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雷先生逝世三年中，我精神上常常有一种意境，凄迷隐约中，与他诉说生平。时间不只是晓风残月，空间则不出于金陵、钱塘与重庆。布雷先生离开人间愈久，我想这种意境在我心神中，将永远延续下去。昔贤诗云：“别时一恸涕纵横，世事苍茫岁几更。”三年前今日，我们在南京殡仪馆中的一恸欲绝，现今时序推移，我对于布雷先生的印象，不是那样凄绝，而是一种永恒的宁静回忆。三年来我精神意境中的布雷先生，是宁静、超脱、坚定而情意十分醇厚的—位巨人长者。世事苍茫的变化中，看不见这位巨人长者。听不到他的言论馨欬。而他的典型神味，只在我似梦非梦的意境中，与他诉说平生。明天是他逝世三周年纪念，我想把过去二十余年中几段回忆，拉杂记在下面； 　　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我因先生介弟行叔（训恕）而识先生于商报馆。（行叔天资卓绝，在校学行冠於侪辈，毕业后执教于光华大学，民十五赴法留学，研究历史经济，造诣甚深。民十九我由伦敦经柏林绕道美洲归国。阳历除夕午夜，有人扣佛甚急，启视之乃行叔也。余在欧漫游，与之始终相左。今邂逅逆旅中，相见惊喜，抵掌谈天下事，微明辞去，言翌晨返巴黎。二十年春予归抵南京，住中央饭店。一日布雷先生走告行叔死矣，闭门相向哭绝哀。）在我首次拜访之前，我有兩篇文章投《商报》，似是论太平洋会议的。有一天星期六下午，行叔约我同去看他，因为当时我和行叔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只有星期六下午方得出校。我们一见面，布雷先生盛称我的作品，给我极大的鼓励。我在幼时做过多年的策论史论，那与报馆评论与专论性质十分相近，兼以那时在大学中所读的功课，多半为政治与历史，经过布雷先生鼓励，我经常替《商报》写文章，等于我在学塾做窗课。嗣后常在星期六下午去看布雷先生，他常请我们到饭店弄堂宁波小馆去小酌，席间座客不过三四人。民国十三年冬天，齐、卢战争未终，京沪路中断，寒假中我留在上海，当时上海报界阴历过年停版七天，有人借商报出年报。我天天晚上去《商投》写杂评，商报当时经济奇窘，两大间编辑室，勉强生了一个火炉，但是我们在其中，几包花生米，其乐无穷。有时布雷先生夜深偶然到来，我们更觉得一室生春。（潘）公展先生是要闻主编，他的工作紧张，很少时间可以随便谈天。我与商报馆有三、四年的历史关系，各种文章写过篇数不少，从来没有支过一文稿费。但当时我从梵皇渡到租界，几视望平街和我的老家一样。可以想见布雷先生当时对青年们吸引力之大。 　　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布雷先生由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调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当时我在宣传部服务。中央党部由铁汤池迁到成贤街，我们的办公室，只隔一个天井，当对他住在铁汤池丁公馆。其卧室原为张静江先生所居。门口贴着很大的字条“张主席……”，因张先生很少来，故那年整个夏天，布雷先生始终住在那几间房内。当年八月，时局发生变化，记得有一次纪念周，平均每次出席的几位如胡汉民、戴季陶先生等都缺席，临时拉了一位邓泽如先生做主席，他一口广东话，台下懂的人很少，从那天起，中央许多要人，连袂离京，谣言繁多，人心也随之浮荡。当时布雷先生还住原处，他的情绪不甚安定，且染了重感冒，卧床数日，那时正在八月中旬，天气酷热。我每天上午都去照料他。有一天我对他说，我们可以离开了。他没有作声，第二天下午，我在宣传部借了一辆汽车，开到丁公馆门口，把他的行李装在车内，陪他同车到了下关，当时车站秩序已经不好，我们没有卖票，一便挤进车厢，在一个二等车厢中，两人对坐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上海，我陪送他到新闸路公馆。”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布雷先生由上海去汉口，大概是去担任侍从室的事。我和公展先生有事去汉口谒见总裁（即蒋介石——编者注）。我们三人同坐长江轮。轮船经过各码头，当时大餐间乘客不多。我们在船上，三天四夜。真是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轮船经过各码头，除非深夜，我们都上岸去盘桓。那天月色皎洁，我们在甲板上，尽情欣赏大江景色。到汉口后。布雷先生即到武昌去。他只和我们逛过一次黄鹤楼。杨畅卿先生常在晚饭后找我们谈天。从那时候起，布雷先生全部时间集中在侍从室的工作。 　　西安事变一段时间，南京在极度的愤怒情绪中。布雷先生当时的神情，特别的忧伤与沉郁。有几位与他接近的朋友，深恐他以身殉领袖。我们几位至友，相约轮流伴他。我当时在中央日报，虽然昼夜紧张，然终设法腾出若干时间去陪他。在当时，相见时多半是相对无言。那年年底他随总裁到奉化去。当时《东南日报》新厦落成，我从南京去杭州参加盛典。第二天总裁由奉化到杭州，布雷先生同来。我们在大华饭店邂逅相见。后来陈屺怀先生搬来同住。本来我想当天离杭，他殷殷留我多住一二日。在那几天中，他陪我游灵隐、游西湖，还游一次天竺。那几天中真是相见如生平欢。可惜我不能久留，匆匆离杭回京了。 　　　抗战起后，我在当年十月奉派去欧洲，当时预定的行程，是先到意大利，经巴黎到比京布鲁塞尔（时九国公约会议将开会）再转伦敦。我离南京那天为时极早，后来知布雷先生做了几首诗送我，诗柬送来时我已动身，后来辗转寄到罗马。中间有一句“君是中华玛志尼”。我离开香港，在船上沿途听到抗战军事的败讯，到伦敦时，正是南京临危，政府迁播，海外各使馆与国内不通消息者，达半月之久。二十七年二月底，初接布雷先生从汉口寄伦敦的信，记得信中有江南千里，公私涂炭之语。后来来信嘱我留欧到冬天再回国，但我因公私迫促，在四月间即离英归国。五月十三日由香港飞汉口，住在法租界一家外国旅馆，晚间布雷先生特由武昌渡江来看我，相见唏嘘，几为隔世，两个月后，我由长沙经汉口飞渝，在机场遇到警报，我在武昌路途不熟，当时只得乘原车到胭脂坪布雷先生办公处，讵下车已届紧急警报，那天敌机集中轰炸胭脂坪侍从室，防空洞中电灯泡粉灰震落如雨，警报解除后，知左右邻居皆中弹，布雷先生卧室窗格皆坠落，当时日本同盟社谣传我们两人都在武昌炸死，我因赶乘飞机，出防空洞后，无言握手而别。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布雷先生五十生辰。前几日他和我商量，他想避开一二日。我当时在领事巷康心之先生公馆，地方幽静而宽敞，我邀他到我处住两天，他深为赞成。寿辰前夕下午，他便移居领事巷。我事前商得康先生同意，在我卧室里间套房为他预备卧具，事前我为他准备请客一桌，在康寓餐室布置一简单寿堂。我撰书一寿联，悬在堂内，高烧红烛一对，钱新之、叶琢堂兩先生各送大花篮一只。晚餐时座客到者，于（右任）先生、叶琢堂、张季鸾、钱新之、邵力子、吴南轩诸先生及康氏昆仲政三人。晚餐后，有人提议今夕应陪寿翁雀战，因知布雷先生不仅抗战后从未作此消遣，离开记者生活后绝少有此娱乐，当时新之　先生洒酣，提议张季鸾、邵力子两先生与我陪寿翁入局，说是四位新闻记者打麻雀，更推老记者于先生观战。我们一共打了八圈，布雷先生对“自接双”与“四五六”，仍感极大兴趣，八圈玩毕，时间尚未过午夜，我们复吃咖啡谈天，布雷先生当天的精神，真是和谐而愉快，多年来我没有看见他那样轻松而活跃。我们回到卧室，再谈一会分别就寝，第二天早上朱骝先（家骅）先生来贺寿，布雷先生说不好了，这里也不能安居了，午饭后便回美专街照旧办公去。 　　布雷先生从政二十年，比较他从事记者的时间，要超过一倍。但在他二十年从政中，我们从旁窥见他的内心，实时时不忘重理旧业，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在民国二十九年秋间，我因接受监察院之聘而脱离中央日报，那年九一节，他特为写一封长信给我，为我离开报馆而惋惜，为当时战时首都少一个新闻从业员而叹息。抗战胜利后，他时时总想到上海去做记者。三十六年间我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政府明令发表之日，他由南京特为寄书向我道贺并致其欣羡，书中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胜利后他偶到上海，常常召集申、新两报同人谈话，尤对《申报》的各部编辑人，且分别谈话。他对新闻事业兴趣之浓厚，与认识之真切，当世真无几人。新闻记者与政治生活，距离过近，然而从政过的新闻记者，常想回头当记者，这是我们数十年中所熟闻而亲历。布雷先生从政的二十年中，真是参加高级政治Highpolitics，其于政情宦海之内容，较任何人知之深切。他知我的个性最深，我的素性丕羁，他是最优容我的一人，对他二十余年的亲炙，使我对宦情索然，他始终期望我做一个独立自由的记者，真是我生平最深的知己。 　　　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终想替他解忧，后来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优，他忧领袖之忧，无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记得珍珠港事变那一天，陈芷町先生在电话中与布雷先生谈话，谈到今后时局，在电话中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当时重庆的兴奋，这一声欢呼可以代表一切，大家认为天下大势从此定矣。但是布雷先生当时便蹙额说：“且慢高兴，问题正多着哩。”这两句话，正是笼罩了抗战后期的种种。“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忧时忧国，可绝不是消极悲观，此在他许多遗书中可以窥见。 　　关于布雷先生的行谊思想，可以写的地方太多，但我认为，写历史、写传记，应该离开当时的环境，愈远愈好。忠于时代，忠于历史的人，对我这个意见，大概可以同意吧。今年布雷先生三年之丧，已届终了。上面拉杂所书，仅仅三十年来几件私人间印象比较显著之事，也是生死患难中一段重要因缘。然而此中消息，有不止朋友悲欢离合之情，三年来我在午夜梦回时，在晓窗残月时，时时神游此境。拉杂书此，敬对布雷先生，重诉生平！

原文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１３日 发表于（原载台湾《新生报》，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  浏览：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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