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认识叔谅先生 　　我之认识布雷先生一家人，是一个接一个的。二十五年在杭州先结交了叔谅(训慈)先生，他是当时省立图书馆馆长，在浙大兼课。再由他我认识了张晓峯（其昀）先生。二十六年五月，叔谅为我第一本著作「李我存（之藻）研究」作序，有云： 　　「（上略）近年中国公教教士，愈显其自献国家之热忱。於是李公与并时教士之遗志，乃始发扬光大而为国人所共钦焉。方今国家多难，解救之道，端赖合力，不同宗教之中华国民，必在国家利益前提之下，相谅相助，共图匡济。吾尤愿吾国公教中人，更有以上体李公与前代名哲之力学敦行与爱国之精神，昌明科学，化导民德，而尽力於救国之道，较之表扬懿德，斯为尤重。方君治学至勤，奉教至笃，登高一呼，表率当世，请以此著为其初桄可也。（下略） 　　此书已在台重写，五十五年交商务印书馆重印，改名「李之藻研究」。而我之认识叔谅先生，是因二十五年十一月，省立图书馆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我以雍正八年浙江总督李卫「天主堂改为天后官碑记」拓本送去陈列，此文虽著录於许多杭州掌故书中，教外人却很少见过原碑，所以大家对此拓本，非常珍视。 　　是年，晓毕先生主编的「国风」第八卷第九、十合期便刊出叔谅先生的「浙江文献展览会之旨趣」和我的「浙江天主教略史」、「浙江之景教」、「浙江之摩尼教」、「浙江之犹太教」，是我在教外刊物最早发表的几篇文字。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先生曾为此来函道贺鼓励。他一直主张教会人士应向教外发展。 　　布雷先生论益世报 　　二十七年十一月，我应于野声（斌）主教之邀，到了昆明，协助办理天津「益世报」复刊事宜。离浙江前，叔谅先生为我介绍他在昆明负责「朝报」的兄弟叔同先生，使我对昆明地方情形和昆明新闻界有了不少认识。但「益世报」社论操在罗隆基手中，编辑由一位写写新诗的赵惜梦来负责，报馆业务则由几个东北人来掌握，社长牛若望优柔寡断，颟顸无能；二十八年元旦下午创刊晚报，但他蒙在鼓中，到那天上午才知道。卽此一端，可知其他。而总经理李绍铎，可以藉口买纸，经海防到香港，一去经旬，他也束手无策，但知向我叹气。二十八年底只有关门大吉。 　　二十九年复活节，在重庆复刊，由於人事不健全，报纸仍无起色。那时重庆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等较有地位。我负责「益世报」社论，但当我想拉几位名政论家撰写星期评论或专论时，都被婉辞。一位较熟的朋友很坦诚地告诉我：「不办报则已，要办，就得办成第一流报纸。言下是说他的文章要在第一流报纸发表。我以此话报告于主教，他以拉丁谚语答覆我：「Meliusert esse quam non esse.」(有胜於无) 　　这时，叔谅到了重庆，一天，我到美专校街去看他，他问我要不要会晤布雷先生？见面之後，布雷先生便提到北伐时，委员长在保定，每天见到「益世报」，便深恶痛绝，他问我：「你们为什麽一定要罗隆基当主笔？我只好把内幕告诉他，这是「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神父将复刊全权交给于主教的唯一条件。九一八後，罗隆基凭藉「益世报」设在天津义租界，不顾国力之是否充实，时时叫嚷抗日，正合雷神父的心愿，却不知增加中枢在准备上的困难。但迁到重庆後，于主教大约受到当局的指示，已不再续聘罗某。 　　于主教晤见布雷先生 　　那时，于主教声望之高如日中天，也颇受委员长的器重。他很想结识布雷先生，知道和陈家昆仲的关系，便嘱我去约晤。廿九年十月三日，我去拜访布雷先生，适值公出，我留下字条，次日得到他的回信，说： 　　「杰人先生道鉴：昨辱过访，适以事冗外出，不及接晤为怅！野声先生知已到渝，不胜顾见之诚！但弟卽赴南岸，不及趨謁，擬星期日回渝，不知星期日午後四时有便否？甚望届时能承教也。即颂 　　大安！ 　　弟陈布雷上十、四」 　　十月四日为星期五，十月六日下午四时我陪于主教同往。于主教一如他平日的习惯，侃侃而谈，没有布雷先生置喙的馀地；而所谈的中西人生观，我深知布雷先生也有他的一套看法。告辞出来後，我问于主教：「你为什麽不让布雷先生也表示他的意见？」他说：「我听说他不爱说话，只听别人意见。」其实是大谬不然。 　　布雷先生熟读圣经 　　布雷先生是典型的儒家，但他却比很多教徒都熟读圣经。一天，他告诉我：委员长对当时几种圣经中文译本都不满意，问他能不能物色一位高手重译。他最初想到吴雷川先生，但雷川先生留在北平燕京大学；於是接著他想到吴德生（经熊）先生。他又说，这真是巧合，两位先生都姓吴，都是浙江人。其时，德生先生已在翻译圣咏（诗篇），最初试译的几首，都曾请布雷先生转呈委员长。德生奉命译经之後，所有译稿也都由布雷先生转递。布雷先生一字一句的读，决不掉以轻心。 　　某次，委员长索稿甚急，德生认为「宗徒大事记」（使徒行传）比较易译，便托一学生代译，而缮抄亦不工整，布雷先生没有代转，很客气的退回来，附一便笺，略述所见。足见经过他手眼的文稿之多之杂，而他又无不一一细心阅读思考。 　　委员长的首次召见 　　三十四年夏，信阳教区张维笃主教，因外籍教士不能合作，飞到重庆，很想到教廷去陈诉。那时出国必须得委员长批准。我於是经由布雷先生很快为张主教获得召见的通知。当然是希望张主教也能办些国民外交。委员长不仅批准出国，并准以官价购买两千元美金，当时和黑市相差很大。 　　岂知八月初，我也接到军委会办公厅第二组交际科通知，准备随时应委员长的召见。後因广岛、长畸的两次原子弹轰炸，一再改期，直到八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纪念周後晋见。我想必是布雷先生的推荐。 　　委员长召见时，一再说：「你应该为国家多做点事。」我答说：「传道教书都是为国家做事。」委员长连说：「不够，不够。」我说：「别的事我不会做，救济事业似乎还合我的身分。」委员长又连说：「好！好！」 　　两天後，我接到布雷先生的信，大意是说：奉委员长谕，要我立即去会见行政院善後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先生；晤谈後，才知谋官的人很多，我飘然而退。 　　我对他的一点歉意 　　一次布雷先生对我说：「我们谈得来，因为你虽身为神父，却不动辄劝我信教。」我亦凑趣的说：「因为你也从来不拉我入党。」说完之後，他一面笑笑，一面却说：「今天我就请你入党。」於是递给我一份入党申请表。并加说：「我愿和德生做你介绍人，有两位中央委员推荐，你便是中央直属党员。」 　　当时我有一解释，人人知我是神父，如有人希望研究教义，或对人生问题有困惑，随时可以和我谈论，这样经常可以保持友谊；假如我逢人便传道说教，势必引起反感，我将失去许多朋友。我还提出一个意见：一个党外人，替国家说一句好话，比党员说十句强。正如一位教外朋友，对教会美言一句，远胜过教会人自语十句。 　　布雷先生颌首深以为然。我惭愧，至今我仍然不是国民党党员！ 　　 一袭陈旧的中山装，一双布鞋；有几次承他留下便餐，也很简朴，面对著这样一位苦行的国家最高领袖的最高幕僚长，我怎能不从心底油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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