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去了，他去得那么突然，突然得连我这个出国四载的小女儿赶回来见他一面都等不及!我的父亲去了，他去得那么平静，平静得连一句话，一字遗嘱都没有留下!我的父亲去了，他去得又是那么坦然，坦然得无愧于他的祖先和后代，无愧于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他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来得及留下。不!他是把整整一个世界留给了我们活着的人，把他对21世纪的展望和预测留给未来去检验。 　　过去我一直没有想到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父亲，我总以为时间还多着呢。今年2月份我们还在电话里讨论7月份在美国东部聚会的计划和明年我回国为他庆祝70大寿的设想，没想到一切都太晚了!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是我的偶像和精神榜样。他不能算是慈父，也不是严父，他是一个一心一意做学问的彻头彻尾的学者。从我和姐姐开始记事起，父亲在我们记忆中就是一个终日伏案工作的人，书桌上总是堆得满满的，台灯从来没有在午夜之前熄灭过。从来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他嗜书如命，一生最大的积蓄就是堆满家里每一个角落的书籍。书桌旁的一把竹躺椅他一坐就是二十多年，那躺椅是他阅读和写作时唯一“奢侈”的享受。 　　父亲一生对真理、对事业一直在执着地追求，虽历经坎坷仍壮心不已。他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历史学家，一生很少计较个人小我的得失。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为开拓和研究现代化理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甘心为这个有争议的、敏感的、有待检验的新理论体系做铺垫的工作。父亲的治学态度一向严谨，对每个新的立论都要旁征博引、反复推敲。在学术问题上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使得罪人也不肯敷衍。父亲对新学科、新思想、新事物一向很敏感，且乐于学习和探讨，大胆地借鉴，这是他能够在学术观点上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父亲似乎摆出了最后冲刺的架势，他工作得很辛苦，也很高产。不知是他预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还是想抢在退休前再多出一些成果?!他几次对家里人谈到他感到很累，却又不肯听劝，不肯放慢写作的速度 或降低文章的质量，继续超负荷地透支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以一个月出一篇论文的速度在拼搏，最后终于不堪重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一生都注重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和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他多次出国访问、考察、研究，不论他身处何方，总是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和进步，每次都如期回国，并且无保留地把自己在国外的研究收获介绍给同行和学生们。四年前当我决定出国与我丈夫团圆时，他并不赞成我的决定，他认为留在国内一样大有可为，中国需要年轻的一代。但作为长者他不是阻挡我而是尊重我的选择，鼓励我出去看世界，鼓励我对中西文化做些比较，并不时地把他的学术研究新成果、新论文寄给我。他在信申明确地告诉我：中国仍是有希望的，只要把握住时机，不重犯过去的错误，21世纪的中国必将更加繁荣昌盛! 　　父亲是一个生活情趣很丰富的人。他不仅秉承家学，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也画素描、水粉画、漫画等，本来他打算退休后好好搞摘自己喜爱的书画艺术，办几个书展、画展……。父亲的文艺欣赏范围也很宽，他总是本着兼收并蓄、雅俗共赏的开放心态去欣赏各种剧种和唱法。他也很喜欢看电影、电视，只是近几年来几乎没有时间看了。父亲对晚辈和学生们一向很平和，从不摆架子。工作再忙也要和家人共进晚餐。他总是很有兴趣地听我们谈论一些社会新闻，与我们讨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不把他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不少年轻人和毕了业的学生都与父亲成了忘年之交，喜欢跟罗叔叔摆“龙门阵”，崇拜罗叔叔的潇洒、豁达、自信、敏锐。父亲也因与年轻人的经常接触而保持着年轻人的心态。 　　父亲虽然没有很多时间管教我们，但他一向要求我们要多受教育，多读书，要自强自立。他从不是一个为自己或子女谋私利的人，也从不要求子女为他做事情。当插队十年，身患疾病的姐姐要求找关系办病退回城时，父亲竟不知道如何去“走后门”。他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每一代人都要靠自己去奋斗而不能靠祖先的荫庇。他为人正直，从不搞小动作，不计个人恩怨，一直是我们做人的榜样。 　　父亲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属于那种传统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和“男儿有泪不轻弹”式的中国人。1965年我上小学时，父母亲都下乡“四清”，我寄住在老师家里。父亲抽空回来看我时我正在生病，他既心疼又担心我的健康，却又不能留下来照顾我，只好托付老师每天早上给我煎一个荷包蛋，一连几个月天天如此，至今我还记得父亲那份关爱。四年前在我离家出国之际，他还是流露出轻易不见的离愁别绪。但他送我的不是盘缠，而是将他自己创作的和古人的励志词句书赠予我，以此来寄托他对我的期望和祝愿。三年前他去台湾做短期访问，仍不忘站在大洋彼岸距北美最近的一块礁石上，吟诗赋词遥寄对女儿的思念。去年夏天我唯一的儿子回国探亲，当他看到十岁的外孙已开始热心于史前动物的学习和研究，他欣慰之余又感到后生可畏。当他收到孙子寄来的一篇长达十页的有关史前动物的习作时，在百忙之中仍不忘亲笔给外孙写了一封回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信，鼓励他“在知识的海洋中奋勇地去游泳”!去年圣诞节前，我精心选购的一份贺卡竟使父亲感慨万分，珍爱有加。从这点点滴滴中我终于悟到了父亲的那份浓浓的藏在心底的爱，虽然有时被工作挤得没有时间表达，但却是一直存在的。 　　父亲为他所钟爱的事业辛勤耕耘丁一生，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是冲刺的十年。论著等身，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父亲身上体现着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意气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者风范。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和骄傲。他的去世虽然给历史学研究和现代化理论研究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但我相信他未竟的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21世纪的东方和中国一定会如父亲所预言的那样更具活力，更有希望。最后我想以“纵横中西学问不止，上下求索精神永存”这两句话来寄托我和姐姐对父亲的缅怀。 　　 　　写于1996年6月

原文 发表于《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  浏览：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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