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77号馆文选__史鉴

金既骤灭北宋，其唯一政策，厥为在黄河南岸建立一个非赵姓的政权，而黄河北岸则归自己统治。于是有张邦昌之拥立。 　　 　　金人灭辽之速，已出自己意外。吞并了偌大一个国家，须得慢慢消化。若使宋人应付得宜，（不示弱，不召辱）金人本不想急速南侵。及金人渡河，亦并无意灭宋，故得割让三镇之约即北去。第二次回师南犯，自觉与宋结下深衅，防宋报复，故尽虏宋二帝、后妃、太子、宗戚，而立张邦昌为楚帝。只因黄河南岸，金人实在无暇顾及，惟求不与他为难，他便可慢慢的整顿黄河之北。这是金人当时的政策。 　　 　　逮南宋高宗既立，金人彻底消灭赵姓政权之计划失败，他们一面仍想在黄河南岸留一非赵姓的政权作缓冲，故张邦昌之后，继之以刘豫。 　　 　　自四月金人北去后，五月康王构即皇帝位于南京，（归德）是为南宋。（改称建炎元年）九月，张邦昌伏诛。十月，高宗如扬州。十二月，金又分道入寇。一面是高宗怕金兵，故愈避愈南。另一面是金兵也不放心高宗，故愈逼愈紧。 　　建炎二年，金兵犯东京，宗泽败之。七月，宗泽卒。河南遂失屏障。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奔镇江，如杭州。六月，金兀术（宗弼）大举入寇。十一月，渡江入建康，高宗奔明州。金兵陷临安，高宗航入海。四年正月，金兵陷明州，袭高宗于海，高宗走温州。二月，金人引兵北还。九月，立刘豫为齐帝。 　　金兵此次大举渡江南下，本想捉住高宗，永绝南顾之忧。及高宗入海，目的难达。其时黄河南岸，金人依然无法统治，更何论长江之南。金人只有引兵北还，而在黄河南岸另立一个刘豫。如是则好让他作一个缓冲，阻住宋人北来报复，而金人乘机躲回黄河北岸，好好休息整顿。这依然是四年前建立张邦昌时的政策。 　　 　　金人一面拥立刘豫，让他作缓冲，一面却还试探与南宋进行和议。（如是则可让金人缓缓消化他十余年急剧获取的疆土和人民）因此九月刘豫立为齐帝，而十月秦桧自金放归。 　　桧以建康二年反对金人议立异姓（张邦昌）被执，（其实主持反对之议者乃马伸，非秦桧，后桧乃攘为己功。马伸门人何兑发其事，桧窜之真阳。亦作何珫）在金太宗弟挞懒所，主立刘豫者即挞懒。与桧同拘者尚有孙传、张叔夜、何粟、司马朴，独桧回南。自言杀监己者夺舟而来，然与妻王氏及仆婢一家同逃，以此为当时所疑。金人固不必其时即一意欲和，要之不失为一着远远的闲棋，而终于在这一着棋上得了胜算。建炎二年六月，桧在金曾为徽宗草书与粘罕（宗维）议和，金人必素知其能任此事，故特放归。（金宣宗议还汴，其臣孙大鼎上疏，亦谓：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亦如忠献（粘罕谥）所料。则金臣故不讳而明言之也。 　　 　　同时高宗亦畏金，久想乞和。 　　初立时不信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从归德退避到扬州。渡江后，金兵北去。又不肯到建康，而居临安。皆是畏金的表示。建炎元年，即遣祈请使赴金，名为请还二帝，实则意在乞和休兵。 　　 　　而刘豫则与宋势不两立。（宋政权存在，刘豫即难安全，其处境不啻张邦昌）又不能独立对宋。豫为宋败，自然只有乞援于金。如是则刘豫并不能为宋、金交兵之缓冲，而实作了宋、金议和之障碍。（绍兴三年，宋使王伦自金还，金粘没喝－宗翰，已对伦吐露许和意。惟以宋廷方谋讨刘豫，其议遂格。绍兴四年，赵鼎相，金、齐分道入寇，鼎决议亲征，捷于大仪，金、齐俱退。五年，杨么平，东南无盗患。六年，伪齐入寇，又有藕塘之捷。）这一层不久便为金人所了解，于是毅然废弃刘豫，（在绍兴七年）而直接与宋言和。（主立豫者为挞懒，而主废豫者亦为挞懒。王伦再自金还，挞懒送之，曰：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塞，和议可成。则金之态度，居可见矣。） 　　和约大体如次： 　　一、 许宋称臣。 　　建炎二年，高宗已使祈请使宇文虚中称臣奉表于金。故称臣为高宗自己请求之条件。 　　二、 以河南、陕西地予宋。 　　黄河南岸，金既无法顾及，则己废刘豫后，自然直接归还宋室，只要宋室不向黄河北岸启衅。 　　三、 并归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 　　金人所虏，徽宗及郑后为高宗父母。韦贤妃是高宗生母。钦宗及朱后为高宗兄嫂。邢夫人为高宗妻。朱后于北虏时道卒，徽宗、郑后于绍兴五年崩。金废刘豫，即扬言欲送回渊圣，即钦宗，拥立之于南京，归德，盖隐以此为对高宗之一种要挟。故秦桧云：不和则太后（韦贤妃）不归，而金且拥立钦宗。（金使北还，王伦偕行，赵鼎告以：上登基既久，四见上帝，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足见当时金使必以归渊圣复辟相要挟也。时秦桧力劝屈己议和，鼎持不可，鼎卒罢相。）及后和议定，金人许归徽宗、郑后、邢后之丧，（邢后于绍兴九年卒）与帝母韦后，而朱后之丧及钦宗独留不遣。（绍兴九年正月，王伦充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行赴金，并不及渊圣。以后屡次通使，均无奉迎渊圣之语。可见非金不许，乃宋自不请。建炎三年苗、刘之变，已谓：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太后诏：敌人以皇帝不当即位。兵祸连年，今宜称皇太弟。高宗正以乞和易得自己皇位之承许，与钦宗之长拘也。）韦后南旋，将发，钦宗赴车前泣曰：归语九哥与丞相，我得为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后许之，且誓而别。及归，始知朝议不欲钦宗南归，遂不敢言。张邵与秦桧书，言金人有归钦宗意，斥为外祠。金使来取赵彬辈三十人家属，洪皓请俟渊圣及皇族归乃遣，遂谪外。是皆桧之所以独得高宗之眷顾也。 　　当时宋臣对和议一致反对。（最要者第一款。宋为金之大仇，向之屈膝称臣，道义上万万讲不过。高宗只得专以韦太后为口实。时反对和议最烈者为胡铨，上书极论，都人喧腾，数日不定。高宗谓秦桧曰：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有养母耳。铨遂远谪）只有秦桧，一方知道金国之内情，（若金国不渴欲议和，或秦桧不深知金人欲和之真情，则桧在南方，亦不敢独排众议，力主和局。因和乃双方之事，万一一方肯和，一方不肯，和局即破。桧无把握，不肯冒昧肩此重任。魏矼为桧力陈敌情难保，桧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矼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不以诚待公。夫桧岂以诚待人者？桧自以智料敌，而魏矼辈特为桧所蒙耳。）一面窥破高宗之隐私，（绍兴八年之和议，高宗态度极坚决。以前高宗欲和，由畏惧金兵，故不听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现在是深恐金人欲拥立钦宗，于己不利，故又重用秦桧。）遂出来力主和议，因此再登相位。 　　 　　秦桧第一次相在绍兴元年八月，其时桧主“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与金人“还俘画江”之议相合。故知桧之与金，当先有默契。惟其时南宋国势渐稳定，高宗畏金心理渐淡，故每每游移于和战两途间。帝谓：桧议南自南，北自北，朕北人，将安归？然终谓桧朴忠过人。盖桧之敢于出负和议重任之一点，已为高宗赏识矣。桧于绍兴二年六月罢相，及金人废刘豫，扬言“请汝主人少帝来坐此位”，高宗乃又一意求和。七年十一月刘豫废，而八年三月，秦桧复为右仆射。高宗与桧君臣互为狼狈，朱子谓：桧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盖实语也。（靖康时，金人攻汴，求三镇，桧上兵机四事，力排和议，遂以知名。后相高宗，力持和议，谓曾开曰：公自取大名以去，如桧但知济国事耳。自前言之何其激，自后言之何其平。桧之为人，先后不符，诚大奸哉！） 　　 　　南方一致反对和议的空气，好容易为秦桧所压下，而北方对和局的政策忽然变了。 　　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被诛，挞懒亦以与宋交通罪见杀。缓进派失败，急进派（兀术等）得势。他们反对和议的主要点在第二条，放弃河南刘豫故地。 　　 　　绍兴九年，金兀术毁成约，执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陕西州郡，宋亦出兵。（因对方主战，而这一面的主战派重见抬头） 　　 　　刘锜顺昌之捷。此捷最著，在十年六月。宋汝为上丞相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军，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系年要录引顺昌破敌录：兀术未败，秦桧已奏令锜择利班师。 　　吴璘扶风之捷。事在绍兴十年六月。璘履败金人，亦以有诏班师而止。 　　岳飞郾城之捷。郾城之捷在十年七月。六月，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军前计事，若虚见飞于德安府，谕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飞不听，若虚曰：事既而，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遂进兵。是役金史阿鲁颍传，亦言飞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惟相传飞军至朱仙镇，始见于岳飞之孙岳珂之金佗萃编，而李心传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皆不载。又系年要录谓：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师。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飞望之口呿不能和，良久曰：岂非天乎？惟飞军之得利，要为事实。系年要录又载飞将梁兴渡河趋绛州事，金史宗弼传亦谓：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则飞兵势远及河北，亦是事实。 　　刘锜等 柘皋之捷。事在绍兴十一年二月。 　　 　　金人主战派锐气已挫，于是重伸和议。（在绍兴十一年。若金兵得利，则和局不能再成。）条约大要如次： 　　一、 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金曰下诏，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来宋廷，皇帝起立，问金主起居，降坐受诏。馆伴之属，皆拜金使。宋使至金，同于陪臣。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二、 宋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 　　三、 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就当时国力而言，宋兵并非不能抗金。两国情势，不能以靖康为例。 　　一、 因将帅人才不同。靖康时，中国太平已久，人生不见兵戈，庙堂之相，方阵之将，皆出童贯、蔡京、梁师成之门，无一可以依仗者。至南渡将帅，皆自营伍战阵建功自显。陈亮所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又曰：东西驰骋而人才出。韩岳诸将皆一时良选也。而金则老帅宿将，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尽如开国时之盛也。 　　二、 因南北地理不同。金以骑兵胜，在大河南北，平原旷野，东西驰突，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间，骑兵失所便。王庶谓：淮上虚荒，地无所掠，大江浩淼，未可易渡，兵势不同曩时，是也。（吕颐浩疏：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如今日之甚者。盖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也。金人起燕、冀，历赵、魏，至汴宋，皆平原旷野，骑兵驰突，步人不能抗。今按：金势之挫，亦使关陕。如吴玠和尚原、仙人关诸捷是也。） 　　三、 因兵甲便习不同。北族以骑胜，宋非不知，故北宋防辽，常开塘植柳以限马足，（唐书地理志：渔阳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海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又有据马车、陷马枪等兵器。惟承平久则渐弛。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兵械精利，称于一时。然至徽、钦时又滥恶。吕颐浩疏：臣尝观夷人之军，兵器便利，衣甲坚密，所以多胜；中国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坚密，所以多败。夷人皆是民兵，平时赋敛至薄，而缓急以丁点军，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平时家居，日逐掼甲胄而习弓矢，所以器甲各适用。中国之军莫非黥卒，器甲从官给，身躯短小者或得长甲，修长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胜两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适用，反与短兵同。寒饥之卒，无力自办器甲。今按，此为宋金初交兵时强弱胜负一大原因。不仅器甲弓弩不适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军器甲率皆朽钝，虽有若无，宜不能与塞外以战斗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较。然积之十数年，各军自谋生存，此等弊病渐渐革除。（韩、岳皆有背嵬军，皆别置亲随，精选军中勇健者充之，履建战功。）顺昌之战，兀术责诸将丧师，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阵自见。兀术用铁浮屠军，皆重铠甲，戴铁兜鍪，锜军以枪标去其兜鍪，大斧断其臂，碎其首。又兀术拐子马，而岳飞以麻扎刀入阵破之。（以长刀、长斧破骑兵，郭子仪败安禄山已然。）军事必渐习而强，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强盛。而金人多用签军，亦不如其初起部族军之强悍。 　　四、 因心理气势不同。要录卷三十七谓：金人初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率以虚声喝降，如探囊得之。积胜之威，直至兀术渡江，南兵皆望风披靡。汪藻论诸将，（建炎四年）谓：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敌未退数里间，遽狼狈引去，使明州无噍类。韩世忠八九月间（兀术渡江在十一月）已扫镇江所储，尽装海舶，焚城郭为逃遁计。此皆金兵先声夺人，使诸军无斗志。其后，兀术在江南，形势穷蹙，自引北去，韩世忠遂横截之于江中。纵谓因金人饱掠，韩之兵卒利其财物，然其时韩军胆量，毕竟与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与金兵十万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复有渡江之志。世忠一人，前后勇怯迥异，正为当时诸将积败之后，渐渐甚至苏醒、勇气复生之一好例。后世读史者专据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态，一概抹杀绍兴之抗战、实为不明当时心理气势转变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处战功无黄天荡，盖是役虽相持近五十日，而韩军终败。然其先已有张俊明州城下之捷，为十三处战功之第一处。又有陈思恭太湖之捷，继之遂有黄天荡之据战。要之宋军不复如前之望风奔溃，确然为事实也。 　　五、 因地方财力不同。宋消方镇太过，然太祖时，如琼州董遵晦、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尚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而其时如江淮诸郡，皆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当常徒。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渐隳祖法。故时臣谓举西北二垂观之，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欲兵之强，莫如多谷与财。而熙宁以来，财务益集中，州郡厢兵亦籍归中央，为置将领。地方无财力，何以应急？南渡以来，诸将擅兵于外，稍自揽权，财力渐充，兵势自壮。高宗、秦桧，乃急急以收武臣兵柄，集权中央为务，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对诸帅稍假借，尤足勉自树立也！胡寅论当时诸军队，（论对扎子，见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临政，九年于此，则在绍兴五年也）谓：不屯田积粟，开口待哺。功状皆言不令斫级，行赏至于全队转授，以官命队。煮海榷酤之人，奄而有之。寰宇什一之利，半为所取。衣粮仰给大农，器械取于武库。总兵者以兵为家，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独将帅不可进退。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军籍何自而无缺？此皆所谓文吏之见，乃秦桧所借口。叶正则论四屯，亦极斥当时军队纪律之坏，而曰秦桧虑不及远，则出事后持平之论也。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兴奋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必求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与否？俊对以未晓。帝论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外处，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毫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亦不禀，非特子孙不享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处可见高宗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于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要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伸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今人古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田，（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坏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查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为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尤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孝宗颇有意于恢复，然国内形势已今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复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复于乾道以外者为邪。故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计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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