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布雷的文字，见诸报刊者甚多，现仅我所知，述其—二。 　　　　　　　　　　　　　入慕之宾　备受青睐 　　在国民党政府里，陈布雷是以蒋介石的一支笔而蜚声于国民党政界的，人称“文胆”。陈去世后，殡殓之日，蒋介石谏之曰‘当代完人’、早在北伐胜利之前，陈布雷在上海《商报》任主笔时，就得到蒋的青睐，邀之为入幕之宾，长达二十年之久，受到尊重和礼遇，依畀之深，始终勿衰。陈出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时，蒋的一切重要文告、函电、党政事务都由陈主办，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侍从室撤消。整整十年，陈的地位始终未动。1940年，陈布雷五十岁生日，蒋介石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八个大字祝贺。陈布雷认为，蒋介石借用诸葛武侯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来比喻他。真可谓知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官衔相称，而对陈则尊称为“布雷先生”。于是国展党上层人物中亦纷纷以“布雷先生”相称，年资浅的官员则进一步敬之曰：“布公”。 　　陈布雷平时说话柔声细语，从不疾言厉色加给部属。所有指示言语不多，需要你反复思考领会，才能悟出他对你要求的真谛，他对人对事具有强烈执着的责任观念，敷衍塞责的作风是他最厌恶的。 小心谨慎　超然物外　　　在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权夺利、邀宠奔竞的旋涡里，陈布雷身处最高权力的核心，却处处 　　小心谨慎。力求超然物外，取不介入态度。他常说：“淡泊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可以坚忍不拔。”他绝对不允许属下与任何外界集团有所牵连。尽管他也知道：凡是进入侍从室的重要职负，无一不是各有其政治背景的，但他要众人做到，不能利用职权，流露出任何偏袒的痕迹。第四组是第二处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综管党政、外交、经济方面的大事，组长陈方是他提请蒋任命的。陈方原是陈布雷的前任杨永泰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又曾在张群手下当过秘书，擅长文书处理，熟悉国民党内各系统情况，分析问题、签注意见，有独到之处，有人认为陈方是政学系的代表，但陈布雷欣赏他的才干，不避外界的议论，委之以重任。又如第六组组长唐纵，明明是戴笠的人，但在待从室工作，他却遵循陈布雷的意图，谨慎虚心，从不偏袒情报系统。侍从室的组长都是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为蒋所信任。但在第二处，若要得到蒋的信任，首先必须得到陈布雷的信任。 　　两袖清风　狷介自赏 　　为蒋介石写文章是陈布雷的主要任务。蒋的重要讲话、文告、训词等都要陈为之执笔；或者初稿虽然不是陈所写，但最后修改、润色定稿则一定要陈主持。陈布雷幼承庭训，对中国古典文辞有扎实基础。青年时代适值辛亥鼎革前夕，受到革命理论、西方学说的影响颇深，并通英法文，能翻译，见识广阔，思虑敏锐，早年就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北洋名士叶恭绰，当年就赞赏他在《商报》写的社论是“论识周匝，文字雅俊”。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替蒋介石撰写的文章繁多，其中著名的有《敌乎？友乎？》。此外，如1939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国民书》等。汪精卫潜逃叛国后，蒋 　　介石先后发表的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声明》和《斥日汪密约》等文告，洋洋洒洒，大块文意，都是陈布雷呕心沥血之作。《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陈的文章是“淋漓酣畅，气势旺盛，篇幅虽长而不觉其沉，通体不懈。” 　　陈布雷从为蒋撰写重要文章，逐渐成为国民党宣传方面的幕后决策人，他对邵之冲．叶楚伧、邵力子等国民党主持宣传的元老十分尊重，和潘公展的渊源也很深。早在上海《商报》主笔政时期，就和潘同事，后来又与潘同赴南昌谒蒋。蒋介石约同陈果夫介绍他们参加国民党。抗战末期，潘担任中宣部长，固然是CC的背景，但陈布雷赞同之力也不能忽视。抗日战争胜利，播公展回到上海，接收了老牌的《申报》，又成为上海市参议会的议长。而陈布雷回到南京，却依旧两袖清风，在上海连一个固定住所也没有。潘公展看不过去，把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福明村48号上海市参议会占用的一所房屋让给了陈布雷一家居住。这也可以看出他俩之间的交情，但同时也反映，一个是长袖善舞；另一个则依然故我，孤僻自赏。 　　孤臣孳子　呕心沥血 　　陈布雷写文章一定要清静独处，一字一句慢慢地熬煎出来，往往深夜工作，所以烟瘾极大。一面握笔，一面抽烟。一支接一支，随手放下，一张陈旧的大写字台留下一道道被烟尾燃烧过的痕迹，经常放烟的地方，凹沟深达一二公分，足见他在写文章时专心思考的光景。宋美龄为了慰劳他，供应牛奶和三五牌听头香烟从不间断，这些东西在战时的重庆是很难得的。 　　在重庆时，侍从室第二处和陈布雷的住宅设在一起，在上清寺的美专校街。德安里侍从室二处各组的公事，都是派专人送去签核的。在他身边只有个第五组，他曾自兼组长，这个组原为网罗一些有卓识才干之士进行设计研究工作而设立的。陶希圣取得《日汪密约》的全文秘密，脱离汪伪组织逃回重庆后，蒋介石留他在待从室，陈布雷爱其文才，签准蒋派为第五组组长。专管蒋的言行记录，整理文告，为蒋介石撰发《中国之命运》一书，似有让陶希圣继承他的工作之意，陶希圣常常穿着一套布的中山装，头发蓬松，戴副近视眼镜，好沉思，沉默寡言，象个学究。我每次到他们的办公室，只见各人伏案工作，绝少有谈话之声，感到好象进入一座古庙。第五组还有一位年轻的蒋君章和我颇相得，他是浙江大学教授张其盷的学生，是张介绍给陈布雷的。陈和张也是溯源颇深的相交。第五组后来又从奉化调来了一批文书人员，专门将整理好的蒋介石日记、言行录誊写副本。蒋介石因陈布雷患神经衰弱症，几次批准他择地休养一个时期，而陈布雷则利用这种养病机会，为蒋整理补辑1927年以来的亲笔日记，饬人誊清、装帧，妥藏于安全之处。可见陈对蒋的忠心。 　　 　　书香家风　治家严谨 　　浙江慈溪官桥陈家是当地的书香之家，陈布雷的大哥陈屺怀（实际上是堂兄）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办学办报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在宁波上海夙有声望。陈布雷是三房长子，本名训恩，同胞手足共八人，我和他最小两位弟弟，老七叔时（训惠）老八叔同（训愿）相熟。陈叔时留学日本，从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厅调到外交部情报司，不久派往智利大使馆担任二等秘书。解放后回大陆，曾在人民外交协会工作，后调往湖南师范学院教外语，现已去世。陈叔同也留学日本，抗战时期在中央通讯社工作，后任昆明分社主任。 　　陈氏家属恪守家风、勤俭朴实、待人和霭，绝无一点纨绔子弟习气。陈布雷有六男两女，他和夫人王允默治家谨严，长子陈迟，学农，在美康乃尔大学留学后，在台湾农业复兴工作委员会工作，已退休。其余都在大陆，长女陈琇、次女陈琏都是共产党员，除“文革”中陈琏被迫跳楼自杀，老五陈迈患肺病病故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诸儿女都已恢复工作。 　　我有一次曾到杭州屏风山休养，在九溪十八间的梵村寻觅陈布雷的墓地，穿过一片竹林，在矮树乱草中找到横卧着的小小一座坟墓，伫立良久，叹息而归。 　　我在侍从室除公务和陈布雷接触外，只有每年春节到他寓所拜一次年，谈些乡情往事。有一次他问我：“张葆灵（名世杓）是你什么人？”我答：“是我伯父。”他看了我一回欲言又止，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看到，1907年，他十七岁时，因卷入学潮，被宁波府立中学逼令退学，友人劝他投考杭州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但该校不收插班生，幸得葆灵伯父的介绍，致函该校教务长，方才破例给予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浙高五年，是陈布雷接触西方文化，形成新思潮，学会英法两国语言、开阔眼界的重要时期，也为后来投身报界，主持笔政打下基础。 　　 　　“一代完人”　　悲剧收场 　　我初进侍从室，不识布雷先生的作风，当时年轻气盛，看到日本败局在望，重庆各报开展对日本战后政策问题的讨论。一时兴起，撰写了一篇《战后日本国体论》的文章在《扫荡报》上发表，过不多久，见到陈布雷，他对我说：“最近最高国防委员会开会讨论了日本战后问题，从提供的资料中，看了你写的文章。”说到这里他停顿了半晌，这时，我心里正为他看过我的文章暗暗高兴，但他却继续说出了这样几句话：“你在侍从室工作，不宜对外发表文章，尽管我知道这是你自己研究所得的见解。你研究所得可以写给我看，有价值的，我会提呈委座作参考。”从此，我再也不敢对外写文章了。后来，我根据日本船舶往来东南亚逐渐减少的情报，经过统计，判断日本海运已受美国空军的封锁，必然会设法打通大陆铁路运输以达东南亚的研究报告，送陈布雷，他看后批示：“摘呈委座阅”。 　　抗战胜利后，我本想回到外交部出国去，但由于他和唐纵两人的介绍，我随蒋经国去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工作。1948年末，他自杀的消息给了我很大冲击。我想，他已经走完了他一生自律的路，无可奈何地死去了。而我们后一辈的，在新的剧变的形势下，应该作出历史的决择，就决定留在大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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