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发新闻出了毛病 　　在座的都是前辈，谈到与布雷先生的关系，我可说资格最浅，不过，因为我在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八日曾经写过一篇「怀念布雷先生」的文章，我想就这篇文章在此补充两点：第一是：中央日报提前发表「中英、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新闻。在座的程沧波先生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陶百川先生是中央日报社社长，我是探访主任。那是民国卅一年十二月间，我探访到「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预定次年元旦取消的一条新闻，刊在中央日报的第二版要闻版。当时的总编辑是袁业裕先生，副总编辑是沧波先生的亲戚钱仲易先生。为什麽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把我这条新闻以花边方框的方式处理，刊登在显著的地位，放在社论栏的旁边呢？这有一个缘故：大约在此早两个星期，我采访到一条「陈纳德的飞虎队轰炸（中缅边境）腊戍」的消息，这是当时最快也是独家的消息，写好稿送去报馆，但第二天并没有登出来，可是第二天的晚报「新民报」却以头条新闻刊出。於是我向编辑部抗议质问，说你们平日要我们采访组尽力采访，但这条消息何以不登？这难道不是最能鼓舞民心士气的新闻吗？我请编辑部指示，他们也许另有别情，无从答复，只有置之不理，可是多少感到有点歉然，心情上对采访组的工作也就倍加小心，不敢怠慢了，等到中央社都没有的大消息来到，自然特别重视的未加查证考虑便登出来了。刊出当日正是礼拜天，新闻一见报，不料出了大纰漏，闯下了「滔天大祸」！ 　　要我交出新闻来源 　　那时张道潘先生是中央宣传部的部长。蒋委员长在汪山一早见报，非常震怒，立刻找住在南温泉的道藩先生，追问中央日报这条新闻的来源？道藩先生以为礼拜天被召见，必有什麽好事，不料竟被训了一顿。他立刻过江到中宣部，找中央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一问情由知道是卜少夫所采访的，於是传讯我於中宣部。我深深记得道藩先生表情沉重，是一副悲剧面孔，大衣未脱，两手插在口袋里。他一见我就问：「卜少夫，你这消息是从那里来的？交出新闻来源。」我说：「我不能交出新闻来源，这是新闻记者的基本守则。假若因为这条新闻受处分，我愿意一人承当。」他说：「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是。」他说：「党员要服从总裁的命令，今天总裁要追究这条新闻的来源。」我说：「好，党员要服从党纪，如果总裁要我交出来，我一定遵命。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如果要受处分，这个泄漏消息给我的人，他所应受的处分，我愿意由我一人来承当。如果你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说出来，否则任凭处分！」道藩先生说：「好，你写一个报告。」我记得是在中午被传讯的，当时我正在中一路胡秋原先生家里吃饭，知道闯了大祸，饭未喫完，走时胡秋原先生送我一条香烟，说：「老兄，你此去恐怕就要住到『裹面』去了，没有香烟抽不行，我先送你一条烟，祝你好运。」後来我在中宣部前後呆了四个钟头，等写完报告，他们看了，又打电话，紧张忙碌了一阵，最後要我先回家，到什麽地方去，先报告报社。 　　对布雷先生最早的一次期望 　　为什麽蒋公会如此大发脾气呢？因为政府已与英美两国事先约定，这条消息要在元旦同时在伦敦、华府和重庆一起公布，现在重庆预为披露，变成不守信约，同时也说明我们外交部不能保密。所以蒋公第一个就是追究外交部，後来所有报告呈上去，他老人家看後明白真相，对我的处分是罚薪两个月，我的上级或记大过或被解职，陶百川先生也就因此丢掉中央日报的社长。 　　当事情发生时，我一打听知道布雷先生不在重庆，他到成都治牙去了。我想，这下可糟了，蒋公一生气？可能先把我送去土桥，然後军法从事，这条小命恐怕不保了！这是我对布雷先生最早的一次期望，因为凡关於宣传、新闻等等，蒋公都交给布雷先生，也尊重他的意见，而他既懂得新闻工作，复爱护新闻界，所以认为只有他才可以救我，心想他若在，当可转圜，没有想到後来的处分是意外的轻。 　　第二次进中央日报 　　百川先生因此离开中央日报，当然我也走了，百川先生要我到中央周刊。中央日报改组，胡健中先生接任，布雷先生的令弟训悆先生做总编辑，布雷先生就关照他的令弟要卜少夫回来，所以我第二次进中央日报是布雷先生的意思。而我那时始终未曾见过布雷先生，他所以要我回来，大概是因为早一些时候总裁命陈芷酊（方）先生召集一个关於物价的会议，请了很多专家讨论，要中央日报发表这个新闻，更要一份纪录，我这个采访主任就担任了这件工作。当时的物价问题真是千头万绪，专家发言盈庭，各有主张意见，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会後我只花了一小时整理，送了一份纪录给芷町先生，第二天中央日报的两千字专栏比纪录更简洁。芷酊先生认为不错，抓到要点，对我大为赏识，他曾向布雷先生提及，所以我才有第二度进中央日报的机会。这以後才在美专校街见到布雷先生。民国卅八年芷町先生从大陆撤退居港时，曾对我谈及此事。 　　唯一给我的一封信 　　第二件事是，布雷先生唯一给我的一封信，那时我已经办了「新闻天地」，有一篇文章批评到当时的外交部长王雪艇先生，雪艇先生就派他机要秘书兼情报司司长张沅长到布雷先生处诉苦，他以为「新闻天地」的卜少夫当时是申报的副总编辑，与布雷先生一定有关系。布雷先生於是写了一封信给我，也是我唯一收到布雷先生的一封信，措词非常恳切，要我谨慎处理文稿，不要尽是顾著抢新闻。这或者勾起他对重庆那件案子的回忆。这封信在我的「怀念布雷先生」文中曾引用了。（「怀念布雷先生」一文收在新闻天地社出版我的「受想行识」一书中）原函手稿及内容如下： 　　布雷先生原函及墨跡 　　「少夫吾兄大鉴：日前外交部王部长电话告我，有事嘱该部秘书张君来访，请我帮帮忙，及张君来，弟与之晤谈，始知为『新闻天地』最近期登载『王外长又低了一次头』之特载。我当时未看内容，即告以『此一刊物并非少夫兄一人所办，更与申报无关，当系京沪记者羣业余组织之一刊物，不值得多所推敲』，但『我必能告少夫兄於编辑时特於在意，凡涉及外交及足以损我政府人员之尊严者，务尽量避免之。』张君（外部秘书）曾言外部发表消息慎重之苦衷，并称有开罪於记者之处，乃属无心，并非有意迴避记者，而情报司亦有其困难，总希望卜君不可误会，不为已甚。因君（指弟）为申报董事，与卜君必相熟，务请转达先容，王外长极尊重记者，尤重视申报，并言『我如有机会到上海，必当往访卜君当面请教，当面解释』云云。弟答以当转达足下，此後慎重并告以现时新闻界一般风气，年轻人总是喜欢抢消息――抢访及至於抢登――即如我为中央日报常董，照我知道马社长亦不能登出条条都负责，因青年记者羣实在各有个性，故此等侧面报导，容有措词过火内容渲染之处，在大部应当包容，後张君唯唯称谢而去。张君去後，弟始详阅该文，觉得也并没有什麽，要是我易地以处，当不重视如此。但我却觉得王外长已向记者们『低头』而由第三者请客，并且王外长亲到说愿意领教了，似乎那篇文再登出来，亦有些多馀。少夫兄你以为对吗？现弟为守信诺，特以告兄，烦兄今後注意。再者，『新闻天地』里封面之申报全幅广告似宜停登，因外长昨日与我谈，竟误认为该刊为申报所办也。得便覆我数言为盼 。 　　即颂　时绥　 　　弟布雷顿首 　　三十七年二月七日 　　再者弟之意思，则以为『新闻天地』宜警觉到——『有政治毒素』之稿件而审慎处理之。此点要请兄注意！」 　　原件我非常珍爱，特地装镜框悬挂在香港我的书室墙上作为座右铭。现在影印一份如附图。 　　最近的一点消息 　　在南京、上海，我前後同布雷先生见面只有三四次，对他的了解不多。他逝世後，葬在杭州的九溪十八涧，在杭州沦陷前的民国卅八年四月中旬，我曾前往凭吊。他的墓，我想共党并没有加以毁坏，因为最近约在两个礼拜以前，布雷先生的幼子陈远（现改名「陈力」，担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说他的母亲还在上海，恐怕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这是最新的消息。关於布雷先生子女等在大陆的情况，以後有机会再补充，今天我所讲的只此而已。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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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3/24 11:5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