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1996年4月4日离我们而去，已经快5年了。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更加深切感到罗荣渠教授留给我们求索进取，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为了学习罗先生的高尚学术品德，2001年第1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以《历史学怎样迎接新世纪》为题刊登了罗荣渠教授九年前的一次重要讲话，并且配发了罗先生的生平事迹。这篇讲话是1992年6月16日，北京市历史学会邀请罗荣渠先生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所作的主题演讲。当时我以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长的身分希望罗先生针对当时世界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作一个简短的讲演，他欣然答应。罗先生以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的身分代表北京市的世界史学工作者,在会上发表了高瞻远瞩、言简意赅、富有创新精神的讲话,迄今仍给我们世界史工作者以多方面的启迪。 　　 　　罗先生在演讲中鲜明地向世界史工作者提出了问题：“当前的改革开放，历史学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贡献？特别是世界史应该做什么贡献？”他说：“我最近因为工作的需要，翻阅了几本世界近现代史的教材，因为要评审教材。把我们现在使用的世界近现代史教材翻一翻，请大家翻一翻，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教材虽然有一些改进，但是跟30年前我们出的‘周编本’，就是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的本子,我们同行称它是‘周编本’，在框架上有什么不同？周编本是从苏联‘十卷本’脱胎来的。我们搞世界史的同行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这样一个框架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可以说是几十年一贯制。但是这几十年的世界发生的变化有多大！” 　　 　　他还说：“今天世界正处在一个空前大变化的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仍然用这样的教科书来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我想到这些，我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史工作者是感觉到不安的。但是我再仔细想一想，现在的青少年，除了应付考试以外，他们是否真正相信教材里面所说的?我想恐怕不是这样。” 　　 　　他认为“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了当代的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样子？了解了当代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当代世界正在发生很大的、很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我们的许多的观念、我们的教材恐怕都要重新考虑，看来跟不上这样的形势。”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它事实上是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发展。在伯德写的资本主义史里面，把这个时期称为大跃进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个教科书上是怎么写的呢？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个资本主义写成好像还是19世纪的那个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时代的那个资本主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是不是很实际的？ 　　 　　 　　社会主义的有些描述是脱离了现实的社会主义，而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未来时代的社会主义。”“所有这样一些巨大的变化，对于历史学、对于世界史提出了什么样的新任务？”“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学变成一个时事宣传的工具。这个已经证明是一种错误。但这也不能说历史学可以闭门造车，可以不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他强调“我们怎么样使历史学科和我们的这个时代合拍，作出贡献。我想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要面向正在到来的21世纪，我想就要正确地认识即将过去的20世纪和已经过去了的19世纪。所以在这些方面重新认识的工作，我想应该是历史学家的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任务。”“历史学应该怎么样迎接跨世纪的挑战，这就是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给大家共同来思索。” 　　 　　 　　 　　这篇重要的讲演稿本可以早些和广大读者公开见面，但是遗憾地一直拖到新世纪到来时。为使罗先生的讲话尽早公开面世，我在1997年12月9日和1998年1月5日分别给在天津的一家面向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和北京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一家学术刊物编辑部写信，希望能够发表罗先生的讲话稿。 　　 　　其内容摘要如下：“编辑部同志: 　　寄上《世界历史研究应该怎样迎接跨世纪的挑战--罗荣渠教授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2年6月16日)》一稿,罗先生已经作古,这篇讲话也是5年前讲的,但是迄今仍然有着它的现实意义。在我国世界史领域，罗先生是开拓创新的佼佼者。我受他的夫人周颍如教授的授权公开发表他的这篇讲话，并建议借有影响的贵刊这个刊物发表，不知可否。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发表，请尽快告诉我，以便改在其他刊物发表。 　　即颂编安 黄安年” 　　 　　几经周折，稿子未能及早发表。2000年底，《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获悉这篇重要讲演，希望能在该刊发表。我经与周颍如教授联系获得授权，同意在该杂志公开发表他的这篇讲话。 　　 　　我以为如何实事求是地准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准确认识现代社会主义、准确认识现代新兴发展中国家、准确认识现代国际关系、准确认识现代世界的思想和文化是极为重要的。 　　 　　联系到在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中学历史教材质疑引发的一场争议，人们更有理由相信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去年10月26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专家“会诊“会上，有的有影响的专家认为：“灌输以‘全球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和知识，我认为这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很不赞成“如实地阐述本世纪全球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多元化的进程”的说法，强调“依据这种观点编写教材会出大问题。” 对此笔者已经在《学术批评与非学术因素-质疑人民教育出版社“10.26会诊”》的文章（在《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3，4期）中作了答辩。 　　 　　笔者在文章中说：“我们显然不能要求行将过去的20世纪世界的‘球情’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而是要立足‘国情’，了解‘球情’,服务于‘国情’,不能按照主观臆想来勾画‘球情’,排斥对‘球情’的如实了解。”“难道阐述20世纪全球经济现代化进程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服务不可以吗？难道世界人民反对两次世界大战，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和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无关吗？难道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暴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反对单极世界，主张政治多极化、主张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无关吗？难道社会主义国家自身不要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吗？难道反对将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主张世界是多样化的，世界上的意识形态也是多元的，有什么不妥？前不久总书记不是号召学术思想界、理论界加强对四个如何认识的研究吗？这四个如何认识中就有三个如何认识是直接关系到如实研究‘球情’的。至于如何概述‘球情’,本是学术讨论问题，大家都有发言权，怎可动辄就用‘出大问题’来指责人呢。” 　　 　　 　　1997年9月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纪念罗荣渠先生的学术会议上，我曾就罗先生科学把握“国情”与“球情”的学术贡献发了言。我认为：“罗先生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当代我国学术界的奠基人之一。作为《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的作者、《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的主编,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一系列学术成就和开拓性工作是众所周知的。”“罗先生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把历史、理论、现状和社会文化结合起来，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和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很有创新启迪意义的。它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中的历史进程，不同时期的现代化都会有自己的座标，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必须研究和借鉴当今全球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但只讲‘国情’不重视研究‘球情’是不全面的。罗先生在现代化的研究上则把‘国情’和‘球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966年年3月罗先生送了我一份他的《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文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篇论文现在却成了他去世前赠给我的遗稿。在该文中，罗先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现代发展模式作了科学总结。他在谈到本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深刻的历史教训时说：‘越了位的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的强过渡，强制形成的国际一体化，都终于导致现代生产方式的停滞与一体化的解体。’这个科学结论对于一位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史学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不失为一个有力的历史根据。但遗憾的是仍有某些远离现实、僵化地信守滞后理论的人对此说三道四。”“罗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对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评述，这里不妨照引”“中国人似乎不必对‘亚洲世纪’抱奢望，更不必喜出望外，倒是要高度警惕近百年来追求民族富强潜藏的历史情结--‘大中华中心主义’情结--在大好情势下变相复萌。要知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显露出来的封闭自满，虚骄自大，对世界大势的无知，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太多了。鉴于近年大开放形势下封建残渣大量泛起，‘盛世’崇拜之风又炽，甚至出现‘中国人世纪’的狂言，这样的担心大概不会是杞人忧天吧！” 　　 　　 　　“说得多么好呵。这是一位对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发自内心的由衷坦言。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多么需要对它的求实进取的冷静的历史考察。罗先生为我们世界史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学者良心、敢于直言的好榜样。这还使我想起罗先生在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世界100系列丛书》所写的《总序》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如果不是用变化的观点如实地观察世界，而是按某种僵化的模式观察世界，仍不可能对变化中的世界形成正确的影像。特别是在最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变化得这样快，而一个时期的自我封闭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又再次陷入‘自我中心’的影像之中。直到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到来，中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开放大发展时期，这样，又面临了认识世界的第二次大飞跃。”“中国需要重新认识世界，世界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国。” 　　 　　我想我们史学工作者理应担当着这两个重新认识的重任的，而要如实地做到这一点，就更需要有像罗先生那样的开拓创新精神。在这次会上，我还提到“到了1997年的今天，也还有人以‘尊重历史实际’为题在《世界历史》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这涉及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看来世界史工作者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历史学迎接新世纪的挑战，首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要正确认识世界和正确认识中国是困难的。 　　 　　（罗荣渠先生1992年6月16日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所作的主题演讲全文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1年第1期上，题为《历史学怎样迎接新世纪》。黄安年 2001年3月26日）

原文 2001年3月26日 发表于学术批评网  浏览：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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