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廿七日，东王托天父下凡，诏曰“自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靠笥中书”，命女簿书伏善祥解之，伏善祥解释道：“夫英雄之人，是蒙我天父将一点真灵，授之其身。故生而徇齐，长而敦敏。入则尽孝尽弟，出则真忠报国。至性不移，顶起纲常，维持风化。盖其生也有自来，其升也有所往。魂归天堂，名留人间。虽千古万年不能泯没。故我天父鸿恩，命将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又有圣旨，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也。”杨秀清对这一解释表示首肯，并且补充道，天父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诏存其合乎正道忠孝者，复言史书关乎人心世道，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被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万古，留为后人效法，未可尽废。 　　对这一段记载，曾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是东王玩弄神权、压制洪秀全政治主张的权术行为，是其野心膨胀的充分表现，更多的人则肯定东王观点的正确性，却认为采用“天父下凡”这样粗暴的方法强制执行，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然而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机、采用这样紧急的方法（北王、翼王及所有在朝正职官员悉数到场，这是不甚多见的），来处理一件似乎和当时急如星火的军情关系不大的“文事”？，何况早在大半年前的甲寅四月，东王就已经通过天父的口，宣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尚非妖言，未便一概全废”，并迫使天王设立删书衙，然而天王阳奉阴违，删书衙虽然成立，书却差不多一本也没删出来，可见，东王心里也明白，哪怕是“天父下凡”，想压制倔犟刚愎的天王在他最热衷的神学领域让步，也几乎是办不到的。 　　那么，东王抢在这时候做如此举措，其动机究竟何在？ 　　笔者认为，这个动机，便是和曾国藩及其代表的清廷争夺人心，争夺舆论的主动权。 　　就在此次天父下凡前短短几天的甲寅四年正月廿二日，即清咸丰四年正月廿八日，曾国藩练湘军成军，自衡州发湘潭，在出师前后，翰林出身、被成为桐城传人和儒林宗师的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痛诋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给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又攻击太平军“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无庙不毁，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说“本部堂奉天子命，。。。。。。戡此凶逆以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人民。。。。。。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并煽动“血性男子，。。。。。。助吾征剿，。。。。。。抱道君子，。。。。。。以卫我道，。。。。。。仗义仁人，捐银助饷。。。。。。久陷贼中，自拔来归，被胁经年，临阵投诚。” 　　曾国藩这一檄文，狠毒老辣，首先抓住天国毁像焚书，和相信“西洋邪教”这一辫子，把其推到毁灭中华传统人伦道德、毁灭传统文化和历史记载，毁灭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家庭观、祖先观和鬼神观，是和整个中华的传统文化、古往今来的忠臣义士和士农工商各阶层为敌的千古第一罪人的地位，同时把自己树立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维护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教的卫道士，以图通过文字的威力，达到刀矛枪炮所达不到的“诛心”作用。 　　应该说，他的这一招的确打中了天国的要害。天国从相对落后的广西进军到中国最为昌明发达的三江两湖，却依旧依据上帝教的某些教义，采取了毁灭庙宇书籍，强迫人民信从上帝的做法，殊不知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传统悠久深厚，这样粗暴简单的行为，只能激化当地士绅甚至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相反作用，这并不是靠那些多不太通文墨的广西老兄弟例行公事般的“讲道理”所能稀释的，何况一来经过鸦片战争，东南民间对“洋教”并无太多好感，二来即使天国内部，广大将士对于岳飞、关羽、赵子龙、谢枋得、瞿式梠、文天祥等也是崇拜敬仰的，对于毁灭这些前贤的庙宇塑像，也是茫然不解甚至反感抵触的，“夫战，勇气也”，天国若不及时拿出针锋相对的得力措施，等于尚未交兵，即在舆论战上先一败涂地了。 　　东王对于舆论战的重要性是有着充分认识的，早在壬子二年永安时期，他和西王联衔发布的三篇檄文，就抓住反满兴汉这一汉族民众最能激起共识、最容易理解的突破口，对清廷进行了总讨伐，而且，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当地民众、敌人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时，他又能审时度势，在短短时间内三易其稿，力图在最大程度上引起受众的共鸣，达到鼓舞各界群众，对清廷群起而攻之的宣传目的，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宣传战是成功的，太平军的队伍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而当地的旧秩序也一度显得摇摇欲坠。 　　针对《讨粤匪檄》，东王在下凡中旗帜鲜明地再次重申保护经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特别强调了对古代忠臣义士的敬重，并表达了对广大将士欲效法前贤，顶天报国，“名垂青史”想法的充分理解、支持和赞赏，这样的做法，正是对《讨粤匪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污蔑的最有力回击。 　　不仅如此，同年稍后，在旨准颁行的《天情道理书》中，东王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勉励将士的诗篇，其中几乎篇篇征引古人前贤，作为朝野官员将士学习的楷模，这和天王不但毁灭古书，甚至要删除自己早年作品中的经史章句和古人姓名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王这次天父下凡，仅后于曾国藩出师五日，当然，《讨粤匪檄》当是在湘军出师前几日便已炮制推出，但考虑到湖南和天京相隔千里，东王能及时采用非常手段，做出有力回应，实在是令人叹服的。 　　可惜的是，东王虽权倾朝野，总理军政，但文化和神学领域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父第二子”天王的禁脔，天王虽然口中唯唯，实则对东王的举措始终不以为然，删书衙设立经年，却什么书也没删定；焚书，毁像，只要他目光所及权力所至，仍是照焚照毁不误，迨东王一死，则更是终日爷哥朕幼天话不绝，浑不管人心民意如何了。不过，有了《天父圣旨》这个红头文件做幌子，一些有头脑的将领却得以推行较宽和、较得人心的措施，如翼王之在安徽，黄玉琨等之在江西，后来忠王之在苏南等等，但他们的行为，却不足以在战略层面上抵消天王的顽固和短视，天国最终还是在这场关乎社稷存亡的舆论战、宣传战中，输了个倾家荡产，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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