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渠突然走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残酷的变故，几乎要把我击倒，曾使我长时间陷于悲痛和哀伤中不能自拔。45年来我们夫妻同舟共济，甘苦与共的情景，历历在我眼前闪现。我们同龄，同时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既是夫妻，又可以说是同行，的确有太多令人难忘的往事，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一 　　荣渠是个才华横溢，有远大抱负的人。他自幼聪颖好学，胸怀大志，执着追求于做学问。他惯于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正因为如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 　　1949年夏，荣渠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我自清华外文系毕业，我们和一批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正在筹建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那时的他，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我们就是在友协从相识到相爱并在1951年2月3日结为伴侣的。和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人一样，荣渠也是满腔激情，热爱新社会，积极向上的，愿为祖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是，就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荣渠收到四川家中来信，得知他的父亲罗文谟先生(知名书画家，国民党政府省参议会秘书长，曾为成都和平解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老家被镇压的消息。对此，他不能理解。出于对父亲的怀念，他带了一个月的黑纱。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他即因家庭问题和带黑纱一事受到严厉的批判，被扣上“官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思想立场反动”等帽子。从此，我们的家庭就被蒙上一层阴影，“反动家庭出身”这一沉重的包袱，不仅是使他历经坎坷的主要因由，而且株连到我们的孩子，影响到她们的升学和前途。直到1985年四川荣县法院经过调查，为他父亲平了反，我们一家，特别是荣渠，才得以卸去这个政治包袱，轻装前进。 　　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们俩都因各自家庭问题受到批判和审查。1956年我们的历史有了清楚的结论以后，趁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之机，我们申请回归本行，荣渠调入北大历史系，任世界现代史教员。他酷爱读书，更钟情于史学，满以为到了高等学府，就可以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了。可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双反”、“向党交心”、“红专辩论”、“教学检查”……运动接连不断，教师成了批判改造的对象，他自然更逃脱不了受冲击的命运。虽然在解放初他已遭受批判，但仍思想纯真，积极向上，并提出要求入党。在1858年向党交心时，他诚恳袒露自己内心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希望得到党组织和群众的分析、帮助，没想到被端出来公开批判。在教学中他尝试用生动具体的新资料讲世界现代史，在1959年“教学检查”中，却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观点，说他把纸老虎讲成活老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由于写了一张《戳穿聂元梓的神话》大字报，就招来大祸，受到聂领导的“革委会”的揪斗、抄家、劳改、蹲牛棚，一度扣发工资。1973年反“回潮”、“批林批孔”时，他又成了重点批斗对象，步步进逼要他交代一些莫须有的问题，使他几乎陷于绝境。“批林批孔”时有人替他总结道：“50年代受批判，60年代受批判，70年代还是受批判!”这确是荣渠所经历的坎坷道路的写照。 　　我们由于性格不同，在婚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不是没有发生过矛盾，但更多的是在困难关头风雨同舟，相依为命。1968年他为了躲避聂派“革委会”的迫害，一度在校外东躲西藏，我不顾当时因不愿再生下一个“黑五类”刚做过人工流产的虚弱身体，冒着严寒跑出去向他“通风报信”；在他被扣发工资阶段，就靠我一个人的几十元工资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当时，常有人因不堪屈辱而走上绝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荣渠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也日夜提心吊胆，担心荣渠是否能挺过来。我每天从城里赶回家劝慰他，让他感到他的妻子一直在支撑他，和他在一起，鼓励他要坚强地活下去，终于帮助他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荣渠从少年时代起，即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壮志，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尽管在踏上工作岗位后，屡遭挫折，历尽坎坷，但他很少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个人恩怨，治学之志始终未曾放弃。最初被分到中苏友协总会时，虽然不符合他从事史学研究的志愿，但他还是尽量做好本职的宣传、编辑工作，写过很多宣传苏联成就和中苏友好的文章，1953年被提升为宣传科副科长。业余时间则搜集中苏关系资料，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56年调北大历史系后的头二十多年里，他是在形形色色的运动冲击下和“个人英雄主义”、“成名成家”、“白专道路”等等批判中渡过的，他一生中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就这样被白白消耗掉了。即使如此，他仍坚信祖国建设总有一天需要学术繁荣，他在困境中也仍挤出时间刻苦读书、勤奋思考和钻研。至今仍备受专家学者好评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963年)、《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1962年)等专题学术论文，就是他当时努力不懈的见证。就是在“文革”中挨批斗归来，写完“检查”、“交代”后，他也还要读书到深夜。总之，环境的氛围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难以施展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抱负。即便如此，他也绝不愿碌碌无为，更不愿随波逐流，虚度一生。1975年，我因工作关系，出差福州师大两个月，其间接到他5月25日一封来信，表述了他当时这种心态和愿望。信中写道：“后半生怎么过?这是近来自己常想的问题。……做一个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应该是这后半生努力的方向。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读书，但我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把读的书将来全部又带到棺材里去。这样苟活一生，即使是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思?在今后的20年里，一定要选定自己的目标，不计成败，不计世俗的毁誉，坚决地脚踏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搞科学研究，则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较大，自己的能力也属有限，而且很容易又陷入成名成家的泥淖之中。想来想去，我想是否可在今后的20年中致力于写作几部较系统的大型的通俗读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文化革命的高潮也必然到来，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需要读书，需要提高。但目前一般都只注意写一些小册子的通俗读物。真正较大的、系统性的通俗读物，却一本也没有。目前似乎很少人想到这个问题；有的可能想到，但没有条件去进行；而专家们则又不屑于搞这种工作。在外国，像伊林 (苏联)、房龙(美国)、H．置．威尔士(英国)这样的作家是大有人在，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伊林、房龙。做这样的工作，是很值得的。这种工作主要是进行较大的综合，不是专门的研究，只要坚持下去，长期努力，总可以出一些成果；这种工作受现实政治影响较少，收集资料也不过于困难，这种工作也较少与人发生争名夺利的纠纷。 从主观方面来说，要求有较广博的知识面，有较好的综合能力，对我来说也还算可能胜任。此外，也可以做一些整理资料和编撰史料的基本工作，编世界史年表的基本工作，等等。总之，可以做的事很多，需要胸怀大志，订出一个20年的长远规划来。有了战斗的目标，生活就有了意义。有了方向，就不会昏昏沉沉地过日子。这样，对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就可以不予理睬，而专心致志地走自己的路了。”1975年他虽不再受批斗，但处境仍没有明显的好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他那颗在逆境中仍渴望着用本人业务专长去做些于国于民有利事情的滚烫的心。 　　二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荣渠才真正得以一展其学术抱负。父亲的冤案最终得到彻底平反，1978年历史系党总支正式宣布为1973年反“回潮”时对荣渠的错误批斗平反。他自己身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被一扫而光；他有一种精神解放、被松了绑的兴奋感，虽已年过半百，也常为以往的蹉跎岁月而痛惜，但仍壮心不已。我记得当时他挥毫书写的条幅常常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最近我还在他的一个小本上发现了他抄录的王韬的名句：“伏枥之马，时凌风而思奋，垂翼之鸟，每盼云川巧飞。”晚年，书房中常挂的也是自己写的条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些也都是他的真实心态的流露。荣渠平时最爱吟诵的诗句之一，就是屈原的千古绝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的书房就叫“上下求索书屋”。这也是他的学术探索的写照。 　　荣渠不仅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而欢欣鼓舞，而且也为会有较宽松的环境可以从事他梦寐以求的学术研究而欣喜不已。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环境，全身心地投入于他所喜爱的教学和研究；为了弥补无端失去的岁月，他一再表示要加倍努力，勤奋工作。他对我说：“今后我要全力以赴搞学术研究，希望你当好后勤，大力支持我的工作。”那时，我也正如饥似渴地致力于外国史的译稿编辑工作，但我理解他的心情，也感到以他的功力和才华，他将会比我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我答应全力支持他。荣渠原本就很少做家务，从此以后，我更是事无巨细地把全部家务包揽下来，不用他有半点操心操劳；同时也尽可能帮他做些有助于开展学术研究的事。1992年我离休后，还尽量帮他做些杂事，以保证他少分散精力多从事研究。他本是一个生活情趣广泛的人，喜欢歌唱、书法、绘画，喜爱看戏剧、电影、游泳等等。但最近十几年来，除书法外，这些爱好几乎都被挤掉了。他总是读书工作到深夜，这是他一生的习惯，读书、写作，成为他最大的乐趣。他没有寒暑假，也没有星期天，我常说他只有星期七而没有星期日。偶尔半个星期天有些空闲，就去逛书店买书。 　　80年代初他总算有机会走出国门，这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1980年10月，他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并作为访问学者在那里进修了一年半。以后许多年里，还多次访问欧美各国和日本，广泛与同行们进行学术理论、思想交流。初访美国时，他有机会会见了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学者布莱克，从而引发了他回国后要开拓现代化研究新领域的念头。然而理论问题的探讨往往容易涉及很多敏感的问题。“文革”以后很多人仍心有余悸，不愿在这方面涉猎。而且当时国内理论界和史学界认为现代化是一种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不屑或不敢研究。家人和朋友出于爱护他，常劝他多搞点具体的历史研究，少去探讨尖端的理论问题。可是这时的他已不再满足于1975年给我信中所谈的整理、编撰史料等工作了。他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仅要有具体的阐述，还需要作理论的探讨，这样才能使之得到深入和提高。至于个人安危，他认为几十年风风雨雨都经历过来了，只要心地坦然，即无所畏惧。因此，他晚年越来越醉心于理论研究。 　　荣渠晚年倾力最多的课题是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这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从无到有，难度大，在系领导的支持下，他从个人研究到建立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到培养一批批研究现代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尝试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常花大力气去研究非专业学科专著，虚心请教内行，力求准确、贴切地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在这方面他先后写作、发表了《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等文章，博得海内外学界人士的重视和好评。 　　西方现代化理论曾盛行于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开始降温。我问荣渠，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去研究?他说，把只适用于西方情况的现代化理论搬到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上是行不通的，但现代化理论提示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研究近现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有重大参考价值；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和东方，需要有适合本地区情况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和现实都需要我们加强理论的探讨和总结，这是我国历史学界大有可为的一个方面。后来，荣渠专门把他的这些想法写成《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为此，荣渠大胆创新，初步建立了富有特色的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他还主编了大型丛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去世前几年，荣渠又有意识地将研究重心转向东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我曾问他：“你是搞世界史的，怎么现在转到中国史了?”他说：“我当初读大学和后来回大学教书时，本来就想搞中国史和中西交通史。现在我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回过来研究中国史，在比较思考的基础上，往往更有深度，也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生前写的《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等几篇有关中国现代化滞后问题的文章，正是这么做的。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中国近百年大变革的一些理论思考》，是他比较满意的文章，这不是偶然的。 　　这可以说实现了他要把史学研究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的理想。近年来，现代化理论研究在中国日益蓬勃开展。人们说他是开拓者之一，我想并不过分。 　　三 　　荣渠近十年来从事现代化理论研究，有如焕发了学术上的青春。他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书海，桌上、地上到处堆满各种中外文书籍。古今中外，他无不广涉博览，并随时用心做札记，有时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可以连续多少个小时坐在他爱坐的竹躺椅上，或坐在书桌旁，一动也不动地研读或写文章。有一次，我有事进城中午不能及时赶回，关照他自己煮点挂面吃。可是等到我午后回到家里，他仍坐在书桌旁工作，忘了吃饭。平时一日三餐都得我三番五次地催促才坐到饭桌旁，如遇上他还在苦苦思索问题，那就终餐一言不发，食不知味。一旦难题突破，则喜形于色，把他的心得或佳句朗读给我听，让我分享他的喜悦。他经常为某个理论问题或一些复杂的史事论证，或为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苦苦思索，几乎达到夜不成寐的地步。有时会在凌晨四五点钟突然起床写下他昼夜思索，豁然领悟或解决的所得。 　　他虽然文思敏捷，下笔流畅，但是他每一篇有创见的文章，决不是轻易一挥而就，而是在大量研读、构思，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几易其稿之后才写成的。有时文章已经定稿，叫我帮他誊抄，或是经现代化中心的成员或系里同事讨论肯定之后，他自己却仍感到某些部分不够完善，不惜推倒重写。这样的事例，不是一两次发生，可惜我现在已记不清那些篇名，只记得他生前半年多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撰写的《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一文就曾有过这种情况。此稿在他自己多次修改之后，先请系里四位教授讨论提意见，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肯定的，只提出少量具体问题。但他自己却仍对部分文稿感到不满意，后来又作了不少修改。论文在纪念二战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后，博得国内外学者一片赞誉声。 　　有很多北大或外校的青年学子，因仰慕荣渠的学术成就，曾想要报考他的研究生，但不少人又在报名时刻退却了。据说是被荣渠的“严师”名声所吓退。事实上，荣渠的硕士生、博士生对他都很有感情，对这位“严师”既敬畏又爱戴。荣渠个人在科研和写作方面是那么严格要求自己，对学生也注重言传身教。 　　作为导师，他对他的研究生是很认真负责的。他强调掌握基本理论和提高实际科研能力的重要性，常组织课堂讨论，以便弄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他认为，搞现代化理论研究，必须有坚实的历史科学知识基础，凡这方面基础较差的学生，他要求必须补课。为了改造学生的知识结构，他要求学生选修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有关学科的课程。他对研究生自学从严从难要求，除听课之外，还要大量阅读参考书，每门课他都列出精选的参考书目。他经常督促检查学生们的读书进度，要求他们定期交书面作业。他常在自己书房里召集他们开讨论会，这时，师生们都可以畅所欲言，融洽无间。他还要求学生学好外语，练习翻译，以便掌握和运用世界上更多的学术资料和信息。很多学生感到：当罗老师的研究生不轻松，偷懒不得；但也感到正因为有严师督促指点，得以学到不少东西。在研究生毕业论文把关上，他一向也很严格，不少论文通常需要多次反复修改，还要组织全教研室讨论，最后他自己又仔细批改，个别论文甚至会被推倒重来。有的学生急了，与他发生争吵，但后来终于理解了他的要求，写出较好的论文，毕业工作后还常来看望他，交谈学术问题。有的论文提纲一时达不到要求，荣渠—遍又一遍详细地批改，直到第三次交上的提纲才通过。后来论文成书出版，那位学生说，这里边可有罗老师大量心血！ 　　荣渠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总是寄予希望，他不仅重视对他的学生的指导、培养，而且也和一些并非他的学生的青年人结成忘年交。对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友人的孩子，或直接写信或找上门来求教的青年人，他总是满腔热情地与他们交谈，或认真复信，指引他们阅读、研究的方法、道路，肯定他们的点滴创见，甚至帮助他们修改论文，引见学术界知名学者，或提供参加有关学术会议的机会，帮助他们迅速成长。 　　四 　　这十几年来，荣渠在学术上确实是取得了大面积丰收，特别是在美洲史和现代化研究领域，他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的。在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的基础上，荣渠出版了受到广泛关注的专著《现代化新论》，他的《现代化新论续篇》和《美洲史论》，以及《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1994年他主持召开的“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也将在最近整理出版。这是他用自己的心血甚至是生命作代价换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工作的热情不仅没有减退，反而达到近乎狂热的程度。他似乎从来不知老之已至。然而，岁月不饶人，这些年，眼看他白发频增，精力也大不如前，在工作方面却超负荷运转。几年前体检，他已查出有右传导阻滞的心脏病。过去几年中，也曾有三四次因突击工作过累，感到心脏不适，或胸闷，或背痛，或“胃痛”。初患时他还比较重视，请校医院来车接去检查、输液缓解；以后几次就不愿再上医院作详细检查，只拿点药回来吃，休息一两天，缓解后又紧张投入工作。这也可能是使我思想麻痹大意的一个原因。在他最后一次发作时，以为是一般发病；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病情严重，不肯立即上医院，只愿自己吃药缓解，然后再上医院看病。我常劝他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从早工作到深夜，要随年龄增长适当减轻点负担，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当作些锻炼，这样才可能多干几年。但他总不听劝。他总觉得时间对于他来说太宝贵了。他说：“正因为年岁大了，要抢在还干得动的时候多干些。”他不赞成为保养身体而保养身体，常说：“如果无所事事，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义?我宁愿干到心脏病发作伏案而死!” 　　想不到这句话竟不幸而言中了。 　　荣渠去世前半年多，也是他生平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他过去研究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95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因此，他除了现代化理论研究外，还必须为纪念50周年撰写论文，这两方面的学术会议的邀请和学术论文的约稿，纷至沓来。他组译的沃勒斯坦名著《现代世界体系》有待他最后审校发稿，不止一份的研究生论文有待他审阅。此外，还有四面八方临时邀请他参加的会议、活动、访谈，大量需要答复的信件，都在等待着他，因此，在他去世前不久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还随身携带急需审校的译稿，以便“见缝插针”。总之，工作多得连他自己也感到太繁重，时间实在太不够用。他在去世前半年多，竟连多年养成的晚上看一、两个小时电视(也算休息和调剂)再工作的习惯也改掉了。他对我说：“这半年已纳入计划的工作就特别多，我晚上不再看电视节目了，这样可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就这样，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但照常没有星期日，就连最后一个春节假期也没有停下来。在这段时间里，如果在上午完成了某件工作，下午他又接着开始另一件工作，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不给自己安排。不但我对他这种超负荷运转感到十分忧虑，劝他注意休息，连周围的朋友也不断提出警告：以他将近70之躯，如此拼搏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可是这些意见从来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与此相反，由于现代化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使他文思泉涌，干劲倍增，对四面八方的约稿，几乎是有求必应，尽可能不放弃每一个传播现代化理论的机会，甚至还雄心勃勃地许诺要在每个月写出一篇有份量的论文。可是，他终于在这年完成三篇长篇论文后倒下了! 　　荣渠在中青年时期，健康情况一般还算好，但在最后超负荷运转的岁月中，他自己已为出现的心脏病、严重的前列腺肥大症感到不安，特别是因记忆力衰退常感到沮丧。然而，历史的紧迫感使他加紧工作，他无暇顾及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总是把无限的工作热情和历史使命感投放到有限的生命中。过量的负荷和对健康的忽视，使他无法战胜死神的挑战；而过多的繁杂琐事也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他常慨叹自己分身乏术来应付这诸多的头绪，事无巨细都需要他亲自去操持、奔走，甚至乞求!他的确感到很累!很累! 　　荣渠带着他的梦想、欣慰和遗憾走了，他还有太多的学术规划和目标，他还想更多地挥毫泼墨……可以告慰他的是，他所开创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已初见成果，他所未竟的事业已有他的同行和学生们继续着。然而，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愿接受荣渠已永远离去这一事实，面对他留下的未完成的遗稿和他去世前不久曾挂在书房的自书条幅“毫端已鼓风云气”，我总觉得他还在伏案疾书，他还在绘制那无限美好的恢宏的远景! 　　他的去世不仅仅是我们家庭的损失! 　　人们说，时间会治愈悲痛，不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孩子们更痛惜亲人的遽逝，内心的无限痛楚不是他人所能体会的。我们永远思念他! 　　1996．12

原文 发表于《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  浏览：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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