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运六气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字记载甚多，文词古奥，义理渊博，历代医家尚有不同见解，如缪希雍、张绰二氏认为运气非医家治病之书，无关医道。刘河间、张志聪、陆九芝等以运气学说为医家所必宗。而程德斋、马宗素则妄谓某人生于某日，病于某经，用其药某日当汗瘥，某日当危殆，迷信拘牵，眩惑后人，前者否定一切，后者则刻舟求剑，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惟张景岳，汪省之则折衷以上二种观点，张景岳说：“读运气者，当知天道有是理，不当日必如是也。……，自余有知以来，常以五六之义逐气推测，则彼此盈虚，十应七八，即有少不相符者，正属井蛙之见，而见有至未至耳，岂天道不足凭耶”！汪省之说：“运气一书，古人启其端，岂可徒泥其法，而不求法外之遗耶。……务须随机达变，因时识宜。庶得古人未发之旨，尚能从其言之妙也。” 　　　　《内经》一书，是论述运气学说的主要理论渊源。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古人认为形体的生长由于气化而来，所以又有“形气相感，万物化生，物之生从于化，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的说法。（形，指金、木、水、火、土五类物质；气，指风、热、湿、燥、寒）。主要阐述自然界与人体的密切关系，认为一切生物发生都具有物质性，这种认识是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范畴的。 　　　　在《内经》中论述运气学说的篇幅不少，而《六节藏象论》、《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可谓之为专论。它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对天文、地理、历象以及宇宙万物生化的直接观察和体验，认识自然界天时气候变化和人体息息相关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以阴阳五行为核心，以六气、三阴三阳等理论为基础，运用天干地支为符号，执简驭繁，阐述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充分反映出中医理论体系整体观念的特点——“天人相应”。 　　　　所谓“五运”，就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气的属性来论述宇宙运动和变化，也是古代中医用以解释自然界变化的规律，用天干来表示运气的运行，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六气配合地支，《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说：“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干支者乃圣人究乎阴阳相生之用也，著名以彰其德，立号以表其事，由是甲子相合，然后成其纪，远可以步岁而统六十年，近可以推于日而明十二时，岁运之早晏，万物之生死，将今验古，咸得而知之”。均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阐述和解释的依据，探讨五运六气运动规律，预测疾病的发生并用以指导临床实践。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这就说明阴阳五行在中医学的重要性，亦说明阴阳五行是万物的规律。五运配以十干作为推演工具，大运以十干建立，每干统主一年的岁运，又称中运，主运，统主一年各季节的岁气，按五行相生的次序，每运主一时，始于木运终于水运，每运主七十三日零五刻，合计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客运，是以每年中运作为初运，因如客之来去，故称“客运”。推演方法，以当年的中运为初运，依循五行太少相生的顺序，分为五步，由于每年甲子不同，故初运也随中运而改变。在五行之气的属性运化变化，有平气，又有太过，不及之变。而运气学说又结合天文，如《素问·五运行大论》说：“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奎壁）；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角轹）；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思；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这是以丹天之气，即五行中的火气，火之气见于天上为赤色；黅天为土气，反映于天上为黄色；苍天为木气，反映于天上为青色；素天之气为金气，反映于天上为白色；玄天之气为水气，反映于天上为黑色。牛女、心尾等，即天上二十八宿。五音即角、徵、宫、商、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在地为木……在音为角；在地为火……在音为徵；在地为土……在音为宫；在地为金……在音为商；在地为水……在音为羽。”此以五音为符号，根据五音的太少，以推算五行的太过不及。角音属木，木为春阳之气，形容春季萌动外出，其音长短、高下，清浊合调；徵音属火，火为夏季阳盛之气，其音次高、次短、次清；宫音属土，土为长夏旺于四季，具有中和之气，能生万物，其音最下、最浊、最长；商音属金，其气坚刚肃杀，草木凋落，较宫音略低，次长，次浊；羽音是阳气初生，万物处在孕育，在季为冬，乃阴尽而阳复生，如冬至一阳生，其音与宫相反，最高、最短、最清。 　　　　六气为三阴三阳，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以六上奉之”。气分属于一定时令季节，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六气与三阴三阳为气化之本，本在于上，而标在于下，此六气应时而来，即是变化之正气。如果非其时而至，则成为邪气。而十二地支分属六气，巳亥为风，子午为热，寅申为火，丑未为湿，卯酉为燥，辰戌为寒。《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丑未之上，太阴主之；寅申之上，少阳主之；卯酉之上，阳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巳亥之上，厥阴主之”。这说明三阴三阳在十二支的所主，产生司天之气。子午年是君火司天，丑未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寅申少阳相火司天，卯酉阳明燥金司天，辰戌太阳寒水司天。六气各有所主和化合。十支以子午为经，卯酉为纬，辰戌丑未为四隅，寅申巳亥为四对。在月建方面，以正月建寅，二月建卯等以此类推。一年分为二十四节称为主气，每个季节有四个节气，经时60.875日，年年不变，又因客主加临的顺逆，或因运气之盛衰。所谓主气即地气，亦曰主时之气，把24节气分为三阴三阳之步，以初之气为厥阴风木，斗建从丑中到卯中，即大寒节到春分节，约在十二月中到二月中。木生火，二之气为少阴君火，斗建从卯中到巳中，即春分到小满节，约在二月中到四月中。君相同气相随，三之气为少阳相火，斗建从巳到未中，即小满节到大暑节，约在四月中到六月中。火生土，四之气为太阴湿土，斗建从未到酉中，即大暑节到秋分节，约在六月中到八月中。土生金，五之气为阳明燥金，斗建从酉到亥中，即秋分到小雪节，约在八月中至十月中。金生水，六之气为太阳寒水，为终之气，即小雪节到大寒节，约在十月至十二月中。客气指时令的气候异常变化，它是年年有变化，有其周期性，随各年纪年地支而演变。客气的三阴三阳互为司天，互为在泉，构成六年一周期的变化。司天之气从年支推算，即：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丑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寅申年少阳相火司天，卯酉年阳明燥金司天，辰戌年太阳寒水司天，巳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在泉和司天是相对的，如子午少阴君火司天，则阳明燥金在泉；丑未太阴湿土司天，则辰戌寒水在泉等，二者互为司天在泉。客气是以阴阳为序，在运行以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相对。一阴司天，则一阳在泉，三阴司天，则三阳在泉。即主管上半年的气就是司天之气，主管下半年的气就称为在泉之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岁半之前，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这说明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气候变化。岁半之前是开始于上半年大寒节，终于小暑；岁半之后是开始于大暑，而终于小寒节，从初气到三气司天之气主之，从四气到六气在泉之气主之。客主加临，则每年轮转的，加在固定的主气之上，称为“客主加临”。加临方法，将司天之气加于主气的三之气上，在泉加于主气的终之气上，余依此类推。客主加临用以观察气化顺逆，是根据客主之间相得与不相得，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例如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初气的主气为厥阴风木，客气则为太阳寒水；二气的主气为少阴君火，客气则为厥阴风木；三气的主气为少阳相火，客气则为少阴君火；四气的主气为太阴湿土，客气亦为太阴湿土；五气的主气为阳明燥金，客气则为少阳相火；六气主气为太阳寒水，客气则为阳明燥金。这样主岁的客气与主时的主气，在一年六步中，上下交叉，错综互见，主要视其相生相克的关系，认别气化有常有变的规律。运气有太过不及、顺逆盛衰，有同化异化，故有“天符”，即岁运与司天之气相合；“岁会”，岁运与年支相合，即地支与天干的五行属性相同等。 　　　　总之，五运六气学说，它是古人长期观察和实践来认识生物与气象的关系，对疾病发生的预测、诊断和治疗，论述范围甚为广泛。《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木太过，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不及草木晚荣”。又说：“岁火太过，火燔颟，水泉涸，物焦稿；不及物荣而下，乃折荣美”。这就说明气象与一切生物的关系。《书·尧典》说：“敬授人时”。“人时”系指耕获的时候，也就是指农业生产和季节气候关系，应不违农时。几千年来人们在生产和向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运六气应用于治疗方面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说：“厥阴风木客气所致之病，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木主肝。“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至真要大论》说：“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软之”。《脏气法时论》说：“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因少阴君火主气所致之病，以甘泻火，以咸补之，火性急，以甘缓其急，故以甘为泻。君火之邪气属心，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咸可软坚，从心所欲，故以咸为补。《至真要大论》又说：“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又说：“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苦泄之”。还说：“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此外，尚有六气相胜的治疗方法，详见于《至真要大论》、《脏气法时论》。《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反映了古人甚为重视运气学说应用于临床的重要性，至今这一理论仍不失其指导临床的实用价值。举例论述如下： 　　　　一、临床上治疗乙型脑炎来认识运气学说 　　　　1960年，厦门市发生的乙型脑炎较之以往有很大特点，即发病急骤，病情变化甚快，患者常出现深度昏迷，抽搐不止，两目上窜，喘急痰鸣，面唇发绀等症状。从五运六气学说来看，1960年是庚子年，乃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所谓岁金，乃六庚之年。天干的“庚”与地支的“子”均属阳，故谓太过之年。本年乙型脑炎发病最高峰是在处暑前后（农历七月二日），主运在金，客气在火，又庚运下，加上在泉的燥金，是天气克运，又是天刑年，在一周六十年中只有一年，而主运和季令适值燥金（处暑后七日卯正三刻起）。本市位居闽南，又属丙火，从六月上旬起，每旬平均温度都超过25℃，七月下旬已达到最高29℃，一般温度都保持在28℃上下，尤其在六月上旬至八月下旬经常保持在20℃左右的恒定气温，也是本病发生最高峰的时候。从运气方面来说，客主加临，燥从火化。《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热瞀瘛，皆属于火”。吴鞠通说：“暑温者，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又说：“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盛也”、“暑有兼风兼燥，而燥有寒化热化”。因此，从病因学说来看，本市本年乙型脑炎所发生乃燥金流行之年，为暑燥火三者并合而形成的，所以不仅发病急骤，病情亦较严重。 　　　　从临床所见，本年乙型脑炎患者绝大多数有角弓反张、肢体强直、两目上窜或斜视等表现。这一病理机转，从五行来说，是由于运气所造成的“金”和“木”的矛盾。故《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素问·至真要大论》也指出：“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所以在治疗方面，清燥金以白虎汤，平肝风以羚羊角、全蝎、蜈蚣、地龙等，又考虑到暑热过盛，火能克金，遂以西洋参之苦甘补土生金。此外，症状危重病例多见有喘急痰鸣，呼吸衰竭，这与《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甚则喘咳逆气”适相吻合，故用真珠、猴枣之咸寒，牛黄之苦平，麝香之辛温通窍，直达肺经，泻热清痰，通窍安神，以治其标。由于运用运气学说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思想，病情虽然严重，但却收到良好的疗效，从而说明了运气学说有它的科学内容和实用价值。 　　　　附：138例临床分析： 　　　　（一）临床资料 　　　　1.性别与年龄：本组138例中，男性84例，女性54例，男女之比为1.5：1。最小年龄为8个月，最大为65岁，其中10岁以内98例，11-15岁之间14例，16岁以上26例。成人患者较多于往年。 　　　　2.体征：起病急骤，发热为常见的症状。6例于入院时体温正常，但经过中热度又复上升。其他体温大部分均在39～41℃之间（根据入院时体温）。若体温超过40℃以上且持续不退，常为预后不良之征。昏迷与惊厥亦系常见症状，如昏迷持续，惊厥不停，预后亦多凶险。其他症状有头痛、呕吐、嗜睡等。体征则以颈部强直为多见，其次克氏征、布氏征及巴氏征为阳性，一般反射消失者为多。舌苔有薄白、白腻、黄粗、干燥、绛舌等。脉象则以浮数、细数、洪大或散大为主，凶型病例可见两手脉象不整，寸关尺不平均。上述舌苔与脉象可随卫、气、营、血之转变而有所异。 　　　　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分析，可初步将其分为下列四型： 　　　　（1）轻型：微恶寒，发热在38～39℃之间，渴不多饮，神志清楚，舌苔薄白，脉浮数，无神经症状。属于此型者有11例，占8。 　　　　（2）中型：微恶寒或不恶寒，体温在39℃左右，头痛，嗜睡，神志迟钝或有抽风、烦燥、呕吐，项强或不强，舌苔白腻或黄腻，脉象滑数。属于此型者有30例，占21.8。 　　　　（3）重型：体温在40℃左右，不恶寒，病程急骤，头剧痛、呕吐、烦燥不安、意识昏迷，痰多气急，并有抽搐，甚则角弓反张，两目直视，颈项强直，舌质红绛，苔黄或白腻，脉弦或细而数。属于此型者有72例，占52.1。 　　　　（4）凶型：起病急骤，症状剧烈，短时间内体温已升达41℃左右，早期即出现昏迷、谵语，感觉消失，两眼上窜，颈项强直，角弓反张，口噤，抽风不止，喘急痰鸣，四肢厥冷，大小便失禁，有时身热虽不甚高，但有神昏抽搐等危象，舌苔干绛而枯，脉细数而促或细欲绝，属于此型者有25例，占18.1。 　　　　上述四型中，属重、凶型占70.2，比例高于以往任何一年。 　　　　3.实验室检查： 　　　　（1）血象：138例中有血常规记录者133例。红血球及血色素均在正常范围内，无并发症的病例中，白血球大部分在5000～10000之间，超过2万以上者23例，其中四例死亡。因此，可初步认为，如无并发症，白血球数超过2万以上者，一般预后较差。 　　　　（2）脑脊液：外观大多数为透明无色，少数呈微混。脑脊液的改变与临床病型及预后无关。 　　　　（3）大便：大便常规检查发现有蛔虫或钩虫感染者26人，其中九人曾由口中或粪中排出蛔虫1～11条。排虫病例均属重型或凶型。此现象固然因为机体内在环境的改变，致使寄生肠内的蛔虫排出，但在轻型或中型患者，虽体温升至40℃左右时，亦无一例有蛔虫排出。因此，可考虑是否因肠道蛔虫的寄生，扰乱了机体正常的平衡状态，促使病变加重？这仅是推测与设想。 　　　　（4）补体结合反应：由于设备条件的限制，只有78例的血液作补体试验，其中阳性者21例，阳性率占27，较一般的报告者为低。五例抗补体，虽然每一例至少输血二次以上（入院时一次，一星期后一次），但第二次距发病时间只有十天左右，而一般补体试验阳性率较高时间是在四至六周。由于大部分病例散居郊区，随访困难，未曾继续试验，因而影响阳性结果。 　　　　4.合并症及后遗症：本组患者发生合并症者较少，合并肺炎6例，其次为褥疮3例（其中2例系进院较晚，住院时也有褥疮形成）。本组患者治愈后留有后遗症者18例，占13。以失语、肢体强直、瘫痪、精神异常等为最常见，部分患者同时有二、三种后遗症。后遗症均发生于重型或凶型的患者，中等型或轻患者无一例发生后遗症，与一般文献所报告者相同。 　　　　（二）治疗及其效果 　　　　1.治疗方法： 　　　　本组病例均系根据流行季节、典型症状体征、脑脊髓液改变、血象及部分补体结合试验阳性而下诊断。 　　　　治疗方法以中医辨证论治为主，适当配合西药，如输液、吸氧、使用激素、强心剂、呼吸兴奋剂、镇静剂及必要之抗菌素等。并以针灸、民间草药及民间刮痧疗法等为辅助，贯彻中西结合、土洋并举方针。 　　　　本组临床所见症状与往年不同，治疗亦有差异。根据温病的一般治疗法则，以下列方剂为主： 　　　　（1）初起偏于热者：石膏、知母、银花、连翘、莲子心、黄芩、黄连、竹叶心； 　　　　（2）抽搐甚者：羚羊角、全蝎、蜈蚣、僵蚕、地龙、双钩藤； 　　　　（3）喘急痰鸣者：竹沥、天竺黄、川贝、猴枣、真珠、牛黄； 　　　　（4）高热昏迷者：犀角、川菖薄、清心牛黄丸、紫雪丹、安宫牛黄丸、牛黄抱龙丸； 　　　　（5）高热呼吸困难者：西洋参、麦门冬、五味子、玉竹、麝香； 　　　　（6）烦躁惊厥者：局方至宝丹、酸枣仁、夜交藤、石决明、龙齿、茯神； 　　　　（7）阴液亏损者：高丽参、石斛、生地、麦冬、元参、龟板、鳖甲、牡蛎、泽泻、山茱萸、沙参； 　　　　（8）症状危重阴阳俱虚者：以白虎汤加西洋参为主。 　　　　2.治疗结果： 　　　　（1）治愈率：138例中治愈122例，治愈率为88.4；一例因故转院；死亡十五例，病死率为10.87，其中四例住院后24小时死亡，故修正病死率为8.2。 　　　　死亡的15例均属于重型及凶型，中等型以下无死亡者。死亡主要的原因以中枢呼吸衰竭为最多见，计11例；循环衰竭2例；过高热1例；持续性抽搐1例。 　　　　（2）治愈患者中退热时间及神志清醒时间的观察：122例痊愈患难者中，平均退热日数为3.5天。75例重型及凶型而有昏迷患者，平均神志转清日数为3.2天，重型平均2.4天，而凶型则须5.4天。 　　　　（二）讨论及体会 　　　　1.本年脑炎较之往年凶猛，我们认为发病原因是暑燥火相合所致。由于运用了运气学说作为临床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和指导，病情虽然严重，却收到良好的疗效，从而说明了运气学说有它的科学内容和实用价值。 　　　　2.部分危重病例，在表现阴液亏损阳气不足现象时，采用白虎汤佐以西洋参，获得满意疗效。据临床所见，症状危重病人，多数死于喘急痰鸣，呼吸衰竭。未用西洋参以前，在70例重型及凶型中死亡14例，而在使用西洋参的同型15例中，仅死亡1例，相差悬殊，可见西洋参对痰涎壅盛，呼吸衰竭，有着一定的作用。据初步体会，当发现高热而深度昏迷或高热而呼吸迫促，脉象即呈细数或散大，或体温突然下降，四肢厥冷，险状丛生的时候，非配合独参汤或参麦饮，则往往在几小时之内突然死亡。由于本组病例系由暑伤人，火克金，燥从火化，如单纯养阴，则生机灭绝；单纯固阳，则燥热更炽。所以用白虎汤清热，以西洋参补气固阳而生津液，必要时还必须配合真珠、牛黄、麝香等，以芳香化浊、清痰利窍，这是阴阳兼顾之法。 　　　　二、从临床上治疗肝病来认识运气学说 　　　　（一）病例分析 　　　　从1958年上半年起至1961年，我们共收治肝病患者588例（包括急慢性肝炎，以季节为统计），其中以1958年为最多，占三年中总病例的34.8。而在1958年为最多，占全年的41.2。《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太阳司天，寒湿所胜，民病胸腹满，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而1958年（戊戌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其太过之火气与本病的发生有一定关系。其所以秋季（农历）发病率为最高，因本年之客气为厥阴风木，主气为土，客胜主，湿土受风木之制，使阳明及燥。从气象方面来说，全年温度秋季为摄氏26.1℃，而夏季平均温度为25.9℃，夏秋对比，则秋季平均温度高于夏季0.2℃。从最高温度来说，夏季是32.8℃，秋季则为34.1℃，夏秋对比，则秋季温度高1.3℃。从湿度来看，夏为80，秋为73。从气压来看，夏为10053，秋为10084，亦有一定距离。这与秋季发病率最高，亦有一定关系（附表一） 　　　　表一1958年主要症状与体征（194例） 　　季节 主症与体征　　病例数　　与百分比 发热 黄疸 倦怠 浮肿 胸腹闷 腹泻 便秘 肝肿痛 尿短赤 食欲不振奋振振 　　春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8　　4.1 8　　4.1 13　　6.1 14　　7.2 6　　3.1 4　　2 3　　1.5 45　　23.1 11　　5.7 14　　7.2 　　夏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2　　1 3　　1.5 4　　2 8　　4.1 3　　1.5 1　　0.5 0　　0 18　　9.2 12　　6.2 4　　2 　　秋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7　　3.6 12　　6.2 13　　6.7 22　　11.3 9　　4.6 5　　2.6 3　　1.5 57　　29.3 13　　6.7 10　　5.1 　　冬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6　　3.1 3　　1.5 7　　3.6 12　　6.2 2　　1 3　　1.5 0　　0 20　　10.2 6　　3.1 6　　3.1 　　 　　　　1959年（己亥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据住院四十三例分析，发病率以冬天为最多，占多数30。从运气学说来看，己亥年为相火在泉，民得无病，发病较少，似与此有关。但因病例尚少，只能作初步的分析，不能作为发病的统计。在本年冬季，终之相火用事，寒热气故病历。从气象来看，本年春冬两季温度之比，冬季较之春季高0.2℃，亦有一定关系。（附表二） 　　　　表二1959年主要症状与体征（43例） 　　季节 主症与体征　　病例数　　与百分比 发热 黄疸 倦怠 浮肿 胸腹闷 腹泻 便秘 肝肿痛 尿短赤 食欲不振奋振振 　　春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4　　9.3 2　　4.6 4　　9.3 4　　9.3 2　　4.6 0　　0 2　　4.6 11　　23.6 3　　7 4　　9.3 　　夏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0　　0 2　　4.6 2　　4.6 2　　4.6 2　　4.6 2　　4.6 0　　0 10　　23.2 4　　9.3 3　　7 　　秋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4　　9.3 2　　4.6 4　　9.3 5　　11.6 2　　4.6 2　　4.6 0　　0 10　　23.2 4　　9.3 3　　71 　　冬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4　　9.3 3　　7 6　　14 8　　18.6 5　　11.6 2　　4.6 2　　4.6 11　　25.6 7　　16.3 3　　7 　　 　　　　1960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就发病率来看，本一年有192例，仅次于1958年，占三年中总病例34.4。从全年发病季节来看，以秋冬两季为最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四之气，民病寒热、嗌干、黄疸。”此因为客主气皆湿土，又承君相火之后，故发湿热之病特多。《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少阴司天、热淫所胜。”又说“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头痛、少气、发热、甚则胕肿。”在192例中，发现有轻度浮肿十六例，占8.3，这与气候并非无关。从气象方面来说，全年温度秋季年均为26.3℃，夏季为25.6℃，秋季高于夏季0.7℃。夏季湿度为83，秋季为74，相差9度。在秋季中，有33天下雨，为往年所未见，这与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黄疸、衄血，亦有一定关系。（附表三） 　　　　表三 1960年主要症状与体征（192例） 　　季节 主症与体征　　病例数　　与百分比 发热 黄疸 倦怠 浮肿 胸腹闷 腹泻 便秘 肝肿痛 尿短赤 食欲不振奋振振 　　春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2　　1 4　　2 5　　26 16　　8.3 3　　1.5 2　　1 0　　0 14　　7.2 7　　3.6 3　　1.5 　　夏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3　　1.5 8　　4 12　　6.2 9　　4.6 5　　2.6 3　　1.5 0　　0 40　　20.7 8　　4 12　　6.2 　　秋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1　　0.5 5　　2.6 15　　7.8 23　　12 6　　3 0　　0 2　　1 42　　27 10　　5.2 12　　6.2 　　冬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0　　0 2　　1 16　　8.3 28　　14.6 4　　2 0　　0 1　　0.5 39　　20.3 5　　2.6 5　　2.6 　　 　　　　1961年（辛丑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水不及，湿乃大行……民病腹满，身重、濡泄……民病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在当年上半年收治的129例中，从春夏二季来看，以春季为最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司天之政……民病寒湿、腹满、身瞋愤、胕肿、痞逆。”此因“阴凝于上、寒积于下。”故所病乃寒湿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太阴之胜，……胃满……少腹满……头重足胫胕肿，饮发于中，胕肿于上。”据当年临床所见有浮肿之征，与寒湿合病非无关系。（见表四） 　　　　表四1961年主要症状与体征（129例） 　　季节 主症与体征　　病例数　　与百分比 发热 黄疸 倦怠 浮肿 胸腹闷 腹泻 便秘 肝肿痛 尿短赤 食欲不振奋振振 　　春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1　　0.8 4　　3.1 26　　20.1 22　　17.8 6　　4.7 2　　1.6 1　　1.8　　 56　　43.5 8　　6.2 10　　7.7 　　夏 　　病例数　　占全年百分率 0　　0 1　　0.8 27　　20.9 8　　6.2 8　　6.2 2　　1.6 0　　0 68　　53.4 10　　7.7 14　　10.9 　　 　　　　总之，五运六气是古代研究自然界气候变化对疾病影响的一种学说，它虽以生克制化，运气盛衰的关系为基本规律，但不等到于机械的推断，必须因地制宜，通全达变，灵活掌握，去粗存精，取其合理部分应用于临床，才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正确态度。 　　　　三年多的558例患者中，男性占370例，多于女性。年龄以21至30岁为最多。临床主要症状与体征除了一般症状的肝肿痛，食欲不振等外，而无黄疸占多数。发病季节，1958年以秋季为最多，1959年以冬季为最多，1960年以秋季两季为最多，1961年以春季为最多。脉象以弦和弦细为多见。舌苔以白或白腻为多。因此，从发病季节和临床症状的不同特点来看，可说明自然界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二、病案举例 　　　　（一）1958年属太徵戊戌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乃太过之火气，《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少气咳喘……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本年四之气，客气为厥阴风木，主气为湿土、以客胜主，乃湿土受风木之制。因此发病率达80例，占全年41.2。由于岁火太过，肺金受克，金无力克木，致肝气横逆。临床所呈现症状、肝区肿痛者有150例，占全年病例77.4。其他如热、喘咳、面目红赤、头痛等，皆火郁而成热之病。兹举例如下： 　　　　患者林××，男，20岁。1958年8月25日以头痛发热入院。患者于1958年8月19日开始感觉全身不适，疲乏无力，口渴，不思饮食、恶心呕吐。至第五天发现皮肤发黄，大便水样性泄泻，且混有黄白色，自感下肢非常沉重，运动困难，时欲作抽搐感。体温39℃，处在半昏迷状态。体检：形体强壮、重症病容、面色潮红、两眼白轮充满红丝、精神烦躁、口渴引饮、腹胀、干咳无痰、声音气息粗大，舌质红、苔黄厚干燥、脉洪数。肝肿大于右胁下缘二横指、质软。两肺呼吸音粗糙，有时可听到飞箭音，心脏可闻及收缩期吹风样杂音，性质粗糙。血象：血色素12克，红血球420万，白血球12400，中性83、淋巴16、大单核1。尿检：尿胆元阳性。肝功能检查：凡登白试验双相反应，麝浊9单位，脑絮（+++），黄疸指数11单位，总蛋白7.9克，白蛋白1克，球蛋白1.9克，白球蛋白比例1︰6.9，胆固醇定量269.3mg，非蛋白氮32.6mg，胆红质定量24.75g。中医诊断为阳黄，西医诊为重型传染性肝炎。治疗经过：曾用茵陈蒿汤加减，大青叶及利尿祛黄之药，一般西药都用过，疗效不甚显著。至9月1日改用三仁汤加减。此因岁火太阴太过。炎暑流行，热甚则燥，肺金受侮，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势，故用一般苦寒之药，土气被戕，肺金更加受损。八月乃农历处暑之后，是太阴湿土在泉、客气为厥阴风木，故呈现痉挛症状。又因客胜主，湿土受风木之制，而阴明反燥，故用吴鞠通的三仁汤加减：杏仁12克、滑石30克、白通草9克、白蔻仁3克、竹叶15克、薏仁30克、石膏30克、桑白皮9克、麦冬9克。此方以杏仁宣肺气，麦冬救火抑金，桑白皮泻肺火利二便。薏仁淡渗利湿，泻水益土，以生肺金，扶土所以抑木。白通草色白气寒，体轻味淡，色白入肺，寒能降，故入肺经引热下行利小便，味淡则升，故入胃经。滑石淡渗利湿，甘益气，补脾胃，寒泻热，降心火。石膏甘辛而淡，体重而降，色白入肺，兼入三焦，寒能清热降火，辛能发汗解肌，甘能缓脾益气，生津止渴。淡竹叶味淡甘寒，凉心缓脾，泻上焦烦热。白蔻辛热，流行三焦，温暖脾胃，为肺家本药。用本方取芳香法，轻开上焦肺气、祛热化湿，又能培土生金。配合紫雪丹利水道通下窍、补肝肾清心火，诸香化浊开窍。连服四剂，热退身凉。至9月3日，神识清醒，能进饮食，继续治疗二周，一般症状消失，恢复正常。 　　　　（二）1961年属少羽辛丑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为不及之水气。《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水不及、湿乃大行……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司天之政，民病寒湿、腹满，身瞋愤、胕肿。”《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太阴司天，湿淫所胜，民病腑肿、骨痛。”今年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客胜则首面腑肿、呼吸气喘。”因为风木旺、木旺克土，所以肝病而兼浮肿之病较多。临床症状腹泻者亦不少，此乃土湿太过，阳光不治，而大寒在下，肾气伤也。尤以辛丑、辛未年寒水之年为甚，故今年在春季发病率最高（73例），为三年所未见，兹特例如下： 　　　　患者武××，男，五十岁，已婚。1961年4月6日，以肝肿大四年为主诉而入院。患者肝区阵发性疼痛，上腹部闷胀，常于下午全身瘙痒、睡眠梦多、心跳甚剧、头晕、全身疲乏无力，偶有咳嗽或干咳无痰，口苦而干。最近上下肢及颜面有轻度浮肿，食欲较差，大便不正常，时秘时泻，偶感烦躁，腹内烦热。眼珠有红丝，舌苔老黄厚腻而干燥、脉弦数。体温正常、营养中等、面色红嫩而略带黄色，肝肿于右肋下2.5㎝，有叩击痛。肝功能检查：总蛋白7.64，白蛋白5.10，球蛋白2.54，麝浊3单位，锌浊5单位，安息香酸22.4。经过反复治疗，住院三次，疗效未见巩固。在住院时，曾用中药疏肝养肝如逍遥散加减及补脾健胃如参苓白术之类，以及平胃消风健脾之剂，配合西药肝精，B12，王浆维生素，人参精等治疗，效果不甚明显。腹部胀痛、打呃、全身困倦、头晕、口干、小便短、大便泻等症状反复出现。后乃考虑当年为上土下水、寒湿内蕴。《素问·本病论》说：“是故丑未二年，少阳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或遇太阴未迁正者，即少阴未升天也。水运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霾反布，凛冽如冬……暄暖乍冷复布之，寒暄不时，民病复阳在内，烦热在中。”因丑未之岁，阴专其令，阳气退避，民病腹胀腑肿适相符合。乃以李东垣清暑益气汤，辛甘化阳，酸甘化阴，亦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淡泄之。”又说：“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李东垣说：“以黄芪、人参、甘草补中益气为君；陈皮、当归、甘辛微温，养脾气和血脉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除湿，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热;又以湿胜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用神曲之甘辛，青皮之甘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之润之，故以黄柏之辛寒，借甘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五味子、麦冬酸甘微寒，以生津养肺。”服至四剂，头晕、腹胀，食欲都比以前增进，舌苔转薄白，口干亦较愈。 　　　　三、体会： 　　　　刘温舒《运气论奥》论生成数说：“天高寥廓六气回旋，以成于四时，地厚幽深也，五行生化，以成万物，可谓无穷莫测也。”可见运气学说包罗万象，变化多端。《内经》有关运气学说的记载，是以天、地、人三者结合的一种理论。从哲学方面来看，是一种朴素的辨证观点，强调生物与自然的关系，破除以神权为主宰的迷信观点。从运气学说探求天人关系的真理，也说明自然虽是奥妙无穷，而人类是可以探索它的。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免不了还带了一些似是而非和无法理解的部分，正如列宁所指出：“我们今天不能拿现在的观点去分析当时活动家的成就，应强调他们在当时情况下的成就。”（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因此，只要以正确的观点，取其合理部分，用于临床实践，仍具有实际意义。 　　　　从1958年1月起至1961年6月止，计三年六个月，共收治肝炎患者计550例（包括急慢性肝炎），从发病时间以运气观点作初步的探讨，并结合本市气象报告情况以及本市防疫站几年来对传染病发生的统计，可看出一定的关系。如1958年，肝病与麻疹和痢疾的发生较往年为多，此与《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和“病痢”的记载，比较相合。1959年（己亥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为不及之土气。《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此为土不及而木乘之，所以胃肠病居多。根据传染病发生情况统计，本市的痢疾占几年来最多数，与运气学说亦相符合。1960年（庚子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阴燥金在泉，终之气为燥金用事，金性收，五气之余，火内格金。《素问·六气正纪大论》说：“终之气，民病肿于上、咳喘……病生皮腠，内合胁下，连少腹而作寒中。”所以本年之肝病，多兼见轻度浮肿，其中又以1960年冬季为甚，这与《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亦甚吻合。1961年（辛丑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素问·气变交变大论》说：“岁水不及，湿乃大行，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本年临床所发现的肝病亦多数有轻度浮肿、腹满、腹泻等，这与运气所说土湿太过，阳光不治，而大寒在下，肾气伤也，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运气学说对于人体疾病的发生有一定影响。 　　　　运气学说是古代天文气象的一部分运用到医学中来，就成为探求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和疾病的发生的一种理论方法。但它具有规律性和灵活性，并不是机械应用，正如《素问·五常政大论》说：“一卅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性者先天，阴性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这说明地势有高低、气候有先后的不同，治法也有差异。 　　　　又说明气候条件和地理的不同，人的体质亦有不同，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又说：“其病也，治之奈何？歧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因此，运气学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须因地制宜。《素问·气交变在论》说：“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张景征说：“读运气者，当知天道有是理，不当日理必如是也。”应当通权达变，因变求气，并应注意人之体质与气象变化的关系，还应注意疾病流行与气候的关系，在临床实践中提供资料，也就是说，研究运气学说，可从错综复杂的疾病中探病求因，找出其共同性和特殊性充实辨证论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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