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营设委会主委的名义 　　关於布雷先生的生平，有他自已所发表的回忆录，平实扼要，写得很好，虽然他这本回忆录并不完整，他生命中最後的十年——重要的十年，没有写出来，但从已发表的回忆录中，大致可以看出布雷先生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都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我个人同布雷先生开始接触，是民国二十三年夏天在庐山牯岭，那时我刚到委员长侍从室不久，布雷先生也是在那年暑季之前不久，由南昌行营随同到牯岭来的。在行营设计委员会挂了一个主任委员的名义。实际是跟随委员长身边在侍从室工作，那时在侍从室并没有他正式的名义。 　　 　　建议筹设秘书训练机构 　　我第一次和布雷先生见面即在牯岭。聊天闲话中，他提到几件事情，可以一述。首先他略述身世，身体及其兴趣，并说，此次委员长要我跟随在他左右，是要我帮忙他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帮他处理政务或预备要我做其他的事情，我也愿意担任这个工作，不再希望做别的事情。其次他谈到在浙江教育厅长的任内，闸向鲁涤平（咏安）主席有所建议，他认为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缺乏秘书人才，应设立一秘书训练机构，找一些文字好的青年以培植之，可惜未能帮鲁主席将此事办起来。当时我也问他，就他所知，同辈或年轻一辈中，文章写得好的还有那些人？他举出沧波兄相告，那时我同沧波兄还未见过面。因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此话後来曾与沧波兄谈过。 　　侍从室的设立与分组 　　布雷先生正式进侍从室是在廿四年春天，侍从室原来晏道刚是主任，以後南昌行营撤销，侍从室改组分为两处，第一处由晏道刚继续，第二处便由布雷先生负责。第二处将原来侍从室办秘书业务的人并为一组，另成立一个研究组，以原来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为基础，担任研究工作，布雷先生兼组长。我个人到侍从室是接替邓文仪（雪冰）的工作，邓原负责第三组，第三组是担任速记工作及起居住、会客记录等工作。当时箫乃华、萧自诚都分配在第三组。改组以後第三组取消，一部份工作归并到文书组去了。我专任侍从秘书，侍从秘书编制上隶属第二处，但工作上系直接向委员长负责，凡是由我经手的报告或交办事件，均由我的助理林培深同志帮同办理，直接呈转，不与布雷先生发生关系。因此，我和布雷先生同在侍从室多年，在工作上并没有多的接触。二十八年秋，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院于乐山，我奉准去乐山住过一年半，其後奉派到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政治部主任；三十一年冬，再调回侍从室。此时侍从室已增加第三处，陈果夫先生任主任，我和罗良鉴（俈子）先生任副主任，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结束为止，我住在南温泉时为多。从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在这一段时间，我和布雷先生见面的机会更少了。 　　西安事变的一段回忆 　　刚才希圣先生问到西安事变的时候，我是否在西安，还有那些人去了西安？我现在可稍为说明。西安事变，我也跟随委员长到了西安，同住在临潼华清池。当我们到西安以後，已开始看见「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一致抗日］一类刺目的标语，满街都是。学生也在游行呼口号了。气氛巳显得很不寻常。事变先一日（即十二月十一日），我还约集当地党政军有关同志会谈，交换意见，大家都认为亟须提高警觉，指出、张、杨左右某些份子大有问题，尤以张卫队营营长孙呜九更属危险人物，应速于隔离。乃即写成报告，缮正後，当夜不及呈阅，翌晨事变即日爆发。此一报告，在我被拘禁後，幸由林培深同志及时毁灭，致未引起麻烦。当时我们虽有危险警觉，但还不会意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本人会有如此翻天覆地之大阴谋正在秘密进行中也！此次一同去的秘书人员，还有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萧乃华则死在事变之中。事後据当时目击者箫自诚兄说，叛军叫门，持枪突入，气势汹汹。乃华匆忙中拿枪在手，准备对抗，卒被射杀。以後报载箫秘书遇害消息，有姓无名，我家人亲友，担心我被害了。直到後来可以通电报的时候，我们几个被拘留在一起的秘书，联名发电给布雷先生，报告委员长及我们的平安，并请对我们在南京的家属加以照料，才使大家明了真相。那次布雷先生留在南京，没有同去西安。谈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一句，乃华兄实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同志，如此牺牲，真是太可惜了。此外，现今在台，当时负责机要文件呈转的俞国华兄，亦同在西安。 　　上面所说，有些成为题外的话了，现在应该简单的说说我对布雷先生的认识。 　　文章不容易使人人满意 　　一、布雷先生，大家都知道，是一位谨慎细心非常自爱的谦谦君于，从不自我吹嘘，寻求表现，我常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能够使委员长如此满意欢喜，确也不是容易！」布雷先生却说：［文章不容易使每个人都满意的，夫人（指蒋夫人）便嫌我的文章太长，夫人会对我说：［你的文章为什麽不可以缩短一点呢？］布雷先生的答复是：「我是新闻记者出身，写社论，总要写满那麽长的格子，已经成为坏习惯了！」他要证明他的文章并不能够使每个人都认为满意。 　　体弱不影响其严正个性 　　二、我少年时，身体健康情形也不好，曾患贫血胃弱。布雷先生体型细瘦有过于我而高过我，他会告诉我，他体重才四十七公斤，比我还轻。经常患失眠，怕烦。我之不常见他，也是怕打扰他。但他勤劳负责，意志坚强，一丝不苟，待人处事，总是一片至诚。平素不好发议论，惟是非所在，亦不是一味客气谦逊，默尔而息者。在重庆时，某次党的全会，黄宇人发言失当，忽见布雷先生突然站起身来，大声斥责，全场肃然。于此可见人的身体虽弱，并不足以影响其坚强严正的个性与精神。 　　忧时爱国的情操 　　三、布雷先生有党性而不存派系之见，故能遇事客观公正，人亦以此尊之重之。对同志谈话，每以党内不和为忧，以党的做法太老式没有新的做法为忧！抗战胜利还都，我奉派任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布雷先生劝我到任，即以其所忧于党者为言，希望我能从革新中而有新的进步，但在当时情形之下，要从根本上做一整体性的改进，是不容易的，布雷先生又何尝不知道呢！後来三十七年，黄少谷兄要我接办和平日报，布雷先生也表示赞成鼓励之意，而当时邵力子、张治中则持相反的态度，邵力子听说我要接办和平日报，便问我的年龄，我说：「四十四岁了。」他说：「我是四十四岁退出新闻工作，你今年四十四岁了，何必还要跑进新闻界吃那个辛苦呢？」张治中则更直率的说：［现在已到了什麽时候？和平日报不是好讲话的，你要好自为之！］由此亦可看出他们对于党国对于时局前途的看法与我们奋斗的方针，在心理上，已发生很大的差异了！布雷先生忧党忧国，爱党爱国的情操，我们是深深的了解与敬佩。 　　关於布雷先生的生平轶事，大家知道得很多，而我所知甚少，纪念他的文章，又有了很多的记载，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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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3/24 1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