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八九八年，亦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正当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慈禧太后突然出而训政，，重掌政权，光绪被囚禁在西苑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此即是中外史家所称的“戊戌政变”。政变的原因在当时和现在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谭嗣同策划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劫制西太后，而袁世凯回天津后，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秘密进京，以迅雷不及眼耳的手段拥护西太后训政，发动了政变。 　　历史的车轮又过去了百年，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袁世凯是否告密，是否对政变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高阳的考证，终于找到了戊戌政变从台前到幕后的真相。 　　荣禄当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下辖武卫五军，袁世凯仅为五军之一，在小站所炼之“新建陆军”，仅七千人。荣禄驻节天津，警卫森严；袁世凯如何能杀荣禄？即令能杀荣禄，其他武卫四军，岂能令袁世凯带兵入京，而不加拦阻？即另不加拦阻，芦汉铁路行车指挥权握在英国人手中，岂能听命于袁世凯？即令听命于袁世凯，得以运兵进京，但至京城南面马家埠而止，而颐和园在京城西北，警卫部队则有步君统领衙门之巡捕五营；由光绪死对头载漪所掌握由神机营改编的“虎神营”，以及颐和园护军营等，岂能不节节抵抗？即令抵抗失败，袁世凯能围颐和园，而太后尚未被劫制，手无缚鸡之力的光绪必已先遭不测之祸。 　　由是观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当不会做此建议，因为此计无任何成功的可能。谭嗣同是奉命和袁世凯进一步讨论如何炼成一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而效忠于光绪的新军。袁世凯实际无密可告，要揭发戊戌政变的真相，就要从掌握这一关键问题入手，戊戌政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衍生物，而促使慈禧太后幽禁光绪，杀“六君子”，重掌政权的戊戌政变之爆发，则为伊藤博文无意中触发了握在西太后手中的引信之故。要彻底了解戊戌政变，还得从甲午战争后中国政治权力的推移说起。 　　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朝野上下都怀报仇雪耻之心，这一个目的是共同的，但手段和路线则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变法图强，是“帝党”的主张，以翁同和、张荫桓、康有为等人为首；另一种是“以夷制夷”，为“后党”的主张，以李鸿章为领袖。实现此主张的实际行动，就是李鸿章在圣彼得堡签定了“中俄密约”。但非常不幸，李鸿章中了俄国财政大臣微德的圈套，由他的长子李经方经手，接受了俄的贿赂，此后李就受了俄国的挟制。 　　然而，甲午战争大败后，李鸿章难辞其咎，其在中央的影响力大为衰落。相对地翁同和与张荫桓则逐渐形成政治上的中心势力，尤其是财政、洋务。 　　欲问此种政治权力推移的由来，必先了解慈禧太后的心态。慈禧天生是个“政治动物”，她的政治见解由于先后天的限制不是最高明的，但她的政治手腕，在她以后的政治领袖，无一比得上她。因为她的性格中，有两项与汉高祖相似的特征：第一，永远不会以私人情感来影响她在政治上所认为正确的决定；第二，永远知道她自己权力的临界限度在何处。除此之外，她与民间一般富贵老太太无异：好虚荣，好享受，重感情，重义气，痛恨忘恩负义和不守本分。 　　慈禧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洪杨、捻匪，自以为功在社稷，享受园林之乐是她应得的报酬，在同治皇帝刚亲政时就有重修圆明园的计划，遭到恭亲王的反对而作罢。到光绪亲政时，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了颐和园，她才决心交出政权，颐养天年，确实具有诚意。 　　翁同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个品学兼优的君子，平日常教导皇帝“子孝母慈”，西太后一直对他印象很好。光绪与翁感情很深，情同父子，亲政后一直信任翁。 　　此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因珍妃的关系，导致慈禧与光绪母子失和。慈禧一改处衷，仍旧干预政务，当然也是出于“后党”的挑拨怂恿。这种干预逐渐强化，到她六十万寿，也是甲午战争时期，达到变相垂帘听政的程度。光绪终于摊牌了：他通过为慈禧所信任的庆亲王奕邝，向慈禧表示，如果不能让她放手办事，他宁愿请太后主持国政，不愿担负亲政的虚名。结果慈禧太后让步，当然光绪也提出保证：绝对尊重太后，特别重大的事故会报告太后，请求同意。 　　因此，光绪二十年十月，翁同和入军机，次年正月，李鸿章罢免直隶总督，由翁的好友王文韶担任，与翁一直不和的孙毓汶退出军机。自此，政府完成改组，进入了翁同和的时代。 　　 　　翁同和当政后，重用张荫桓，他的职务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总理衙门这个机关简称“总署”，其性质相当于美国的国务院，在政府中的地位与军机处同等重要。总署大臣并无定员，但一直以亲贵主持，权力的掌握，以各大臣的资历及能力为断。翁同和当政后，总署的实权握在翁同和及张荫桓手中，不过有时在礼貌上要征得恭亲王和庆亲王的同意而已。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皇威廉二世在俄皇尼古拉二世谅解之下，派远东舰队侵占胶州湾，随即借德国教士被杀为名与总署展开交涉。 　　俄国同意德占胶州，包含一项阴谋，是要借中俄密约彼此互助为借口，出兵旅顺、大连，若中国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俄国便可要求同样的待遇，租借旅大。翁同和张荫桓洞悉阴谋，因而一方面奏请光绪皇帝命庆亲王传谕李鸿章，转告俄使，说中国不愿俄国因此而与德国失和，请俄不必出兵；一面与德国公使海靖积极交涉，达成协议，德国撤兵，中国令以南方一港口租借给德国。 　　可是，作为“中俄密约”签定者李鸿章蓄意破坏中德协议，在总署公然要求俄国出兵“助华”，及至俄舰开到绿书旅顺大连后，李鸿章要当地驻军为俄舰办理补给。结果，中国不仅丧失了胶州湾和旅顺大连，还丧失威海卫于英国。李鸿章真是引狼入室！ 　　因此，本来就与李鸿章不和的翁同和张荫桓决定奏请光绪帝降旨，不准李鸿章干预其事，要将这个资格最老的汉大臣赶出总理衙门。但恭亲王不愿让李过于难堪，而翁同和又不能坚持，所以李还留在总署。从此，李鸿章与翁同和张荫桓进一步结下不解之仇，势同水火。 　　然而翁当政不久，犯了慈禧太后的忌。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被认为“离经叛道”，是守旧官僚和宦官集团的公敌，也为西太后所恶，而翁同和却对文曲予优容，导致慈禧逐渐对翁不满。加上翁树敌太多，包括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还有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刚毅，联合起来说服慈禧，于光绪四月二十七将翁同和开缺回籍。 　　 　　光绪帝自甲午战败后即决心变法，决心之形成由两种影响：一是列强侵略的刺激；二是看了康有为的书，尤其是康所著的《日本变政考》，光绪由此非常醉心于明治维新。由于翁同和是光绪的老师，感情很深，光绪信任翁，让翁来推行变法。然而翁被罢黜，光绪帝据理力争，慈禧太后提出一个条件：欲行新政，必当罢免翁同和。光绪无法，只好接受，但允诺适时起用翁同和。翁并未回原籍，而是呆在他的侄子江西代巡抚翁曾桂处，利用电信的方便，一旦复起，立刻由翁曾桂派人护送进京。 　　自此，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起，实施新政的上谕源源不绝，慈禧太后均未干预，不仅翁同和主张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积极进行，而且还将阻挠新政的两尚书、四侍郎全部革职，以及京师裁撤詹事府等七个衙门，各省裁撤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等缺的激烈措施，慈禧太后也未反对。在此期间，那些守旧派和特权阶级由于除旧步新，特权不保，再加上被裁衙门的官员由于下岗，被砸了饭碗，也怨恨新政，这些人迅速地联合起来，组成一条反对新政的联合阵线。其中的首脑，不是在天津的荣禄，而是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刚毅。 　　以刚毅为首的反新政阵线，全力所追求是促使慈禧太后复出，重掌政权。但太后倦勤，不允。因为慈禧不觉得新政会威胁她作为太后的地位。因为：第一，罢黜翁同和后，召亲信王文韶入军机，荣禄替她握军权，足以保障；第二，慈禧控制了部分高级人事的考核权，可避免引进危险人物。同时，光绪每隔几天必到颐和园请安，汇报新政事项，表示光绪对她还是尊重的。 　　慈禧此时所充分信任的，只有荣禄，因此策动荣禄来游说太后，必然见效，但刚毅并不热中于此，因为太后若复出，必引荣禄入军机，那样刚毅就会被压下去。 　　那么热中的是谁呢？一个监察御使叫杨崇伊，他和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亲家，杨的儿子娶了李的女儿，杨又有一女作了李的儿媳妇，他们是双重姻亲，因此关系很深。随着新政推行，李鸿章大祸将临，为了自救，杨崇伊去游说荣禄劝太后复出。 　　 　　为游说荣禄劝慈禧太后复出，杨崇伊多次往来于京津道上，但荣禄不为所动。因为他以慈禧太后的意旨为意旨，太后无意于此，他自然要仰体她的老年颐养的心意，何苦劝她来受累？加之列强只承认光绪为中国皇帝，若无故被废，必会造成列强出兵干涉内政的口实，这也是深明国际情势的荣禄所不愿见到的。至于他自己，官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重兵，身名俱泰，同样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并不稀罕去当军机大臣，若他进军机，反不便掌军权，自然一动不如一静了。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退出总理衙门，他最后的一点实权也被剥夺了，对于他，迫在眉睫的危机是：一方面他的政敌翁同和在江西待命复起；另一方面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重要人物伊藤博文即将访华，光绪将重用客卿，那对李鸿章的声望是无情打击。翁复出后和张荫桓当政，必会追究胶州湾、旅顺大连和威海卫之失的责任问题，甚至牵连到李鸿章收俄国贿赂的事情，果真到那样的地步，李鸿章就身败名裂，无路可走了。 　　为此，杨崇伊的活动更加积极，在游说荣禄无效后，他又写了一个“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的奏折，请军机大臣王文韶、廖寿恒代递，王廖二人看光绪朝纲大振，怕祸及自身，不敢代递。 　　就在杨崇伊到处碰壁之际，忽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机缘，就是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奉召入京。袁在小站练兵，本职是直隶按察使，正三品，他想升一阶变从二品，可以戴红顶子。此时参预新政的谭嗣同正在筹划能效忠光绪的武力，就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加以笼络，任侍郎候补，正二品，升了两阶，袁喜出望外。 　　由于袁世凯进京，又有谭嗣同夜访袁之事，刚毅、杨崇伊便想到了一个妙计，就是散布谣言。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康有为让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派兵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但前面说过，从当时的军事布置，京城的禁卫警备，荣禄的兵力状况，以及袁世凯部队的驻防地区，都不可能让谭嗣同有此非分之想。因此这个说法是对外唬外行的，骗不了平生阅军事报告无数的慈禧太后，对太后要有另外一个说法，让她相信康有为、谭嗣同正在策划一个对太后不利的阴谋。 　　 　　另一个说法是：康有为和张荫桓已经跟日本人讲通了，由巡弋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送上日舰。这个计划要得到伊藤博文的同意，而伊藤博文表示必须在光绪皇帝召见他时，亲口向他提出次要求，才能照办。这当然是刚毅、杨崇伊制造的谣言，目的是让慈禧太后为保卫自己重新垂帘听政，以维护守旧官僚的利益。 　　慈禧有荣禄在，决不会怕袁世凯造反，但有外国军队参与她不能不怕。而且朝鲜的大院君李罡应就是这样被袁世凯劫到了中国，软禁在保定莲池书院，这是慈禧垂帘听政时候的事，印象深刻，确信这是日本军队办得到的。 　　谣言传给慈禧太后，她也知道了 这一“密谋”，她不会轻信流言，必须证实。戊戌年八月初五，光绪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这是证实流言的最好时机，慈禧决定出其不意，届时到勤政殿去观察动静。 　　光绪接见伊藤博文时会谈些什么，能否证实流言的存在，这是决定慈禧是否出而训政的前提，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巧合，在慈禧心目中恰恰映证了流言，于是她发动了政变。 　　伊藤博文觐见光绪皇帝时，张荫桓陪同，兼职翻译。张与伊藤博文有旧，觐见时，两人握手，神态亲密，这都看在慈禧眼中。光绪在召见中详细询问了有关新政的事宜，希望伊藤博文能够对中国的新政提出意见，这段谈话后，光绪又和张荫桓说了一阵悄悄话。 　　慈禧通过自己的观察，怀疑张荫桓和伊藤博文有私，似乎在证实有“结日本谋劫太后”的阴谋存在。殿廷深远，光绪体弱，说话声音小，慈禧也听不清光绪说写什么，伊藤博文的发言和张荫桓的口译，都用英文，慈禧也不知说什么。但慈禧太后所见的一切迹象都符合来自刚毅、杨崇伊的流言，这也是刚、杨等人根据可预见的情况精心设计的，非常巧妙，慈禧太后再精明，也梦想不到有这样一个骗局。 　　 　　戊戌年八月初五光绪皇帝会见伊藤博文，初六政变正式爆发，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专门办理新政的军机章京，被称为“四京卿”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先后被捕。仅几天后，八月十三，刚毅到刑部，未加审讯，以口谕形式宣布处斩，并亲任监斩官，杀六君子于菜市口。八月十四宣布康有为罪状：“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迅究。旋有人奏，迁延日久，恐有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至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那么刚毅为何不经审讯，急着要杀六君子呢？因为刚毅所设计的阴谋完全是刀笔吏罗织入罪的手法，一经对质，必然原形必露。八月初十，光绪称病，端王觊觎皇位，勾结刚毅徐桐等准备废立，慈禧看事态严重，急召荣禄进京，授袁世凯直隶总督，荣禄进军机位列首辅，刚毅在其下，这一变化为刚毅始料不及，深知局势非他一人所控制了。 　　按刚毅的本意，荣禄既不主张太后训政，而政变有他一手策划成功，慈禧太后必因此而嘉许，赋其军机领班的地位，孰料慈禧所信任者，仍为荣禄。刚毅一向深谋远虑，面面俱到，此一失算，让他陷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到此为止，慈禧始终不知道刚毅有此包藏祸心的阴谋，八月十一日她派御前大臣会同刑部审讯，限三日结案。当时除了极少数顽固守旧分子外，朝廷大多数人对刚毅的擅作威福不满，荣禄进京后，情况起了变化。六君子中杨深秀、林锐、刘光第等都是极受士林尊重的正人君子，为了营救这些人，很多人有了荣禄的奥援，就上书慈禧，请派重臣公开审讯，即为对付刚毅擅专枉断的有效手法。 　　 　　荣禄进京后，刚毅一手遮天的局面被打破了，朝廷越来越多的人对刚毅不满，要求公开审讯六君子一案，要求拿出证据。但是此案根本经不起考验，整个过程漏洞百出，一经审讯，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刚毅将自召其祸。 　　为了自救，刚毅不得不下辣手，先灭口再说。虽有上谕杀六君子，但可肯定是先斩后奏的矫诏。且不说先另严加审讯，又不经审讯立即处决，出尔反尔，为清朝从未有之事；还有一项证据就是派刚毅监斩。凡钦命要犯行刑，定制由刑部右侍郎监斩，从无派本职大学士的军机大臣监斩之例。刚毅之所以自己派自己，是怕刑部右侍郎监斩时，犯人临刑呼冤，监斩官必须出奏请旨，那一来就杀不成了。 　　刚毅虽灭了口，但此案为之冤狱，天下皆知，刚毅矫诏之罪更为严重。倘或言路不服，翻起案来，刚毅欲辩无辞。因此他必须设法坐实确有“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陷害朕躬”这种谋反大逆的罪行，方能塞天下悠悠之口。 　　如何坐实呢？只有迫使袁世凯作伪证。因为此案中逃的逃、死的死，皆无可对证，但还有袁世凯在，他如果否认谭嗣同曾说过要他带兵围颐和园那样的话，则全案尽翻。相对的，他如果承认有此事实，则唯一的活口，便成唯一的证人，无人可以指责他作了伪证。 　　袁世凯岂肯被这个黑锅，但刚毅自有法子。刚毅刀笔吏出身，又任刑部尚书，在康有为及六君子罪名前轻轻加上了“纠约乱党”四个字，便成“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陷害朕躬”。这唯一的“乱党”就是袁世凯。这四个字加的非常厉害，倘或袁世凯不作伪证，刚毅立刻便从“纠约乱党”四字上去追究，将袁世凯革职交刑部治罪。袁世凯当时实力还不强，只好屈服了。 　　至于刚毅不怕慈禧太后指责他擅杀之罪，这是有话可以辩解的：不杀谭嗣同等六人不足以显示其“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陷害朕躬”之罪，如此罪不成立，太后即无出而训政之必要。慈禧一直相信康有为有对己不利的“阴谋”，她为保护自己必须训政，然不杀谭嗣同等六人，太后训政无名。慈禧有此苦衷，只好隐忍了。 　　 　　（下略） 　　 　　（本篇“戊戌猜想”摘自互联网，原文未署名。凭记忆判断，作者为高阳或改编自高阳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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