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不愿见报 　　　　陈布雷先生逝世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距今已有二十八个年头。布公生前，出身于新闻界，为著名的评论记者，与北方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并称，当时有「南陈北张」之称。但是他从政以后，一直以作一个无名英雄自居，他的行动，绝不愿意在报纸上披露。记得民国三十二年的春天，先生养病成都，去的时候，报纸上并无消息，两个月后回来，只窄窄的一条：「中委陈布雷自蓉返渝。」这次的见报非常特别，为的是要关切他的朋友和接洽公事的人，有所便利。胜利还都，先生在南京办公，夫人则住在上海，每逢阴历过年，或精神需要休养赴沪，只带一位随从副官，悄悄的去，悄悄的回，只有我们极少数人知道，从不见报。因此，他可以称为最杰出的记者，也是最特殊的记者。先生从来评论记者时，所撰社论，都需署名，他经常以笔名见报，他常用的笔名，是「畏垒」，是「布雷」，有时候则署「彦及」，后来便以布雷之名闻于世。他本名训恩，字彦及，知道的人反而很少了。先生生前，虽不常见其名于报纸，但是政治圈子中人或是新闻界中人，无不知先生之名者。但是，今日的新闻界或政治上的后起才俊，或以先生之名相问，则知者实少。不留名，是先生的本意，我们不足为怪。 　　　　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如辛亥武昌起义，先生时任上海商报主笔兼总编辑，有计划的撰写十篇［说鄂］，便是一个例。不居名，不拘形式，是先生的为人处事的特色。 　　　　　　　　　　　　侍从室第二处主任 　　　　先生初识蒋总司令，是在民国十五年，被召见的地方是南昌。蒋总司令问他，「希望做什么事？」先生的答复是愿意做总司令的私人秘书。蒋总司令便以此项职务于国务畀予先生，先生可以说终身是蒋公的私人秘书。在抗日战争以前、先生的办公室，就是在南京黄埔路的蒋公官邸，抗战以后，才分开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先生就担任第二处主任，先后二十年，直至侍从室归并到国民政府时解除。侍从室第二处的职掌，凡是有关党政各部门向蒋委员长提出的报告或请示，包括情报在内，都由第二处先加整理或加注意见，然后呈核，故本质上还是蒋委员长的私人秘书。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作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彷佛相似。布公所职掌的范围如此之广，但是侍二处的组织，却是想象不到的简单，一共只有两个半的组，第四组是专办公事的，第五组是从事研究的，党政情报归第六组。第六级兼办军事情报，则受第一处管辖。至于总务与医药卫生，则交由第一处的第一组兼办，侍二处只设一个副官，为同仁领用文具、薪金的杂务而已。属于侍二处的工作人员，连同事略编纂室等在内，总人数不过五十多人。其精简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布公训示我们：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练心志。在侍二处工作，大家一定要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决心。这几点，先生都是以身作则地做到的。侍从室原无第三处，有关人事的公事，本由委员长交给第二处由先生指定王学素秘书主办，越后越多，布公嫌其大繁，建议另设一处，于是由陈果夫先生成立侍三处。当时侍三处工作的一位我的同班同房间的同学张西藩先生，他是上校秘书，而我只是少校秘书。但是在布公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只讲究工作。不计较地位和名义。可是后来先生自己感觉到对同仁应有抚慰与鼓励，在某一次的月会中，郑重宣布，将来他一定要特别请准为同仁的地位办一专案。侍二处并入国民政府政务局时，由原任第四组组长陈芷酊先生移任局长，他当面商请先生把我也移交过去，先生未允，他的理由就是为了要调整我的职位，于是我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简任六级秘书，同案调到国防最高会的第五组长陶希圣先生则任参事。由此，可知先生压低侍二处工作人员的职位，是一种对同仁的教育和试探，先生决不是不近人情的。 　　与诸葛武侯相似而不相同 　　 先生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蒋委员长手书［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八字，为先生祝寿。这八个字真正道出了先生人格与修养的中心。但是先生和诸葛武侯在人格修养上有其相似之处，而在勋业方面却有极大的不同。武侯作了蜀国两代的忠臣，所有蜀国的典章制度与立国基础，抗敌大业，都是武侯一手办理，不仅后主时代的蜀国，大家只知有丞相而不知有后主，即先主在位时，诸葛丞相的盖世勋业，已为时人所熟知。后人甚至把成都南门外的昭烈，都把它庙称为丞相祠堂，至诗人有「庙号分明称昭烈，世人都道武侯祠」的感慨。先生之佐蒋委员长，真正做到无名英雄的境地，一切都归诸蒋委员长，所有工作都为蒋委员长而努力，他每天无昼无夜的在工作，蒋委员长什么时候都找得到他，照着工作的时间性，分别缓急，立刻非常正确的执行，他彻底做到蒋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和无名英雄的实际，他任委员长机密幕僚长近二十年，始终得到最高的信任，完全是他的人格修养的工作态度的结果。 　　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 　　布公要我们不与外界接触，他也以身作则的，这样做的。他对有关的会议，常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而不出席。例如制宪国大开会时，浙江省籍国大代表，都请先生参加主席团，先生特函秘书长洪兰友先生转逵谢意，函中有云，国大开会除开幕典礼外，他都缺席，他的健康，不容许他担任此项繁重的工作。浙籍国代，因此打销此议。但在胜利后由马歇尔特使推动的政治协商会议。先生奉派出席，而且必须到会。先生常以为苦，曾说，出席同志甚多，都会把会议详情向委员长报告，委座何必不放心，一定要他参加。由此足以说明最高当局对先生信任之深。由于先生不经常在公开场合出席会议，因此，引起新闻记者的特别注意。有浦熙修者，本［民主同盟］分子罗隆基的堂夫人，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主任，特央陈立夫先生介绍，要访问先生。先生允之，约定时间，予以接见。蒲某很冒失的问先生属于国民党中何种派系？先生内心颇为不快，但却很幽默地答复她：［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难予答复，我告诉你，国民党中人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弊先生等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很接近，这一迫人而来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先生有时谈到这个问题、常殿之以一笑？他的心中，只有一位蒋委员长。也由于他的超然地位，故常能调和各方的意见，而归到一个核心，故党中人士，都以先生的人缘最好称之。 　　处理西南联大学潮 　　先生不仅能够调和各方的意见，有时候还替委员长解决了不少的难题。例如当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各地的职业学生，常受共党外围组织的民主同盟所策动，学潮时起，而以昆明为最。职业学生蒙蔽了一部分不明事理的学生，占据西南联大的部分校舍，俨然是一个独立小王国，时作示威游行，共党报刊如「新华日报」等，更作夸大的报导，企图煽动其它地区的学生响应。这一问题的处理，在行政上是教育部的职责，在新闻发布上是中央宣传部与中央通讯社的职责，在青年运动上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职责，但是蒋主席对此颇不放心，特命先生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小组的出席人员，彷佛有当时的中宣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长刘健群等，无形中成为处理这些问题的中心。问题最严重的时候，蒋主席下令解散西南联大，遗返学生回籍，由昆明驻军负责办理。命令下达后，蒋主席出巡平津，而教育部长朱家骅亦借出巡为名而离渝。先生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 　　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而部长出差在外，无可商量，实使先生为难。依照惯例，先生可用奉谕云云的方式，把命令转下去、便算已尽职责。但是执行的结果如何？颇堪注意；甚至蒋主席是不是真的要解散西南联大？也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先生审察当时的清形，深知这是共党有计划的鼓动，以壮政协会议的声势，如果解散西南联大，则将授其鼓励各地学潮的借口，也不是处理问题的上策。经深思熟虑之后，先生理解蒋主席这个命令，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经提小组会议详加讨论后，、采取下列步骤：其一，由先生电向蒋主席报告，西南联大的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其二联大风潮的症结，是在少数职业学生与亲匪教授的煽动与威胁，而其扩大则由于多数正派教授之冷漠不理。因此定出下列疏导的方法：一、设法暗示各公正教授：最高当局有解散学校与军事接管的筹划，为了这个学校的前途，大家都应该挺身而出，疏导学生，不受威胁；二、策动有家可归的学生家长，召其子弟暂时返家，侯学校复课通知，再行到校；三、通知驻昆明部队（是否为霍摖彰、关麟征部，记不清了），作接管学校的准备。如此多方面配合进行，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的作用，使被威胁的学生逐渐减少，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布公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为蒋主席分劳解难，也大率类此。以此为例，我们可以理解先生在公务处理上是有担当的。我们我们再看他上蒋主席的两封遗书，更可理解他对主席是很能尽职的。 　　局势逆转受刺激特多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金元券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阖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们代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自己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观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等食用品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不法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的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先生忧国忧民之深，由此可知。我们深深忧虑先生的健康将受极大的影响，但并无可以慰籍之万？有时特为说些逗笑的话，也无法博先生一笑。这是我们内心最沉重的负担。先生终于在我们不经意之下，从容草拟遗书多份，于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深夜，服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直到第二天的上午九时左右，始被作者发现，但是手足都已僵冷、仅心头尚有微温，回天已经无术了。回想当时的情形，仍不免使我涕泪横流，惨痛不已。 　　我们综合先生一生，其足以垂范后世者，略有下列诸点： 　　超然的地位 　　第一，超然的地位，是出于天赋与深厚的人格修养，先生为蒋总统股肱二十多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势力圈。他具有向蒋总统保举人才的资格，但是从来不轻易保举一人。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术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然地位的结果，也是先生博得最高当局最深信任的基本因素。实实在在的事，先生除了自己主持的机构侍二处的任用人员外，就没有听说过他向别的机关推举过什么人。侍二处的副主任有两位，一位便是兼任第四组组长的陈芷町先生，一位初为张厉生先生，嗣为张道藩先生，由此，可见先生很讲究人事的平衡、其人缘之佳，和此种作风是大有关系的。 　　谦让恬淡的作风 　　第二、谦让恬淡的作风。侍二处的责任非常大，而组织却是非常小。先生曾言，他不愿受人主持机关庞大的批评，宁可自己辛苦些、同仁辛苦些，极不轻易增加人手，他是惯于主持小机。关而不愿意主持大机关。记得当行宪开始之时，总统府将正式成立。原任文官长拟就秘书长统辖整个总统府一个新组织。一日，先生见召，归时手执总统府新组织法草案，我们理会到这是奉谕研究的文件。先生执着这个文件摇头道：「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将如何做法？」从这句话的语气中，可能蒋总统在交给他研究时曾经作过某种表示，但是先生始终不表同意，他自己愿任国策顾问，其它职务都不接受。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过：他愿意作N。2，不愿意作N。1。这是他的性格。这种性格之养成，非在人格修养到了最高的境界不为功。 　　负责的精神 　　第三、他的负责精神；以我的体验，他的全部时间和精神，都摆在为蒋总统分忧解劳的工作方面。在我三十年十月进入侍二处前的情形，得之于同仁口述，但在进入侍二处以后，无论在重庆或南京，他无昼无夜的待在一角小楼中，一边是他的卧铺，一边是他的写字桌，摆着几张沙发和坐椅，都是极普通的，另外一张长的高枕沙发，那是他疲倦时休息之用，算是特殊的设备了。书桌置有普通电话和军用电话各一部，蒋总统什么时侯有电话，他便什么时候自己接听，接着就是工作，需要我们协助时，便随时召唤，丝毫不会耽搁。先生曾言在政府要人中，同他的工作配合无间的，只有一位董颢光先生。先生可以说是没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在重庆时，夫人王允默女士住老鹰岩，先生有时返家，一宿而还。在南京时，王夫人住上海，除了健康不支需要休养及阴历过年外，绝不离南京一步。要是有私人享受的话，那只有听一段南方滑稽的广播，或与子女弟侄等闲话家常、但这些仅是工作的小插曲而已。吃饭，该是休息的时间，但在侍从室时代，组长级的官员，照例和他同进晚餐，有时仍不免要谈谈非机密性的工作。 　　清廉的操守 　　第四，清廉的操守。侍二处不办总务，要侍一处一组代办，是先生不愿意涉及事务工作的一种惯性，是操守清廉的一角。他个人生活，只靠一袋薪水和最高当局逢年逢节的特别程仪。但在这种程仪中，有时候还分一部分奖励同仁。作者在三十四年的年节，曾经受到过这种奖励，作者深知先生生活清苦，深深感谢，竭力辞却。先生特嘱翁秘书祖望先生转告：这不是他的钱，是代替最高当局分发的，如不接受，那便是抗命了。他的至诚使我感动得流泪。最高当局也深知先生的生活状况，返都后曾发表他担任中央日报董事长，先生不受；后又命他任四明董事长。先生亦不受。独对中国文化服务社的董事长受而不辞，因文化服务社经费不足，无甚车马费，而社长刘百闵先生曾任先生幕僚，故先生受之。先生易宾之前，曾作遗产的安排，六位公子和二位小姐，每人仅分得金元券三千元。这是先生全部的财产，此外便只有几包安眠药和一些「三五」香烟与笔墨等文具而已。原来先生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先生称之为脑病，嗜吸「三五」香烟，友人有出国者问所需者，仅以此二事封。又先生作书，喜用紫毫，写蝇头小楷，用墨亦甚讲究，纸则爱用毛边纸，不甚讲究，故此数物尚有盈馀也。两袖清风，实足为先生廉洁的描写。先生自己饮食都和我们相同，四菜一汤，都是寻常的食物，我们有时替他准备一点红枣沌鸡之类的营养较丰食物，先生亦不愿独享。但对同仁生活的清苦，则甚为关切，常为同仁垫付一个月伙食费，至月终结算归垫。时币值极不稳定，月终归还，数目虽同，而价值相差甚大，那不啻是先生替我们负担伙食费了。时三党已组成联合政府，先生任国府委员，我们都是秘书和书记官等，后来行宪政府成立，先生为国策顾问、我们仍然是总统府的秘书和书记官。因此我与同仁再三商议，由我向总统府总务秘书吴先生商量，支一笔周转金，作为垫付伙食之用。下一个月的伙食，未向先生动支，先生问我为什么？我据实报告，先生摇头道：「你又走小路了。」虽然未加责备，但是语气之间，不表赞同，他的方正，大率类此。 　　最后逝世的经过 　　先生每晚，休息时间，总在午夜十二时以后，这是他的工作习惯，睡前必须服用安眠药片，有时服了一片，历久还不能入睡，则再服一片，在此种情形下，翌晨起床必迟，这也是常事。还都后，名医师朱仰高决心为先生解除安眠药片，代以一种名为M的药片，有镇静作用，先生照服，也甚有效。一日，戴季陶先生缺乏安眠药片，向先生索取，先生以M付之。翌晨，戴先生来电话，问此种药片何名。为何毫无效果？先生恍然曰：「仰高骗我！」于是再服便无效，仍服安眠药片如故，不过睡却提早在十一时左右，先服药片，十余分钟后就寝，日以为常。十一月十一日晚，我适在中央日报轮值撰写评论，归时已十二时，见先生的卧房，尚有灯光，知未入睡，尚以为旧日习惯，睡难入梦，或需再服一片也。翌日，适为国父诞辰，中央有集会，需先生参加，而久不见先生起床，犹以为多服一片后的通常情形，未以为异。及九时，仍无动静，而催请开会之电话至，我乃上楼叫门，不应。始觉有异，而门扁不能入，乃踏椅自气窗启弹簧锁而入，则先生脸色已大变，枕旁留有书信多件。我已来不及检视，先摸先生的手足与胸口，尚有微温，乃以电话告知总统侍从秘书周宏涛先生，周先生即率侍从医官熊丸、陈广煜两医生至，为注强心针无效，得间读遗书，则知先生蓄意自尽，遗书戒我切勿施救，即救亦不能活。迄今，我尚以过于熟悉先生的生活情形，未能及早发现，致失去最后的救活机会为莫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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