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长城内外大部解放，江淮地区战局方酣，我正结束浙江省训练团讲师工作，准备住在杭州，等待大局变化。有一天忽接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是布雷叫我到上海去一趟，有事面谈，这在以往我俩交往中还是罕见的。我即乘夜车到沪，去到他的上海寓所，一切还是那样平静，夜凉如水。见到布雷，那消瘦的面容更形憔悴，他手夹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多时不说话。我感到气氛沉郁，只得先问：“你叫我来有何事？”他凝视着我，有顷，忽然开口说：“任天哥，你年过花甲了，我要为你做寿啦！”真叫我膛然不知所答。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今年五十九，寿，做九不做十，你可以做寿了，我将为你写篇寿序。”他似乎没有倾听我说的什么，换了一支香烟，又陷入沉思。猝然站起来踱了几步，象是问我，又象是自言自语“我还能负荷得了吗？”平日他说话很谨慎，这次却和我谈了当前局势，我也把近几个月来所见所闻告诉他，我说，我正在结束浙江省训练团的讲师工作，我为他念了《诗经》民劳五章的诗“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意思是劝他早日摆脱。他摇摇头，同时摸出身边的万金油，用力向额角及太阳穴抹去。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时间只过了两个月，当我辞去浙江省训练团讲师工作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是风雨飘摇。十一月十四日，我照例翻阅上海报纸，摊开这天《新闻报》，“陈布雷逝世”的黑字标题跳入我的眼帘，我不禁叹了一声。一个老同学、老朋友，这样突然去世，我不能不感到震惊和悲痛。我们在杭州的几个朋友都没有去南京参加追悼会。考虑到追悼会必是冠盖云集，我们这些布衣之交还是不去为好，准备等他择地安葬后再去墓前一掬悼念之忱。 　　　放于葬地的选择，事先也有几种猜测：有认为可能遵照他的遗嘱，在南京安葬；有认为可能归葬祖茔；我们在杭州的朋友是希望能为他在杭州择一长眠之地。他每年从政之暇，总是要来杭州小住，朋辈中说他是“身在庙堂，心在山林”。而且这里有他生前早已买下的一块好地方。那是抗战胜利后，他来杭州和几个朋友合资在九溪徐村买了三亩地，拟筑屋数椽，终老是乡。这个地方坐山面江，北绕小溪，流水潺湲，竹林掩映。既然生前未能如愿归来，正可作为死后长眠之地。 　　　当他的灵枢由沪运杭时，在杭州站又举行迊灵仪式。省政府主席陈仪公侠先生主祭，省政府委员、各厅处长陪祭；接着是各机关、团体、学校公祭，人数之多，也不是他生前所能想象的。随灵执幛者陈议、张强、杜伟、许绍棣、阮毅成、竺可桢—些党政学界人士及冶丧委员洪兰友一些人外，还有蒋经国先生，走在陈仪后面，低头默然前进。我也置身送灵行列。 　　灵柩暂厝四明公所后，陈夫人王允默女士提出布雷生前志愿，坚辞国葬、公葬，只筑一普通平民之墓穴。碑刻：“陈布雷先生之墓”。十二月十日上午从四明公所移灵，送徐村墓地落葬。 　　二 　　我与陈布雷的交往，要追溯到一九0五年，这年我自东京回来，进浙江高等学堂，布雷是一九Ｏ六年与郑晓沧（宗海）以插班生进入高等学堂预科的。那时他不过十八岁，我也只二十一岁。那是二十世纪初期，我们这一代人眼看清室朝政之腐败，心忧民族之阽危，都想寻求一条雪耻图强的道路，我们初次见面共处一堂，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大至国内外形势，小至个人琐事，有时夜话达旦。他转入本科学文史，我学数理，彼此埋头学业，接触渐少。他在《回忆录》中对高等学堂时期的学生生活及学校情况述之颇详。但有一事未提及。那是一九0六年深秋，鉴湖女侠秋瑾从东京到上海转嘉兴，至嘉兴的温台会馆，联络志士，策划起事。寻又至杭州联系同志，庽车驾桥庆和堂客栈一号房间。我对布雷说：“鉴湖女侠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她？”他欣然欲往。庆和堂小主人欣木是我们同学。由叶带了他去。看过秋瑾回来对我说：“女侠倡言革命，驱逐胡虏，闻者却走。”布雷对女侠虽未曾订交，但聆听其教，印象频深。实际上已经受到了革命理论的影响，故宁波光复时，他就加入了同盟会。 　　在高等学堂读书时，某年春杭州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于梅登高桥体育场，参加者有三千多人，观众近万。布雷担任大会新闻采访和编辑，将油印报刊散发于大会，起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同学邵振青（即邵飘萍）说他有新闻工作的天才，这可以说是他从事新闻工作之嚆矢。 　　三 　　布雷不愿意做官，但做了官，而且做了大官，这是他生平最感痛苦的。记得当一九三一年冬，他辞去了教育部常务次长职务后，回到上海。我去看他，他情绪非常轻松，吸烟也不象往常一样一支接一支。有说有笑，不象往常沉默或紧锁眉头。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高兴？他说辞去了教育部职务，“无官一身轻。”又可能重返记者生活，以遂初衷，当然高兴。 　　再追忆一下布雷第一次做官——当浙江省教育厅长时的情景，也可看到他的为人。那是一九二九年秋，布雷从北平回到南京，下车时，却避开欢迎的人，从侧路转出，我却正是到那里来迎他。见到我，他问：“你接哪一个？”我说：“不接你。我还接哪一个？”他问：“有车么？”我说：“有。”我们两人坐车直驶到邵力子先生办公室。坐席未暖，蒋介石来电话，要他去中山陵园。离去时他约我夜车返沪。 　　　是夜我们两人到车站时，入口处有人在等候，请布雷到后面挂车去坐，说是张静江主席在等他。他不去，和我迳上卧车，少顷卧车侍者又来说；张主席请你去后面挂车。他仍不去。他谈到静江先生这次要约他回浙江任教育厅职务，是出于蔡孑民、吴雅晖两先生之推荐，因为这时取消“大学区制”；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各省同时改制，浙江大学区行政划回由省教育厅主办。浙江教育界派系之见也很深，认为布雷可以起些协调作用，故有是命。我说：“为桑梓教育，不妨一试，何必若是坚辞呢？”他说：“我虽教过书，但不谙教育行政，素愿以记者为终身职业，从政本非所愿。”他还谈到在上海《商报》时阆声先生（张宗祥）任浙江教育厅长，曾约过他做省四中校长，他向阆师一再婉辞。这次不做厅长，道理也是一致的。 　　次日早晨车到上海，各自回寓。我回寓后再去看他。进会客室见骝先（朱家骅）先在，见我就问：“见到布雷先生吗？”我说我也是来看他的。仍未见主人出来。朱起身说：“请为我说一声：我代表张主席来欢迎布雷先生的，不及久待，回去了。”朱去后，我也以为主人不在家，正起身，布雷从里面出来，叫我到楼上去坐。他仍坚持不做厅长，再次发出辞谢电文。第三天，中央政治会议仍是来电促其赴浙。张静江亦先后三次亲临劝驾。时适《时事新报》有内部人事关系，他亦无法安心报社工作，最后还是接受了任命，辞去报社职务，决定回到浙江。 　　有个老朋友李振夏在浙江民政厅任科长，又代表朱家骅来接布雷，我们三人同车赴杭。在车上我开玩笑说：“你这次回浙江，好似三请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你得有一套大政方针啦。”他说：“什么大计，还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说明他这次回浙江做厅长，也是身不由己。 　　抵杭下车后，我们先到石塔儿头陈屺怀先生处。见林黎叔已先在。先谈了谈组织班子问题。饭后，他问先去看谁？我说当然先去看郑晓沧。他问为什么？我说：“首先要拉晓沧出来帮忙。因为沈士远老师现在是省府秘书长，你发表厅长，沈先生有信推荐施伯侯为教育厅第一科长。如果先见沈先生，他一定要提到施伯侯，那就很难推却，先去看晓沧，把第一科人选先定下来。”布雷认为有道理。到晓沧家，晓沧的尊甫也同时见面。敢们开门见山要晓沧去教育厅帮忙，晓沧看看父亲未作答复。我对他父亲说：“请老伯支持。布雷是要晓沧先生帮忙的。”接着我们即去省府见士远先生。果不出所料，沈先生问布雷第一科长决定何人？我抢先回答：“已约定晓沧。”士远先生也就不再问下去了。出省府，布雷说：“晓沧尚未答应，你怎么好那样说？”我说：“nearly”（几近乎）。班子组成了，三个秘书是冯季铭、郑宗海（晓沧）、林黎叔；郑兼第一科长，罗迪先第二科长，赵步霞第三科长，林兼第四科长，发表我为一等科员，后又改督学（以后我去三科长，是后来他二次任厅长时）。 　　布雷到浙江，教育界很轰动。原来一九二八年省实行大学区制以来，蔡孑民先生任大学院长，行使教育部职权。蔡先生是北大老校长，浙江教育界北大系就占多数。大学区制取消后，陈来了，人们都认为这下浙江高等学堂可要夺回北大系的教育“地盘”了。事实却出乎人们意料，他在教育厅只用了四个浙高的同学：郑晓沧、李子翰、何酉生和我，其余不动。各省立中学校长，一个也没有更换。 　　四 　　我们报界同人说布雷写的文章，笔意纵横，淋漓酣畅，不论长篇短章，气势旺盛，通体不懈；理论性的文章则非所长。他不仅擅长时文，对古文词，中外新文学都很有根底。他弃世后，有一天我去看张阆声先生，晓沧也在座。谈到陈的治学精神，阆师拿出陈写的一篇手稿，题目是《清末高等学堂之学风》，副标题是“和风篇呈吾师张阆声先生”。这是阆声先生六十寿辰时，他写给老师祝寿的。阆声先生很赞赏，说这篇文章雍容和穆，文词典雅。阆师、晓沧十年前已先后去世了，我今年亦九十八，读斯文，忆旧雨，不觉老泪纵横。 　　当我重读布雷的遗书时，深感他去得这样从容；对生前死后，嘱咐得那样周到。他说他得的狂疾脑病。一个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人，能够留下这样的遗书吗？布雷离开我们三十五年了，作为老同学，当然不能为时间的消逝而淡然忘怀于他。 　　 　　　（汪振国整理）

原文一九八四年八月 发表于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浏览：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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