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殿右二承宣张子朋激怒水营导致水营几乎哗变，东王杨秀清假天父下凡，杖责张子朋和北王，安抚水营首领唐正财，是太平天国前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年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出版物，包括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牟安世《太平天国》、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及罗尔纲先生的巨著《太平天国史》等，都作癸好三年二月，似乎这个时间应该算作定论了。 　　但只要稍稍留心就应该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定论，事实上是个错误。 　　所有这些记载的出处，都是《贼情汇纂。首逆杨秀清传》中如下的一段： 　　“癸丑二月，伪北王韦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张子朋性极凶横，因争船只，责打水营多贼，众心其叛，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抑或各散，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传到唐正才，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用好言抚慰，水营群贼悉听唐正才指挥，唐正才调停群下，始无叛心。。。。。。” 　　按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始攻破南京城垣，次日，克满城，廿三日，东王始行入城，次日，天王入城，定南京为天京。由于向荣廿六日即赶到南京东郊，城防压力陡增，整个二月下旬，有据可查的出征行动，仅有廿三日罗大纲、林凤翔、李开方等进取扬州、镇江，和廿七日吉文元的进攻浦口，是时天王和东王方争议定都问题不决，扫北尚且决策于三月，四月初三日方行出兵，而最初意在解决天京粮食物资的西征则更晚，第一批出发的胡以晄、赖汉英等也启程于四月廿九日，而且最初只盘桓于安徽，江西，进入湖北的时间是八月廿七日（石祥祯，广济武穴），显然，北王是不可能早在京城兵焚未定、安徽、江西道路未通的二月，派仅仅职同指挥的张子朋“上犯湖北”的。 　　且张子朋癸好三年三月方授指挥，四月调北殿承宣，癸好二月时，不过官居月令侍卫，职同将军，并非显职，就算“性极凶横”，也很难肆意妄为，作威作福如此。 　　更重要的是，同一本《贼情汇纂》，在《剧贼唐正才传》中却道：“甲寅三月，韦贼令张子朋上犯湘潭，因封船只，激变水营。。。。。。”也就是说，即使以《汇纂》为据，也已经有癸丑二月，甲寅三月两说，两说必有一误。癸好说之不成立，前已述及，查甲寅四年三月十九日，林绍璋占湘潭，廿六日失守，考虑到路途遥远而且逆水行舟，往来文报，当须一月左右甚至更长，北王之遣张子朋，当并非得知湘潭克复，派其协力，而是在林绍璋等人出兵前就遣他引兵协同进攻，所以《杨秀清传》言“犯湖北”，而《唐正才传》言“犯湘潭”，实际情况只能是，北王派遣张子朋协助林绍璋等进取，子朋西上，会绍璋于湖北境内，然后合兵攻克湘潭，照此时日计算，张子朋激变水营的真实年月，当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 　　还可资佐证的是张继庚事件，事实上仅仅张子朋跋扈，尚不足以激变，张继庚混入北典舆衙，常潜入水营拜盟结义，用“东王待粤人厚，待湘人薄”挑唆水营将士叛降，东王不仅杖责北王和张子朋，且厚赐唐正财，正是风闻这种谣言后采取的极有力措施——东王善于采听消息，其天父下凡，之所以“发人阴私，无不毕中”，也在于此，从他能准确地知道一个女官和李寿春、曾水源私下的一句闲话“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就难了”，便可知一二——，事后水营将士悔悟出首，张继庚因盟书写了假名逃脱，但不几天就在街上被军帅张沛泽扭获，其同党为救其脱险，于二月十五日凌晨偷袭神策门图为内应，由此当可推算出，张子朋事件之月份，不在三月，而在二月。 　　这样一个稍加推敲、甚至翻阅一下同书的不同记载就可以发现其谬误的日期错误，居然被各种权威书籍、文章深信不疑地沿用至今达百余年，可见，治史要严谨，细心，不盲从，并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贯彻于我们日常一点一滴的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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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9 17:4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