与兴奋之情真是无以名状，一路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一到寝室就摊开书，指着一幅幅雕像，讲述一个个故事，让大家与他一起尽情欣赏。那时我在冯至先生的德语专业班上学德语，冯先生要我们去龙门书店买A．P．Brockhaus为外国人学德语编撰的图解字典。这是一部印刷装订极差的影印本，用起来十分吃力不便，我无意中发出了但愿能有一本原版的感叹。谁知荣渠这个有心人竟然牢牢记住了我无意间表达的愿望。一天他居然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这样的原版本的字典，他激动得什么似的，马上跑回来拉我去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酌眼睛，面对着的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那本莱比锡1938年修订再版的《DerSprach：Brockhaus》吗?荣渠为我发现的这个珍本，陪伴了我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每一见及，就自然地想起荣渠，忘不了他那“众里寻他”的耐心和细腻炽热的情谊。 　　回到北大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荣渠在为学的道路上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学者风度初露端倪。他虽在史学系，但兴趣却十分广泛，不仅遍及中外历史的各个方面，而且涉足哲学、语言学、文学和艺术诸领域，除英语外又学了法语。他对当时北大史学系的名教授如胡适、向达、郑天挺、杨人楩等的讲授赞不绝口。荣渠极有表演才能，经常在我们面前模仿他所钦佩的先生们的讲课。他惟妙惟肖地学杨人楩先生讲法国大革命史课程时的章法、语调和手势的样子，至今还生动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在讲到重要地方之前先郑重其事地叮嘱学生“下面讲的加着重点”，然后再提高嗓门、加大音量、一板一眼、一字一顿地讲下去。显然，他对这门课程从形式到内容都着了迷。荣渠在考大学时就已选择了史学，而现在他对史学的执着已是出自更深层次的考虑了。记得一次我们在谈及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时，他突然问我为什么学哲学。我回答说灰色是底色嘛，无往而不在。反过来我又问他为何要学史学，他似乎不假思索地说，哲学这玩意儿太高深太抽象，而经济学这类热门又太平凡太实际，史学似乎介于过于虚的哲学和过于实的经济学之间，可以把“灰色的理论”和“常青的生活”这两极协调起来。从这番极富哲理的话里，透露出荣渠已是志在将个人的史学研究和匡世济民的大用融为一体了。说真的，对于他的这种高远的想法与志趣，我当时就从内心深感钦佩。 　　荣渠是个政治热情极高的人，但作为一个有了新的境界和抱负的未来史学家，比起在昆明那阵子来可就成熟多了。他把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对反动军警暴行的愤慨，对特务便衣无耻行径的鄙视，对国家人民前途的深切关怀，都统统压在心底，而以一个未来史学家应有的睿智和深邃眼光，冷静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探究着它蕴藏在深处的动向和趋势。他这时的姿态，使我想到了他心爱的书中那座古希腊奥林匹克赛场上掷铁饼者雕像的造型：为了拼命的一掷而后退一步，在凝重中调动和积聚着全身的力量。到1948年初冬季节，荣渠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他悄悄地告诉我，他再也无法忍耐下去，决定离开他难舍难分的课堂到东北解放区去。对于他的这个决定我并不感到意外和吃惊，好像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何况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代又是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的。临别依依，黯然神伤，我只问了他还需要我作点什么事。为了抵御东北的严寒，我为他搞了一件狗皮大衣。不久他就悄然地从我们当中消失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才重新聚首。他这才告诉我和世夫，他在东北专门学习俄语，这在当时是非常令人羡慕和非常重要的。 　　1949年秋毕业后，他被分到筹建中的中苏友协总会。荣渠就这样告别了他的大学时代，投身到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去，发挥他的光和热，展现他的智慧与才干。 　　中苏友协总会坐落在御河桥原日本驻华使馆，离沙滩不远，从王府井大街穿过东长安街就到了。荣渠的条件比过去当学生时要略好点，我和世夫也就常到“总会”去，并在那儿参加了荣渠与颖如的婚礼。1950年秋我毕业后留北大哲学系任教，世夫被分配到《学习》杂志社任编辑，荣渠、世夫和我三人分别住在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但我们依旧常到荣渠那儿聚会。1952年，北大迁到西郊，我也随之住到未名湖畔，世夫这时调到西安陕西省委宣传部去了。原北大沙滩的西斋成了中宣部所属单位的宿舍，1956年颖如已调至中宣部属下《学习译丛》编辑部工作，荣渠、颖如带上两个女儿罗曙和罗晓一家四口就迁住西斋的两间平房里。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后来，我和静宁只要进城就到那儿去看他们，有时甚至在他们家像大学时代一样用绳子和被单隔开，住上一夜，总有说不完的话。 　　1956年夏季，一天中午荣渠突然来燕园把我从床上叫醒，有点焦虑地对我说，他想回北大历史系工作，这些天去拜访了一些系里的教授如杨人楩等，他们都表示欢迎和支持，就不知道最后行不行，也不知该如何进一步办。我说关键是系领导向人事部门正式提出要调你来。他说他们似乎也有这个意思。果然，到秋季开学后荣渠就正式调来了，我为他又可以全力以赴宋钻研他魂牵梦萦的史学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何况这样一来我们又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1958年，颖如下放劳动，他家搬来，我们就住在中关村的同一栋楼里，两家过从甚密，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可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57年反右后，我就随哲学系教师到清水劳动锻炼去了，直到59年春刚回到北大，就得到了领导要调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消息，10月我就离开北大南下了。由于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这一别就是十余年，不仅没有见面的机会，甚至连音讯也断了，彼此的处境不得而知，唯有无尽的思念。 　　1971年静宁到咸宁短期劳动时，突然在湖堤上和荣渠不期而遇，他们都很激动，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他告诉静宁，他是路过来文化部干校看看颖如的，他已抽调出来参加编写党史教材，马上要到韶山、井冈山等地调查。他的那种为受到信任而能进行如此重要的工作的喜悦心情真可谓溢于言表，深深地感染了静宁，她很快就把这个喜讯写信告诉我。我仿佛看见他正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地向革命圣地行进。荣渠干起事来总是十分投入，对编写党史这样崇高的事业他是以一种极为虔诚而严肃的态度对待的。后来他把浇上了他的汗水和心血的编写成果，连同表达他的信念、追求和愉悦的诗篇一起寄给了我们。面对这些诗文，我们真切地看到，身在动乱中的荣渠，虽然备受委屈，但却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没有失去那颗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其杰出才智、发挥其全部潜能的赤子之心。不过，我也同时有点担心，荣渠会不会由于童心和天真而竟然没有想到，不仅他个人，就连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走上坦途之前还需要再经历无数的坎坷呢? 　　三年过去了，1974年暑天，我和静宁带上孩子杨熔和杨铸到北京，曾在荣渠家住了些日子。他的家依然在中关村那个老地方，与人共一个单元。他有两间房，他和颖如住较大的一间，他们的女儿罗曙和罗晓住另一间。荣渠那间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间书房，环视四周全是书，近看桌子上是书，甚至床上也都是书。这书房，朋友来时是客厅，就寝时是卧室，进餐时是餐厅，把书搬开，铺上一块塑料布，书桌就变成餐桌了。这样一间房显示出他的主人只能是一位潜心研究、一有机会就在书山学海里自得其乐的学者。可是，就这么一个人在那几年里却饱受几乎令人痛不欲生的折磨和苦难。 　　听到这些我和静宁都不禁为之骇然，从内心深处为荣渠鸣不平，除了以保重身体相互安慰，又能怎样呢?然而，尽管他的心境当时非常痛苦，但仍热情地陪我们一家四口到天安门、颐和园游玩，帮我们拍下了许多难忘的照片。在颐和园泛舟时，我们十岁的儿子杨铸那时还不会游泳，荣渠一眼就看出他想游泳的心思，于是就拼命鼓励他下水，等他刚脱去衣服，荣渠就猛地把他一抱，丢到水里，并大声喊叫：“两只手快打，两只脚快蹬!”杨铸照他喊的样儿一做，就浮起来了，像小青蛙似地游开了。看到荣渠这个多少有点令我们吃惊的举动，我心里浮起了一阵暗喜：他的英雄本色没有被磨掉，依然有胆有识，敢于抓住时机，善于在拼搏中取胜。荣渠，不会太久了，再耐心等待吧，显露和发挥你的英雄本色的“时势”终会到来的。 　　四 　　我们苦苦地盼望的曙光终于来临，倒行逆施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科学的春天”的脚步正在由远而近。1978年武大襄阳分校撤销，我们举家回到了武汉珞珈山。这年4月静宁因地震研究问题出差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就住在中关村。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荣渠和颖如那里，常常畅谈到深夜。她回武汉后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们家里吃晚饭，荣渠仿佛为即将展现在前面的似锦前程所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举起酒杯，以其嘹亮的美声男高音，尽情高歌了一曲《茶花女》中的饮酒歌，余音绕梁，令人难忘。他万万想不到，他竟以自己的歌声迎来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同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 　　作为一个素养深厚的史学家，荣渠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开放的方针势必把我国人民引上不可逆转的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他心情舒畅、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地投入了繁重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在史学界逐渐展露其作为名家的头角和风采。从这时起直到他猝然逝世的时期里，是他的学术生涯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他不仅一直活跃在国内国际的学术舞台上，而且硕果累累，美不胜收，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史学界。近十余年来荣渠曾多次来汉讲学和出席学术会议，每次来武汉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热情的荣渠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有时连中午也要参加座谈会。但无论多忙，他每次来汉总要来武大看望老友们，并到我家小聚共叙衷肠。然而，在我们的交往中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学术成果，如第二次大战史、拉丁美洲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等等方面的著作、论文、译著和他主编的论文集，以及书信、诗词等等。我为荣渠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也似乎体会到了他在取得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安和困惑，也就是他在“返乡吟——又一章”的诗篇中所说的“秋虫仍悸雪后霜”吧。当他把“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论文寄给我时，在信中谈到有人认为它是“非”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我认真地读了这篇闪烁着创见的论文，深为荣渠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所折服，在复信中我理所当然地表示了我对无稽之说的蔑视。后来荣渠告诉我，这类事他经历甚多，也要我不以为怪，“对付之法是：聋子耳朵，不予理会，走自己的路!”所言极是。 　　荣渠治学领域宽阔，勇于开拓，有些研究项目也是不依他的愿望为转移而随缘确定的，因而科研方向显得常有变异，特别是当他转向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时，有些人对他不理解，甚至他尊为师长的老学者也认为他“不能从一而终，爱赶时髦”。这是对荣渠的极大的误解。依我看来，荣渠在学术研究的历程中，始终追求着他在大学时代就已凝结定型的理想，这就是力求把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他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选中史学的。但史学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里的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和他的理想相符合的，或者说能真正使他的理想体现或实现出来的呢?这也许就是他在治学实践中不断上下求索的问题。这个东西是二战史吗?拉丁美洲史吗?美国史吗?世界近现代史吗? 　　中国近现代史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吗?所有这些他都一一试验过了，它们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而一旦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把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事业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制订“七五”科研规划时，他毅然放弃正在撰写的《美国历史与文明》，把研究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课题摆到面前，他意识到这就是他冥思苦想、梦寐以求而现在终于呈现出来了的那个最佳地体现他的理想的东西。荣渠的杰出才智、远见卓识、恢宏胆略和大智大勇，使他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个机遇，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生疏的、然而也是崭新的、大有出息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他个人的史学理论研究和我国人民的现代化大业合而为一起来了，在短短的十年里就取得了极其丰硕而卓越的成果，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作了大胆的尝试，也为世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构架。这不就是荣渠在大学时代奠立的理想，历经曲折和磨难，而最终得到的实现吗?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所有，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的每个脚印可以说都是通向这个最后的探索和冲刺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把握如此复杂的难题。为了这个目标，他置个人的毁誉和安危于不顾，直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荣渠就是这样一个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的大写的“人”! 　　1994年初，荣渠给我寄来了他的传世之作——《现代化新论》，在2月8日的来信里，他向我道出了他写作这部著作时的境界和能否进一步研究的忧虑： 　　拙书之完成是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在斯夫，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祖师爷司马迁当年有言：“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书成是祸是福，早置之度外。……年近“古稀”，视茫茫而齿牙动摇，是否尚能成续篇，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 　　荣渠，虽然你没有能亲眼看到你所阐发的现代化理论在我国完全实现的宏伟景象，但你治学的理想是真正实现了；在你的奉献自己一切的精神和现代化理论开创性成果的启发和激励下，你未竟的续篇必将有后来人去完成，祖国的现代化前程辉煌。安息吧，荣渠! 　　1997年元旦于武昌珞珈山麓 (杨祖陶，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哲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原文 发表于《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  浏览：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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