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自认为是照耀万方的太阳,“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自视甚高。把他与自卑心理连在一起,似乎令人费解。其实,许多人(包括伟人)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洪秀全是具有强烈自卑感的人物,研究他的自卑心理及这种心理对其性格的影响,对于深刻认识,全面评价洪秀全这一历史人物将具有积极意义。 　　 　　1　自卑心理形成与补偿行为自卑心理是指个人所体验到的自己的缺点、无能或低劣而产生的不如别人的心理。洪秀全自卑心理的形成跟他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紧密相联,大致说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1　出身低微,是洪秀全产生自卑心理的渊薮 　　 　　洪秀全,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芙蓉幛附近的福源水,不久举家迁至距广州城北约45公里的官禄土布,当时曾有这样一首民谣流传:“官禄土布,官禄土布。食粥送薯芋。苍蝇咬粒饭,追到新街渡。”农民生活的悲惨境况可窥一斑,洪秀全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穷不堪的小村里度过的。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少年时“两兄助其父耕田,又种些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洪秀全7岁入塾读书,全家节衣缩食,尽力为其筹措学费,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幸得几位族人相助,“赠以衣物”,加之他聪明好学,有几位老师自愿不收学费而教之,才使他有机会念了几年书。尽管如此,到16岁那年,实在由于家境不济,还是不得不中途辍学。洪秀全的家世在贫穷的官禄土布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中农而已。在“官以贿得,刑以钱免”的时代,既无富足家资,又无显赫亲贵的低微出身,给洪秀全应科举试带来较大不利,屡试不中,最终连个秀才都未捞到。 　　 　　家庭出身的寒微,使洪秀全青少年时代就饱受生活磨难,年轻的心灵难免会受到创伤,于是渐渐就产生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在其发动起义后,低微的出身又常为统治阶级所攻击,“所谓伪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本广西乞丐。”在他们眼中,洪秀全不过是一山野乞丐。这种攻击,不能不触及洪秀全内心深处自卑的角落。于是,他就不断采取措施抬高自己及整个洪氏家族的地位,甚至依靠一个自创的宗教,把自己神化。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其内心自卑的反映。奥地利著名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说:“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自卑感的补偿行为必然会同时出现。”洪秀全自比为太阳,他的妻子则为太阴月亮。同时,在太平天国内部实行一套严格的“分贵贱”、“判尊卑”的等级制度。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更是把自己搞得尊贵无比,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天王特权,较之历代封建帝王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个人生活上,洪秀全相当奢侈腐化。太平军刚刚攻下南京,他就开始大兴土木,营造比明清故宫还要大得多的“侈丽无比”的天王府,并广选民间秀女入宫。天王进膳,也要放炮奏乐,鼓声、锣声、钹声与炮声交作,膳毕始停。御膳用品也多是金制的。罗尔纲先生曾就有关材料,说洪秀全摆的是帝王的威风,过的却是农家勤俭的生活。此说似有替农民领袖开脱之嫌,颇难服人。实际上,洪秀全满脑子的享乐思想,这固然跟他思想中的封建性因素有关,同时与他因家庭出身的卑微而导致的自卑心态亦不无关系。他正是力图通过抬高、神化自己的地位和过分突出天王特权等措施来补偿他的自卑感。 　　 　　1.2　多次科场失第,是洪秀全产生自卑心理的重要原因 　　 　　同一般的封建士子一样,洪秀全自幼“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遍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渴望由士而仕,一举成名,完成由“田舍郎”到“登天子堂”的转变,可以说是洪秀全梦寐以求的愿望,而且洪秀全聪颖好学,其家人和族人都对洪秀全抱有极高的期望,洪秀全自己也希望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光宗耀祖。他曾先后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命运却总与洪秀全开玩笑,“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正所谓希望的花儿开得愈红,失望的果子却结得愈大。 　　 　　1837年,第三次考试失败后,洪秀全大病一场。病间,他做了许多荒诞的怪梦,这些梦幻在以后的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中被大加渲染,解释为洪秀全被上帝召上天堂,授以“除妖”大任。其实,从梦幻的种种迹象:乘轿去天堂,见到“无数穿龙袍角帽者”和“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的上帝等等,结合洪秀全当时的心态,不难看出洪秀全所说的上天堂实际上是梦见自己中秀才后到学政衙门拜师的景象。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梦是愿望的达成。洪秀全因考不中秀才而致病,他只能在病梦中“实现”中秀才的愿望,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中的幻象是对其现实残酷的安慰与补偿,洪秀全当然愿意沉浸于这样虚无的幻境中。然而梦幻终究是梦幻,当他醒来时,他面对的依然是冷冰冰的现实。悲苦郁闷中,他细读了《劝世良言》,从中受到不少的启发,萌发了反抗清王朝的念头。但这时他的希望还未最后破灭,猎取功名之心依然未死。1843年他第四次应考,结果还是名落孙山,通过科举猎取功名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此时长期压抑在他心头的愤恨一齐迸发出来,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取士”。结合以前读过的《劝世良言》的内容,联系自身虔诚信奉文昌、魁星却连个秀才都不中的事实,洪秀全想到他们绝不是真神,同时他从中得到了补偿的办法,即信奉“上帝”为惟一真神并去传播这一信仰,通过信教、传教来补偿从科举仕途中不能得到的享尽荣华富贵的优越感。 　　 　　从洪秀全发动起义后,采取种种严厉的排孔斥儒活动中,我们亦能清晰地看到科举失第给洪秀全精神上的沉重打击。1848年,洪秀全向拜上帝会宣布《太平天日》这一政治神话时,就借皇上帝的权威,辛辣地嘲弄和鞭挞孔子及其经书,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孔子强辩,皇上帝便派人将孔子提来捆绑鞭打,以致孔子再三讨饶,“哀求不已”。这个故事把洪秀全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不满表达得淋漓尽致。太平军进军途中,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据张德坚在天京目击所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些举措,正是洪秀全由科举不第而产生严重自卑心理的绝好注脚。 　　 　　1 3　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直接对洪秀全至高无上的教主地位构成挑战,是加重洪秀全自卑感的又一原因 　　 　　1848年,拜上帝会受到地主阶级破坏,一时陷于群龙无首的危局,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萧朝贵相继出面,假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传言,以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发号施令,稳定了人心,团结了会众。但同时这种做法也直接威胁到洪秀全惟我独尊的教主地位,本来洪秀全是天父次子,天兄之弟受命下凡诛妖。但杨、萧借天父、天兄下凡附体发号施令时,洪也只有跪地听命的份,不敢有丝毫反抗。靠“天父”这至高无上的万能法宝,杨秀清实际上成了拜上帝会和后来太平军的潜在首领。 　　 　　据史料记载,杨秀清曾多次借天父下凡,斥责、凌辱诸王及洪秀全长、次二兄。更有甚者,杨秀清1853年11月又借“天父”之名,指责洪任意打骂部下,要“杖责四十”,北王及众官俯伏地下哭求亦不得免,直到洪愿意俯伏受杖方罢。此后,杨还用“下凡”办法,宣称“不可尽毁古书”,一方面是纠正了洪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天王说了不算只有“天父”说的才算。由此可见,平时高高在上,尊贵无比的天王,在杨借“天父下凡”时,也不得不甘受斥责,唯命是从,在天朝诸王及众臣面前尊严尽失。这不能不强化洪秀全内心原本就有的自卑。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独居深宫,一道“止行”诏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这种做法不正是其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虚弱自卑的外在表现吗? 　　 　　杨秀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有“天父附体”的特权,所以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热衷于个人权威,“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直至发生“逼封万岁”的事件。对东王的飞扬跋扈,洪秀全显得虚弱无力。他只能在内心中感到更加自卑。同时,对杨秀清的态度也开始由推崇、赏识到妒忌、憎恨的转变。史学界一部分人否认天京事变中洪密诏召韦进京杀杨的事实,实际上,从当时客观形势分析,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是不敢也不能杀杨的。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洪也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反叛行为。石达开回京,指责韦的擅杀,却遭韦威胁被迫逃出天京,韦杀其全家。对这样的恶性事件,洪不但未予制止,反而悬赏通辑石达开,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格“购其首级”这些都证明至少洪对韦是持怂恿和支持态度的。从洪秀全当时的心态来看,由于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卑感,他决不是那种心胸宽广之人。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感到杨秀清对于自己地位和宝座的威胁,感到自己是在杨的阴影下生存,借韦之手杀杨,对他来说,是解除了一个心头大患,对其自卑心理当是一种很好的补偿。 　　 　　2　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 　　 　　“人的性格是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方式概括化和定型化的结果”,“表现在人对现实的稳定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之中”。性格的形成跟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活动分不开。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洪秀全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因自卑感的作用,洪秀全的性格中有明显的暴烈、残酷、刚愎自用、多疑、缺乏自信等特征。 　　 　　性情暴烈是洪秀全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天父诗》中有多处反映他发怒生气的情景。如“亮(火)冲起来谁人受,亮(火)不救开烧死该!”“亮(火)起跪求要虔诚,亮(火)未救缩莫起身。”诸如此类的句子,《天父诗》中随处可见。杨秀清也曾借“天父下凡”指责洪秀全“性气太烈”。而且洪秀全发火,有时是无端的。罗尔纲先生说这是他当年患病留下的后遗症,其实,从心理上进行考察,这跟洪秀全长期在自卑感作用下内心抑郁、烦躁不无关系。 　　 　　洪秀全一旦火起,就会严厉地责罚人,轻则斥责、饿饭、杖责,重则斩手斩脚、杀头甚至更为惨酷。而且洪秀全性情固执,脾气暴烈如火,根本不给人分辩的机会,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往往为一些小事,大耍威风,对身边有功之臣也随意“以靴头击踢”或“杖责”,“身有喜事者”亦不能免。暴烈残酷到了无以复加、令人发指的地步。他力图通过严酷的刑罚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如此动机背后的驱动力,正源自他内心的自卑感。 　　 　　固执褊狭,刚愎自用是洪秀全性格中的又一特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迫于斗争形势的严峻,洪秀全还比较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但随着斗争的节节胜利,他开始变得刚愎起来。1853年11月,杨秀清借神权要杖责他,理由之一就是劝其纳谏,并说:“谚云:‘木从绳而得直,君从谏而得正。’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天京事变前,掌握实际军事指挥权的是杨秀清,因而洪的刚愎,固未给太平天国带来明显的损失。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然而他长期脱离实际,缺乏对军事形势的全面了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听不进正确意见,以天王权力强令执行,使斗争屡遭挫折。 　　 　　1863年12月,天京城遭重重包围,危在旦夕,李秀成从丹阳赶回天京,向洪提出“让城别走”的合理建议,却遭到洪劈头盖脑一番严斥:“朕奉上帝圣旨,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洪秀全的固执武断,终于导致失掉挽救天国的最后时机,加速了天国的败亡。对此李秀成在自述中说,天王“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其实“好高”的表象之下,掩饰的正是洪秀全在斗争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感到心恢意懒 ,万念俱灭而不图振救 ,是其内心虚弱自卑的表现。形势愈严峻 ,他的自卑感愈强烈 ,表现得也更加固执。 　　 　　此外 ,洪秀全性格中还有明显的多疑、不自信的特征。多疑性格主要体现在洪秀全的用人上。天京事变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但他没有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 ,礼贤下士 ,励精图治 ,反而认为“祸根源于外姓外臣” ,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多疑的反常心理 ,开始猜忌外臣 ,任人唯亲。 　　 　　天京事变后 ,深孚众望的石达开是惟一辅佐天王、“羽翼天朝”的人物 ,洪秀全对他却心生疑忌 ,“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 ,众人欢悦 ,主有不悦心” ,故用其兄“挟制翼王”最终导致石达开出走 ,刚刚遭受重创的天朝又一次大受损失 ,实际上是洪秀全猜贤忌能 ,自毁长城的结果 ,天京事变后 ,“国中无人 ,朝中无将” ,洪秀全提拔陈玉成 ,李秀成等青年将领进入领导核心 ,但对他们也并不信任。陈玉成安徽战败 ,洪氏集团借口防溃兵 ,封江阻他归京 ;陈玉成殉难后 ,李秀成独撑危局 ,天王猜忌更甚。李秀成说 :“那时主见我辖百万之众 ,而何不忌我尔 !……主观我兵权重大 ,总计分割我权。”洪秀全多疑 ,对朝臣普遍不信任的心态因于他的自卑。由于自卑而缺乏自信 ,使他对洪氏集团以外的任何人都十分猜忌 ,想重用而又不信任 ,且用且疑 ,只能导致军队离心力加剧。 　　 　　洪秀全缺乏自信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日益迷信自创的“上帝”而不能自拔。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 ,他信天不信人。广大将士出生入死 ,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胜利 ,在他那里变成了“天灵”的结果。因而士气受到严重摧残 ,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越到后来 ,他越发迷信 ,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境地。天京被困 ,危在旦夕 ,李秀成指出城中兵少将寡 ,提出“让城别走” ,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的痴话 ,简直到了众人皆醒他独醉的地步。 　　 　　不自信的另一表现是滥封王爵。从 1862年初 ,封陈坤书为护王始 ,到10月封王 30余人 ,1863年4月封王达 90多人 ,到太平天国失败时 ,封王竟达 2700余人。 洪秀全对自己和天国前途缺乏信心 ,他想通过封王的办法来维系日益涣散的人心 ,巩固自己万年一统的江山 ,事实上却使太平天国的政治更加混乱 ,收到的是恰与之相反的效果。 　　 　　自卑心理尤如一把双刃剑 ,因为自卑而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很多 ,因为自卑而一事无成的人更多。洪秀全因家庭出身卑微和多次科场失第等原因 ,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 ,由自卑而产生追求优越感的补偿要求 ,他走上了反清起义的道路 ,并取得过重大胜利。但自卑在他的性格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而且愈到后来斗争形势愈严峻 ,他的自卑感也愈强烈 ,由自卑而导致的性格中的消极因素表现得也就愈加明显 ,最终给整个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原文2002.1 发表于西南联合大学学报  浏览：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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