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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有的著作说:“忠工这一役打垮江南大营的战略,是先截断敌人的后方,主力从敌后进击,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东王杨秀清打退江南大营则不从敌后进军的战略不同。萧盛远《粤匪纪略》记述其事道:“…—句容既失,大营后路己断, …远向大帅云。从前向帅金陵兵溃,系山由寡不敌众,彼时粮饷尚充,故从句容退守丹阳,得以保泉苏、常。今则军心涣散,情形不同。且后路节节皆贼,兵勇大半溃退,大营已成孤注。”所以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设,敌人得以退守丹阳,抗拒太平天国向苏、常进军,而这一段,敌人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后路节节被截,在天京溃退之后,就无法再同上次那样在丹阳抗拒太平天国向苏、常进军。这就因为这两次战役所用的战略不同的结果。”按先取句容,断敌后路,乱敌军心,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战略。但把此次能直取苏、常,上次则被阻于丹阳,完全归功于此次先取句容,上次则后,似也未得其当。其中实有更重大的原因存在。在太干大国方面,上次东王似无必取苏、常的指示。《李 秀成自述》说“东王下令,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盘打破。……然后饬令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等领兵追由句容而去。”而不说必须攻取苏、常,所以战后就令翼王大军往援武昌,并无合力东攻的计划。虽然《金坛见闻记》有“金坛邑小民贫,非贼所急,而攻围不遗余力者,志在得金坛以窥苏、常也”之说,这可能是一种猜度,实际是攻丹阳不下,才转攻金坛,如丹阳终不下,而由金坛攻常州,则后路有被截断之可能。金坛虽下,仍须再攻丹阳,目的仍在追击向军,以谋天京之安全,未必确有攻苏、常之意。而最重要的是战后不久,天京就发生了“内讧”大变,即使有此目的,也无从实行了。此次则朝议决定东取苏、杭,而且政令统一,天京安定,将士有勇往之心,无后顾之忧,这是前后情况不问的要点。在敌人士气方面上,上次向荣虽兵败而退,尚未至一败而不可收拾,所以能够坚守丹阳,而且太平军吃了败仗,不得不改攻金坛,攻之又不能即下。此次和春之兵,士气消沈已极,在丹阳常州一溃再溃,而且副帅已死,主帅先逃,事实上食足不成其为军了,太平军东下,加入无人之境。这是前 后情况不同的又一要点。所以《粤匪纪略》也说“军心涣散,情形不同”。如果把此次能够立取苏、常,完全归功于先取句容,截断了敌人的后路,那么敌人为什么还能退守镇江、丹阳?可见后路并没有“节节被截”。太平军之所以能直取苏、常,是由于征丹阳又打溃了敌军,而敌军在丹阳溃退前,太平军并没有将丹阳的敌军后路也节节截断。这次和春之守丹阳的军事形势同上次向荣之守丹阳相同,而且上次镇江还在太平军之手,这次镇江也归清军占领,照理说是比上次更有利于清军的,却一战即溃,就很清楚的说明并非由于太平军占领了句容。至李秀成所说,“和、张两帅之兵,前不能救后,后个能救前”,是指分五路攻其长墙时而言。敌军长墙广达百数十里,太平军分五路截之攻之,使其处处告警,所以前后不能互相救援。而依萧盛远书以记,实际是各自溃散,并无相救之心。秀成此语.并非说因为截断了敌人后路,所以前后不能相救,如果解释为截断了后路,使起前后不能相救,无疑是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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