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南京政府大撤退前夕，蒋介石的著名秘书、文胆陈布雷突然自杀身亡震惊中外。陶永标为陈布雷多年的贴身副官，本文回忆了陈布雷自杀前后的经过，感情真挚、文笔生动，诚为难得的传记文学作品，更具第一手史料价值。陈布雷是国共两党长期对抗的历史上一位令人回味的人物，他的遭遇，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启示的。 　　 一九四八年秋天，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秋天。 　　 金陵天气黯然收。这是个阴黯的秋天，在东北和华北，战局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南京自古来虎蟠龙踞，昔日歌舞升平，如今一片混乱！失败主义到外流行，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社会动荡，交通阻塞，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党政军界中，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大势所趋的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决定自杀的几种因素 　　蒋介石天天在官邸召开会议，云集文武百官，商讨挽救“党国大计”。在这些高官心中，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抱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准备与共产党决一死战；有的正在烧毁或捆扎文件卷宗，打算跟蒋介石去台湾，等待时机再反攻大陆；有的悄悄地把财产和家眷送往香港和海外，准备弃政从商；有的在盘算向共产党投降反正，更弦易辙……。 　　而唯独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和幕僚长、名扬天下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思想上却已经坚定地默默地打好了与众不同的主意，他虽然身处国民党政治中枢的上层，但头脑中始终保持异常冷静和客观的见解，以他从政二十多年的经历，凭着他深远的目光，已经看透了过去的一切。国民党落到今天这样分崩离析、兵败山倒的地步，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即他在给蒋介石遗书中所感慨的：“目暏耳闻，饱受刺激。”当他知道自己半生所献身的事业将以悲剧告终时，当他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二十多年的蒋介石无法挽救危机时，清醒的理智，不能超脱严酷的现实，他审时度势，腹断心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陈布雷自杀的一个主要客观因素。 　　陈布雷自杀的第二个因素是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一则由于长年工作劳累，用脑过度，缺少营养，而失眠症又使他受到不少痛苦，故肉体上巳疲备不堪。二则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一些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贪污腐化等现象非常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对此多次流露了忧愤的心情。）他觉得国民党这样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而他自己也将与之同毁，因此内心苦闷，时间一长就积郁成疾，日趋衰颓。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便相互交替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神经中枢的崩溃。即他在最后一天日记中所写的：“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 　　至于陈布雷自杀的第三个因素，以前曾经广泛流行的一种讲法是：因为当时货币乏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其实这种讲法是近乎荒唐的！众所周知，陈布雷一向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的积蓄本来就不多，怎么可能为了几张金圆券去寻短见呢！何况不管当时的行势如何混乱，他毕竟属于国民党最上层一级人物，蒋介石的亲信，决不会因为通货膨涨到了影响生计的地步。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对他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已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当时有一家报纸称，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以上所述的几种因素，系根据我跟随陈氏多年对他的了解与观察，所作的个人分析推断，仅供史家研究参考。 　　自杀的催命符 　　仔细剖析陈布雷留给蒋介石遗书中的一段话，也可隐约看出他生前表露过的这种想法：“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在陈给蒋的遗书中，丝毫不见鼓励与共产党决一雌雄之言。 　　在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大量难民随着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看到整个中国正在遭受这场浩劫的破坏和毁灭，因而显得焦虑不安。叹道：“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虚，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 　　当锦州战役失利时，蒋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官邸探望过二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不宜在蒋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提出的。 　　有一次，陈布雷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完了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讲的几句话，内容大意为：“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不会被消灭，布公不必如此悲观。”“ 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抑郁不欢。 　　十一月八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演讲，严历痛斥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的表现，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一切审时度势、深知此战打不下去的国民党内部部分上层人物。而在也有这种看法的陈布雷听来，则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布雷这样一个殚精竭虑追随了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旧式士大夫思想又很浓重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这般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生前最后的一些日子 　　在陈布雷生前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的猛抽着香烟，显的満腹心事。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以前每餐能食近兩小碗，现在只能食一小碗，菜食的更少。晚饭后上寝室，也就是他晚上的工作室，时而伏案批阅公文，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又衔着枝烟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长叹短吁，或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由于陈布雷长期患失眠症，所以他的睡眼全靠药来维持。在他的寝室墙上挂着一只小木箱，里面放着各种安眼药的五颜六色小瓶子，由我负责看管。每到夜里十一点钟，我便取出二片安眠药，倒好一杯开水，一起放在他案头上，看着他吞服后我方退下。但他服下药后并不是立即上床，而是继续埋头工作一、二个钟头，等药性发作才上床躺下。随着精神状态的日益摧残，他服用的安眠药数量也在逐步增加，到后来竟必须服五、六片方能入睡，有时临睡前再要加服几片，才能保证四、五小时的睡眼时间。 　　我作为陈布雷的贴身副官，对于他的伙食起居，我当然一向十分关注的，何况他的家眷又不在身边，我的责任更大些。我经常苦劝他多食早睡，保养好身子。他听时总频频点头，实际上并不在意。每夜我一定要见他熄灯后才放心回家休息。（那时我住在丁家桥，离陈公馆所在湖南路很近。）有天深夜，我见他两眼熬得通红，神志疲倦，就缠着他非得上床躺下，困不着也闭目养神，不能再用眼力。他便又向我要了几粒安眠药一口吞下，朝床架上一靠，望着我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燥心了。” 　　平时只要见到他打瞌睡，我就吩咐四周保持安静，不忍任何声音惊扰他。有时他在汽车上睡着了，我就放慢速度在马路上兜圈子，尽量让他多睡一会。另外为了增进他的食欲，我不断安排厨师给他配制一些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可是没有什么成效。 　　我也注意到陈布雷这些天来心神特别不宁，我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及时地告诉了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政府任职，闻讯相继前来抚慰其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我也将此情形写信告知他在沪的太太王允默，王也频频来函开导。然而，大家都仅仅为陈布雷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他会自杀。其实，事后来看，所有人劝慰对他都不会发生丝亳作用，因为要改变一个决定去死的人的想法是非常之困难的。陈布雷是一个性格深沉、早已决心自尽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一旦拿定主意，是不易更改的。 　　 　　未被觉察的反常迹象 　　在陈布雷活着的最后几天里，流露出一些较明显的反常迹象，可惜我当时没能觉察，从而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十一月十日晚，适几位同事都不在，陈布雷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往常用膳，我总是等他用完后我在用，这例并非鉴于「主仆」的关系，对此他是一向不计较的。我顾虑的原因是他的牙齿不大好，进食须细嚼慢咽，而我习惯于狼吐虎咽，三口二口解决问题，如二人一起吃饭就不大协调。故这次对他的邀请，开始我还想推辞：“我去找蒋君章秘书来陪你吧。”因为陈布雷平时也常同自己的秘书一起用膳。然而这次他根本不由我作主：“叫你来就来了，不必再噜苏！”我只得遵命，拿了碗筷在他对面坐下。没想到，这竟是我同陈布雷的最后一次共餐。 　　饭后，陈布雷不时地仔细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方面的情况，并清楚地道出我几个孩子的名字，我均一一详告。他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对当前兵荒马乱、物价暴涨的局势表示担忧。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道：“你忠心耿耿跟着我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我是两袖清风，你和你家属也从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以为很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顿受感动，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答道：“主任这些话是过奖了，主任那样有名望的人如此器重我，已使我感到此生有幸了。”陈布雷继而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的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倘突然有个三长而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我见他情绪如此悲观，心中也很难受，便宽慰道：“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已的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假回家乡养老，整理国故，著书作文，实现你从前当记者时的原望。”我知道陈布雷对从政早已感到厌倦，他很久以来他都期望恢复一介平民之身，过恬静的农村生活，所以用这番话来安慰他！希望他精神上有所寄托。陈布雷听了似有感触，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道：“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时间拖得很长，我接他回到公馆已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几位秘书文员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发现他开完会的脸色不好便推测可能前线局势危急。可是在饭桌上，陈布雷一反近来沉默寡言的态度，从容地作了一番不寻常的长谈，达两小时之久。 　　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満清，北伐战争一直谈到当前的时局，表示无限的感概。接着又忆及自已年青时代教书，办报，参加同盟会等一些轶文轶事。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要保重身体，免得将来像自己那样饱受未老先衰的痛苦，等天下太平了还可作些学术研究。在座的听了无不深受感动。谈毕已是掌灯时分，他说要上楼休息，并吩咐我晚上不见客。这一天夜里十一点敲过，我见他寝室的灯巳经熄了，比以往早得多，我想他一定是太累了。其实陈布雷并没有早睡，他只不过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情，也可能在酝酿有关遗书的腹稿，因为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他时，他依然是一副倦容満面的神态。 　　十一月十二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八十四周年，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陈布雷称身体不适没有去参加，吩咐秘书代为请假。 　　这天，陈布雷仿佛显得比往常从容镇定。上午，他关照我去请来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双新布鞋。中午饭后，他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午觉。醒来正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来访，二人促膝倾谈近两个小时，其中陈芷町不乏宽慰之词。辞别时陈布雷一直送客人至大门外，再三表示感激。 　　客人离去后，陈布雷要我驾车送他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的汽车掠过交通混乱的闹市区，出中央门，挠着玄武湖兜了一圈，陈布雷两眼发愕地凝视着车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车子在湖的南端掉头，朝东面钟山方向驶去。在离中山陵不远处，陈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瞭望。 　　宏伟壮观的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左邻明孝陵，右毗灵谷寺，依山傍水，气象万千。陈布雷环顾此壮丽景色，抚今追昔，感慨世事，心潮起伏，不禁热泪纵横。我仰望他那悲愤的眼神，那晶莹的泪水，那憔悴的神容，那在秋风中散乱的半白头发，想起他从政二十多年来的忧国忧时，辛苦劳累，感到阵阵心酸和怜悯。直至夜幕开始垂下，陈布雷才带着流连忘返的心情悻悻离别。临上车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 我答道：“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呜寺做和尚一事？”他点了点头道：“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 　　直到陈布雷去世后见到他遗书，我才领悟到他临自杀的前一天来到京郊触目伤情的原因：他在给夫人王氏的遗书中嘱咐“即在南京薄埋之”。可见他对南京这座千古名城确是有一种特殊感情的。 　　 　　让我安静些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吩咐伙头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陈布雷一口推却道：“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道：“不吃饭怎么行？多少吃些吧，一碗半碗也好的。”可是这回他坚决不从：“我实在一粒饭也吃不进！你们去吃罢，不用理我了。”接着又叮嘱我道：“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的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必上来催我睡觉，我写毕自己会服药睡的。”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了一边：“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陈布雷留给世人最后的一句话。 　　　于是，我匆匆扒了两碗饭，按照陈布雷指示在楼下会客室坐镇挡驾。好在这天晚上倒还比较太平。八点钟，一位中国农业银行董事上门，说有事求见陈主任，遭我谢绝。九点半钟，蒋介石的秘书来电，通知陈布雷明天上午八点半去中央党部参加会议，我记录在值班记事簿上。 　　深夜十二点敲过，我结束事务准备离开陈公馆返家，步出院子抬头望去，只见陈布雷房间窗帘布上还透出昏黄色的灯光，我的脚步几次徘徊，想上楼劝他熄灯休息，但不知为什么，我最终还是犹豫不前，失去这个勇气。也许我觉得平常唠叨得太多，今夜就让他耳根清静一些吧。也许我想到他上楼前关照的要写重要文章，我不宜去打断他的思路……。 　　天黑星稀，秋风瑟瑟。陈布雷在世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宁静而带有寒意的。 　　十三日清晨六点半钟，天蒙蒙亮，我按日常惯例来到陈公馆上班。一切如往常那样平静，勤务兵严尚发在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几只鸟雀在墙顶上跳跃吱鸣。我习惯地里里外外、楼上楼下巡视了一遍。陈布雷寝室那古铜色的木门紧闭着，使人觉得他还在梦乡。 　　　我想起他昨天没有吃晚饭，便到厨房间关照伙头，去集市看看有没有鲜鱼买，中午给主任煮碗好味的汤水。 　　七点半钟，报童送来了一大叠当天的报纸，我将它们整整齐齐地分主次放在会客室桌子一边，让他用早餐时翻阅。 　　八点钟，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等来办公，我说主任还未睡醒，并将昨天夜里的值班记录给他们看。 　　　九点钟，电话铃响，蒋君章操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陈布雷开会，蒋朝我看看，我摊了摊双手，他即对着话筒说道：“陈主任身体不适，今天还未起床，请转告主席，让他迟些到会吧。” 　　九点半钟，仍未见陈布雷下楼。我上楼在他房门外踱着步子，不断地看表，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但寝室里还如死一般的寂静。我心中开始起了疑团，平时陈布雷即使睡的再晚，第二天早上最迟也是八点钟左右起身，而现在已经将近十点了！我跟随陈布雷十几年，从来没有见他醒的这么迟的，再联系他近日的一些反常情形，我愈想愈不对，愈想愈不安！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开始敲门，但没有反应，我又使劲推了一下门，门是死锁着。 　　我从隔壁房间搬来了一只红木茶几，然后站到茶几上，从门上端的气窗向内窥探。因拉着窗帘，室内光线较暗，初时眼睛不适应，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床的位置跟气窗有个角度，看不清陈布雷的身体。我登大眼睛继续搜索，终于发觉离床不远的地上翻着一只瓶子，周围散落着一些药片，而写字桌上放着二只热水瓶，五、六只玻璃杯……。 　　我恐慌了！一种不祥之感袭击了我全身，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我必须立即进去弄清真相！我猛地推开了气窗，人设法往里钻，由于窗口太小，我在上面不能转身，所以是头朝下跌进去的，我顾不上疼痛，一骨碌爬起来跌跌冲冲向床边扑去。 　　眼前出现的一幅可怕景象使我惊呆了！ 　　 　　遗书 　　陈布雷和衣仰身躺在床上，一张灰黄色的枯槁脸上眼睛还是半睁着，发青的嘴唇微微张开，瘦骨嶙峋的左手按住腹部，垂下的右手紧捏着一叠信笺，枕旁还有几粒绿色的安眠药，一支没有加套的钢笔。 　　我摇曳着他的胳膊，连喊了几声“主任”，不见任何反应。我摸他的手，手已经冰凉，摸他的身，身子已经僵硬。 　　我觉得脑子一陈轰鸣，顿时泪如泉涌。 　　我省悟到眼前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快恢复了神志。我用手轻轻的拢上了他的双目，将蜷曲着的左手放平，并从他右手中取出了那叠信笺，一眼瞧见首页上陈布雷的手迹：“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当我明白这是陈布雷给蒋介石的遗书时，给吓了一跳。 　　事关重大，刻不容缓。我奔到楼下，喊来了蒋君章，他上楼一看这情景也惊呆了。我俩简单地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先得去找医生，不管有没有希望。我把遗书交给蒋保管，驾车以最快速度，载来了平时给陈布雷看病的陈广煜医生，他立即给陈布雷注射了强心针。接着我又驾车去中央社接来了陈布雷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此间，接到蒋君章电话赶来的有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唯果，总统府第二局长陈芷町等人，（都是遗书中有份的），他们还带来了两位医官。三位医生商量了一下，又给陈布雷注射了几针强心针，最后沉痛宣告回魂无术。大家对陈布雷的生还无望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在窒息的气氛中，各自默默地念着死者留给自已的遗书。陈布雷给我的遗书中写道：“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负责照料……”我看了触目心伤，不禁哭出声来。 　　接着大家商量怎样料理后事，首先重要的是应尽快将陈布雷去世的消息报告蒋介石，并顺便呈交遗书。考虑到当时蒋介石正在中央党部主持会议，故一致认为还是派人直接去报告比较妥当。最后决定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我将陈布雷给蒋介石的二份遗书小心翼翼地夹在公文箧里，跳上陈布雷生前用的「毕克」牌轿车，猛踩油门，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中央党部。一路上我直觉得脑子在嗡嗡地作响，马路上两旁的建筑物和人流飞快地从我眼前掠过。 　　车子在中央党部大门外吱的一声刹住，由于惯性大，右前轮胎已经刷上第一级石阶，把门口几个守卫的宪兵吓了一大跳，其中二个已伸手准备掏枪，一看是我才嘘了一口气。我顾不上打招呼，一头闯了进去。 　　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迎了出来，我讲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立即报告委员长。俞同我原是很熟的，见我如此神色，知道情况不妙，便让我在休息室稍候，他进会议室请示。 　　 　　蒋介石眼圈红了 　　不到五分种，蒋介石在俞济时陪同下来到休息室，我赶忙上前敬了个礼，刚说出：“报告委员长，陈主任他已经……”几个字。便觉得喉头梗住发不出声来，蒋介石听明陈布雷的死耗时，他的面部立刻掠过一缕惊讶和懊丧的神情。 　　这个打击对他显然太大了！ 　　“布雷先生……是怎样自杀的？”蒋介石干涩的声音里掩饰不住内心的震动。” 　　“服巴比妥安眠药。”我答道。 　　“什么时候发觉的？” 　　“上午十点钟左右” 　　沉默了十来秒钟。 　　蒋介石挥着微微震颤的手说道：“你先回去守候，我会来的。” 　　当我回到湖南路公馆不久，蒋介石等一行人就驱车赶来了。事后听说他一回到会议室即向与会者告知陈布雷不幸去世的噩耗，同时宣布了会议中止。 　　蒋介石上楼走进了陈布雷的寝室，一见陈布雷遗容，眼圈马上红了。他脱下帽子，在遗体前垂下头肃立了一会，然后伸出手想摸摸死者的身体，有人将他扶到旁边一把靠背椅上坐下。 　　党国举哀痛失「完人」 　　陈布雷去世的消息如睛天霹雳，在国民党中心爆发，声浪很快伏地圣人传遍整个南京城。 　　行政院长翁文灏等国府五院八部许多官员、陈布雷的生前好友、仅有过一度之谈的学者及受到过他教诲的青年等纷纷前来探望。有的一进大门即嚎啕大哭，有的在「完了完了」的叫唤，有的则在滔滔不绝地称赞陈布雷生前的种种好处……。整个公馆，被哭泣声和喧哗声闹成乱哄哄一片。我和蒋君章等人像丢了魂似的上下奔波，忙于接待应付。后来宾客愈来愈多，楼下楼下人头涌涌，后到者连个坐的位置都没有，一些来客获悉蒋总统在楼上，便不敢登楼，因此楼下更拥挤。于是有部属把这情况报告了蒋介石，他才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临走时吩咐我们：“你们要尽力办好一切善后事宜，我派俞局长和陈局长来帮助你们。” 　　不一会，二位局长奉命赶来。大家商量了一阵，决定丧事借中国殡仪馆办理，接着草拟了对外新闻报导要则和治丧委员会名单呈报党部，最后一起检点遗物。 　　没多久，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女士乘专机从上海赶来。王氏坐在丈夫遗体旁，手捧遗书，感怀其身世，痛哭流涕，悲伤不已。事后她写道：“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夫！” 　　随后，陈布雷遗体在王允默和我们一行人护送下，移至中国殡仪馆。 　　其时，中央社发布陈布雷逝世新闻，各地晚报转载。翌日，全国各地日报、国外各报均以显目地位刊出此一新闻。中央日报以三栏长题及照片刊于第二版，并发表了“悼念布雷先生”的社论。 　　十五日申时举行大殓，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内四壁挂满素联、鲜花。 　　上午十一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缓步步入灵堂，亲临吊唁。蒋介石在他的忠臣遗像前俯首默哀一分种，接着挽亲笔手书“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挂于灵堂上端，宋美龄献鲜花二束。 　　此时，国民党全体政要向这一代完人俯首鞠躬。 　　李宗仁、孙科、张群、陈立夫等许多大员都送了挽联。其中朱家骅的一副挽联表白了陈布雷一生的高尚品质：“为政不忘清勤愼，居家无愧孝友慈”。 　　 　　长眠西子湖畔 　　十五日下午三时，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大殓，参与祭礼者有李宗仁、于右任、孙科、张群、何应钦等。 　　治丧委员会和王允默夫人经研商后，决定将陈布雷遗体葬于杭州西湖南山九溪相近的徐村，一则是陈布雷生前曾在那里购有一块地皮，二则杭州当时尚无战事，环境比较清静，适于死者安息。 　　十八日上午九时，在中国殡仪馆举行公祭，蒋介石主持并率领国民党全体执监委员首先公祭，由司仪宣读蒋介石祭文。接着洪兰友宣读中政会祭文，继而总统府、中央政治委员会，首都记者公会等机关团体公祭。 　　中午时分，蒋介石接见了陈布雷遗属：夫人王允默、儿子陈迈、陈遂、女儿陈琇、陈琏，兄弟训慈、训悆、训愿等。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去世表示非常痛惜，向死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嘱早日安葬落土，使死者得以安息。 　　下午二时，举行移灵仪式，由陈立夫主祭。抵和平门车站，灵柩移置特备之灵车，随即举行公祭，由于右任主祭。 　　灵车由中政会副秘书长洪兰友、陈希曾以及陈布雷家属部属等一行人护送，途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于晚上九时抵上海。沿途各车站都有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设奠公祭，气氛十分悲凉。灵车在沪停留一宵，第二天上午，吴国桢、宣铁吾、方治、潘公展等首席代表上海市各界在北站设奠致祭。嗣后由市党部，两路特别党部，市参议会，报业公会，记者公会等各机关团体分别公祭。与祭人士感时怀人，失声痛哭者甚多。 　　十时正，公祭完毕，在哀乐声中专车启程赴杭，下午抵杭州南星桥国站，浙江省主席陈仪领省市参议会，省市党部，省市政府，教育机关团体，记者公会和宁波同乡会等各界公祭。随后灵柩移至凤山门四明公所。 　　二十日上午，一行人前往勘测墓地。墓地座落于西湖南山梵村九溪十八涧之侧，离钱溏江也不远，山清水秀，环境幽静。陈夫人对我们说道：“该地系先夫子于战前与友人合购，原来打算筑几间小屋，以作自已晚年归田所居，不料今天竟提前偿其夙愿。”边说边泪如雨下，闻者无不触景伤情。 　　鉴于陈布雷去世后外界传说纷纷，其中不乏离奇荒谬之谈，为了拨正视听，稳定于论，治丧委员会于十九、二十日将陈布雷共十一份遗书全部发表于报。其字里行间对乱世的关切和忧虑，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以及对亲朋同事的一片虔诚赤子之心，国人看了无不深受感动，向死者寄予无限哀悼。 　　十二月十日上午十时半，在远离战场听不到炮击的西子湖畔，在仿佛是世外桃源的九溪十八涧，“当代完人”陈布雷入土。乱世之年，天寒路远，送葬者仅家人，几名官员和贴身部属。 　　朔风吹协钱塘江水，九溪发出呜咽之声，生者向死者致最后的敬意。 　　林木葱翠，峡谷清幽，坟墓就在中央。一块小小的石碑上刻着「陈训恩之墓」。伴随着他长眠地下的是他一生始终无法解开的忧虑，而他将清白的名誉留在世上，这就是他的纪念碑。 　　在死者的棺木里，放着他生前几件形影不离的爱物：一枝钢笔，一枝毛笔。一包纸烟，一只有打火机的烟盒，一块白玉。 　　陈布雷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性人物。这是一个空前动荡的时代，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一个外患内乱的时代，一个革命与被革命的时代……。 　　他的死是个悲剧，也反映了这一段悲剧的历史。 　　在中国的近代政治家中，他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物。但我敢发誓：他属于稀有的大公无私的政治家之一。 　　一中　　根据陶永标口述整理 　　 　　附：陈布雷给陶永标的遗书 　　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将五斗柜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原文1988年8月 发表于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浏览：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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