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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听希圣、君章、沧波诸位先生述布雷先生生平,讲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故事,使我们对布雷先生有新的认识,也引起很多回忆。
我在抗战期间及抗战以前那几年,不在中央服务,所以和布雷先生接触不多,不过每次到重庆或南京参加会议,—同布雷先生交谈,总觉得他是一位彬彬有礼,始终保持书生风度的君子。伧波先生说过,布雷先生无论声望怎么大,地位如何重要,总是表现新闻记者的风格,为要向「传记文学」交卷,我想讲一些我和布雷先生交往的几个小故事。 文章不能短的苦衷 希圣先生说到做文章的长短问题,使我想起有一次参加中央全会,看了全会宣言的文章,当时布雷先生适坐在我的旁边,我对他说:「我晓得这是你的手笔。文章做的真好,可惜我觉得一篇政府或领袖的文告,必使一般民众看得懂而且要喜欢看,若文章太长,无论内容怎么好,有些人就没有兴趣与时间看下去。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建议。」布雷先生不但不以为忤,反而笑着对我说,「我和你有同感,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每次我把文章作好送呈总裁,总裁总要一改再改,还加许多意思进去,所以文章就越作越长了。你说一般人不喜欢看长文章,我这写的人也是一样,一篇文章交了卷要我再多看一次,我也不大愿意。」这可反映出布雷先生休休有容的襟怀。 放言高论的老毛病 我还有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那时我已三四十岁,不算是「少不更事」了。可是,我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每次在中央开会,总喜欢发言论列时政,有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放言高论,常使总裁听了不愉快,甚至引起他的误会。当时有两位先生时常替我向总裁疏解。一位是布雷先生,一位是吴铁城先生。他们排难解纷的技巧,各有所不同。铁城先生总是把总裁的意旨坦直转达,好象代表总裁申斥或对我发脾气。布雷先生则不然。他事前事后都不说什么,只对总裁委婉进言,把事情无形弭弥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一次我记得是民国三十三年,我在西北主持西北大学和西北工学院,我到重庆出席中央全会。那时胜利在望,总裁心情怡悦,特在一次会议中举行政治检讨,参加者不是中央高级官员,便是负地方党政责任者。总裁希望大家作坦诚而彻底的检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穆,我一看大家都不讲话,我的老毛病又发作,我便首先站起来讲。因为我从西北来,所以我把西北和来重庆沿途所见所闻的民生疾苦,择要报告一番。一时讲的痛快淋漓:就从民生疾苦谈到政治有欠清明,以及若干官吏的贪污和政府机构组织的不完整,如此这般的大肆批评一顿。总裁听了立刻现出不悦的样子,虽未对我大加申斥,但已情见乎辞的,既说我讲话「不负责任」,又指我「不了解政府当局的困难和抗战环境的艰苦」。散会之后,许多人以为我讲话大无忌仰,必将受到惩罚。 西北两大学考察团的组成 当晚我便接到总裁次日召见的通知。第二天我诚徨诚恐的到曾家岩的官邸晋谒。出乎我意料之外,总裁对于昨天开会之事一字不提。他非常客气的垂询我在西北主持高等教育的情形,对我一身兼长两大学的重任,极为嘉勉,并说:「你办学很有成绩,将来我到西北视察,必来你那两间大学参观。」最后他说他知道全国教育经费都很桔据,问我有无特殊困难需要政府的帮助。我当即答称:「在这艰苦的抗战时期,不仅我在西北办教育有困难,别的人无论在昆明、在贵阳、在重庆都一样的有困难。教育部既对各方面有一定的规章,我不敢额外有所请求。」他还是对我说:「你有任何困难,尽管对我说,或去和布雷先生商量,我一定可以帮忙。」第二天布雷先生和我一见面就说:「总裁既决定了要帮忙,你就想想看,在一般大学行政之外,你有什么新计画,需要中央补助」那时我在西北已五六年,时时感觉到,我所主持两间大学,虽有数千学生,又是陕甘宁青新五省最高学府,单使学校上轨道,学生弦歌不绝,似还不够,实应对地方、对国家、有其它的更大贡献。我那时立即就想到新疆。当时大家对新疆都特别注意,无论就国防、军事、政治、经济和资源来说,新疆都和抗战有密切关系。我很想组织考察团到新疆,一方面从事科学的考察,一方面从事人文史地的考察,因为西北工学院设九系,有不少从事科学的专门人才,可称为大后方最多的科技人才储备所。西北大学文、理、法、商也是各科齐备济济多士。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意思告诉布雷先生,他完全同意我的主张。我当晚就把计画书拟好送给布雷先生。过了几天,他告诉我说我的计画业经总裁批准,经费也已有了着落,要我回西北去,着手筹组。于是我赶回学校,以三个月的时间组成了两个考察团,一个是新疆科学考察团,由西工名教授潘承孝和余谦六率领;一个是新疆历史地理考察团,由西大名教授黄文弼和殷伯熙率领。就在那年夏天分别前赴新疆,做了三个多月的考察和研究,回来便对中央提出两个很有学术价值的报告书。 这一切,可以看出布雷先生不但做事精密而有条理,而且替领袖和他的僚属及一般人都解决许多问题。那真是公忠体国精神的充分表现。 批评翁内阁与出国进修 我要再讲另外一个小故事。我们胜利还都,立法院于行宪后第一次集会南京。总统根据宪法,提出行政院长人选,立法院应对行政院长的施政方针提出质询。那时翁文灏以行政院长身份送来一个施政报告书。第一天就有二十几位立委对翁内阁提出种种质询,一致认为那长篇大论的施政方针太空洞,太不切实际,不足以应付当前的紧急情况。翁文灏一气之下当晚报告总裁,加油加醋的攻击立法院,说它不但不和他合作而且有意对他「捣乱」;尤其是我这个在会场上声音高一点又因时局严重而致激昂一点的立法委员。在他的口气中我就成为那场辩论的「罪魁祸首」。总裁盛怒之下,也很不以我为然,几乎酿成了很大的风波。又是布雷先生不声不响的从中奔走斡旋,两三天后便告烟消云散。那些经过,他并没有告诉我,我事后从旁听来。今日在场的沧波先生就是一位亲眼看见这些经过的。于是我在三十七年五月,经许多朋友的劝告,我赴美国进修一年;因为那时教育部奖励抗战时大学校院长出国进修的名单,还留有我的名字。我由宁经沪飞美时;沧波先生和另一位名记者赵敏恒先生还在上海为我饯行。我现在应再向沧波先生表示由衷的谢忱。 我今日也应谢谢绍唐先生举行这个极有意义的座谈会,因为它使我们重温布雷先生的嘉言懿行,使我们对这位公忠体国的老友增多一点认识。我个人更对布雷先生重兴无量的悼念和无限的追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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