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开顶天： 　　 　　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所面对的重要的军事战略指挥艺术转行期,前期运动战的很多成功经验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到这个时期的军事行行动. 　　 　　运动战强调的是避实就虚,避开敌军的重兵集团,打击敌军薄弱的内线,在敌战区机动转战,兵员和部队的必要补给则完全依靠在后方赢得战术胜利得来的战利品,最明显的就是从敌军控制城市中直接获得! 　　 　　所以传统的运动战战略对北伐和西征的消极影响中,就有对大城市的执着.贪攻大城市,不注重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例子在北伐和西征中比比皆是. 　　 　　北伐和赖汉英进击南昌从模式上来说都是基本一致的,宁镇扬三城是不可放弃的根本之地,北伐军和胡赖西征军都是秉承运动战的成功经验,以兵力较少的一部避实就虚直击目的地,运动战时期克意避免大规模的会战,快速突击,大踏步前进.初期太平军指挥高层中所视为不可放弃的只有宁镇扬三城,则有北伐军急速北上沿途所占城市,随占随弃,也有胡以晃占据安庆后随即转入江面战船中,一副随时机动的样子,更有吴如孝所领的镇江太平军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防御战!另一方面,初期东王雷厉风行的作风,铁腕般的治理手段.使太平军在执行东王战略意图时只有不折不扣的履行,这样也就有北伐军苦苦支撑于静海,独流,高唐,冯官屯等,也有南昌太平军以半于敌军的兵力奋力完成艰巨的攻坚任务,突袭效果失去后,虽不能四面合围于南昌,任勉力力攻,不克则不惜分兵略四境,分敌势以图再攻,铁一般的一直从上到下贯彻到底! 　　 　　建都以后放眼天下,洪杨眼中堪为满清精兵的怕只有江南江北大营的绿营军,不如把建都以后的几次所制定战略模式简单的看成前期的消极防御战略+运动战的合成版,在天京战区采取防御态势,不去追求歼灭逼近城下的江南大营,采取疲敌战术,拖住强敌,在军兴以来的诸次防御战中.对于老对手向荣的攻坚力量,太平军高层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分兵西征可以缓解天京战场的压力,开始的西征只是天京战区的外延,只是天京战场的延续,只有到北伐失败后才有上升一级成为决定天国兴衰的重要战区!到了西征的后期,东王完全掌握了清军分散防堵甚至老曾的以剿为堵战略的漏洞,不以城池得失为战略决策地依据,灵活抽调个`战区兵力运动驰骋,集中优势兵力于某一危机战区,发动战略进攻和会战,歼灭处于绝对劣势的清军,扭转危局,以多次局部战役的胜利带动整个战局的转变,从而迎来了1855到56年间的军事辉煌! 　　 　　类似模式的战役行动还有西王进袭长沙,太平军主力屯于株,永这个战例和南昌战役比较类似,夺取长沙和南昌的目的都是获得更多的补给物资但都对太平军的攻坚能力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也缺乏进入长期相持阶段的后手准备,致使战役目的不能达到,战役行动失败! 　　 　　第一次攻克武昌战役是太平军第一次攻克省会级别的大城市,在太平军城市攻坚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包括其后到建都南京的诸次攻城战都是兵力占据绝对优势情况的下的轻取,武昌前的长沙桂林两战太平军都是攻城经验累计阶段。三城的防守清军基本的战略相同,守军消极防守,收缩兵力于城桓中，援军四集最后在兵力上彻底压倒太平军迫使太平军放弃战役企图，另寻他走。但是从战略和战术思想来看，太平军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就算到兵力已经据有决定性优势的武昌会战时期，还是以攻城为先，拒援为后，座视清军主力云集，方有洪山失守之事，也失去了歼灭向荣所部的大好机会，太平军进步的只是在战术指挥上的某些细节，比如穴城战术的精进和利用水军围敌架设浮桥的手段而已！至于韦志俊所指挥，让陈帅个名声大噪的第二武昌会战，当时的湖北已经是遍地太平军，经过四个月稳妥的外围围困战，虽然青麟到处求救兵，但是稳固的外围阵地已经可以保证外围清军无法有效支援武昌接近地的攻坚战，所以在东王的严令下，韦志俊抽调部队四面急攻，才有陈帅哥登城摇旗之景，此乃瓜熟地落的必然结果！ 　　 　　其实比较具有太平军运动战中城市攻坚特点的还是江忠源坠命的庐州攻坚战，翼王分兵经略安庆基地，并率主力溯江西上，攻击武汉，吸引清军的机动兵团楚勇和数省绿营集中于长江上游，使皖北的清军兵力密度陡降。翼王旋即改变进攻方向，上游的太平军主动转入防御，固守要点牵制湖北云集的清军，主力则迅速回师皖北，目标直指庐州，快速的运动战使江忠源措手不及，处处被动。以具有丰富攻坚战经验的胡以晃为统帅，合围庐州，重兵拒援，屡创外围清军，以攻打援带动攻城，使敌军顿兵不前，望城兴叹。具体的战术执行中，太平军战术多变，全面包围，四面环攻，使守军顾此失彼，整日疲惫不堪忧心忡忡，不堪再守！最后以穴地攻城法一举破城告捷。分散敌军兵力，拉出空当，快速突击，直取敌军防守薄弱的大城市，扼守外围军事要点，拒援为前提，干脆利索夺取战役胜利！ 　　 　　 　　阿雪： 　　 　　第一，太平天国前期，勇将甚多，若秦日纲，曾天养，韦俊，石祥祯等皆可担勇猛之谓，但，真正具有“万夫莫当之勇”，在清军眼中堪称“悍将”的，似乎只有西王，翼王及林李落等五人。(外加后起的陈玉成，也是后期重要将领中唯一堪称悍将者)前期太平军虽然人数装备都处于明显略势，但以这五人组成的先锋集团的确锐不可当，定都天京之前的重大胜利无不与这五人有关，尤其是斩关夺旗的攻坚之战。后来，西王战死，林李被派去北伐一去不回，翼王和罗大纲实际成为预备兵团，陈玉成二克武昌后方始成名，而且在军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有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关键一击时攻击的锐利？---- 南昌之战和二攻武昌似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即使地穴攻城后来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手段，但炸开城墙后能否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冲锋陷阵的将领有关。如果西征仍保持长沙以后的先锋阵容，即以翼王为前敌统率，督率林李罗三人为主要将领，湘军可当得雷霆一击？(其实湘军悍将更少，似乎只有鲍超江忠源和罗泽南，所以湘军的攻城能力更差，重要城池几乎都要等到太平军弹尽援绝后不少时日方可攻破) 　　 　　第二，太平军初期将领对东王命令的敬畏，除了东王雷厉风行的手段外，似乎与宗教信仰也有很多大关系。太平天国将自武昌以后进军中的辉煌胜利全都归功于天父天兄保佑，而东王又是具有天父代言人的崇高身份，因此将东王的命令视为神旨，不仅不敢稍违甚至不敢怀疑也属正常。有些时候明知勉强仍知难而上，也许以为有上帝的保佑可以无往不利吧。定都后一个时期内天京方面制定的目标过高，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恐怕也与洪杨自以为领受天命，得天之助有关，而且他们以此作为制定战略的依据恐怕无人敢于反驳，否则就是怀疑天父天兄，即使有人提出意见，只要对以“天父天兄”也将无法置辩，未必完全是见识的问题。而西征北伐两个战场都进展得不顺利，以及后来的西征受挫，大约使东王清醒起来，终于明白自己的“上帝代言人”身份只是弄权手段，“天父天兄”代替不了实事求是的政策和战略，这样一来，头脑自然清醒一些，也该能够听得进些各种意见，以供决策参考。而前线各级将领中大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以湘潭失利为标志，在西征节节受挫的情况下，前线将领对东王的指示也不那么盲从了，如曾天养就曾向翼王禀报说岳州防守困难，实际是想翼王给一个“必要时弃城”权力，石凤魁镇守武昌重镇，未战先逃，这种情况在早期几乎不可想象。(用石凤魁守武昌系东王失误，石凤魁是马谡一类人物，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又刚愎自用，自视太高。前期地位较高的国宗提督军务者中韦俊智勇兼备，有名将之资，石祥祯勇而有谋，尚算称职，石凤魁则是草包，冲锋陷阵尤可，镇守一方实在不堪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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