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先生的书房，四壁顶天立地放满了图书，只有对窗的那面墙上，留有一块空间，挂着他亲笔用行草书写的一幅书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把自己的书斋起名叫“上下求索书屋”。冬去春来，主人在这里默默耕耘了40个年头，结出了累累硕果。令人痛惜的是，正当他学术事业的高峰期，无情的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夺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的生命。罗先生走得那样突然，以至于竟来不及留下一句话，但是他一生孜孜不倦、苦苦求索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一、早年传统文化的陶冶 　　1927年，罗荣渠先生出于四川省成都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罗文谟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别号“双清馆主”，与张大千、徐悲鸿诸先生丹青至交，常泼墨于一纸。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使先生从小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先生一生喜好诗词书画，对书法造诣尤深，有多幅作品选送到海外展览，生前为北大燕园书画会会长。1945年他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次年复员北上，转入北大史学系。这时，命运似乎注定先生的一生要与北大、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罗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对中国文化史和中外交流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年的北大，名师荟萃，其中他受益最多的要算是胡适、向达、郑天挺、杨人?先生。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讲授的课程深深吸引了他。大学时撰写过《古代中国文化古来说述略》、《古代“琉球”问题争论总清算》等论文。大学毕业论文选题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他后来回忆道：“向先生给我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踏实、严谨的求学作风，深厚的考据功底与贯通中西的治史方法，让我一生都受用不尽。”罗先生的治学之路是从中国史起步的，当年他也未想到以后会进入世界研究领域。但是，后来在他毕生所从事的美洲史、世界史以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能够中西贯通、匠心独运，做出众多令学界瞩目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益于年轻时代所打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方面的坚实功底 　　 二、美洲史研究结硕果 　　1949年7月，罗先生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并获得了最后一届文学学士学位。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从事宣传、编辑工作，同时也研究一点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1956年，经当年北大老师杨人?教授推荐，重又回到了培育过他的北大历史系任教。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一直担任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辞世。罗先生登台讲的第一门课，是当时颇为难讲的世界现代史。由于平时对国际问题的关心和研究，讲起来倒也得心应手。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却遭到了批判，说他把“帝国主义纸老虎讲成了活老虎”。60年代初，先生转入世界近代史教学，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拉丁美洲史，成为我国拉美史教学和研究的创始者。然而，罗先生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某个狭小的研究领域，他赁借自己广博的知识和英、俄、西多种文字能力，广泛涉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在美洲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果，显露了他的出众的才华。罗先生在美洲史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是关于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假说，最初是1761年，由一位法国汉学家提出来的。在中国，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著名学者朱谦之、邓拓皆顺应此说。这一问题引起了初涉美洲史的荣渠先生的兴趣，很想查明这位中国哥伦布的究竟。他对中国《梁书》等有关扶桑国的史料，进行了广博的考证，结果发现这个说法根成不能成立，于是他就从相反方面立论，写成《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962年，他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做了这个专题的学术报告，以大量的史实、严密的考证，对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这场论争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那时，我作为一名拉丁美洲史研究生，由罗先生负责指导，有机会聆听了他的精彩的讲演。年轻讲师罗荣渠对当时《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哲学系著名教授朱谦之进行一场以寡敌众的“美洲发现论战”，在燕园里一时传为佳话。该文为当年《北京大学学报》所刊载，成为罗先生的成名之作。80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海下发现“石锚”，有人将它作为公元前一两千年中国沉船的遗物，视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于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问题的争论再起。罗先生挥笔写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一文。他在文中用新的方法和资料充实了他的论证，具体辨析了《惠深年谱》的似是而非、《淡墨》虚构的美洲扶桑国，指出“扬帆美洲三千年”是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石锚”尚未“水落石出”；《梁书》有关扶桑国的记载“疑点甚多”，其本身即“足以否定扶桑即墨西哥的假说”。作者还批判了洋汉学研究中的某些殖民主义毒素，从理论上对研究美洲文化起源及对比不同文化中相似现象等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扶桑国研究显示了作者在古典文献、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深厚功力及地理、气象、航海等方面渊博的学识，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来信表示支持和赞扬。文章气势磅礴，论述精到，成为近年来史学研究中难得的佳作名篇，获历史学权威性刊物《历史研究》首届优秀论文奖。该文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墨西哥“拉丁美洲非研究协会”聘请他为海外会员，并邀请他赴墨西哥作学术访问，后来因故未能成行。1992年，为纪念哥伦布航行美洲500周年，罗先生撰写了《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对郑和、哥伦布、达?迦马东西三大航行进行了分析对比，认为这是具有相似历史外表下在的不同内涵的两种类型的航海，从而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文，主要是从技术和自然条件上回答为什么不会有三千年前的中国哥伦布，本文则主要从社会历史背景上回答为什么不会有500年前的中国哥伦布，从一个新的视角，为“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做了总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是否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这一世界这一谜问题上，罗先生的研究独领风骚，蜚声学界。罗先生在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还在60年代初，他即围绕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史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尽管该文未免带有写作年代局限的烙印，但仍不失为一篇学术功底厚重的力作，与《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同为罗先生在美洲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可惜的是，随着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降临，罗先生与很多正直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被赶进了“牛棚”，剥夺了读书治学的基本条件。美国和美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他的青春年华也一去不再。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罗先生终于回到了书斋，不过，这时他已年过半百。1980年，在他重新开始美洲史研究之后，首先发出了“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的呼吁。这篇刊于《历史研究》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和宏观的理论思考，论述了“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的力量。”他提出应改变以往对美国研究“狭隘”、“缺乏系统性”的状况，开创研究工作适应时代前进步伐的新局面。该文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令人耳目一新，被称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从新视角写出一批关于美国历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如《略论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论美国革命的特点》、《浅谈中美两国人民早期交往》、《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选择――对美中关系的一种中国观点》等。这些文章一扫公式化、一般化弊端，充分表现了他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当他动笔撰写酝酿多年的《美国历史与文明》一书时，国家“七五”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启动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投身去开拓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三、“现代化”研究领域的新建树 　　 罗先生的最后十余年，在我国世界领域中开辟了现代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研究，他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的重大建树，使他登上了一生学术事业的高峰。罗先生开拓现代化研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考察了西方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状况和新的学术思潮。在近十余年中，先后访问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德国、香港、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大学及研究机构，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开始从新的视角来考虑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他提出加强世界史的横向发展研究与宏观研究，对于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新探索。一个对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也能起推动作用的世界史研究课题，就是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这是他在第一次去美国会见普林斯顿大学现代化研究著名学者布莱克（C.Black）教授以后就萌生的新念头。在1986年制订北大历史系“七五”科研规划时，罗先生毅然放下他正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的专著，全力投入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研究。他以近花甲之年，用高昂的热情去开垦一个艰辛的史学新园地。“我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但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这是今日中国现实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就是他对《鹜望》周刊记者访问的为什么要“重打锣鼓别开张”的回答。他带领一群中青年学者组建了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这时，几十年来加之于他头上的政治重压已完全解除，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赤子之心和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使在他身上长期蕴藏和积聚的潜能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他精神振奋，文思泉涌，论著接连问世。十余年来，他发表了有关现代化理论和历史论文80余篇，由他撰写、主编和主持翻译的著作13部，他的理论建树在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同行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的主要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一书于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罗先生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进程的研究，其贡献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先生是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化这个大课题的。他通过对现代化进程内涵的理论探讨，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即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⑥他认为，把世界历史演进描绘成一种单线序列，一种具有“一个产生另一个”的历史必然性的一般历史哲学图式，并以此来解释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这并非是马克思的观点。古典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典型序列，只在欧洲历史上经历过，把它扩大为普遍的世界历史图式，是后来者附加上去的。针对这一单线图式，罗先生提出一元多线图式：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但是，在同一种生产力的水平上，可以出现或存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多维的互动作用体系，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亦即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都是众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并非世界各地的历史都经历了五种生产方式的交替，而是呈现出多样性。历史和现实都向这种单线发展观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罗先生结合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阐述了解释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标志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但生产力不是按直线发展的，单纯的生产力运动也不可能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生产力具有巨大发展能量与弹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等等。他把世界上迄今出现过的生产力形态，归结为三大生产力形态：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由此而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三大时代：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三大生产力形态引导出的历史演进阶段，才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一般必经的顺序和阶段。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样，对历史进化论的辨证的解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形成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罗先生正是用这一发展观，来重新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特别是世界各国近现代历史的巨大变革，揭示现代化的世界总进程和大趋势。2.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总趋势，对两个多世纪以来现代世界的历史巨变做出了新概括。罗先生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是从历史进程立论的。他把现代化看作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全球大趋势，这个大趋势的基本内容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⑦。他根据一元多线的新因史发展观，把人类社会变迁归纳为四种基本形式：渐进式微变、突发性微变、创新性巨变、传导性巨变，认为现代生产力的发殿引起变迁模式的重大变化，从而大大加快了社会发展的速度。在具体阐述现代化世界进程时，他提出了三次发展浪潮的观点：第一次大浪潮由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向西欧扩散。这次大浪潮第一次拉大了各大文明区的发展差距，西欧崛起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中心。第二次大浪潮是工业化向整个欧洲、北美扩散并取得胜利；对非西方文明中心从埃及、士耳其到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促使这些国家寻求防御性现代化道路，但只有日本获得成功；在发生第一次世界大规模的发展性危机后，俄国走上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第三次大浪潮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是发达国家向高工业化升级与欠发达世界大批国家卷入工业化的过程。亚非拉三洲从世界历史的后台进入世界历史的前台，卷入世界的发展大潮，是本世纪以来最惊人的全球巨变，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课题。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对现代化启动、模式、战略选择的影响，第三世界不同地区现代化的成就和问题,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圈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的欧洲、北美以外的第二新兴工业带，这一切都对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罗先生重点考察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罗先生重点考察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和现代化启动的环境、条件、困难及特点，为具体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新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论证。3.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巨变和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对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新阐述。罗先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理论的探讨，是他现代化研究中最具现实意义、影响也最大的一个部分。⑧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的。罗先生把近代中国的巨变放到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打破上述以革命为主线的分析框架，提出以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文明与以儒教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交织、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互动作为近代中国变革基本线索的新观点。作者十分重视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抑制中国半边缘化、衰败化危机中的重要作用，“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向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是，革命以及衰败和半边缘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只有现代化才能概括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广泛的内容与宏大目标”。罗先生以三次模式大转换为脉络，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三次模式转换是指：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在君主制下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型的现代化进入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时期，20年代开始了国民党统治下仿效德国保守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以1949年革命为标志，由资本主义模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模式，曾实行仿效联模式的激进型社会主义现代化；以1979年改革为标志，开始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现代化路线重大转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化的原初模式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努力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是中国社会内部上述四大趋势相互交织，衰败化、半边缘化得不到抑制的必然结果。1949年革命完成了国家重建任务，从根本上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危机，使现代化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而1979年开始的改革，最终使中国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⑾的现代化道路。以上就罗先生近十余年对当今世界重大课题――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概括。尽管，现代化研究在我国尚属初创阶段，罗先生的研究只是初步的，也难免会有种种不足之处。但是，他对现代化理论的探讨，突破了西方社会学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的窠臼，从宏观史学角度揭示了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和总进程，不仅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作了大胆的尝试，而且为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宏观理论架构。他应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表现了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发展理论以及比较历史方法的广博知识和娴熟运用。史学大师梁启超说过，旧史学之所以不能成为“良史”，其弊端有二：一是“知人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二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它学之关系。”⑿罗先生正是以他在这两方面的鲜明特色去努力推动我国史学研究，并开拓了现代化研究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四、一颗拳拳报国心 　　 罗先生治学视野广泛，融古汇今，始终活跃在我国史学界的前沿。他研究的范围除上述美洲史、现代化领域外，还涉及第二次大战史、殖民主义史、史学理论等方面。对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尤为关注，经常言人之所未言。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就有过很深的研究，写过《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一书。199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他撰写了《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一文，对战争的理论和历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为主题报告，赢得了近两百名中外与会人士长时期的热烈掌声。该文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后，为多种报刊所转载或介绍。针对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普遭冷落和不景气状况，他撰写了《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等文，为史学之振兴大声呼号，他倡导的现代化研究更吸引了众多学子登门求道，成了研究生报考的热门专业。罗先生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开设的课程九门之多。科研上不断获得的新成果，成了他教学上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他所讲的课最大的特点是一个“新”字。观点新，材料新，研究方法新，而且，不断有新课程推出，即使同一门课，也是常讲常新。在我的记忆中，拉丁美洲史课他讲授不下十余次了，每次开讲，我都去听，因为我还要帮助做一点讨论辅导工作。北京师大一位研究拉美史的，也都每讲必到，不管严冬酷暑，不落一堂课。他解释道：“听罗老师的课，同一个问题，每次都有新内容！”在多年拉丁美洲史讲课基础上，他写了一本教学讲义。校内印过多次，校外也被多所高校采用。可他自己不满意，不愿意正式出版。曾多次同我约定，什么时候与他共同写一本更好的。今天，这当然也成了一件憾事。他从转向现代化研究以后，很快开设了“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新课程。这门课受到了更大的欢迎，使一时冷清的历史学突然变热起来。一次教学座谈会后，同学们对罗先生的课做了这样的总结：“框架新疑，思路开阔，有理论深度，为国内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跳出原来窠臼，走向世界，走向跨学科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带来了希望。”他获得了北大教学优秀奖。他还受国家教委和学校委托，多次提出学科建设和改革的咨询报告与建议。作为北大历史学系的一位学术带头人，他培养了近三十名博士生、硕士生，指导过多名中青年教师，获得学界同行和很多青年的爱戴与尊敬。在青年学子中，常有这样一个问题：罗先生的一生，历经坎坷磨难，所能用于搞学术研究的时日并不算多，他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及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从我与他的长期相处中，特别有如下两点体会。一是他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熟悉西方史学、社会学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成为他一生治史的显著特色和重大优势。罗先生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很强的“精品意识”，创作了不少脍灸人口的学术精品。阅读他的文章，可感觉到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这吸引力来自他缜密细致的考证，来自他广征博采的学识，来自他逻辑严谨的推理，还有他那飞扬壮美的文采等等。然而，他的文章最为打动人心、引人思考的地方，可能还在于他理论上的洞察力和分析力。罗先生非常注重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经常着力于探究一些理论问题，爱好从哲学上加以思考，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求答案。80年代初，史学渐从“文革”的灾难与“左”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罗先生曾花费大力气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正本清源，清除后人加在原著上的附会之词。记得1980年年初有一天，他交给我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⒀，叫我阅后提意见。该文从辨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中有关历史发展“动力”与“终极原因”概念的细微差别出发，论述了阶级斗争与经济变革的内在联系，对如何认识农民战争、革命、上层建筑的历史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我读了之后，一方面感到耳目一新，同时也对一个历史学者花这样大工夫去搞哲学基本问题不大理解，认为是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后来我才深切理解到，这篇文章中思考的问题，正是他十年后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基础，是后来建立现代化宏观理论架构的重要起点。也就是说，现代化研究虽然是从1986年重打锣鼓另开张的，而他对很对历史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却是“文革”结束近二十年来一脉相承的，由此也可以认为他最后对现代化研究的选择，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对年轻人，他强调要重视实证性研究，但对他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也是大力鼓励的。我曾结合世界史基础课教学，写了一篇论述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文章，受到他的肯定，在该文评选为北大首届科研论文一等奖之后，又经他推荐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科的优秀奖。另一点体会，是他争分惜秒、勤奋刻苦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有限的生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罗先生文思敏捷，写起文章来落笔万言，不费什么劲。似乎他那一篇一篇大块文章都是很轻易写出来的。只要熟悉他的人，就会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近十年来他成果甚多，他一生百余篇论文中的大部分、他编写或主持编写的十余部著作，都是在这十年内完成的。然而，这些成果却是用他的心血甚至是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记得1982年一次在济南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后，我们参加了登泰山的活动。当年他已过55岁，属同行中的长者，从中天门到玉皇顶他却一路领先，谈笑风生，不时放声高歌，动听的男高音唱得满山谷回响。大家总结了三句话送给他：老人的年龄，中年的体魄，青年的思想。罗先生听了自然兴奋异常。可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他全力投入现代化研究之后，成果不断问世，身体也每况愈下。先因慢性咽炎咳痰不止，后又患上严重的前列腺肥大症；前列腺手术刚完，可怕的心脏病又悄然而至。这分明是累出来的，大家心里很着急。有一次到大连开会，我发现他爬山走路明显不如从前，就劝他应注意劳逸结合，保养一下身体了。他先是点头称是，接着又认真对我说：“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做点事，长命有何意义！”的确，研究工作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他，让他废寝食，不顾一切。有一年春节初一，我去拜年，师母出国访问未归，他独自一人在家。开门进去，静悄悄的，一点没有过年的样子，看得出他正在忙于写作。他发现我惊异的神情就笑着说：一个人下碗面条吃即可，正好利用这几天赶写文章。果然，春节过后不几天，他就送我一份打印稿，那就是在史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一文。为了尽快出版《现代化新论》，他一再推延前列腺动手术的时间，致使增加了手术的难度，术后不得不休息了好一阵子。可稍为康复，他又加倍工作起来。他经常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去世前半年多，竟连多年养成的晚上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也算休息）的习惯也改掉了。⒁1996年初，他甚至给自己订了“月写论文一篇”的指标，统一命名为“现代化论丛”，按月编号。他说，现代化新论要出续篇，九五课题规划要上马，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不够用，只有快马加鞭。可是，他在完成了三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准备着手撰写“现代化论丛”第4号时，他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可能起来挥笔写作了。他一篇一篇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冲刺，正是他一生奋斗不懈的缩影。值得欣慰的是，罗先生奋搏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即他的三部代表作：《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和《美洲史论》⒂。《新论》是他亲自编撰定稿的，《续篇》和《史论》则是他去世后根据他的遗稿编撰而成。我们简称为“三论”的这份珍贵学术遗产，是他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凝结而成的。生前，他经常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来教育学生：“在伟大的变革时代，古老的历史学也要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我想，也正是这一高尚境界，鼓励着罗先生终身奋斗求索不懈，在漫漫道路上越过险峰峦嶂，最终登上他一生学术事业之巅。注：① 指1956年进北大历史系工作，到1996年4月4日去世，为时40年。② 《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③ 《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④ 《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⑤ 《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⑥ 参见《现代化新论》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次印刷。⑦ 参见《现代化新论》第五章。⑩ 《现代化新论》第八章，第241页。⑧ ⑨ ⑾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见《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⑿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⒀ 《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⒁ 周颖如：《永远的思念》，见《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⒂ 《美洲史论》，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作者林被甸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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