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父下凡”与“逼封万岁”是研究太平天国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两个重大问题，也是评论杨秀清一生功过是非的关键。Ë淙弧疤旄赶路病笨加?848年金田起义之前，而“逼封万岁”发生于1856年7月建都天京之后，二者却存在着潜在的必然联系。它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矛盾与斗争，“天父下凡”是矛盾的发源与开端，“逼封万岁”则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拜上帝会与“天父下凡” 　　 　　只有了解拜上帝会的性质，才能了解“天父下凡”的来由。拜上帝会并不是基督教的翻版，而是一种全新的、经过改造的基督教义，为当地农民所能接受的宗教。这种宗教组织形式，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早期对基督教的模仿；在紫金山区对当地师(尸)公教的利用与改造；新的教义与新的组织形式相结合的定型。 　　1837年----1844年，是洪秀全早期宗教活动时期，由于落第而产生的反抗意识，与他从梁发那里得到的基督教知识，并没有结合起来，他想利用宗教形式宣传政治主张的尝试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群众对那位洋上帝很反感，认为拜上帝就是“从番”。而鸦片战争后的两广人民，“反番鬼”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所以拜上帝到处碰壁。失去宗教掩护，他的反满主张，也就无法宣传了。1844年7月，洪秀全由于怒斥贵县赐谷村的六鸟神庙，捣毁六鸟神，遭到当地土人(壮族)的反对。又因与冯云山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镖，于是洪秀全迳自回广东，而冯云山则深入紫金山区继续摸索拜上帝会发展之路。 　　紫荆山区是一个壮、瑶、汉多民族杂居的偏僻山区。民间流行的师(尸)公教，还保存着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鬼主”制度。即头人或寨老兼任“鬼主”。师公教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通过“跳神”或称“降僮”的方式，假称神鬼附人体，与信徒们对话，预测祸福，宣传各种迷信。冯云山得到最早入会的骨干杨秀清和肖朝贵的协助，对师公教的活动形式，采取接受、改造的态度，只要求“拜上帝，不敬邪神”，其它则“入乡随俗”，因而得到当地群众拥护，拜上帝会很快发展成为有数千会众的政治力量。冯云山的行动，引起士绅和团练的注意，因而导致1847年的被捕。 　　洪秀全回广东，冯云山被捕，拜上帝会面临瓦解的危机。杨秀清观察形势，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拜上帝会只有和本地宗教相结合才有生命力。于是，他成功地利用师公教“降僮”的形式，伪称天父下凡嘱托传言，对会众预言未来，谴责破坏者的阴谋，从而稳定民心，团结会众，挽救了危机。杨秀清和肖朝贵以“天父下凡”，“天兄下凡”的方式，继续领导拜上帝会，开展各项活动，直到1849年洪、冯再次入紫金山为止。此后拜上帝会进入定型时期。 　　 洪秀全对这种“以人为尸”的宗教，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在《原道觉世训》中公开说过：“历究中国前代上古之世，君民一体，皆敬拜上帝也。……三代时颇杂有邪神及用人为尸之错，然其时君民一体，皆敬拜上帝如故也。”他既然说“用人为尸”之错，为什么又承认这种“以人为尸”的宗教方式呢?因为洪秀全和冯云山看到这种“天父下凡”附体传言，确实起到了维护人心、巩固组织的作用。《天情道理书》说代天父传言的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应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在关键时刻，打出洪秀全是真主的旗号，把会众团结在“天王”这面旗帜下，对革命是有利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从大局出发，为了共同的利益和需要，确认了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和受天父特差下凡代世人赎病的地位。从此杨秀清取代了洪秀全是天父唯一代表的资格，把神权夺到了手。而洪秀全也通过“天父下凡”代天父传言，确定了他“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真主的地位。互相默契，大家心中有数。 　　 　　“禾乃师”与“赎病主” 　　 　　“禾乃师”与“赎病主”是杨秀清所特有的称号。它是宗教的名称，而不是政治上的爵位。师公教中，一般教徒对师公则通称老师。洪秀全原名仁坤，乳名火秀，有时亦自称洪秀，禾乃为秀字的拆读，禾乃师即秀师，有洪秀全之师的含义。特别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后，“禾乃师”更有双重含义了。有的学者说：“禾乃即秀字拆开分读，毫无意义，不过故作神秘的尊称耳”这是不确切的，太平天国早期的官方文书《太平天日》里，记载有：“天父上主皇上帝曰：尔从前凡间名头一字(按：指火字)犯朕本名，当除去。尔下去凡间，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尔细弟之名与尔有意义焉。”什么意义?并来说明。据洪秀全后来解释：“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这就是说，在拜上帝会内，杨秀清和洪秀全同样是天国良民之主，取得了最高领导权。 　　“赎病主”也是一种宗教职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完全是基督教与师公教混合的产物。耶稣基督舍身为世人赎罪赎病，在师公教内，认为世人患病，是因为人的灵魂被妖魔摄去的缘故，要得病愈，非窦拦聿豢桑馓滓鞘匠浦笆昊辍薄！笆瓴　庇搿笆昊辍保局噬衔薅啻蟛畋穑际亲诮堂孕诺牟铩Ｓ捎谘钚闱逵胩旄赶路擦翟谝黄穑饧缕燮院艽螅杂诠贪萆系刍崞鹱啪龆ㄐ宰饔茫院樾闳运乇鹬厥樱蜒钚闱寮偻刑旄赶路舱庖惶於ㄎ耙到凇保拱蜒钚闱搴Σ≌饧拢嘣炝艘惶住疤旄肝宕未笈钡纳窕埃丛凇短烨榈览硎椤纺凇１嘣焐窕暗哪康模饕ぱ钚闱逶谧诮谭矫娴娜ㄍ峁┮谰荨?br> 洪秀全维护杨秀清，也正是维护他自己。因为天王的位置，就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给他晋封的。如果说天父下凡是假的，那么天王宝座就动摇了。壬子二年(1852)颁行的《天条书》中载有赞美诗一首：“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的真神。”圣神风和神灵都是指杨秀清，从而把杨秀清置于和上帝、耶稣三位一体的真神，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从天父下凡假托天父传言以来，杨秀清对洪秀全的领导权威，也是一再维护的。最明显的例子，如配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辛开三月十四日在东乡，假托天父传言，发布一道命令：“我差尔主下凡做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听，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 　　很明显，洪秀全自己不便说的话，便由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来说；同样的，杨秀清自己不愿说出口的话，则由洪秀全来说。这种互相配合默契，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神权的转移，杨秀清代表着至尊至上的上帝，洪杨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而在宗教上，却变成父子关系，形成了二元化的领导，为日后太平天国的内讧，埋伏下祸根。 　　 　　“天父”与“天兄” 　　 　　杨秀清与肖朝贵，都是桂平平隘山人，比邻而居，早相结纳。二人又是姻亲，所谓帝婿贵妹夫的肖朝贵，实际上是杨秀清的妹夫。二人都是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骨干分子。 1848年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返回广东，拜上帝会面临涣散。四月，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传言，团结会众反击敌人；十月，肖朝贵伪托天兄下凡传言，消除了各地会众的分裂现象，坚持斗争，和杨秀清共同支撑大局。清方记载说他：“伪托天兄下凡传言，与杨秀清朋比煽惑。”当洪秀全、冯云山重返紫金山时，已形成了“天父”、“天兄”领导着拜上帝会的局面。由于上述因素，杨肖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二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威信。神权已在握，在人权方面，肖朝贵也是竭力支持杨秀清的。 　　有的学者认为，早期太平天国内部是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不存在权力斗争。从表面看，这也是事实。在“同心协力同打江山”这个大前提下，掩盖了内部许多矛盾和混乱的权位关系。但是，我们细心观察一下，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1850年11月初，金田起义前夕，拜上帝会与团练摩擦加剧，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形势非常复杂，需要有一个有组织能力，有指挥才能的领导来掌握全局。11月中旬，在金田全体拜上帝会员大会上，肖朝贵伪托天兄传言，发布命令：“自今以后，总要遵尔天王暨尔东王命令，即是遵天父命令也。”韦昌辉马上带领全体会员跪下回答说：“遵天兄圣旨。”这是在人权方面，天王与东王并列最早的一次。 　　肖朝贵极力推举杨秀清到主帅地位，一方面是客观形势需要，他深知杨的机智、才能和威望足以胜任，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以本地人为代表的杨肖，与洪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洪秀全也完全看到杨、肖的实力地位，所以他说：“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他二人分外晓得道理，……他人是学成、练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 　　1851年9月，肖朝贵保卫永安时负伤，杨秀清去看望他，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同顶“天父天兄纲常”，就是希望他们用“天父”、“天兄”的名义，同顶人间的纲常。 　　拜上帝会在秘密活动期间，曾采用了天地会金兰结拜的形式。最早由洪杨二人结拜为兄弟，洪冯为中表，杨肖为姻亲，本无须结拜，但出于政治需要，最后还是6人结拜，共奉上帝为父，耶稣为长兄，洪秀全为次兄，云山行三，秀清行四，朝贵行五，昌辉行六，达开行七。雁行排列，各以齿序，彼此以兄弟相称呼，亲如同胞，情逾骨肉。这六人组成太平天国领导核心，以上帝为父，耶稣为兄，不过是为这种金兰结义，抹上一层宗教色彩而已。 　　金田起义前，肖朝贵曾假托天兄传言，排过位子，即：洪、冯，杨、肖。金兰结义时，这个排序基本上没变。到1851年9月永安封王时，排行第四的杨秀清，封为东王，左辅正军师，九千岁，为中军主帅，而且，“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⑩成为实际上掌握军政大权的统帅。排行第五的肖朝贵，封为西王，右弼又正军师，八千岁，为前军主将。形成以杨肖为主的新体制。这是以实力为基础，权力再分配的结果，也是“天父”和“天兄”的胜利。 　　永安突围，太平军向湖南进军。最早发表的三篇重要文告即著名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都是以杨秀清、肖朝贵二人联名发布的。特别是“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王”这些宗教里至高无上的称号，和“左辅正军师、东王”同时出现在檄文中时，实际上意味着领导权的开始转移。 　　 　　逼封万岁 　　 　　永安建制封王后，洪秀全的天王只是个尊号，实际权柄，都操纵于东王一人之手。杨秀清立场坚定，才智纵横，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充分锻炼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太平军出广西后，清军四方堵截追剿，每天都在边行军边战斗中，特别是蓑衣渡战败，南王冯云山殉国后，处境十分困难。太平军占领道州后，内部发生了一场围绕着是继续前进，还是“怀土重迁”的争论，这是由于部分将领和士兵的眷恋故土的农民意识在作祟。在这关键的时刻，杨秀清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并提出了远大的战略目标。他对部众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遗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他的主张，得到洪秀全的认可和将士的拥护，从而胜利地实现了这一战略快策。 　　杨秀清治军“军令严明，赏罪分明”、“民心佩服”，在太平军中有很高威望。李秀成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行军总要》说他“所设规条号令，尽善尽美，诚为亘古末见末闻者也”。 　　洪秀全对杨秀清的功绩是充分肯定的，他在诏旨中写道：“东王赎病是圣灵，爷爷降托灭妖精，诛了无数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京。”杨秀清也借出版《天父下凡诏书》、《天情道理书》、《行军总要》等官方文书的机会，尽量为自己歌功颂德，制造舆论，要人们相信，从金田起义直到定都金陵，“皆东王下凡教导”。杨秀清以“三师一主”(禾乃师、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的身份，“一切号令皆自伊出，……贼中刑尝生杀，伪官升迁，皆专决之。”他的权力可以说已是登峰造极了。 　　建都天京后，天王“临朝而不理政”，一切军政事务，均由杨秀清总理。东王府是最有权威的国家机构，是事实上的中央政府。但他和洪秀全毕竟还是君臣关系，他决定了的事，还得向天王取旨，他当然是不满意的。初时，每天还进宫一次，朝见天王议事；随之，变为几天去一次，后来，形式上的画诺也不要了，根本不进宫了，完全架空了洪秀全。有些天王已同意的事，没有东王签署，根本行不通，有些天王已签署过的文件，而东王却签署与天王完全相反的意见，故意炫耀自己的权威。 　　太平天国从建国到治国，杨秀清的功劳可以说是第一位的。但他错误地把功劳完全归于自己，居功自傲，骄横跋扈，随着封建思想的浸淫，权力欲无限地膨胀，虽然洪秀全对他的加封褒扬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这“一朝之大，是首一人”的地位仍不满足，于是，终于发生了“逼封万岁”事件。 　　逼封万岁这件事，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从未做过记载，事件的真象还待进一步考察研究。清方文书虽有大量记载，地主阶级文人也有不少记述，如张汝南的《金陵首难记略》，涤浮道人的《金陵杂记》，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等都有记述，但没有一个是第一手或第二手资料，因都是传闻，故说法各有不同。他们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大肆宣扬洪杨火并而已。 　　 论者多引李自成自述，“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天京事变过程中，韦昌辉也想连石达开一并杀掉，所以北翼二王密议之事，根本不能成立。二是李秀成当时不过是军帅、指挥之类下级军官，先随石达开去安徽，后随胡以晃去庐州，他自己也说：“此时官小，不过听差而已。”一个低级军官，又不在京城，怎么可能知道东王逼封万岁和北王翼王密议呢?也只能是道听途说而已。 　　“逼封万岁”问题，从当时杨秀清的地位、权势、封建化的程度来看，发生这种事也不奇怪。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只是具体情况未能搞清楚。现在有清方资料、文人笔记、李秀成石达开的口供，完全否定这件事，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谈到“逼封万岁”，绝不可忽略这个“封”字，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而不是逼洪秀全让位。也就是说，天王是万岁，东王也要由九千岁加封为万岁。这不能同于“篡位夺权”，更不应简单地说他是“背叛革命” “发动反革命政变”等等。 　　另外，在太平天国，“万岁”的含义，与传统封建正统思想的“万岁”不同。在历代王朝，万岁只有皇帝一人独尊，谁要想当万岁或自称万岁，那就是谋篡，就是大逆不道。这种看法已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了。太平天国对万岁的看法又是怎样呢?太平天国的玉玺中，有“八位万岁"的字样，说明它不像历代王朝，万岁只是孤家寡人。再者，上文已提到，洪秀全已把杨秀清提高到“三位一体”主的地位，在历代王朝，“主”也是皇帝的独称，主和万岁是连系在一起的。太平天国主和万岁还涂有一层宗教色彩，这是应该注意到的。 　　当然，虽然说杨秀清在实际权力上已超过万岁，但是，在名位上还是“东王九千岁”，权势欲恶性膨胀的杨秀清，还要和洪秀全争这一千岁之差别，所以实质上仍是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逼封万岁”是矛盾激化的表现。 　　关于大权早巳旁落，洪秀全心中是明白的，他并不是昏惯到只知在小天堂享乐的程度，但自金田起义，特别是永安建制封王以来已逐渐形成的这种局面，他已无力挽回。试看，天京事变不久，洪秀全就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就是要把杨秀清原有的权力，总揽到自己手里。 　　论者多认为“逼封万岁”乃“天京事变”的直接触因，而天京事变，又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其实，根据当时杨秀清的所作所为，也完全可能由别的事件作导火线而引起内讧。如丞相以上的高级官员，被关押、杖责、甚至杀头，有案可查的，达15人之多。最典型的如秦日纲的马夫因没有向杨秀清的同庚叔敬礼这么一件小事，杖责秦日纲、陈承镕、黄玉昆。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愤而投水自尽遇救，削去侯爵为伍。马夫被“五马分尸”。前期诸王，开国元勋们如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也都受过侮辱和杖责。发展到为了一些小事，祭起“天父下凡"的法宝，打洪秀全的屁股。似此飞扬跋扈，任意妄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物极必反，怎能不激起事变呢! 　　天京内讧葬送了天国大业，确实是一场悲剧。悲剧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不能把责任完全归结到哪一个人身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任何革命领袖人物，都有他缺点和错误的一面。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指出这些严重错误是必要的，但全盘否定他，则是不科学的。 　　杨秀清遇害后，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将士们，包括后继的领导层如洪仁玕、陈玉成等，对他仍是十分尊崇和怀念。太平天国六大节日中，就有两个节日(爷降节和东王升天节)是纪念杨秀清的；保留了他的全部封号，并把韦昌辉的封号也转加给他，褒封他的儿子为幼东王九千岁等等。这些做法，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怀念这位为建国治军做出重大贡献的开国元勋，仍占主导地位。直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时，对东王的业绩，还是怀着巨大的钦佩和敬仰，对他的错误不胜慨叹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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