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翼王坪 　　 　　 　　原载军队内部刊物《军事历史研究》 　　 　　西征和北伐，同是太平天国前期的重大战役，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我们对西征战史的研究，却远比不上对北伐战史的研究那么广泛深入。至今似未见到有一部或一篇西征战史的专著或专论，且兼论亦不多见。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的《西征军战事纪略》以及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的《回师西征》，篇幅尽管均长达二百页左右，也只不过是对所搜集到的史料之整理汇纂，却“不敢妄下评论”，甚至称之为”黑暗时期”，实为“犹在黑暗中摸索或忖测”。见于张一文《太平天国前期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西征是“一个战略性的失策”，其“教训是不少的”，但却未予展开论述。可见，西征战史研究，、至今仍是一个新课题。本文拟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对太平军西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作一战略分析。浅陋在所难免，望获同志们的指教。 　　 　　一、西征是乘虚进击的一场大战役 　　 　　太平军西征战场的开辟，是和分兵北伐所造成的全国战场形势的变化紧相联系的。而对分兵北伐所造成的全国战场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作如下的概述，即太平军分兵北伐，不仅迅速遏止了敌人兵力继续向南京方向大量集结的势头，停息了天京外围日益频繁的战火，大大减轻了敌人对天京方面的沉重压力，立即改变了当时极为险恶的战场形势，而且还使太平军能够在分兵北伐之后不久，得以很快腾出一部分机动兵力去开辟新战场。 　　 　　当时，北面、东西和南面不仅有强敌守把，而臣太平军“东下”，还遭到外国侵路者的野蛮干涉。西面则不仅地域辽阔，而及处处空虚。至于长江江面，敌人水师更是下强上弱。据记裁，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曾先后欲由陆路“至苏抗”和由水路“顺流直犯苏常”，但均因受阻而“退向’。此时，太平军即弃下取上，舍东图西，决意开辟西征战场。 　　 　　1853年6月3日(清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即太平军分兵北伐后第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攻克安徽怀远之次日，太平天国以护国侯胡以晃为统帅，派遣夏官副辽相赖汉英等统军乘船千余号，万余人，由天京出发，乘虚沿江西上，开始了太平天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征。 　　 　　’西征军于出发当日，击败驻守在天京上游的向荣之子向继维所统水师之后，即于次日过当徐、芜湖。7日， 未经战阵，攻下池州府，不守西进。9日，兵临安庆府城下。此时，安庆守城兵力单薄，敌人文武大员闻风弃城逃走。西征军占领安庆后，即乘势西进，一路如入无人之地，而于6月18日占湖口，入鄱阳湖，沿湖府县人民纷纷起义响应，缚献清吏，进贡银米食物，热烈欢迎西征军。6月24日，西征宰进抵南昌城外，立即发起对这座省城的进攻。 　　 　　先是，江西巡抚张芾，而因九江、南昌防兵均甚单薄，在太平军由安庆西上时，即坚主放弃九江，集中兵力专守南昌。但其全部守城兵勇，也不过只有五千人。且勇多于兵，即非正规的地方部队多于“经制’八旗、绿营正规军。南昌守城兵力结构如此，整个西线战场亦然。但却万万未料到，在西征战场上，太平军并未败于敌人的正规军，反而一再受挫于敌人的地方部队一一“勇营”，特别是遭江忠源的楚勇和稍后曾国藩的湘军更凶猛十倍和疯狂百倍的垂死抵抗。 　　 　　按江忠源，湖南新宁人，贡生出身。早年在乡倡办团练，最为卖力，被称为全湖南举办团练之样板。曾先后率乡勇镇压雷再浩、李元发起义，因得官浙江秀水县匆县。咸丰元年，其父死，在家守孝，为赛尚阿调至军前，入乌兰泰军时在武宣鏖战期间。继而率勇转战于象州、新圩、永安，而以骁勇能战著称，并倡“锁围”说。后因故赌气返湖南。及至太平军围攻桂林，他再次“力疾起出私财，增募千人，倍道赴援”。后于全州蓑衣渡设伏重创太平军，官由知县提升为知府。继因驰援长沙有功，被提升为道员，后又被提升担任湖北按察使。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以其忠勇善战，功绪卓著，随于1853年4月15日，命他帮办向荣江南大营军务。他率部先在湖北镇压了几支农民起“义军后，于6月上旬，率楚勇一千三百人，由武昌东下，原拟直趋下游，助攻天京。而于6月11日军次九江，得知太平军西征之师已由安庆溯江而上。在其暂驻九江期间，他同时接到江西巡抚张芾召其驰援南昌的檄文和清朝咸丰皇帝命其移师北上追击北伐军的上谕，而他却违朝命以赴赣援，率部疾驰三昼夜行四百里抵南昌城。时距太平军薄城仅二日，江西巡抚张芾当即委以主持军务：负责布置守城事宜。初时，闻太平军将至，南昌守城兵勇人心惶惑怯战。江忠源来到当即把那些想要弃城逃走的“营兵”杀掉，又下令焚毁城外民房，作闭城坚守计。 　　 　　西征军进抵南昌城，见到江忠源这个死对头所率楚勇登碑守城，均感到十分惊讶。而江忠原则以其与太平军长期作战之经验，见太平军要挖掘地道，准备轰城，即于城内毁民房加筑月城，同时又沿城墙开掘深壕，安设瓮听，以防轰城。至使太平军失后四次把城墙轰塌，均被江忠源率楚勇堵住，而未能破城。随后，太平军又由天京派来援兵， “号称二万”，而因敌援军亦由四面八方赶来，攻城三月余未能成功。东王杨秀清即下令撤围。赖汉英等遂率全军于9月24日出湖入江，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经营安徽，一路西攻湖北。 　　 　　此间，翼王石达开出任西征军统帅，坐镇安床，亲自指挥安徽战事。当是时，敌人在安徽的兵力甚为单薄，将领亦少。 太平军乘虚先后攻占安徽许多州县，继于 1853年底，派胡以晃率军进攻安徽临时省 会庐州。此时，清廷又任命江忠源为安徽 巡抚，先两日入城负隅顽抗。西征军拼力 围攻月余，于1854年1月14日攻占庐州， 但却已成坐困之势，遭敌重兵重重围困。 　　 　　西征军另一路自南昌撤围后，即沿江西上，乘虚占领九江，入湖北境，两度占领汉口、汉阳后，再分兵两路，一攻武昌，并夺取四围州县，一入湖南；进至长沙外围；而于湘潭为曾国藩的湘军所败，且再败岳别，三败于武汉，四败于田家镇，太平军水营丧失大半。此时整个西征战局几乎不堪收拾。后石达开亲率援军，于九江、湖口出奇兵，歼顽敌，挽回败局，并乘胜再次夺取武汉，占领湖北、江西广大地区。及至1856年4月，石达开回师天京，投入大破敌军江南大营的重大战役。至此，西征战事暂告一段落。 　　 　　西征前后历时近三年，西征军转战大江南北千数百里，除遇江忠源楚勇和曾国藩湘军两支劲旅外，别无强敌。而江忠源之楚勇不过数千人，曾国藩之湘军初时亦仅万余。此期间，敌人最高中枢一直未能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到西线战场上来，用以阻止太平军把战线不断向西扩展到长江中游之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广大地区。这充分表明，从战略上说，太平军西征并不是去寻找敌军主力，实际上也没有与当时的敌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而只不过是乘虚进击的一场大战投。 　　 　　二、西征战场所肩负的战略任务 　　 　　既然西征并不是向当时的敌军主力发起的进攻，而是乘虚进击的一场大战役，那么，西征战场所肩负的战略任务也就是开拓疆土，筹集人力物力，为太平军全面转入战略反攻或进攻，创速成熟条件，即为实行其进攻北京，占领全国的全局战略计划而筹组一支强大的机动兵力，以“大举”北上与敌主力进行决一雌雄的战略大决战。 　　 　　据记载，太平军的全局战略计划是，在攻占北京后，即移师西向平定山西、陕西、甘肃再南入四川，而与沿江经由江西、两湖入川之西征军会师，则中国中部、北部、西部各省相继克复，东南闽浙两广以及西南云贵诸省，自可传檄而定。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全局战略计划。而太平军实行其全局战略计划的第一步则是派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带九军兵渡黄河”， “过黄河到天津扎住”， “在天津卫扎营等待”，也就是分兵向敌人腹地进行战略大穿插，即我们所说的“北伐”；第二步是由天京“再发兵来”与敌展开战略决战，以夺取攻占北京，推翻清王朝的胜利，即所谓的“再举”或“大举”。 　　 　　在拙著《太平军分兵北伐的战略措施》中曾论及太平军分兵北伐是向敌人腹地进行战略大穿插的军事行动。林李所率北伐军不是、也没有受命去攻打北京、天津城。李开芳说，洪秀全打发他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但洪秀全当时还没有这么一支“大举”之师，主要靠西征战场来创造。西征军正是在这么一种情势下自天京出发的。 　　 　　此时此刻，由于分兵北伐及其顺利展开，也就不仅逐步造成了由天京“再发兵来”的有利时机，而且还大大减轻了敌人对天京方面的沉重压力，至使太平军得以很快地腾出几支机动兵力，用以开辟西征战场；而分兵北伐后，太平军所面临的一项必须及解决的重要战略任务，则是不失时机地筹组一支“大举”之师，以北上去与敌军主力进行战略大决战。问题是再清楚也不过的，即在北伐军这么一支穿插部队有力支持和配合下， “大举”之师也就必将发挥其威力，在与敌军主力进行战略大决战中，定能较顺利地夺取攻占北京，推翻清王朝的胜利。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太平军西征并不是很顺利的。西征军虽在开始时并未遭到敌人正规兵力八旗绿营的严重抵抗而得以迅速展开，但在出发以后不久却遭到并且一直都遭到敌人非正规兵力地方练勇武装的顽强抵抗而先受挫于南昌，再受挫于庐州，后受挫于湘潭。这就不仅影响到西征战场所担负战略任务的完成，而且还牵制了太平军的大量兵力，至使太平军多次为由天京“再发兵来”所作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不能不使林、李所率北伐军在“等待”中完全成了孤军，以至最终全军覆灭，太平军的全局战略计划也就落了空。 　　 　　根据太平军全局战略计划以及西征前后战事，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军西征的作战计别是，先行迅速据有江西，然后分兵改取安徽和两湖、四川。而在据有江西的军事行动受挫后，他们仍按原定作战计划执行。据后来安徽战事的进程表明，西征军安徽战场的确负有筹组“再举”或“大举”之师的战略任务。 　　 　　1853年夏，天京方面接到北伐军正准备渡黄河的《禀报》，使立即积极设法筹组“再举”或“大举”之师。但此时，因西征战场正吃紧，而无兵可举，不得已而以扬州守军为“再举”之基本队伍。据《粤氛纪事》说：“贼之再举也，则虹桥得胜之黄生才实主之”。按虹桥之役发生于1853年9月12日至10月6日，黄生才受命率军于此役失败后胜，将敌“营盘破了大小四、五十个”，但仍未能即时“将扬州旧兄弟救出”，以组成“再举”之师。 　　 　　此期间，北伐军已渡过黄河，经山西入直隶境，间道向天津疾进，已造成由天京“再发兵来”的大好时机。稍后，北伐军于10月下旬顺利抵达天津卫， “扎营”于静海、独流， “等待”由天京“再发兵来”。这就使筹组“再举”或“大举”之师成为了天京方面的头等大事。故有石达开受命前往安庆主持西征军事，胡以晃受命率军攻打庐州以及赖汉英、黄生才受命率军发动扬州解围战斗，即“三汊河之战”，而将扬州守军安全“救出”，组成了以黄生才、陈仕保、许宗扬等为将领的“再举”之师的基本队伍，汇齐曾立昌所率西征军一部，而集结于安庆待发。故凡参加过三汊河大战的太平军兵将，均被授予“平胡加一等”勋位。但黄生才等却迟至次年2月4日才率军出发，而北伐军已于2月7日自静海、独流南撤，且一撤再撤。于是， “再举’之师在后来也就成为了“赴阜城去救旧弟兄”的“北伐援军”．以至在山东临青全军溃败。 　　 　　据《黄生才供词》所说，他们只奉秦日纲之命“自安庆起身”的，而秦日纲则是杨秀清差派“上安庆”担任“再举”之统帅的。又据《华北先驱》报第二O八号稗治文通讯所记，此期间，杨秀清派出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先后至安徽督师，进攻各州县，相继克桐城、舒城以及庐州，而由是“大举”北上， 全军四万众。是时；泰日纲晋封燕王，胡以显晃晋封豫王。其燕王、豫王封号，无疑地是与“再举”或“大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证实《黄生才供词》所说秦日纲为“再举”或“大举”之统帅这一事实，而且还清楚地告诉我们，“再举”或“大举的总部署是，以黄生才等部为“再举”或“大举”之先遣队，取道山东与林、李所率北伐军取得联系，而由豫王胡以晃率军经营河南，并以河南为前进基地，继而由燕王秦日纲统率大军攻取燕地，也就是攻占北京！ 　　 　　此时，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领困守在连镇、高唐，而由天京“再发兵来”的有利时机尚未错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曾说过的。胡以晃统军于1854年1月攻下庐州，但随即被敌军重重围困数月而不能前行。于是，便有秦日纲偕罗大纲亲率大军前往， “一俟救出庐州之众，统军北行”之举。但“日纲扰凤阳、庐州一带”，于6月下旬自安庆出发，至舒城谋分三路趋庐州，却为敌所阻；又于8月5日一仗更为敌所败，则庐州敌困不能救解，而“大举”受挫。至使秦日纲说：“兵单难往”，而“不顾北行”。这时，西征军接连自湘潭．岳州一线退守武汉，形势吃紧，则“大举”之师也就不得不变成西征援军而陆续被调回西征战场。据记载，胡以晃被削去豫王封号，随石达开西征，而秦日纲则统军征战大江南北，以挽救西征战场之败局。九江、湖口告捷，西征转败为胜后，于1855年2月间，太平军又曾于舒城、六安一线“计图窥伺北路”，但由于有强敌防堵而未能付诸实行。于是，天京屡为“再发兵来”所作的努力，自于西征战场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战略任务，而全部失败了。 　　 　　三、西征转败为胜和大破敌军江北江南大营 　　 　　西征战场所肩负的战略任务自始至终都是开拓疆土，筹集人力物力，以为太平军全面转入战略反攻或进攻创造成熟条件。但在北伐全军覆灭前后，敌人兵力重心已逐步再度南移，而使其围困天京的江北、江南大营重又开始得到加强。此间，由天京“再发兵来”，攻占北京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而回师天京，攻灭敌军江北、江南大营的有利时机，则不可错过。于是，西征转败为胜后，也就仍要尽快筹组一支较为强大的机动兵力，用以投入到那即将开展的与敌江北、江南大营主力决战之战役中去，以便彻底解除敌人对天京的直接威胁。从这一阶段战争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出，西征军正是按照这一战略意图行事的。 　　 　　先是，西征军自湘潭败后，一退再退，以至战局几乎不可收拾。湘军水师进抵九江江面，而大有“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之势。是时，石达开自安庆亲赴湖口主持军务，而于1855年1月，一举夺得湖口、九江战斗的重大胜利，受创湘军水师，至使太平军重又控制了长江水道；于是，西征年随即乘胜反攻湖北。2月，再占汉口、汉阳。4月，又克武昌，并占领了武汉四周许多州县，而军威大振。此时，敌人最高中枢仍无力支援西线，而主要以湘军独自支撑。在历次水战中，湘军水师屡败，实力大丧，但其陆军却未受损失，基本上还是完整的。敌人的这支以水师起家，以长江水路为其生命线，并以“肃清江面”，攻灭太平军为己任的地方“勇营”武装在屡败之后，为其生存，而全力拼死要和太平军争夺九江、武汉。虽屡遭失败，却又复增援，坚持不去。也就使太平军主力较长期地与敌相峙于九江、武汉两地。这时，湘军虽已暴露其凶残面目。且兵力日渐增多，装备最为精良，已成为敌军当中新崛起的一支劲旅，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它尽管独持一面而仍非敌军主力。 　　 　　十分明显，当时敌军主力，一在北京，二在天京外围，第三才数到湘军。且湘军散市于长江中游广大地区，战线长达千数百里。太平军若要与之决一胜负，全歼此军，当非一年半载所能凑效，亦是与西征战场所肩负的战略任务相违背的。而若要与之长期对垒，则决非太平军之所利，且必为敌所乘。是时，湘军厚集兵力来攻武昌，则必将牵制太平军更大量兵力。这不仅正如久攻南昌，长困庐州，至使西征战场不能完成其战略任务一样，坐困武昌也必定会影响其筹组机动兵力的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在长期与敌进行的消耗战、疲劳战中还会被敌拖垮。1855年10月，石达开自安庆来到湖北前线督师。11，*与敌于鄂南崇阳、通城一带接仗，互有胜负。11月24日，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突然转向东南，乘机插入江西，抄敌后路，继在安徽之后，又在江西开辟了一个新的根据地。 　　 　　按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北连皖鄂，南接两广，东为闽浙，西系湖南，为当时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且地广人稠，物产丰富，有充足之人力物力资源，可用于支援战争。石达开所率大军入江西，一路势如破竹，进展非常神速。及至1856年3、4月交，江西八府五十多县均在太平军手中。此时，曾国藩困守南昌，一筹莫展。太平军在江西各地“遍置伪官”，建立地方政权， “因粮因兵”，队伍迅速扩大，兵力不断增强。据记载，不仅江西各地人民起义队伍纷纷参加太平军，而且石达开还收编了途经湘南到江西来与太平军会合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数万人。这也就为太平军筹组了一支太平天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机动兵力，而为太平军与敌主力决战，并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成熟条件。这时，在太平军已控制长江两岸武汉、九江、安庆三大重镇，拥有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联成一气的大片领土的情势下，不待敌军江北、江南大营重又得以坐大，及时对其发起主力决战之战役，也就成为了太平军当时唯一的战略决择。况且，从战略上看，敌军江北、江南大营，实际已处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也就是三面被围的困境。太平军全力以赴，夺取消灭敌军这两支主力，则是胜利在握的。而于此时，故人在把上海小刀会镇压下去之后，随即命令江苏巡抚吉尔抗阿帮办江南大营军务，移师西向，与江南大营合攻镇江。这也就迫使太平军不得不马上与之决战。 　　 　　早于1855年底，皖南皖北各地太平军即奉命陆续派兵东返会师天京。及至1856年春，燕王秦日纲、翼王石达开则奉命自安徽、江西各率数万大军先后回师天京，而以数倍于敌的强大兵力，一举夺取了大破敌军江北、江南大营的重大胜利，而使太平天国达到其全盛的顶峰。 　　 　　“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而“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兵力对比的变化是造成不利于敌而利于我之战场形势的重要条件。而这一重要条件则是由西征战场转败为胜之后，特别是石达开先后经营安徽和江西所创造出来的。论者不察，以为石达开回师天京，打死了一个向荣，却放走了一个曾国藩，而得不赏失。其实不然，太平军获胜后，石达开即奉命西征湖北，韦昌辉督师江西，秦日纲率军南攻金坛，准备东下苏常，也就拉开了太平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而其下一个打击对象，当然也就是曾国藩了。只是此时太平天国爆发了天京变乱，而迫使太平军全线收缩，这才使曾国藩这个反革命分子得以逃脱其灭亡的命运。 　　 　　四、西征战略得失之评估 　　 　　我们可以湖口、九江战斗为分界线，而把太平军西征战没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基本上是失败的，而后期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前期的失败，却主要还不是由于战略上的错误，而是由于其他更为深刻的原因所造成的。西征战场上，他们虽没有遭到敌人正规兵力八旗绿营的严重抵抗，但知道到敌人地方“勇营”武装更凶猛十倍和疯狂百倍的垂死抵抗，这是他们所没有、也不可能予先料得到的，并不纯属战略问题。其中，也有战术问题。如西征本来是一场乘虚进击的战役，但遇顽敌抵抗却久攻南昌而不及时撤围，强攻庐州反而为敌所围，湘潭受挫而全不知避锐击弊。所有这些，均系在战术上犯了严重错误，而导至战斗的失败，以至影响到全局战略之展开和战略任务之完成。相反，西征后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如在湖口、九江战斗中采取诱敌深入和在江西战场上采取击敌所不备等战术，而夺得战斗的胜利，均起到了扭转战局和改变战场形势的作用。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而太平军西征前期犯了战术上轻视敌人的错误，后期则得到了纠正。事实证明，江忠源的楚勇和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不可以打败的。其实，在南昌、庐州以及湘潭战斗中，太平军兵力均数倍于敌，只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顽敌并不是注定不能消灭的。这里，当然还有战斗指挥员的才能问题。 　　 　　总指，太平军西征在战略上是正确的，而在战术上则既有错误又有正确。我们切不可以战术错误，来否定战略正确，甚至说太平军西征是一个“战略性的失策”。(本文曾收录于军队内部刊物《军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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