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聆听各位先生讲述有关布雷先生的生平，对於喜欢近代人物传记的我，等於上了最可宝贵而又极其难得的一课。我对布雷先生，可惜在他生前竟无一面之缘，但间接地也有相当的了解。 　　曾慕韩、左舜生与陈布雷 　　其一是得诸曾慕韩、左舜生两先生的转述：当布雷先生在商报以「畏壘」署名撰述社论为世所重之时，与慕韩先生在沪所创刊的醒狮周报，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故，即缔结文字之交，在座的程沧波先生想可证明。抗战前後，青年党人逐渐与政府携手合作，布雷先生亦为其间重要调护的枢纽，自非无因。抗战既起，先总统蒋公为团结禦侮，曾有化全国各党派为一党的拟议，即由布雷先生负责与舜生先生洽商，後因中共的反对，而告中止。三民主义青年团未成立之先，亦由布雷先生告知舜生先生组织内容，并徵询其意见，可见他与青年党人的公私交谊。当廿五年十二月间，蒋公约晤，慕韩先生於洛阳，未行而西安事变发生。待乱平，慕韩先生会致电蒋公祝贺脱险，系用四六骈偶文句，因慕韩先生诗文，向以文言见长，从不用白话体文。蒋公嘱布雷先生起草覆电，亦用四大骈体文，而非普通应酬文句，对仗甚工。有「危棋急劫，知袖手之难安，骇浪孤舟，赖同心而共济」之语，并重申邀晤旧约。後来慕韩先生到溪口晤蒋公，布雷先生一见，即说：「您这次把我害苦了！」相与抚掌大笑，这也是政坛一段有趣的插曲。 　　另一是得诸布雷先生手书回忆录的纪载：这部回忆录出版之初，我适卧病上海，随卽买来阅读一过，觉得它的史料价值极高，有若干可以避而不谈的，却俱直言无隐，其真实性，非一般回忆录所能及。姑举几件对我印象深刻的事来说： 　　布雷先生科举出身 　　第一：布雷先生少年时，曾应科举考试，县试坐「红椅子」，录取为最後一名，府试竟高列榜首，院试遂以第五名入学为秀才，时年仅十五岁，较黄膺白先生十七岁中秀才还早两年，可谓极不容易。後来布雷先生之以能文闻名於天下，大抵卽植根於此。虽说其时已废八股，改试策论，但其文章胎息於八股，受过严格训练，决无疑义。较之今天大专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写个便条都不通，并且还别字连篇，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尽可诽议科举制度及八股之不合理，但清末科举时代培育的人才，而大有贡献於民国时代者却无可否认，如布雷、膺白两先生之佐助蒋公勋业，即是一例。果能扩而充之，作一统计分析，观察其出身科举而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当是研究近代史的一个最有趣的课题。 　　叶恭绰寄赠医药费 　　第二：布雷先生在民十五勉支商报残局时期，既穷且病。时在北京的著名交通系首领之一的叶恭绰（誉虎），以赞赏布雷先生的「论议周匝，文学雅俊」，特寄赠三百元，为药饵之资 。可见叶虽北徉官僚，犹能往意国内舆论，随时留心人才，此举求诸当代要人中，殊不可多得，盖叶与布雷先生仅有一面之识也。依布雷先生後来立场而言，此事似可略而不提，但仍记其经过於其回忆录中，自不无有「知己之感」，而布雷先生之忠实不欺，於此益得明徵。 　　蒋公兼教长之原因及影响 　　第三：布雷先生於民十九由浙江教育厅长转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实由蒋公自兼部长，调其到部佐助。回忆录中记其经过云：「教部之改组，由於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龆，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叶所从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於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孟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恸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箫遽（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於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於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汉民先生反对甚力，卽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於高鲁未到任以前，由将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最为纯谨公正之人物也。」是足见当时教育界派系之壁垒分明，争夺至为激烈，较诸吴稚老生平所最訾议之江苏省教育会派尤有过之。此一政坛秘辛，布雷先生及身而道，自为可信之实录，而当年蒋公调停於李、吴、蔡、胡诸老之间，殊煞费苦心。以诸老德望之隆，竟互不相下，所影响於其後政治波澜者至大，尚不止於教育行政而已。布雷先生初不拟就常次，奈坚辞不许，到职之日，蒋公复嘱以「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事当请教吴、李、蔡诸先进，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至诚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於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肃学风之政策，则须排除万难以贯彻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也。」此一重要指示，对於布雷先生尔後之待人接物，无不以谦退为先，一切秉诸公诚，采取超然态度，从未自成派系，亦未卷入已成派系漩涡，实具有极大启迪作用。乃至汤山事件後，布雷先生逐「更有感於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的慨叹，决非偶然！ 　　整顿光华大学始末 　　第四：布雷先生在教育部常务次长任内，从事学潮处理及大学教育的调整，曾於回忆录中列举六项，而俱未言其详。其间有整顿光华大学，以部令停止教授罗隆基之聘约一项，彼时本人适在光华肄业，略知兹事始末。罗兼执教於光华及中国公学两校，并於「新月」月刊，发表所谓反动言论，一度在吴淞被捕，旋即释放，在光华礼堂兼饭厅上演说，极富煽惑性、学校当局对此素来放任，未予纠正，不久即有在校学生之区分部、委员杨某策动驱逐副校长廖世承（茂如）先生之事件发生，而以「打倒国家主义派」为号召。廖除任副校长外，兼主教育系及光华附中，办学极具成绩，过去任教东南大学及主持东大附中，亦声誉卓著，因此而形成拥廖与倒廖两派之对立，罗隆基遂亦为倒廖派所指目，学潮由是而起。罗之品德，本无足道，当时果能暗示光华校长张寿镛将之解聘即可，殊不必以部令停聘教授而开此先例，这或许非布雷先生本意，亦未可知。迨部令一下，廖世承、张东荪、潘光旦等教授，俱辞职离校，学潮迅告平息，罗则应天津益世报之聘北上，愈益发表其对政府不利之言论。抗战期中，罗曾任参政员及执教西南联大，布雷先生始终看他不起，印象极为恶劣，大概由於部令停聘，卽种其因。不过，我可证明廖世承先生决非国家主义派，竟因此而蒙不白之冤，真堪惋惜！ 　　欲以一死振厉末俗 　　　综合各位先生所讲布雷先生的行谊，他在商报及时事新报时代，性情豪放，不拘小节，是一典型的报人；从政以後，入掌枢密，谨慎将事，小心翼翼，生活严肃，不知者以为近於迂枸，致前後判若两人。其实，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布雷先生有其狂的一面，亦有其狷的一面。是既进取而又有所不为的特立独行之士。他自民十六加入国民党，二十三年开始佐助蒋公帷幕，参与最高机密，重要文告，悉出其手笔，极获倚畀与信任，长达十五年之久，无人能与之比肩抗衡，知遇之隆，一时无两，迄至民三十七年十一月，自杀殉职，有如诸葛武侯之「鞠躬尽瘁，死而後已」，实无愧色。当国家板荡之秋，身居賛襄密勿者，欲以一死振厉末俗，其志堪哀，其人可敬，而疾风劲草，浩气常存，较诸平素受恩深重居然变节投降若张治中、邵力子之流，及若十阵前「起义」贪生怕死的文武官吏之辈，相去何啻霄壤，可惜如布雷先生其人者，毕竟太少太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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