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侍从室期间，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大家都能合作，就中最好的一位朋友，便是陈布雷。我管军事，他管党政。我们过去虽认识，但没有深厚的友谊；我们浓厚的友谊，是从侍从室同事而来，这可以随便举一兩事来说明。比如，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相，工作又那样繁重，我老是跟在他的后头，逗他的兴趣，以后他就渐渐地减轻了苦脑，笑靥常开。记得有一次在成都，与他同住一个地方，有一天上午，没有什么事，我笑著对他说：“带你去调整调整！”他说：“大哥（他老是这样称呼我，实则我们是同年，我不过比他大几个月），我们到哪里去？”我说：“你跟我走好了。”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国，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问他：“好吧？”他税：“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后来，他养病成都，还对他的夫人说到我当年“调整”他的乐趣。他向别的同志讲，我是真正爱护他的一人。 　　这里节录布雷给我的兩三封信，以见我们彼此之间了解之深与关系之切： 　　文白我哥大鉴：弟病中，承兩次枉驾过视，均失迎迓，甚感！甚歉！闻芷町①兄及惟果②兄先后转述劝慰之词，益感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去处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受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承劝以短时期内之休息，本应遵命，但弟之所患，在“此心安放不下”。若事闲而心繁，则于脑神经衰弱，转有害而无益。幸山洞休假兩月余，巳略有微效，此心已无忧闷急躁之象；并巳向委座直陈此四个月来身心日衰之实况，当能蒙其鉴谅，不致有繁重之工作相敦贲。现在每天决定，以半日休息、半日作事。暇时即下乡走走。为比调摄，或能有效。知兄关垂至切，谨以报闻。……弟布雷谨 　　文白吾兄大鉴：昨晚正思作函，告弟近日忧闷之状，请兄为我筹策，乃蒙见赐电话慰问。朋辈中爱护如兄者，洵不多见，……弟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今若兼职（指国防最高秘书长职务），势必顾彼失此，在个人必兩无着落，而大事必多所贻务。乃领袖坚不允弟所请，必令兼代。固知安排人事，自有苦心，不能暂为应命，然如此决非久计，古人论为学，谓：“如人饮水，冷暖自如。”弟以为可能服务之最高限度，亦唯自身知之最切。弟在西安事变以前，或尚有过分消极之处，未将全部精力使用，然二十六年以来，观念一变，巳不复顾及自身之劳逸与荣辱，乃至于健康。却如今夏以来，以打针关系，精力稍增，而此所增出之精力，亦敢言亳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今若再贲以重担，必至个人则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此六七日来，忧虑焦急，已无一息安宁之时，今后一线之希望，唯勉任至年底以后。请各位好友可以向委座进言者，为我婉转陈述，必获解除兼职之请，而此尤有仗于吾兄之竭力相助，为我解脱也！……与兄谊如手足，敢布区区，唯祈心鉴。弟陈布雷顿首 　　白文我兄大鉴：弟兹处于彷徨之歧路，敬求我兄指示迷津！侍二处的工作，近来日益繁忙（因委座兼理之事日多，而最近经济案件亦日增），弟已不胜负担，今委座又欲命陈组长芷町兼任经济会议秘书主任之职，是则弟非至丛脞贻误不可。昨夜陈明困难，下情不易上达。……我兄素来爱我，将何以教之？何以助之？切盼指示。即颂晨安。弟陈布雷顿首 　　以上随便举出兩三封信，足见布雷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我与布雷友谊之一斑。在公的方面，常常在蒋前，我们的意见是合作的。他是一个文学家，关于文字上，我常常请教他，称他“学老师”。如有一次，对于一个战役，我起草一个电报，以蒋的名义，分致各将领，正写到最后一段，布雷进来了，我说：“好好，正写得为难，请你赶快补完。”他说。“写得这样多了，为什么还要补？”我起身拉著他的手，说：“非补不可！”他笑了，说：“大哥拉扶，敢不遵命！”。遂由他手笔，完成了那一个电报；第二天．呈奉批准，就发出了。原电如次： 　　电李长官③、孙副长官④，张、王、汤、黄总司令，郭司令，并转各军师长： 　　　总合各方情报，并证以敌方广播，现敌军增调五战区者，为第六师团之一旅团，第三十九师团之一旅团，及第四十师团之一联队，合原有之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备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至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似天甚大企图，可以推见。但无论其作用如何，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乘长蛇出穴之顷，为铁锤痛击之举。各官兵应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克奏光荣之肤功，以发挥我制人而不制于人之革命战略。反之，若中其摇惑耳目之计，遽存避免决战之心，结果必使敌人得以纵横窜扰，而我军仍不免遭受损失，断非我革命军人所宜也。务望本此意旨，坚定决心，并逐级晓谕所属，一休遵照，为要！中正手启歌。 　　从“以发挥……”到末了止，都是布雷的手笔，是他替我补完的。在我五十岁那一年，布雷特地为我做了一篇序，真可以说是“情文并茂”。 　　　我和布雷的友谊虽然这样好，即在内部和日常事务问题上，也能说得来，意见相投。但在政治主张和见解，特别对中共问题，我们就很少甚至简直没有淡过，只有在党的某次全会时，他向蒋坚决表示同意我写的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文，认为非常恰当。外面有人说他是ＣＣ，其实他同ＣＣ毫无关系。记得在抗战胜利第二年的某天，他曾和我淡到ＣＣ在各地接收贪赃枉法的情形，表示痛愤。不幸最后他竟吃安眠药自杀。有人说他是“尸谏”，这是一个疑问。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了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 　　 　　 　　①陈方，字芷町，时为陈布雷的主要助手。 　　②李惟果，时任国民党中宣传部副部长。 　　③李宗仁，时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④孙连仲，时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原文1987年11月 发表于（节选自文史资料出版社《张治中回忆录》）  浏览：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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