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了，我时时刻刻想写一点东西纪念布雷先生，可是一想到这个题目，一拿起笔，这一出凄凉的悲剧，一幕幕展开在我的脑际，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痛苦绞乱了我的思路。一句也写不下来。整整一年了，我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又不能不写下一点来。 　　是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气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极拳，看完报纸。坐上我的办公桌。大约是九点半吧，电话铃响，我拿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开会。我问了随从一声，知道还没有起来，我想起两天以前他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人，昨天总理诞辰，也没有去参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请了一次假。二十分钟以后，黄造雄夫人许女士来了，我照例代表接见。许女士为了她丈夫的案件，一定要见布雷先生，我苦口解释，答允她写介绍信去查案，答允她打电话去关照，答允她一定据实报告布雷先生，请他设法，但请求她不要在此刻扰乱他老人家的休息。但是许女士的请求更为坚强，因此，我又叫随从来问，知道还没有起来，门还关着。 　　十点零五分了，门还关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时八时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后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是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我有了这样怀疑，便顾不得款待许女士，立刻转身上楼，亲见门窗如封，立刻要陶副官永标站在茶几上开气窗，我也站了上去，窗中看进去也不见什麽，开窗声很大，也没有什麽功静，我恐慌了。陶伸进身子弄弹簧锁，我上来开门，夺户而入，天哪！腊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吧，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打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不有一点儿温暖。这一点儿温暖，仿佛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所见到的海藻树枝，于是立刻涌出一个念入“送医院”，第二个念头，又觉得不妥当，看样子是不中用的了，一送医院便是惊天动地的消息传递出去，关系太大，我一个人的责任过重。于是决定请医生，立刻命陶副官驾车去找经常给布雷先生打针的陈广煜先生，便道接叔谅、叔同兩先生来寓。陶走了，我才看信（信的内容，各报都已登载），可是信却不容易读完，第一句“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刚看完这一句，就泪如泉涌，怎样也看不下去。 　　还是打电话，那时候同我来往较多而关系较密切的是总统官邸周秘书宏涛、总统府第二局陈局长芷町、中央宣传部陶副部长希圣，行政院秘书处李秘书长惟果，都应该约他扪，大家商量商量，家属都在上海，都要通知。我一个人楼上奔到楼下，楼下奔到楼上，京市电话那时忙极，一时按不通，接通了找不到人，找到了人，讲不成活。我同布雷师母通活，只会说这样一句活：“请你快来，布雷先生不得了。”当时紧张的、凄苦的、悲痛的、忙乱的情绪，真是没有法子可以记得正确，而每个人听到我的活“布雷先生完了”，他们都是“啊”的一声，表示了非常惊讶和悲痛。 　　大概还是叔谅先生等先到，我不会招呼；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是上下的乱，有空把信看一兩句，查一查遗书中和文件箱子和存款箱子。一回儿芷町先生来了，周秘书和熊医官来了，李秘书长带了一个医生也来了，陶副部长也来了，翁院长也来看了一看，大家见了面，讲不出什么，一直是红着眼，青着脸对着。三位医生商量了一阵，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了失望，我才死了心，专门料理后事。那时候第一个问题是怎祥发布消息，遗书里面指示勿可使敌人利用，不如直说旧病复发，服安眠药过量而不治。可是大家着重前面一段，把直说云云，都不主张说清楚。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把遗书送给总统，由周秘书和陈局长去办，恰巧十一时许，总统要召见陈局长，就在那个机会中，把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和遗书报告上去，不久总统亲自前来，我们恭迎着楼上楼下看了一周，总统也面对遗容，默默无语，临走吩咐：“好好的料理，我派俞局长和陈局长来帮助你们。”不一会，兩位都到，当时决定丧事借中国殡仪馆办理，俟家属到京后移灵。我的主要责任，是对宾客的接待。 　　宾客越来越多，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是越来越深，每个客人都急切地询问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呢，每一个客人面前都得重复说一遍，这倒并不是使我为难，而使我觉得痛苦的，却是对人说的那一套。记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布雷先生原本有失眠症和心肌病，他经常非服安眠药不能入睡，有时服了觉得不够，再服一些，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平常服至六片之多，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一天再次的加服，因而中毒。虽然客人对我的说法很多认为满意，然而，天哪，布雷先生怎样死的，我完全明白，他所以这样死法，我也不能说全无所知。我这样说了再说，等于自欺欺人，怎样不痛苦呢？在第二天，我遭到郑重责备，那就是从上海赶来的程沧波先生，他是接到遗书的一位，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抹杀了布雷先对领袖、为党、和国家的苦心，至少他一个人不同意而不会这样说的。同时，外面对于布雷先生死后，传说纷纷，颇有离奇不经之谈，因此，治丧委员会在审阅全部遗书以后，决定全部发表，并且尽量制版揭载，以存真相，其详情便如十一月十九、二十等日京沪各地报纸所载。 　　我个人对于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遗憾而侮恨无及的，就是最后一次晚饭，我没有和他共同进餐，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为临时有应酬，所以特嘱同事陈群留伴，据说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饭吃得特别快，莱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楼，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现。如果我和他共同进餐，我想一定会注意这种情形，而预先予以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布雷先生自还都以后，睡眠的时间，比较提早，晚间十一时至十二时间常可就寝，这是我们费了多少力量的结果。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片二三颗，在这个期间，欢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的事件，约二十分钟后退出。在这个最后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报轮值，归时稍晚，他寝室中已经灯光依稀，是已经下帘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上楼，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服药。事后检查，他所服之药计共一瓶又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几颗，推想他服药时是相当紧张的。如果这时候我上去一下，也许可以发现什么而预为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但是这个最后可能挽救的机会，我都失去，真是余恨无穷。不过，先生的厌世，是抱有最大决心的。最后一天（十二日　）的下午，芷町先生来谈，达兩小时之久，慰劝备至，先生表示嘉纳者再，绝未暴露任何破绽。他服了这样多的药，还恐怕我们发觉得早，要营救他，所以遗书给我们说千万不可救他，救也断断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决心结束他的生命，于此可见。 　　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置。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郊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还完全记得，这里因为篇幅关系不能详述。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活了，因此，在兩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 　　回想我追随布雷先生，先后在七年以上，承他老人家看得起，越到后来，越信任我，事无轻重大小。一方面因为人手的关系，一方面因为熟悉的关系，他都信托我，连同他自己的私章也都交给了我。我呢？因为自己是一个书生，而布雷先生也还是以书生从政，平素讲道义，尚气节，忠于国，忠于党，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处事，诚以待人，躬行实践，丝毫不苟，而且没有一点官僚气，只是一个温厚儒雅的长者态度。这样的长官，实在是难得的；相处愈久，愈加使人钦佩，而不忍离开他。尤其感动人的，是他的健康是这样的坏，他的责任心是这样的重，而领袖倚赖他又是这样的切，他居住常处于一角小楼，夜以继日的孜孜为公，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向领袖清假的。我有机会协助这样一位政治家，经常帮助他处理若干国家的事务，经常减少他物质上、精神上所受的麻烦，实在觉得荣幸。但是；他总觉得有什么过不去似的。记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改组的时候，他特别和我长谈了一次，最感动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样几句：“你一定要再帮助我们兩年，我六十岁的时候，一定告老了，那时候你才离开我。”我当时欣然允诺，并表示就是先生六十岁以后，如果依旧从政，依旧需要我帮助，我也一定惟命是从。他似乎乐了，要我向中宣部去报到，是先生预先给我安排的一个寄名的机会，这是三十六年夏天的事。不料先生还没有到六十岁，国家正是这样需要他，领袖正是这样倚重他，他竟因为精神的出路毫无，而决然弃世。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领袖为之不欢，亲自吊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友好失声痛哭者，则不知凡几。当他遗书发表以后，识与不识之读者，为之泣下数行者，又不知几人，其感人之深，实不止我个人已也。

原文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发表于（原载台湾《中央日报》，本书转载略有删节。）  浏览：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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