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们也许是陌生或淡忘了，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他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期间，他是一位名记者。他在《天铎报》、《商报》主持论纭，发表了大量宣传、支持革命的论评。他的进步思想、雄健文笔，曾荻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九二七年后，他步入蒋介石集团的行列，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宣部副部长、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手下一位得力的幕僚长。究竟该怎祥看他的一生呢？本文拟作一扫描式的概述。 　　　　　　　　　　　　　　　　　（一） 　　１．除布雷，原名训恩，清光绪十六年庚寅（１８９０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亥时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具官桥镇的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家庭。这个家庭是当地拥有中等资财，颇有点名望的殷实人家。陈布雷的少年时代正处在二十世纪初，当时帝国主人的入侵促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迅速解体，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纷纷传入国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到处活动，革命及维新的浪潮席卷全国，清政府正面临覆灭前夕，而宁波这个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则无疑是时代脉搏的敏感处。在陈的成长道路上影响帮助最大的是他的大哥陈屺怀（实为堂兄，即大伯的儿子）。陈屺怀早年东渡日本，考察农业，是宁波同盟会中著名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曾办过进步的《生活杂志》、《天铎报》等，辛亥革命时参加与组织了宁波光复之役。早在一八九八年布雷仅九岁时，“其时维新变法之议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八股必废，故不欲予先习四子书，……大哥以为八股命运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陈布雷：《回忆录》，以下引文出自《回忆录》者，均不另注）。如果说陈布雷文化上最早的启蒙读物是四子书之类，那么最早以民族意识、进步思想教育他的就是陈屺怀。“是年，有拳匪之乱，每闻大哥归家与先考谈时事，始知中国国势之大概，亦常自大哥处得阅《时务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陈布雷就是这样从这样的窗口朦朦胧胧地看到了当时的时代、社会。 　　当他十三岁那年，当时官桥镇的叶经伯、董子宜接受西方文化，大力提倡新学，设日文讲习所，聘请日文教师，还开办学校，设英文、数学、音乐等课程，成了那一带闻名的提倡新学的中心。陈布雷与弟转人董氏办的学校读书，从此他结束了枯燥乏味的私塾生活，开始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肓，生活在他面前掀开了新的一页。 　　其时，陈屺怀在上海经营出版事业，常常带回许多新书及报纸，使陈布雷不断接触和吸取新的思想，《万国历史》、《世界地理》、《新民丛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成了他最喜欢的读物，他常常读书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反抗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民族正义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陈后来之所以在主持《商报》时能无所畏惧，主持正义，支持革命，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２．一九Ｏ六年，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宁波储材学堂）读书。由于他界想激进，年少气盛，曾激起了一场轰动宁波教育界的风波，成为他卷入政治的开端，亦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年的储材学堂录取了约三十名新生。年龄均在十六、七岁左右。也录取了一些年岁较大的学生，称为老生，均在二十岁上下。旧学生中不少沾染了读书不用功，生活腐化，教师管束反受奚落的恶习，引起新生的极大不满，陈布雷成了反对不良倾向的积极分子。在一次同学会召开的大会上，他登台作了以新道德为题的演说，抨击了旧学生中腐化倾向，激起了旧生的仇视。事隔数天，他收到一位在上海复旦公学就读的少年朋友的来信，问及学校的改革状况，他复了一长信历数旧生生活腐化、学习不勤。不料此事为一旧生知晓，私开信箱取信，并到学监处告状，要求开除陈布雷，否则全体旧生将退学。这根导火线引起了储材学堂师生中新旧兩种势力的激烈冲突，酿成了一场震动宁波教育界的学潮。陈布雷为了平息这场风波，自动退学。 　　３．十七岁下半年，陈布雷远道到了杭州，经过严格的考试，被破例插班进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二年级七班学习，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浙高生活。这五年（１９０６年下半年到１91１年夏）是中国政治巨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奠定他前期思想、性格、知识的关鍵岁月。 　　当时的浙江高等学堂是全省最高学府，它处在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杭州，人材荟萃，名师云集，许多著名学者，曾在此任教，日后浙江乃至全国的许多名人，亦自这里毕业。陈布雷此时如鱼得水，生活给他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 　　当时学校开设了英文、德文、日文等外语，也开设了哲学、经学、史地、数学、理化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课程，陈布雷潜心攻读，学习成绩优异，为他的知识积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以民族革命相勉，一九Ｏ七年秋，学校聘请了著名学者沈士远（后为北大名教授）、张宗祥，分别教授国文与地理，这二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老师。对陈布雷等思想进步的学生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是年秋，校中聘沈士远先生来主国文课，张冷僧（宗祥）先生主地理，兩先生乐于和同学接近，同学时往其室谈话，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及海外出版之《新世纪报》等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唯有时以口口字样代之而已。” 　　一九Ｏ七年，盛宣杯策划铁路国有，得到皇帝御批准许，当时汪大燮任邮传部长，秋天欲将沪杭甬铁路借英款建筑，把路权交给帝国主义而遭到浙江各界人民反对。人们以“力保主权”为口号，纷纷组织团体宣传请愿，掀起一个轰动一时的浙路拒款运动。当时工农商学均有代表团，陈布雷被推为学生代表，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为铁路国有化问题，他曾致书当时上海的《中国新报》的主编杨度，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把铁路主权让给外人。这篇文章获得了杨的好评，并在《天铎报》发表。 　　在高等学堂期间，陈布雷广博地吸收了中国的古典文化与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些为他日后从事新闻事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几年中，他先后学完了英文、德文、国文、地理、生物、矿业、伦理学等几十门课程。他经常在课余练笔写稿，其文才甚得老师器重，经常为校友会做记录、编辑校刊等工作，曾在上海的《生活杂志》发表了《世界社会主义名人小传》。 　　一九0八年四月，杭州各中等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陈布雷回忆说：“余在会场任会场新闻编辑，以油印分送观众，……是为余练习新闻事业之始”。这一切使他产生了当记者的萌芽。一九一０年春，陈布雷离甬赴杭入学时路经上海，当时陈屺怀正与洪佛矢主办《天铎报》、他“寄寓数日，闻见渐恢廓，对记者生活，颇歆羡之”。次年春，他又过上海，恰逢该报撰述记者戴季陶结婚请假，陈被留下代理戴的职务数日，每日写短评二则，非正式地开始了记者生涯。 　　　4．一九一一年夏天。他完成了浙江高等学堂五年的学习，在一百二十三人的毕业生中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面临着生活道路的抉择，是继续上大学还是另谋职业？鉴于经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对新闻事业早已神往，决心以新闻界为向社会学习的大学，用笔杆投身为“驱逐鞑虏，光复汉物”而呐喊，毅然进了上海《天铎报》，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自豪与留恋的报业生涯。 　　一九—一年八月，陈布雷正式进了《天铎报》当了一名撰述记者。清末流行的报纸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政治经济中心上海，许多著名的、有影响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届于清政府的淫威，政治态度含糊，仅有兩家报纸态度明朗，是革命党人主办的：一家是《民立报》，其前身是《民呼报》、《民吁报》，由同盟会重要领异人物宋教仁和于右任在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发起创刊的；另一家便是粤人在一九0九年办的《天铎报》，主笔是李怀霜，陈屺怀与江浙同盟会的中坚分子汤寿潜均参与发起。这兩家报纸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兩个宣传阵地，既志同道合又竞美争胜，有效地传播了革命思想。 　　陈布雷进入报馆后，在上海南京路第一台旅社租赁了一间临马路的小房间。他正当年青有为之时，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约定每日撰短评二则，每十日撰社论三篇，月薪四十元”，他每日午后到报馆搜集资料，晚上九时入馆撰文，每到深夜十二时方归。他充分施展了长于评论的才华，以布雷暑名的评论，对清廷的媚外辱国、政治腐败状况及预备立宪的丑剧进行了锋利而猛烈的抨击。时仅一月，“布雷”这个笔名就深受读者注目，《天铎报》亦为之增色。 　　陈初到上海，眼界骤开，少年好动，性喜交游，与当时南社的重要成员柳亚子、高剑父等都是密友，与戴季陶亦是行必作伴。到晚年，他犹留念地回忆道：“少年初涉社会，对一切感到新异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居常备白玫瑰酒一瓶，每日购酱牛肉小银币二角，以待宾客。”陈进报馆三个月以后，怀着对革命老前辈敬慕的心情拜访了当时《民立报》主编宋教仁先生。宋教仁问他为何不继续进大学读书而到报馆工作？陈答道打算以新闻界为大学而求学向。宋教仁听后颇感新奇，并以为然。是后二人遂结成了忘年之交，宋擅长史地，尤善论述国际大事，当时的上海滩报业中常以国际时事为题发表评论仅以《民立报》一家。然当陈布雷进人《天铎报》后，每当国际时事有变动，必抢先于《民立报》发表，次日宋数教仁亦必有一篇，这样“互相唱和”，吸引了许多读者。 　　一九—一年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爆发，海内外论坛为之瞩目，陈布雷不禁为之欣喜欲狂，《天铎报》在编辑方针上主张宣传、赞扬武昌起义以明确态度，而主笔李杯霜屈于清政府的压力非常小心，不敢称革命军为义师，当时许多报纸均以“逆军”字样称呼之。陈布雷却旗帜鲜明，称起义军为革命军，连日以《谈鄂》为题作长文十篇，对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情况作了热烈的宣传报道和支持。《天铎报》的陈屺怀等人到宁波参加了光复之役，成了社会名人，加上陈布雷的《谈鄂》评论，使《天铎报》销路大增。声名大振。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用英文写了一篇对外宣言，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王宠惠带到上海，让上海报界发表。《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得悉后，要求把此文件交给该报翻译发表，可是上海报界中编辑力量很强，翻译水平高的有好几家，有人对《天铎报》能否译好这样重要文件表示怀疑。王宠惠即要求当场试译之。陈布雷挥毫译道：“溯自滿洲入主，居无上之权威，施非礼之抑勒，裁制民权，抗违公理、我中华民国之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识者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涤荡旧污，振作生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重垂，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专制政府，建投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王宠惠读到这既达原意又流畅典雅的译文，颇为赞许，并为校正个别文字。故此《外交宣言》由《天铎报》首先发表，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流传海内外，一时《天铎报》身价倍增，几与《民立报》齐名。 　　５．陈布雷在《天铎报》的声名渐增，深为主笔李杯霜所妒忌，故受到了排挤。于是他不久即辞去报馆职务，回到慈溪老家，执教于宁波效实中学，并任《申报》的特约评论员。同年，陈布雷加入了宁波的同盟会。自此以后，一直到一九二0年，因父亲早亡，弟妹众多，家事族中事无人料理，故家居长达九年之久。这期间，他除在效实中学教书外，兼为《申报》、《时事新报》、《四明日报》等报刊写了大量的文章。 　　静久思动，一九二一年他结束了家居生活，重新回到新闻界。进入上海《商报》任编辑主任，开始了他第二期的报馆工作。这段时间，他以“畏垒”署名的评论在沉寂的上海滩犹为异军突起，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他主持正义，不畏强暴的正直品质，嬴得了人们的普遍敬慕。邹韬奋这样写道：“陈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他当时不但富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发表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他对文字的修养非常注意，可谓一丝不苟，而且对于每日的社论题目，尤能抓住最核心的、最为人所注意的问题。”（《经历·患难余生记》）。 　　一九二三年军阀头目曹锟通过直奉战争打败了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闹起了贿选的丑剧。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代价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选为“大总统”。丑闻传出，《商报》在本埠新闻栏内发表文章给予抨击与揭露，使曹锟臭不可闻。并以反曹关系，袒护浙军都督卢水祥而反对直系的孙传芳等军阀。《商报》言别人所不敢言，深得社会重视，使直系军阀恼羞成怒，主持《商报》编务的陈布雷竟然一度因评论激烈，被上海工部局传讯。陈请了当时在租界的英国律师为之辩护，迫使反动当局只能释放，以罚金草了此事。北洋军阀的迫害不仅不能使陈布雷畏惧屈服，反而更增添了他的斗志。 　　一九二四年国共兩党合作后，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间，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纷纷组织工会，酝酿反帝风潮。《商报》对工人的正义行动，表示坚决支持，不但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同情与支持，还以醒目的版面转登了纱厂工会的《泣合同胞书》等文件，给“五卅”运动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恼火，陈布雷又被外国租界巡捕房提起刑诉。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写信给宁波效实中学教学的四弟陈训慈说：“今日午后，为捕房又提刑诉，须受日田岛领事之审理，指为违反‘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破坏治安），实则此‘出版法’为袁世凯所颁布未经国会同意，全国均未承认，而外国之市政机关，独欲推行于租界，此真咄咄怪事”。 　　“五卅惨案”激起了工人与爱国学生、市民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商报》每日发表评论宣传、支持和引导运动的深入开展，陈布雷的文章也被共产党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早期的革命宣传家肖楚女曾投书给他，对其革命倾向表示赞许（原件由其亲属长期珍藏，惜在“文革”中被毁）。 　　北伐战争开始后，《商报》更是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为北伐革命军大造声势。这也是陈布雷作为一位名记者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 　　　　　　　　　　　　　　　　　（二） 　　６．除布雷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自一九二七年初见到蒋介石，受到蒋的赏识，”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陈自杀，二人相处二十多年，成为众所公认的蒋介石最贴心的幕僚长。除陈在遗书（《临终留呈蒋总统书》）中一再提及“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汁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己身已无能为役”，“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维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充分表达他对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愚忠；蒋在陈五十岁时，特手书‘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赠送，并说：“布雷吾兄：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顺颂时祉”，也报以特殊的信赖和敬恭。 　　７．陈布雷随蒋后，为蒋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陈在《回忆录》中提及抗日战争以前的代笔情况有： 　　一九二九年七月，“随蒋司令再赴北平……在平约留二旬，起草讲词及谈活等若干篇”，“是年为蒋公撰写文字甚多，《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在平时对新闻界谈活、《欢迎美国记者团与青年地位及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一九三0年夏秋之间“余仅受命撰拟文字一、二篇，代拟告中央各同志书及常务委员会提案”。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余在职务上偏重于宣传方面，间亦奉蒋主席命办理特种文件之撰拟”。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及辞不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辞呈”。 　　一九三四年七月，“到牯岭避暑……余虽在左右，愧无贡献，惟承命修改讲词及审定自反录二集之初稿”。 　　一九三五年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敌手？友乎？》一长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邻君之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四月，“在贵阳约住兩星期，寓薛司令伯陵之总部内，承蒋公命，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数经修改，于八月间始发表之”。“是夏，敌方在华北军阀意图启衅，对我政分会压迫备至，要求撤退中央军及宪警，并将平、津党部撤除，蒋公从大处着眼，极端隐忍，卒—一许之，……蒋公于六月二十九日命草一电文，致中央政治会议，说明忍辱以备雪耻之至理，此电抵京，何敬之先生以为不宜发表，遂密存未报告会议”。七月，“蒋公移寓峨眉，开办峨眉训练团，……余未参加训练团工作，仅为蒋公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而已”。十一月，“六中全会未发宣言，其闭幕词则余承命起草者也”，国民党五大“十一月十二日开幕，林主席致开幕词，亦余所承命起草者……大会宣言，则戴君季陶草定要点而余为之连缀成文者。此文自写撰以至定稿，经修改三次，凡费二十小时”。 　　一九三六年，“陈、李、白等之军事行动既发生后，……蒋公亦对陈济棠恳切告谕，电文往复不下十数，余此时笔札之役，亦较繁于平日”。 　　８．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文章共有６５７篇，其中演讲４０３篇，书告８２篇，文录９篇，别录１１５篇，淡活４６篇。书面致词２篇。在这些文章中，大都是谈抗日的，不少是陈布雷写的。陈在《回忆录》中说：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旬，“承命撰发军事宣传品约六七件，顾脑力极不济，某日撰告空军将士书，我十六小时仅乃写成”。“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偕张秘书长、魏秘书长离京……二十九日午刻到达，暂寓电话局，一星期后接电话，知蒋公在庐山，命余即往，乃携亦杰同赴牯岭，起草告国民书”。 　　一九三八年，“蒋公命撰拟《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余以精神总动员为敌国所倡之名词，吾国似无须沿袭用之。蒋公渭不然，总理教导国人革命救国，即以军人精神教育为最要典范，所渭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居其一也，敌人虽用此名词，亦何害焉。”“七月初，为蒋公撰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八月十二日，草拟‘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成，呈蒋公核改”。“十月二十一、二日在敌机终日盘旋之下，承命起草谈活及宣言等稿件”。“十二月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时间草成。 　　一九三九年春，“为蒋公撰似文字，以此时期为最多：《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皆此时期所属稿者也。而各种纪念文字如新运周年纪念等文，写来亦觉顺利，此二、三月中，为近年工作最愉快时期”。“五月八日到北碚，十二日，移住缙　云山中之石华寺。……凡休养五十二日，其间即在山中为蒋公补辑民国十六年以来各年之日记”，“又为蒋公撰科学的群众时代之讲演，并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七月初旬，精神复原，为蒋公撰似修改七七告军民、告友邦、告敌国民众书，又撰激励将士通电，其时并有若干对外之函札，均——一如期撰似未愆期”。 　　９．对自己所写的有兩篇文章，陈布雷在《回忆录》中引了著名报人张季鸾的评论。一篇是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发表的《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张季鸾认为这篇文章“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稿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另一篇是蒋介石于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重庆出席中央纪念周上发表的训话，题为《斥近卫军荒谬声明》，张季鸾认为这篇文章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 　　在第一篇文章中，写了这麽几点：“一、一年以来，由于全国军民牺牲奋斗，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后胜利日益接近。二、我国抗战，为保卫民族生存，保持公理正义，方针明确，决心坚定，目的一天不达，抗战一天不停。三、大家要坚定胜利的信心，必须有贯彻信心的行动，要紧张严肃，准备牺牲。四、全国军民对于抗战皆有应尽之责，必须紧守岗位，贡献力量。五、要达到抗战胜利，必须全国各部门精诚团结，协同动作。六、大家要加强决心，艰苦奋斗，以促成中部会战之胜利。七、全国军民要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慨，以血肉的代价，来换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第二篇文章中，剖视了日本首相近卫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所谓与“更生中国”调整国交的声明，指出：所谓日滿支协同一致，即使我成为附庸；所谓共同防共，实欲籍此以亡华；所谓给日本臣民以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实则我即难立足；所渭“完成兩民族的融和”、“完全无缺之提携合作”，实为要永远消灭我民族、要中国人民完全处于奴隶地位。斥文说：“综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什么是‘东亚协同体’？干脆的说就是‘中日合并’，就是把整个中国归并于日本，就是‘日本大陆帝国’之完成”。斥文最后是号召全国人民要以立国精神来抗战并恢复东亚新秩序，要为国家独立世界正义而抗战必获胜利。 　　　　　　　　　　　　　　　（三） 　　１０．一九四一年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到郭沫若家中作客，遇到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当时是郭的秘书），周对翁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的确，陈布雷为人谦逊、正直，工作勤勤恳恳，“淡泊、坚忍、勤俭作为自己做人的信条”，他对自己的兄弟“一相勉以俭，二相勉以勤。三相认定恒业而不思倖得。如此则将来应可告无罪于先人，而中心即可无所愧怍耳”。他在报业界创造了很高的声誉，得到人们的推崇。郭沫若曾在答诗中称赞陈布雷“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 　　陈布雷在《商报》工作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黄金时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问题，读者常有投书勉励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孙中山对《商报》也异常赏识，曾说：“口口等报，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到一九二六年为止，《商报》除上海外，在各地的销路达一万二千份，在那个年代里，这已是一个可观的发行数字了。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克复武昌后，蒋介石需要到新闻界物色一个秘书，陈布雷与当时《商报》的同事潘公展一起到南昌会见了蒋介石（据老革命家李一氓的回忆，这是一名共产党人推荐的，而蒋、陈二人却都不知道）。一九二七年二月，陈布雷在蒋介石、陈果夫的亲自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这样，陈布雷在蒋介石的拉拢下，抱着“佐明君、平天下”的幻想，一步步地走上了一条与前期完全不同的道路。 　　１１．陈布雷的前半生，由于阶级意识的局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象同时代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人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尽管他后期成了蒋介石的幕僚长，但我们对其前期活动的进步因素和积极作用，还是应该给予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肯定。即便是后期，他虽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还是写了一些比较好的文章，象《敌乎？友乎？》（1９3５年）、《告空军将士书》、《告国民书》（１９３７年）、《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斥近卫荒谬声明》（１９３８年）等等，其主调是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 　　陈布雷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评论：“余生平虽无大贡献于国，然立身行己，差无愧怍”。总之他在当记者时的进步作用，我们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后来当了幕僚长，为蒋介石、为国民党写了大量的文章，出了不少主意，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蒋介石写了许多痛斥敌国、振奋民族、激发士气的好文章，应该是予以肯定的。

浏览：840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7/11 13:4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