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张南陈与我 　　我一生除了领袖蒋公的耳提面命而外，身受教诲裨益最深的，就是陈布雷先生和张季鸾先生这两位伟大的新闻记者。布雷先生是南方人，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季鸾先生是北方人，在天津主持大公报言论，一时有「北张南陈」之称。布雷先生由新闻界到教育界，最後蒙蒋公徵召而任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多年，大家都知道蒋公的不少文稿，多出布雷先生手笔，可以说是「抱笔从政」。季鸾先生则始终担任大公报总主笔，从未脱离「执笔论政」的岗位。 　　他们两位先生对人处事的态度作风，看起来似乎迥然不同。季鸾先生豁达豪爽，日与三教九流之辈为伍，其可说是深入民间。而布雷先生由记者而教育界，袒爽生活，已较前拘谨，及至领袖徵召，转任最高幕僚及机要工作後，处事对人，更变而为极其「小心谨慎」。日常业务上交往，亦仅限於党政高层人物，谢绝一切应酬宴会，过着似乎与苦行僧相似的孤独生活。这是环境使然，确亦影响了他尔後的身心健康。 　　大公无私的精神 　　陈、张两位先生的对人处事，表面上虽有如上的差异，内涵上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公无私Ｊ。季鸾先生固然布衣终生，而为民喉舌。更难能可贵的，却是布雷先生之入污泥而不染，转入政界而始终书生本色，丝毫没有官气。他全神贯注，一切为领袖为国家，从未为他个人打算，更无所谓政治野心。 　　我和布雷先生，虽说谊属同乡，他家和我岳家，亦有若干交清。但他举荐我到蒋委员长侍从室任秘书职务，还是迟迟在我战前由外交部指派为蒋委员长的日语翻译，再奉外交部派任驻横滨总领事，因战争爆发下旗归国，在武汉承季鸾先生举荐，奉蒋委员长召谈，并手谕内定我为军事委员会最高情报委员会国际组组长以後的事。就这一点，亦可看出布雷先生的用人唯公。事实上他在侍从室的全班人马，亦仅寥寥数人，从无意藉此安插私人，结派营私。 　　看似消极其实积极 　　布雷先生的处事，看似消极，其实积极。在重庆，有一晚，我问布雷先生：「先生对领袖的贡献，究竟在那里？是什麽？」他说这个问题很好，但不易回答，要想一想过一两天再答。一两天後布雷先生答覆我说：「委员长是全国领袖，系国家安危於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牵拉著满载全国军民的长列火车前进，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波摆动太猛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於《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你问我有什麽贡献，如果这可算是贡献的话，也就是我的一点微小贡献。」 　　当时我似乎有点感到不太满意地说：「刹车的作用，不是太消极了一点吗？」布雷先生亦没有对我申辩，只说了一句——「消极吗？」而罢。事後我仔细想想，刹车的作用，就整个行程的速度而言，已经不见得是消极的，而且对列车的平安前进，更有其积极作用。如果借用现今的语句，亦就是所谓「在安定中求准步」是也。 　　一代完人感激轻生 　　说到布雷先生的仰药自殉，虽说是健康影响，「油尽灯枯」，但我认为这一不幸事件，至少可以说明他为领袖为国家，先天下之忧而忧，鞠躬尽瘁，终致感激轻生。 　　民国卅七年秋季，战局情势日恶，我从杭州返京，访布雷先生，谈起我和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公洽）谈论时局的经过。陈公洽认为本党在目前局势下，必要时可将政权让交中共，退为野党，藉此加强党内团结，积极革新，一俟共党暴政为民众痛恨，再取而代之云云。我说世上任何共产国家，均不许反对党存在，中共如执政，焉能予本党以重整旗鼓团结再生的机会？因此我认为这种想法，後果堪忧。布雷先生听了半晌不作声，经不起我一再催询，他终於透露了一言说：「钱麟兄，你要知道比陈公洽更天真更离谱的主张，党政高层中又蚩止一、二人而已？！」 　　　这以後不久，他终於十一月十二日仰药殉国。我在护送灵柩前往杭州墓地时，一路上想来：他对整个大局，耳闻目觎，饱受刺戟，鉴於［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他早已决心做一位「感激轻生之士」了。他临死尚自谦责他「不负责任」，其实他太负责了。当时领袖蒋公亲书「一代完人」四字，以吊挽布雷先生，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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