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22677号馆文选__岳魄——岳飞史料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译注》二序 　　爱国正气 震古烁今 　　——纪念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岳飞诞辰九百一十五周年 　　铜仁学院史泠歌 　　2018年农历2月15日，是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岳飞诞辰915周年。 　　众所周知，岳飞短暂的三十九岁一生，主要生活在山河破碎、中土浩劫、国难当头、国耻深重的年月。正如爱国士人林季仲所说：“能洗是耻，犹有馀耻，能雪是冤，犹有馀冤。”[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8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5页。]岳飞背刺“尽忠报国”[ [元]脱脱等：《宋史》卷380《何铸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11708页。]，痛愤于“中原〔板〕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1，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页。]，而“誓心天地”，“唾手燕雲”[ [宋]岳珂撰，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0《谢讲和赦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32页。]，“直到黄龙府”[ [宋]岳珂撰，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14《忠愍谥议》，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7页。]。他与绝大多数文官武将不同，一直在深入思考致难之由、至耻之因，留下了千古传诵的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 [宋]黎靖德纂，王星贤注：《朱子语类》卷112《论官》，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37页，《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44页，《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28吴拯编鄂王事，第1607页，[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3《秦会之收诸将兵柄》，《全宋笔记》第7编，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册第215页都有类似记载。]不仅在当世，就是在九百年后的今天，仍有极强烈的教育和针贬意义。 　　岳飞饮恨而终，大概不会想到自己身后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激励和教育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典范。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所说：“历史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在于他光明磊落的立身行事足以经受住反面的揭发，在于他崇高的高尚情操足以感召世人，他的丰功伟绩足以使人敬仰。”[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二版自序》，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岳飞光明磊落的立身行事，在南宋贪腐盛行的官场中，象一股清流，涤荡着污垢；岳飞崇高的爱国情操，似一把火炬，给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黑暗官场带来了光亮。岳飞如清流一样的立身行事方式和火炬般的爱国主义热情，永远不会过时。所以，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重温岳飞的爱国主义事迹，学习岳飞尽忠报国、祖国至上、中华一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我们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踏上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祖国的富强、文明、民主、统一的新征程。 　　 　　一、“一钱不私藏”[《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58页。]，“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14《武穆谥议》，第1342页。] 　　军政腐败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常态，宋代亦不例外。南宋初，武将大都继承了北宋武将贪财黩货和兼并土地的“光荣传统”，并发扬光大。刘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 [元]脱脱等：《宋史》卷369《刘光世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11485页。]，虐待士兵，克扣军粮，至有‘健儿不如乞儿’之民谣[《三朝北盟会编》卷154，第1112页。]，却在“发家致富”方面有天赋，“以八千人为回易”，“以陶朱公自比”[ [宋]李心传撰，胡坤点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壬子，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65页。]。刘光世为满足自己的贪婪，不仅“巧取”，还豪夺。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同意淮西宣抚使刘光世“以所置淮东田于淮西对换”。刘光世“所置淮东田”，源于其驻守淮东时“所遣幹当使臣等惟择利便膏腴者取之”，多达三万宋亩，“致民间多失旧业”，怨声载道[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84，绍兴五年正月癸酉，第1602页。]。川、陕诸将亦是掠夺成风，“剑外诸州之田，绍兴以来，久为诸大将吴（玠、璘）、郭（浩）、田（晟）、杨（政）及势家豪民所擅”[[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关外经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5页。]。 　　与刘光世和川、陕诸将相较，三次为岳飞上级、位居所谓“中兴四将”之首[ 《宋史》卷369《张俊传》，第11475页。]的张俊，贪财黩货和兼并土地更是疯狂。张俊选军中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军中有民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它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当时南宋军中称“张太尉鉄顩，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为铁顩也”[ 《鸡肋编》卷下，第92页。]。疯狂的敛财，张俊“家多银，每以千两铸一球，目为没奈何”[ [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戊》卷4《张拱之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4页。]。张俊“性贪吝，喜置田产，故江浙两淮间岁入租米仅百万石（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记载为六十万石[ 绍兴十年四月乙丑，第2517页。]）。及死，诸子进黄金九万两”[ [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高宗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81页。]。同为“中兴名将”的韩世忠，亦“蒙赐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岁数万贯”[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即便是“家无产业”的刘锜，宋高宗“仍赐湖南路官田百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五月壬申，第3195页。]。 　　与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同为“中兴名将”的岳飞，则“乐施踈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九江有宅一区，聚家族之北来者，有田数顷，尽以赡守家者”。[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56-757页。] 　　在一个贪炽盛行的社会中，贪官们想方设法将公财、民财化为私有，化为己有。今人称公私不分，是个贬义词，而对岳飞的立身行事而言，却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含义。岳飞固然“一钱不私藏”[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58页。]，而在“兵食不给”时，他依凭自己的相当丰厚的收入，以私财补贴军需，有一次： 　　公命宅库，除宣赐金器存留外，余物尽出货，以付军匠，造弓二千张。先父（黄纵）曰：“此军器，当破官钱。”公曰：“几个札子乞得，某速欲用，故自为之。”[《鄂国金佗续编校注》，第1588页。] 　　岳飞被害后，秦桧派人抄家，虽“极力搜刮，家无余赀”[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57页。]，也存有价值九千贯的数量可观的布、绢、米、麦等物资，而宋人称“家无剩财”[ [元]陶宗仪：《说郛三种》卷29《朝野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为什么？《枫窗小牍》卷下记载： 　　岳少保既死狱，籍其家，仅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余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余万，书籍数千卷而已。视同时诸将，如某某辈，莫不宝玩满堂寝，田园占畿县，享乐寿考，妻、儿满前，祸福顿悬。[[宋] 袁褧：《枫窗小牍》卷下，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四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五册第232页。] 　　三千余匹布、绢，五千余石米、麦，当然不是为囤积居奇，无非是准备随时补贴军用。故宋孝宗时的《武穆谥议》感慨说： 　　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14《武穆谥议》，第1342页。]。 　　二、“旁无姬妾”[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41页。] 　　中国古代王朝都有一个普遍规律，即国难当头之时，大部分官员不是共赴国难，鞠躬尽瘁，而是文恬武嬉，追逐私利。南宋小朝廷[ 邓广铭：《邓广铭全集·陈龙川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卷第555页。]也是如此。在皇帝赵构带头“尚禽色之乐”[ 《三朝北盟会编》卷159，第1152页。]的“榜样示范”下，“士大夫多是死于欲”[ 《朱子语类》卷89《昏》，第2273页。]，武将们也多是纵情声色。刘光世“宴居以声色自奉”[ 《三朝北盟会编》卷212引《林泉野记》，第1527页。]，“沉酣酒色，不恤国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庚申，第2048页。]，绍兴五年（1135）二月，请求宋高宗将他的姬妾许氏、寗氏、吴氏并封为孺人（孺人，宋朝规定官员正妻能得到的外命妇封号），“中兴后诸大将封妾自此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辛丑，第1629页。]。吴玠“晩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己巳，第2427页。]。韩世忠大约梁氏死后，家中无管束，“每诸将招之饮，必使妻女奉觞为寿，世忠留连酣醉而后归”，甚至污辱部将呼延通妻，最后竟迫使猛将呼延通自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绍兴十年十二月，第2606页，《三朝北盟会编》卷206，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岳飞“无不以取中原，灭逆虏为念”[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40页。]，故热衷于抗战杀敌，淡薄于声色享受，与刘光世等人的“贪财好色，无与为比”[ 《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人物上），第3141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常生活中，岳飞“奉身俭薄”，“不求华巧”，“旁无姬妾”[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41页。]，与妻子李娃恩爱相始终。吴玠得知岳飞“旁无姬妾”的情况后，给他送来“国色”“名姝”。岳飞说：“某家上下所衣绸布耳，所食齑面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立于屏风后的女子“吃然而笑”，岳飞就将未见一面的“名姝”“国色”退回了[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21章颖编鄂王传，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第1508页，1590页。 ]。有部属劝岳飞说：“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岳飞则回答：“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41-742页。]吴玠得知此事后，也益加敬佩岳飞[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第1590页。]。 　　唐宋时的军妓、营妓十分普遍。唐朝高適诗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13高適《燕歌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17页。]陆游诗中也述及四川军中歌舞：“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疋。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朱熹给宋孝宗上奏说，“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 [宋]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11《戊申封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6册第707页。]。反映军士被迫使妻女卖淫以维生。《鄂国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载岳飞拒绝纳妾，其事出于吴玠属官“惊讶”军中饮食宴会之“冷落”，其实就是反映岳家军中没有姬妾侑酒，营妓歌舞之类。岳家军中杜绝营妓侑酒和卖淫之正气，实与唐宋时普遍的军风，形成强烈的反差。 　　三、“三十功名尘与土”，视高官如敝履 　　刘光世“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与时浮沈，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 《宋史》卷369《刘光世传》，第11485页。]。绍兴十一年（1141），张俊为了独掌军权，迎合宋高宗的乞降政策，“知朝廷欲罢兵，首请纳所统兵”[ 《宋史》卷369《张俊传》，第11475页。]，成为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帮凶。张俊为“保全富贵，取媚人主”[ 《宋史》卷369，第11494页。]，故宋高宗“于诸将中眷俊特厚”[ 《宋史》卷369《张俊传》，第11476页。]。张俊、刘光世拥兵自重、养敌玩寇、怯争避战，目的是保存其军实力，以为捞取荣华富贵之资本。张、刘如此，大多数武将概莫能外。田师中原为张俊部属统制。田师中之妻，“乃俊之子妇也。俊子亡，遂以其妇再适师中。师中极谄佞，呼俊为阿爹，不啻如亲父子。故每战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战也”[ 《三朝北盟会编》卷206，第1483页。]。后来张俊举荐田师中“代掌岳飞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丁未，第2718页。]。田师中与杨存中并称张俊的“小男”、“大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第2780页。]，为“久握兵柄”[ 《晦庵先生文集》卷96陈俊卿行状，第59册第386页。]，“专务结托内侍，以为内助，故能久其权”[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引《林泉野记》，第1500页。]。 　　岳飞自背刺“尽忠报国”时始，就将自己的后半生献于“从头收拾旧山河”[ [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满江红》词碑，汤阴：岳飞纪念馆藏。]的伟业，所以他并不贪恋权位，屡次恳请解除兵权。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第一次北伐成功后，岳飞就上奏请求解除军权，为的是侍奉老母： 　　臣近者奉命收复襄汉，去家远涉六月余日。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月未安。近复腿脚注痛，起止艰难，别无兼侍，以奉汤药。人子之心，实难安处。伏望圣慈察臣悃愊，无他规避，暂乞许臣在假，以全待奉之养。将本军人马，权暂令统制官王贵、张宪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旧管干职事，恭听驱策，结草衔环，誓图报效[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3《乞侍亲疾札子》，第880页。]。 　　绍兴五年（1135）六月，岳飞平定杨么叛军后，因为中暑和“两目赤昏，饭食不进”，“四肢堕废”，“加之老母别无兼侍，病既在身，母且垂白”，他觉得自己“职掌兵戎，系国利害”，“若贪冒荣宠，昧于进退”，而耽误“恢复故疆”的大计，实是问心有愧，故再三地上奏，恳请解除军务[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3《乞宫祠札子》《乞宫祠第二札子》《乞宫祠第三札子》，第887-889页。]。此后岳飞又屡次恳请解除兵权。 　　绍兴八年（1138）四月，宋高宗正在酝酿对金和议，岳飞给枢密副使王庶写信说：“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 《三朝北盟会编》卷183，第1326页。]宋朝作为武将最荣耀的头衔，有一套十分威风的仪仗叫“旌节”[ 王曾瑜：《辽宋金之节度使》，王曾瑜：《点滴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175页；又见《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6《鄂王行实编年》，第268—270页注。]。所谓“纳节”，就是向朝廷主动上缴节度使的“旌节”仪仗，请求撤销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的虚衔，王庶受到感动，“称其壮节”[ 《三朝北盟会编》卷183，第1326页。]。这难道是一个贪恋兵权者之所为！正如《满江红》词所说：“三十功名尘与土。”他志在抗金，而将功名富贵视同尘土一般。 　　岳飞“行纪岁月，无不以取中原，灭强敌为念”，“每拜官，辞避之语亦然”[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 740页。]。绍兴七年（1137）《辞太尉第二札子》： 　　 伏念臣顷自天下兵兴时，实有志于奋张皇威，削平僭乱，以为北虏不灭，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觊觎高爵厚禄之念。既而误蒙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责任以来，荏苒积年，腥羶叛逆之族，尚据中土，而臣之官职岁迁月转，岂不有负初心。兼臣见今官职不为不崇，岂容一向叨窃，不自愧耻。伏望圣慈特赐哀矜，察臣愚衷，收还大命，庶令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报厚恩，不犯盈满颠隮之戒。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见寄纳平江府军资库。取进止[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4，第900页。]。 　　绍兴九年（1139）正月，宋高宗因乞和成功，对武将一律加官进爵，如将岳飞由正二品太尉进秩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其他武将，包括韩世忠，也接受正一品的少师官衔。唯独岳飞，却因升官从一品，而尤感羞辱和愧耻。他上奏强调说，自己“每怀尸素之忧，未效毫分之报”，“至於将士三军亦皆有腼面目”，“得所当得，固以为荣；受所非受，反足为辱”[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4《辞开府札子》，《辞开府第三札子》，第904页，第906页。]。宋高宗强迫岳飞接受新命，他对很多人垂涎的从一品的高官，内心根本毫无所动，一直拒绝，其上奏中仍沿用“太尉”的官衔[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9《照会免去祗谒陵寝省札》，第1263页。]。据《鄂国金佗稡编》卷15《辞男雲特转恩命第三札子》，直到当年九、十月岳飞赴临安朝见时，仍“以辞免开府恩命，重蒙玉音戒谕丁宁，又不敢固违天意，跼蹐拜命，已切悚惶”。他在当年，另有《乞解军务札子》辞职奏： 　　臣叨冒已逾十载，而所施设，未效寸长，不惟旷职之可羞，况乃微躯之负病。盖自从事军旅，疲耗清神，旧患目昏，新加脚弱，虽不辞于黾勉，恐有误于使令，愿乞身稍遂于退休，庶养痾渐获于平愈。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既不复于用兵，且无嫌于避事[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5《乞解军务札子》，第909页。]。 　　“而所施设，未效寸长，不惟旷职之可羞”，无非反映他抗金之志不得伸的苦闷，以“旷职”，即不能恢复故土为“可羞”，而不愿素餐尸禄。一个视兵权如命的官迷，能对兵权如此超脱否？ 　　在绍兴十年（1140）北伐前岳飞专给庐山东林寺高僧慧海写诗：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9《寄浮图慧海》，第980页。]。 　　岳飞本拟功成身退，将来归老于庐山东林寺，所谓“莲社”是引用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结白莲社的典故。官迷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官位和权力，天大，地大，不如自己头上一顶乌纱帽大。这难道是一个官迷之所思所为？ 　　岳飞更不是某些人所臆测的军阀和官迷。《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说：“权虽专，莫敢擅辄。初，襄汉平，诸郡雕瘵，州县官率瓜时不上，诏先臣得自专辟置、臧否之权”，“迨其稍还旧观，即上章乞还辟置之权。上降诏，援卫青不与招贤事称之，且曰：‘自非思虑之审，谦谨之至，何以及此。’其远权势盖如是。”岳飞本来按宋廷的命令，可以自己委任荆湖北路和京西南路的官员，他后来上奏，请求归还“辟差”之权，“所有今后差官，欲乞径自朝廷差注施行”[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2《乞免便宜辟置札子》，第863页。]。宋高宗也为此专门发布奖谕诏[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4《先以湖北京西路累经残破州县官无人愿就许令自知通以下辟差今来已复河南故地其两路并是腹心所有州县差官乞自朝廷差注得旨依奏仍赐奖谕诏》，第1192页。]。难道一个官迷和军阀，能够向朝廷主动交出两路官员的“辟差”之权否？宋人袁甫写诗记录说： 　　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 　　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祇寻幽[ [宋]袁甫：《蒙斋集》卷20《岳忠武祠》（其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1175册第565页。]。 　　“心轻人爵祇寻幽”，当然是南宋百姓对岳飞的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四、“遇诸子尤严”[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96页。] 　　岳飞“遇诸子尤严，平居不得近酒。为学之暇，使操畚锸，治农圃，曰稼穑艰难，不可不知也。”[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96页。]岳飞严以律己的同时，严以律子，然后以此“服众”和“率人”[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卷15《辞男云特转恩命第四札子》，第795、913页。]。 　　岳飞长子岳雲幼年参军，跟随岳飞在枪林箭雨中出入，在战场上成长，岳飞待其尤严。岳雲“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57—758页。]。岳雲能征善战，军中有“赢官人”之美誉[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22刘光祖编襄阳石刻事迹，第1534页。]。在宋朝军政腐败的风气下，将帅为自己的亲属“寄名虚奏”[《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第1590页。]，即冒领战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岳雲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扣押不报[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21章颖编鄂王传，第1513页。]。 　　岳雲的差遣是书写机宜文字，照理只须为父亲抄录密奏等，即算克尽己责，完全不需要上战阵。然而在战斗时，岳飞却执意命他冲锋在前，当敢死队长[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8《鄂王行实编年》，第530页。]，舍身和拼杀在枪林箭雨之中。岳飞身为一军统帅，最紧要的问题自然是指挥，虽然经常“亲冒矢石”[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遗事》，第799页。]，但不可能处处带头冲锋陷阵；更有意安排岳雲在战斗最危难、最紧切处，带头血战。郾城大战，岳飞遣岳雲“领背嵬、游弈马军直贯敌阵，谓之曰：‘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8《鄂王行实编年》，第 530页。]颍昌大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 《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２７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第1588页。]，甚至宿将王贵也一度怯战，岳雲以坚决敢战，制止王贵的动摇。他“大战无虑十数合，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9《诸子遗事》，第805页。]。此战打得何其英勇、悲壮而惨烈，而岳雲又对大捷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岳飞却在战后仍然扣押儿子奋身死战夺得的战功。据《紫微集》卷16岳雲升任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的制词说： 　　成功行封，犹有遗者，何以为劳臣之劝哉！具官某，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将，厥功为多。显赏未行，殊非国典。[ [宋]张嵲：《紫微集》卷16岳雲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131册第477页。] 　　足见岳雲最后一次因绍兴十年（1140）战功而升官受奖，仍然不是岳飞上报战功的结果。岳飞对于儿子当之无愧的官封，犹然一如既往，上奏力辞： 　　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与虏贼决战于陈、颍之间，雲随行迎敌，虽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领郡防，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5《辞男雲特转恩命札子》，第917页。]。 　　如此的高风亮节，感动千古世人的同时，也应该令煞费心机、刻意安排亲属抢权夺利的贪官们汗颜不止。 　　无论古今，仅仅就不贪财，不好色，视高官如敝履，严以待子四条，岳飞就足以成为名垂千古的历史伟人，心口如一、表里如一的伟大爱国主义者。 　　有人认为，岳飞是处在中华历史上民族纷争和战争的时代，今天强调的是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宣传岳飞会影响民族间的团结。此说当然是错误的。邓广铭先生对此早有专文论述，他说岳飞投身抗金战争，“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种种，固然符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而对于女真族人民（更不用说其他族的人民了）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来说，也是不会发生任何损害作用的。这就等于说，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确实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把他称做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 邓广铭：《岳飞传》第21章《有关宋金战争和岳飞评价的几个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22页。] 　　弘扬中华爱国主义，为祖国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永远不会过时。岳飞不贪财，不好色，不迷恋权位，严以待子四条，正是其爱国正气的重要组成部份，更是今天中华祖国进步和发展之所急需。 　　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以儒家的节义观为基本内涵，忠君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强调“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 《三朝北盟会编》卷191引杨炜上书，第1377页。]。北宋司马光认为忠臣应当“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1，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512页。]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祖国、皇朝和君主三者，当然是不同的概念；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此三种概念却很难作出严格的区分，是中华古代爱国主义不可否认的缺陷。祖国至上是岳飞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坚定的抗金信念正是源于爱国主义精神。 　　正因为岳飞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中国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宋高宗和秦桧的罪恶固然有其特色，而本质上却正是中华传统专制主义的罪恶。批判中华传统专制主义的思维和罪恶，增进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和公仆的民主意识，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同样是今天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之所急需。 　　《华中国学》总第13卷，2020年秋之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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