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一八九0――一九四八），原名训恩，字彦及，署畏垒，浙江慈溪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八九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民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九岁。为著名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及政治家。 　　　　　　　　　　　　　　　　一、求学经过 　　　　自五、六岁时开始，由于父兄的督教，先识方块字，继诵毛诗与尔雅，八岁从族父小垞先生读礼记。九岁从徐二沆先生读完礼记。接读春秋左氏传。傍晚读唐诗，日课一首。十岁接读书经，始习算，并学作史论。十一岁接读周易，间亦诵昭明文选。自述：“是年有拳匪之乱，每闻大哥（训正，字屹怀）归家，与先考谈时事，始知中国国势之大概，亦常自大哥处得阅时务报等刊物，早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翌年，徐师续授公羊、谷梁传及几何、三角。冬，徐师以病请假，由伯兄屹怀代课，学作诗，秋日成“苦雨”一绝，曰：“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清，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 　　十三、四岁，出就外傅于三七市董氏，董靄堂授中文，习四子书，阅纲鉴辑览，均上午课之。姚鲁彦授英文及笔算，于下午课之。自习史地及理化常识。董氏书斋新书与报刊盈架，暇辄往取读，尤喜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杂志。老师常诫以：“为学不可太贪，贪则伤身损智。”但为求知欲所驱使，每泛滥涉猎，孜孜不辍。光绪二十九年（一九Ｏ三）十一月应府试，主试为萍乡喻兆蕃，拔置第一。次年二月，至宁波应院试，录取第五名，为慈溪县学生，才十五岁。旋入慈溪县中学堂肄业，校课午前为修身、经学、史地与国文，午后为英文、算学与体操。他说：“余是年于历史、地理所得最多，地理习谢洪赉所著瀛寰全志一厚册，历史阅通鉴辑览半部，并习万国史纲目完。”翌年四月初六，因母以产后症逝世，惊痛不已。自述有云： 　　　　吾母柔嘉淑不慎，好损已益人，佐吾父拮据持家二十年，以勤将俭，爱令誉甚于其身，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育五男六女，卒以产殒，年仅三十有九，邻里悼泣。出于至诚，吾父之痛，更可知矣。 　　　　回校继续学业，冯君木（　）授国文。课余并问业于冯师之门，得其善诱，获益良多。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O六），入宁波府中学堂肄业，府中学科完备，教师人才亦颇整齐。陈氏入府中后，受知于凌公锐最深，回忆录（一）有云：“凌先生常勉予专习史地，谓有此基础，泽以文字，可望深造也。”（二十一页）入学二月后，以新旧生风潮，不得已自动退学。寄寓育德小学凡三阅月，后赴杭州，申请浙江高等学堂为预科二年插班生，勤奋向学，　颇觉读书之可乐。与邵翼如、邵振青、汪达人、陈君哲、虞梅洲、徐圃云、林智敏、黄念耘、邹亚云、沈伯严、胡心猷等为同学，或以学问才华相慕重，或以性情气节相投合。陈氏论浙江高等堂之教育方针，有云： 　　　　吾校教育方针重自治自觉，管理不甚严而考试甚勤，自监督、教职员以至于学生，皆重在情感之陶冶而不重形式，全校融化于一种和易之空气中，亦自然孚洽，鲜有自暴自弃或嚣张乖戾越出常轨者。 　　　　他追述浙江高等学堂之学风，对授地理之张阆声师特别怀念。他说：“吾独深慕乎先生无施不可教与其风度之和悦闲雅，亘三十年不能忘。”次年，清政府将以沪杭甬铁路借英款建筑，浙江各界纷起反对，组浙路拒款会，以力保主权为号召，他被推为学生代表。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夏，预科毕业，入正科第一类（文哲法政）肄业。师资称盛，如邵裴子教英文，张镜人教法文及外国史地，杨敏曾教国文与经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洪百克（Stanley K.Hornbeck）授历史地理及伦理学，陈佩忍授中国地埋，沈尹默授掌故史（实即文化史）等。 　　　　宣统二年（一九一O）春赴杭入学，途经上海，寄寓天铎报数日，对记者生活颇羡慕。为铁道国有问题，致杨度一书，寄洪佛矢教正，洪为刊入上海天铎报，并勖以课暇常写文投寄，因之倾向新闻事业之心益坚。是夏，浙江有选送官费生十名赴欧美留学，陈氏经外舅杨敏曾之许可，亦往报名。甫试国文、英文、数学三场，为父书所劝阻，以家中弟妹众多且幼小，不愿其出国远行也。翌年夏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旋应天铎报之聘，任撰述记者。 　　 　　　　　　　　　　　二、从事新闻工作——从天铎报到商报（上） 　　　　上海天铎报开办时，汤蛰仙任董事长，社长陈屺怀即陈布雷之大哥。社务由社长负责，因内部人事不协，社长拮据支持，颇以为苦，宣统三年，社中亏欠甚多，让渡于粤人汉治萍公司上海经理陈芷兰，屺怀辞社长职。按是年春，布雷赴杭过沪，寓天铎报旬日，以戴季陶婚假，嘱代其事，每日撰短评，间亦代撰论说。至秋初，正式入天铎报，约定每日撰短评二则，每十日撰社论三篇，月薪四十元。 　　　　在天铎报撰文，署名布雷，一月后浙有知者。八指头陀赠诗有：“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句。“布雷”命名之由来，他说： 　　　　其实余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创始）。由面包而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然后来竟以此名，而训恩之原名，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彦及，转鲜有人知之者。 　　　　居沪上三月，以新闻事业常往请益者为宋教仁，时宋主持民立报编务，编列时事大局，对于国际问题，每多为文论列之，相互印证以为乐。报馆工作以外，则与南社诸人如柳亚子、高剑父及神州日报胡寄尘等交往甚密。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武昌义师发动，天铎报在编辑方针上为倾向革命者，然总编辑李怀霜殊谨慎，以论说栏属陈氏。布雷遂有撰长文之机会，作《谈鄂》十篇，按日刊布之。未几，浙沪光复，参加张园之民众大会，识何海鸣、江亢虎等，邵元冲亦偕湘友数人来参加，久始知其为老同学邵翼如。戴季陶坚劝其赴东北，参佐蓝天蔚的戎幕。他不愿离开天铎报而他适。 　　　　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用英文，交王宠惠携沪发表，中文稿即为布雷所译，在天铎报首先发表者，可见其英文学力之深。翌日民立报始知之。在天铎报任事，酬薄事多，而年少锋芒显露，遭李总编辑之忌，乃辞职归里，半年之报馆生活，暂告结束。其后戴季陶等创民权报，叶楚伧等办太平洋报，邓家彦等创民国新闻，均有邀约相助之意，而陈陶遗、雷季兴方接办申报，亦邀约任撰译。他听从乡人长老之意，回宁波任教于效实中学，间任上海申报义务译述记者。 　　　　任教期间，以课业不重，阅览西文书报最勤，译稿寄申报发表，署名彦。盖是时之主要兴趣，仍在新闻事业也。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三月同盟会甬支部成立，加入为会员。少年气盛，每逢集会，辄登坛讲演，评骘人事。他的老师冯君木，诫以不宜于奔走政治。他深感师言，遂力自检饬，自后便不作轻易之发言。从民国元年到八年，他在家乡任教。三年六月丁父忧后辞教职，在家料理家务与族事，自述有云： 　　　　今突遭此变，几如千钧之任，突然加于肩上，忧思无计，累月失眠，虑以勿克继承，贻吾父羞。……以此一念，时萦脑际，忧伤抑郁，不复能释。而宏农君骤承家事之重，其柔弱勿胜任亦与余相类，长日叹吁，无可慰藉。此为余后来神经衰弱致疾之主因。 　　　　甬上友人以其枯守家园，将成心疾，屡招前往效实小住者。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周末至效实兼职。夏间，何旋卿辞效实校长，同人举布雷承其乏，但由副校长负实际责任。民国八年三月应锡卿宗老之约，结伴游赣，视察祖上所遗江西修水之商业。九月下旬，夫人杨隽人女士以产后症殁，悲忧交加。 　　 　　　　　　　　　　三、从事新闻工作――从天铎报到商报（下） 　　　　民国九年（一九二O）以家事托亲戚照料，离家赴甬，再就效实中学聘，担任教科。上半年兼四明日报社撰述，每日上午在效实授课，下午则至报馆写短评一、二则，随感五、六百字，日日如此，“为使脑筋不得闲，故逐日工作，不以为苦”。（回忆录（一），页六九――七O）但偶一返里，触景生情，又不免悲戚无端。是年六月应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任韦氏大辞内编译之职，亦常与人通信论学。时汤节之发起商报于上海，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赵林士等之资助，设筹备处于上海宁波路，约布雷为编辑主任。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元旦正式出版，同在编辑部任事者有潘公展、潘更生、邝逸虎、陈铁生等人，陈屺怀任总稽核。此为布雷正式任报馆工作二期之开始。　 　　　　十年七月，辞商务印书馆职，入中易信托公司任筹备处文书主任。十一月，在宁波与王允默女士结婚，至是破碎的家庭，得以复完，并移家上海，又开始过着新生活。十一年（一九二二），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与潘公展等通力合作，社论短评，通畅犀利，最为读者所欢迎。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见商报所刊论评，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辗转询问，始知为陈、潘二人，特往访谈，遂相订交。孙中山先生对商报也异常赏识，曾说：“囗囗等报，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掌，可称为忠实的党报。”是年三月，中易公司结束，改入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任第二股股长，司广告编撰及出版图书提要审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十二年（一九二三），汤节之因生意失败，经济破产，乃将商报让渡于新公司，由中国通商银行为后盾，由镇海李征五为总经理，徐朗西任协理，编辑部中无更动。自本年起，商报论评改用署名制，他在日报上署名“畏垒”，即自此年始。六月，辞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事，改就修能学社之聘，为国文教员。是年，曹锟进行贿选，商报明揭反对之帜，不避艰危，力持正论，甚为社会所重视。有云： 　　　　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 　　　　他在报业界中，堪称得一位宁静、超脱、坚定而情意十分醇厚的长者。他对同业的后进，经常称兄道弟，从不拿架子，尤富有亲爱精诚的精神。 　　　　商报在那段时间里，声誉日高，任事诸人益奋发自爱，布雷说：“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他的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讨论到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更爱护倍至。他的苦干精神以及做人处事之态度，更为宁波帮诸人所倾服。十三年（一九二四）六月，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有意延揽，经王心贯数度访谈，情不可却，乃兼任中国通商银行秘书。 　　　　十三年九月，齐（燮元）、卢（永祥）战起，商报以反曹关系，袒浙而抑苏。但卢军卒不振，孙传芳入浙。商报又一贯反孙传芳，在政治立场上与在广州之中国国民党是一致的。这自然引起军阀的敌视，商报一度因论评激烈，被租界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堂，几遭拘禁，延聘英国律师克威辩护，才罚金了事。布雷的文笔，更为国内同业所敬慕。十四年（一九二五），如国闻周报社胡政之，即函约每周撰时评一则，以壮篇幅。是年曹锟被逐，段祺瑞入为执政，商报以主张去曹，竟得贯彻。对执政政府之措施，时时著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骘之。孙中山先生在平逝世，商报著论哀悼，对于这位手创民国的巨人，备至钦崇，并辟他报之不敬言论。五卅惨案发生，商报每日撰写评论，指导各界行动，尤能注视事态的发展，和各爱国团体交换意见，把握问题中心，故所发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是时中国共产党人亦注意商报，常转载商报社论而评注之。且有投函商报，极尽拉拢之能事。他回忆云：“余与公展坚持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全民革命之旗帜终始鲜明。”…… 　　　　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旦，商报出版满五周年，发行纪念性质特刊，事先向各方征搞。陈屺怀先生撰五周年宣言，布雷自已撰《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一文。商报经济始终困难，有欠薪缺纸的情形。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商报以大字标题记载特详。他当时患病告假，编务由潘公展独支。而商报董事中，多与孙传芳有来往，对编务采干涉态度，编辑人员自潘公展以下相继辞职，为其他报纸所延揽。待布雷销假时，重要干部走得差不多，仍得勉强支持。叶誉虎（恭绰）在北京闻布雷病，曾助药资。并谓：“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适在此时，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介石派人到沪致意，盼他抽身到赣一晤。是冬，趁年终休刊之便，约潘公展以记者身份同往南昌游览，并拟谒晤蒋总司令及党中诸先进。西行之前，李征五早辞去总经理，陈屺怀也辞去社长，布雷把报馆所有经手帐目，列册交代清楚。北伐军不久收复上海，商报停刊。 　　 　　　　　　　　　　　　　　　四、担任教育行政工作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初抵达南昌，于拜张静江之次日，蒋总司令自牯岭归，即与潘公展往见，坚邀入党，由蒋总司令与陈果夫为介绍人，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奉命暂留南昌，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与张岳军（群）、黄膺白（郛）毗邻。代拟文稿自此始。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要旨而余为之起草者也。”（回忆录（二），页十一）三月，经汉口回沪，青天白日旗帜，已遍十里洋场。时事新报与商报咸邀为主笔，皆却之。四月，经邵元冲、张静江二氏敦劝，就任浙江省府秘书长，旋以南京方面电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数月之间，陈氏由记者生涯而转入公务生活，颇感不惯。更以斯时宁汉分裂，他感于国势之危殆，念革命之多艰，常觉忽忽不乐。八月，蒋公及诸元老相率离都，他也到了上海，应潘公弼之约，在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对党的历史与党政府制度，阐扬独多；对左派分子之幼稚言论，亦常作严正的指责。是年冬，蒋公漫游日本，事先曾询及能同行否；以不暗日语而作罢。 　　　　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蒋总司令各方敦促，入京复职，继续北伐。布雷应约同行入京，蒋公有意以总部秘书长属之，但被坚谢；又以愿任何种职务相询？他回答说：“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重职，则非所盼也。”蒋公助成其办报之志愿，留居匝月回沪，乃与时事新报商订合作之约，任该报总主笔，主持社论。旋又创办戊辰通讯社，使商报旧人有所归宿。复与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等创办新生命月刊。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是年六月，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随蒋公北上，途中代蒋公起草辞总司令呈文，到北京后复为蒋公撰拟祭告总理文，约留旬日南归。十八年（一九二九），仍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言辞精辟，文采斐然，立论力求平实而正确，在革命力量未普遍深入民间以前，于统一国民见解上，最著成效。是年三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七月，随蒋总司令再赴北平，留平二旬，起草讲词及谈话若干篇。及过南京，乃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提请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盖大学区制取消，蒋梦麟膺任教育部长，浙江大学之教育行政事务，须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厅也。回沪后，虽屡辞不获，然终于担任者，有感于张静江主席之勤恳，不忍过拂。遂辞去时事新报总主笔职务，于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职。 　　　　在任浙江教育厅长期间，于省政府方面，调协各方，疏通隔阂，并力陈人民意见与社公利病于张主席。于教育行政方面，期在安定中求进步，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十九年（一九三O）春，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在杭州举行，撰大会宣言，戴季陶誉为发皇蹈厉之文。考选省费留美生七人，分习应用化学、矿冶、土木工程、电机、机械及水利诸科。是年夏秋之际，以西北军人抗命，阎、冯联合称兵，有陇海路之战役。蒋公督师柳河，辛劳备至。九月奉命往前线，在郑州旅次，受命撰拟文字一、二篇。后经南京、溪口，仍回杭州。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组，张难先任主席，仍留任教育厅长。次月，蒋公自兼教育部长，李书华为政务次长，调布雷担任常务次长，首次乘邮航机前往牯岭，蒋公促其早日赴部接事。十二月抵京接事，与李次长极相得。在京任事，寓中央饭店，所居者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仅自加一书桌而已。任内以整理学潮及调整大学教育方面较多贡献。二十年（一九三一）六月，蒋公亲赴南昌主持军事，中央以李次长署理教育部长，布雷晋为政次，钱昌照为常次。同时，他又被任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九月十八日，沈阳事变发生，中央宣传部事务顿见重要，他对于宣传方针之制定及国内宣传之指导多负责任，并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因此，在中央党部办公时间多于在教育部。他自称： 　　　　此一时期中，余在职务上偏重于宣传方面，间亦奉蒋主席命办理特种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小时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则身为教育次长，未能助李代部长平息学潮，致使首都要地，发生殴辱中央大学校长、教员等事件耳。 　　　　那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常会通过蒋公辞本兼各职，二十四日，四届一中全会选任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长，布雷也获准辞去教育部政次职务，但仍命回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浩然返沪，与家人团聚。未几，新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催他到杭接事。乃于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元月，再到杭州。重作冯妇。 　　　　“一.二八”上海事变前夕，南京政枢动摇，蒋公曾发表《独立外交》论文。蒋公不忍中枢扰攘无主，乃与汪兆铭相约入京，共同负责。既抵京而沪战起，政府决定迁洛阳，蒋公仍在京坐镇，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布雷应召到京，任军委会秘书长，获准暂不必到任，因此，他在浙江两年多，对浙省教育得以及时推进，颇惬素愿。是年夏，迁入小莲庄，与大哥训正同住，四弟训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亦常晤面，最得骨肉相聚之乐。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冬，闽变发生，陈铭枢、李济深等易帜设府……。中央定乱部署，自浙入闽，浙省府为中央分忧代劳者独多，幸乱事不及两月，迅速敉平，他在百忙中，对遭迫害之新闻界朋友，致函慰候。次年（一九三四）二月，赴南昌参加行营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员会议。蒋委员长以“生聚教训、明耻教战”勖勉与会人士。蒋公以行营文字撰拟，迄无适当佐助之人，有意留他在赣垣。他感于知遇，于四月结束厅务，任内贡献良多。五月再赴南昌，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主持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主要是司理笔札，谨慎忠实称第一。 　　 　　　　　　　　　　　　五、抗战前夕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春，外交评论发表一篇《敌乎？友乎？》的长文，署名徐道邻。内容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清东亚安危之所系。痛斥日本军阀之无知，为日本彷徨无主之言论界辟一新视听。虽不能阻遏其疯狂的侵略妄念，但此论一出，日方凌逼气势趋缓和，我国同仇敌忾的心理，与中枢谋国的苦心也略以大白于天下。此文为国内各报所竞载，日本报刊亦纷纷转译，轰动一时。后来知道这篇大文是当局授意而出诸布雷手笔，因不便用蒋委员长名义发表，所以借用徐君之名。 　　　　是年一月，南昌行营结束，改设总部于武昌。二月，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下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并兼第五组组长。研究工作分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及经济等各类，规划督促，备见辛劳。自三月起始为日记，此后未尝中辍。五月间与吴稚晖、陈诚自渝飞抵贵阳，承命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数经修改，于八月始发表。假日与吴稚晖往游修文县之龙场驿，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旧址。有云：“阳明墨迹，留镌壁间者完好如新，修文距贵阳仅半日程，流连至暮而归。黔人士为余言，黔之有文化，盖阳明实启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由黔至滇，在昆明游过翠湖、西山、滇池等处风景名胜。十一月，随节返京后参加五全大会，蒋公任中央政治委员暨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并兼行政院长，布雷被任为中政会副秘书长。自兹以后，职务更繁，日夜辛劳，神经衰弱之症，亦益加深。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蒋公五秩寿辰，洛阳盛大庆祝，全国献机祝嘏，十月三十日布雷亦由京入洛。那时抗日军事，值百灵庙大捷，国际则日、德防共协定新缔，对内则对共党问题……诸待商讨……。他奉命撰拟文字特多，如……《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等文。蒋公入陕督剿时，他因病奉准回京养息。西安事变起，彷徨焦愤，职务上又繁忙，独以不得共患难，惘惘若失。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论，他曾参加意见，为张所深韪。并和叶楚伧、方希孔（治）诸人以宣传部名义策动全国舆论……劝诫。迨领袖安然返京，方才安心。其时事虽繁而丝毫不感疲倦。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元月，随蒋公回奉化溪口，二月初，又随节杭州，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中旬赴京参加三中全会，汪兆铭回任中政会主席，他恳辞中政会副秘书长。是年春夏之间，仆仆京、沪、杭、甬间，皆因蒋公移地疗病，故行迹靡定也。便数月积劳，脑病滋剧，神思烦郁，夜间失眠，每以安眠药片来作镇静剂。 　　　　“七七”变起，陈氏适随节庐山，参加学术界名流谈话会，会谈未完而变作。旋军委会扩大编制，设秘书厅，张群任秘书长，布雷副之。 　　 　　　　　　　　　　　　　　　六、抗战前期的侍从室生活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中央政治会议与国防会议，合为国防最高会议，汪兆铭为主席，张群兼秘书长，布雷为出席人员之一。九月，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旋蒋委员长发表谈话，望中共遵从三民主义，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十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决定迁移重庆办公，布雷遂将眷属迁徙入川。已则由南京抵汉口，出席国防最高会议。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军委会内部改组，副秘书长职随之解除。专力侍从室业务，奉蒋公命撰《国民精神总运动纲领》。三月，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出席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修改党章，推蒋公为总裁，集中全国意志，俾在党内一致奉行。临代会之后接开四中全会，决议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国防参议会结束，另设国民参政会，以为抗战期中集合民意之机关。五月至七月为筹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时期，布雷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七月初为蒋公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张季鸾评此文为“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是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设临时干事会及监察会，布雷为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自七月以后中央党政机关多迁重庆，十月下旬侍从室奉命迁往湖南，因乘船离汉口，舟过新堤西之王家镇即遭敌机扫射，伤亡数人，船亦不能行，乃上岸步行，足陷泥淖，寸步难行，经勤务兵背负，始达村间。再乘船至沙市，经分安，由鄂入湘，过常德、宁乡、湘乡、湘潭，以达南岳市。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岳山中写经台暂住。未几，侍从室从衡山迁往桂林。蒋公在桂林设行营，以林蔚文为参谋长，辅佐白崇禧处理粤、桂军事。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机飞抵重庆。是月中旬汪兆铭等即潜行入滇，旋至河内。为蒋公撰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以媚敌求和之艳电。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布雷自称：“年来体力精神，以此一时期为最胜，亦为近年工作最愉快时期。”除照常治事外，为蒋公撰写文稿，以此时期为最多，除各种纪念文字外，如《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五中全会后，国防最高决策机构，蒋公为委员长，设秘书厅，以张群为秘书长，布雷为副秘书长。惟自四月以后忽大感疲惫，乃于五月八日离渝到北碚，旋移住缙云山中之石华寺东厢，休养五十二日。虽在休假中，仍有不少文字工作。七月初精神复原，为领袖撰拟书告多篇。十月初，蒋公赴成都就四川省主席职，随节达两周，十一月十二日举行六全大会，调整中央人事，蒋公兼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副之。是月下旬以后，旧疾又作，人亦见清瘦。月之二十六日为布雷五十大寿，总裁书“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八字为祝。并附书云：“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此深合他平日所持“正直平凡”的性格，曾说：“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二十九年（一九四O），敌机毗炸重庆，特别频仍，每在防空洞内撰拟文稿。体力渐不支，于五月下旬抵老鹰岩村舍休养，山居期间仍修改讲词，稍暇则读陆放翁之《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及陈后山诗等。六月间撰写回忆录。七月二十四日敌机猛炸重庆，敌人广播，造谣布雷被炸毙。是年十月，自称：“余近来之身体精神大半视睡眠充足否为转移，然长服安眠药则影响肠胃，不服则睡眠不佳，诚无可如何之予盾现象也。”有时与弟及诸儿谈文字作法，藉以调节脑筋，以便撰写文字。十一月初，四弟训慈自浙抵渝，三年不见，聚首至欢。十一月三日他说：“四弟告余乡里近况及亲朋杂况，此心驰越于鸡山、甬水间，今晚情绪，殆三年来所未有也。”以见兄弟之情谊。此时，他与张君劢等创办民族文化书院，设在云南大理。董事有卢作孚、张公权、朱家骅、周宗岳等，他任董事长，张君劢为院长。是月下旬举行董事会，讨论预算等案。按该书院兼具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研究院之长，下设经子学、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等四系，教授有彭举、牟宗三、施友忠、陈庆祺、李源澄等。三十一年初因故停办。同时，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秘书长岳军主川，他以副秘书长接秘书厅，即兼代秘书长职务，益形忙碌。 　　 　　　　　　　　　　　　　七、抗战后期的侍从室生活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敌机经常轰炸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六月五日，重庆曾发生大隧道惨案。布雷在空袭期间有时为了赶撰文稿，只好进地下室工作。他对党政要务，均参与决策，参加的会议也多，宣传是其重要职责之一。每日除阅览报纸与参考消息外，常看三民主义周刊。是年九月，由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以其内容精湛，深获布雷赞许。在此期间，远在浙东的屺怀大哥读其文字，认为较去年底为神完气壮，想身体较健。其实他有“病象日深、不堪振作”之语。他原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同年七月由王宠惠接任，稍舒仔肩。八、九月间阅读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该书有佳评。九月六日，他的好友张季鸾逝世，不胜悼念。曾为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尝谓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且热情炯识，有逾于党内同志者。十月，为委员长起草告各大学校长教授书，以整饬学风，严于管教为宗旨。盖当时各大学学生有游行之举，教师以不入党为清高之意也。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发生，旋香港、九龙沦于敌手。他“苦忆在港友人，尤以六弟为念。”六弟即指在香港主持国民日报的陈训悆。手足情深，溢于言表。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春，昆明、成都等地先后发生反孔大游行，引起中枢的注意。布雷感于时局益形紧张，今后应付弥感艰难，且积叠工作太多，不免自责。追溯其时两三个月之生活，殆为入蜀后烦闷最多而对公家负疚最深之时期。是夏，偶为中央日报撰写社论，讨论印度问题上。入秋以后，请戚寿南医师为之检查身体，牙齿必需整理，嘱请假休养两个月。自叹真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其何以憔悴至此。乃于十二月中旬前往成都养病。在休养期间，除作体检与治牙外，与钱宾四教授谈民族文化；参观图书馆，借书阅读；访问华西大沙博物馆。并应四川省主席张岳军邀，到灌县参观都江堰、飞学堰、二王庙，登伏龙观远眺离堆左右之景色。体检结果是赤血球较正常者为少，且有神经过敏症。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中旬，自成都返回重庆，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校务委员，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常性会议有官邸党政会报、参事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国府会议、军事委员会特种会议等。是年十月十九日，屺怀在浙江云和病逝，他得此恶耗，悲怅万状。尝谓髫龄受业，以迄于出外就学，乃至成人，以后作人作事，罔不沐大哥之教诲，因此惘惘于怀者数日。十二月初，蒋委员长与夫人自北非出席开罗会议归来，专往机场迎迓。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元旦，在开国纪念典礼上，晋受二等云麾勋章，此系上年双十节令颁者。其自省杂记有云：“惟有从定心、养气、勤职、惜时四者着手，责效以渐，而持以恒，庶有济乎”？五月五日国民政府举行典礼，领受元旦令颁之一等景星勋章。忠勤体国，受之无愧。十月十四日，蒋主席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侄陈迨在渝自动投军，特为题字，以资慰勉。旋其四公子陈迈亦从军，遂撰古体诗一章勉之。是年底，自觉神经衰弱，常患脑眩目昏之症，记忆力亦锐为衰退云。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初，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战时政务委员会的组织，侍从室的工作，不以专办公文与文字为主，且要主动协调党政各方。三月间，王宠惠奉派出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由其代理。五月上旬，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渝揭幕，会后政府人事更动。分当选为中常委员。此时对国民参政会的决议、六全大会决议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交政府办理之案件，以及制宪国民大会之筹备等，均为亟应处理而不易处理之问题。他因健康关系，常有引退念头。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衡诸当前形势……深以是否能顺利接收为虑，侍从室虽于九月三十日结束，但他的辅弼工作并未改变。 　　 　　　　　　　　　　　　　　　　　八、胜利后的心境 　　　　三十四年双十节，奉颁胜利员勋章。十一月，蒋主席以当前宣传工作之重要，特嘱主持宣传之指导与联系等事宜。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初，为政治协商会议而忙碌。三月二十四日，挈眷搭机东归，回忆有云：“自二十七年十二月七日入蜀以来，为时七年以上，今得东归，对此山城，转有依依不舍之感。”东归之日，至京、沪两地，均无居住之所。抵沪之第六日，始迁入惇信路一四七号暂住。自称身体与心理之病态，乃较之在渝时更为恶劣。旅沪期间，出任上海申报常务董事，间或翻阅过去在商报、时事新报所撰之文稿以自遣。五月间，上海商报复刊，应潘公展之邀，撰《商识商德》一文。是月，蒋主席盼其早日回京，请出任官邸联络秘书室主任。六月初，抽暇游杭州西湖名胜。旅沪三个月，于六月底结束，前往南京。七月起，出席党政会议、官邸联合秘书会报等，特别注意中共之反美宣传，予以辟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迄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宪法全案经三读通过，决议于一年后施行。在此期间，其于献替与沟通，费力亦多。所幸身体日健，心境亦宽。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春节过后，离京赴沪，乘轮回甬，返回慈溪官桥老家，与家人亲友欢聚旬日，睡眠特佳，心境愉快。回京后，旋出席中全会，负责起草宣言。三月下旬，出任文化服务社董事长，吴敬恒先生为常任监察人。四月中旬，国府明令陈氏为十二位国府委员之一。五、六月间，各地抢米风潮四起，学潮亦此起彼伏……。七月，上牯岭休假，开卷温读屺怀大哥遗著，顿使胸襟披豁，称其诗文乃江河不废之作，百读不厌。两月假满，经沪返京。当时物价激剧上涨，觉世局愈紧，国难日深，人心陷入萎靡之症结，实胜利后出版物之为害至大，因此对文化服务社之开展，上海申、新闻两报之改进，三民主义半月刊之安排，与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业务之推展等，无不悉心策划。自十一月下旬起每周主持宣传小组会议，研讨国内外动态与宣传策略。是年冬，忽觉灵性修养之重要，蒋夫人赠以中西文相关书籍数种，深感热情相助。次女陈琏九月间因……牵连被逮询，至十二月下旬领回管教，此予布雷刺激亦深。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三月二十九日，民选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他为代表之一。会举行期间，到处接洽周旋，辛劳可知，又须考虑行宪后之各种大问题。当国大闭幕，又为行宪政府之组织事宜而奔走。五月二十日，参加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三十日，奉命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因陈秘书长立夫辞职即将出国也。自七月起为蒋总统校录大事年表。八月中旬上牯岭，自感心绪烦郁，精神颓弛与脑筋纷乱，实因三至六月间工作过于紧张，消耗体力精力太甚，强力支持，乃呈疲劳之景象。九月中旬赴海宁观潮，顺道至杭州游览，当至烟霞洞，在临江轩品茗时，回首民国十六年四月间，偕其大哥屺怀谒蒋总司令于此，当张静江面蒋公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于兹凡二十一年矣。自杭经沪返京后。着手整理蒋总统大事年表，连日不辍，于十月中旬完成之。其晚年自省工夫日深，因健康欠佳，早萌引退乞休之念，终因责任所在，不得不打消之。 　　 　　　　　　　　　　　　　　　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因前晚服下过量之安眠药而与世长辞，遗书嘱不必召医救治。另有上总裁书二纸，分致友好与家属之遗书多件。从各封书信中，充分表现出：（一）对国家的热爱、领袖的忠勤与友朋的赤诚；（二）对夫人体念之深，弟兄友爱之笃，与子女教诲之切；（三）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其上总裁书有云：“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总裁倚之如左右手，一旦溘逝，为之痛悼不已。他的不惜一死，也正是儒者大仁大勇的表现。十二月安葬于杭州西子湖旁之九溪十八涧。 　　　　总之，布雷早岁为新闻工作者，后历官内外二十余年，其佐蒋公机务者，十六、七年，诸凡告语友邦、责攘敌国、戒励群吏、晓谕军民之文稿，岁时会同及无线电传播之讲词，什九出其手。抗战期中，蒋公身综党政军重任，翊赞左右，得其专信，始终如一，相与以有成者，世推第一人。陈氏性情清方，虽至贵仕，自奉刻约已甚；而感物之敏，见机之迅，昕夕忧劳，无时不以民物国族为心。自谓生平于国事少所补益，独以文字弭祸乱，时有微长，此逊言耳。行状有云：“综公委质许国，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服勤至死，自古大臣所难能，公则履之若素，无几微矫揉矜异之念，非所谓百行毕备光国垂勋者耶！”诚哉斯言。 　　　　其训示子女，恒以“平凡正直”四字相勉。遗书对六子有云：“汝等务必尽忠于国家，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子男六，女二。长子迟（积泉）。次子过（积皋）、三子适（积皓），与女琇（细儿）、琏（怜儿）为杨夫人所出；四子迈（积皑）、五子遂（积明）、幼子远（积乐）、为王夫人所出。子女皆学有专长，除长子迟在台湾，余均在大陆，闻适、迈、遂，先后病逝；琏则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而死。陈迟字伯须，出身国立浙江大学，为留美农业专家，服务于台湾糖业公司、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与亚洲开发银行有年。存心养性，饶有父风。长孙师孟，为留美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布雷生前友好张道藩、张其昀、叶溯中、俞国华等于民国五十一年底募集基金，设置布雷新闻奖学金，奖励各大学新闻研究所与新闻系优秀学生，迄未间断。五十四年，中国文化学院设慈湖堂及新闻资料室，以为纪念，益见陈氏之高风亮节，遗泽余韵，历久而常新。当年追悼会上，先总统蒋公以“当代完人”挽之，实当之而无愧矣。

原文1988年8月 发表于（本文选录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名人传》第四册）  浏览：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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