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对蒋有一定影响，从陈布雷身上也侧面地反映一些蒋介石的情况。 　　我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陈布雷是我顶头上司。蒋介石早闻陈布雷文才和见识，陈撰写的上海《商报》社论中的立论与主张皆吻合国民党的要求，因此在北伐前，蒋特派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与陈布雷联系，为国民革命军广开舆论；一九二七年初，蒋陈初次见面后，蒋就对陈优礼有加，数次请其出任秘书，皆被托故推辞。蒋介石的地位日渐稳固后，对内外文告沓多，亟需专事撰写文告言论的人，先委陈以浙江教育厅长，复在蒋自兼教育部长时，请陈当次长，基于侍从室内廷权事扩大，乃以特任职邀请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结束“客卿”身份，一切重要党政事务，都由陈主办，尊称为布雷先生，蒋对其下属称先生者仅陈一人，依畀良深。一九三八年初，又调周佛海任副主任协助之。陈写《敌乎？友乎？》发表后，日本人不久也有声明，气焰嚣张，侵略凶相毕露。说什么打到那里就在那里成立傀儡政府，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相互“亲善”，互相制约，以日本现有的实力，三个月即可解决中国。这就无异正式宣布侵略者已箭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采纳陈的建议，加快巡遍全国，与各党派势力交换意见，务求意志一致，统筹部署，健全组织，共同对敌；同时派何应钦赴北平与日本外交官兼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磋商，订立了“何梅协定”以为缓兵计。事先，蒋介石召见何应钦与戴笠，告以国内尚未统一意志，只能暂与日寇权宜拖延时间，此情定将为天下人责骂，勉励应钦忍辱负重代蒋受过，饬戴笠不得轻举妄动，影响大局。果然这一出卖民族利益的条约订立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由于英美不甘心日寇独占利益，对在日施以强硬影响，蒋介石乘机软拖，协定条款未付实施。其后宪兵第四团撤离，党政军机构均有变动。 　　陈布雷自律很严，怕烦，小心谨慎，站不挺胸，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罪。侍从室增设第六组第三处时，他都不赞成，但又不坚持己见，更不明显反对。曾对我说：感蒋知遇之隆，不得已供驱使，将来还要回教育界新闻界操旧业；他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愿从政。但从其所撰的文章上看其思想意趣，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但按之实际则必需假手于人，行之不能尽其意。 　　陈布雷进侍从室之时，正值风云多变，政局动荡，外侮一触即发之际。蒋介石又提倡新生活运动，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军校的开学及毕业训词。节日文告、元旦献词等等，一篇未成又接一篇，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即使不纳也很客气地重申蒋自己的意思，所以陈布雷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决策者。西安事变后，陈在杭州新新旅社煞费心机地为蒋写了一本《西安半月记》。抗战后，陈布雷惜陶希圣文才，向蒋保荐为第五组组长，陶希圣代蒋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抗日战争起，蒋介石那篇《集中力量抵抗暴敌》——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对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谈话，也是陈写的。一再强调三民主义救中国，重申中国立国原则为三民主义。一九三八年六月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也明确说明“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举凡《告全国军民总动员书》、《抗战建国告友邦人士书》、《击退敌人建立新中国》、《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领导全国精神动员》等等凡是作为蒋介石讲活发表的文告，篇篇内容都离不开要实现三民主义，特别是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上就以《三民主义教育为最高基准》作为题目，贯穿始终。 　　数不清的文山、写不完的稿海。压垮了陈布雷原本瘦弱的体质，香烟一支接一支的习惯促使其加重病体（抗战时期特许供应三五牌纸烟），有时不能执笔则有程沧波代笔，张季鸾参加起草。到国共再次分裂时，文字工作更感困难，雄辩毕竟不能胜过事实，呕心沥血彻夜工作，精神衰弱越趋严重，非服安眠药不得入睡，一九四八年东北全部解放，蒋介石政权濒于覆亡。陈的幻想也在破灭，思想和精神负担不堪其苦，空有一副封建文人的好心肠，为蒋介石鞠躬尽瘁，终于在一个晚上，服用大量安眠药求得解脱，蒋介石赠他“一代完人”以慰逝者。

原文1976年11月 发表于（摘自奉化县政协编印的《奉化文史资料》  浏览：125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7/4 11: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