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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军人物志__郭述申、许云纪念馆
永远的父辈-共和国的创建者们中国红军人物志

郭述申传记系列之四——在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工作时期(一)


  郭述申传记系列之四——在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工作时期(一)
  
  1934年9月,郭述申被撤销了鄂豫皖省委常委和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后,调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不久调任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后又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实际上,郭述申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始于1934年4月,在红二十五军进入皖西北根据地之后,省委决定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郭述申兼任政治部主任,但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皖西北道委工作上。红军长征和到达陕北后在红十五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军前敌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初,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在部队工作前后约三年时间。他在红军长征中所领导的政治工作是享誉一方的,为我军的政治工作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丰富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从而也被誉为红军杰出的政治工作的领导者。抗战开始后,调离了军队。
  
  在二二四团险遭诬害
  郭述申被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后,调到红二十五军任宣传科长,他丝毫没有因为职务下降而闹情绪,把一腔心血扑在宣传工作上。尤其是红二十五军从葛藤山出发向西挺进时,率全科人员沿途组织担架队,收容伤病员,打扫战场。特别是红二十五军在奔袭太湖县城后,巩固取得的胜利也有宣传科的功劳:在县城里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影响很大。宣传科为配合恢复陶家河地区的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参与分配土地和镇压反动分子的宣传工作。陶家河战斗后,程子华带来党中央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界伏牛山脉方向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郭述申领导宣传科积极配合,宣传中央关于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宣传建立新根据地的重要性、必要性等,为红二十五军顺利执行中央指示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
  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执行中央的战略转移的决定,举起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豫陕边界转移。这意味着红军要离开为之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根据地;要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要与亲人们分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摆在郭述申面前的是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部队的指战员的思想工作要做,根据地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要做。郭述申领导宣传科的全体人员一面跟随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面在长征途中组织书写、张贴标语,为了使宣传效果更好,还组织小型文艺宣传演出,把北上抗日的主张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宣传到每个战士的心里,淡化思乡之苦,增强为祖国命运奋斗的决心。当军政委吴焕先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时,宣传科一路上除了做好群众工作外,还要严格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等。下旬,调到二二四团任政治处主任,二二四团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前梯队,当时尚未配备政治委员。
  25日,红二十五军向伏牛山进军,作为前梯队的二二四团行进到方城的独树镇,郭述申刚被任命为团政治处主任,还不了解情况就跟随部队转战。二二四团在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同敌军的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突然遭遇,因气候恶劣,风雪交加,能见度很差,红军发现敌人较迟,毫无战斗准备,战士冻得连枪拴都拉不开,一时陷于被动,加上团长张绍东惊惶失措,临战胆怯,带领部队后撤。敌人趁机猛烈冲击,情况十分危机。军政委吴焕先赶到,指挥部队就地抵抗,顶住了敌人的冲击,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打开缺口,才突出了重围。部队到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常委戴季英同副军长徐海东说:“郭述申是反革命,是第三党的首领,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退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一听,怒火冲天,拍着桌子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徐海东的坚决反对,才保全了郭述申的性命。后来郭述申说,当时正是执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路线的情况下,徐海东敢于为他争辩,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搞不好徐海东就有可能引火烧身。就在当天的晚上,把原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委王建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雷金相等人列为“肃反”对象给杀害了。
  红二十五军到达伏牛山地区后,发现这里的地理、气候、群众条件都不理想,都不适合开辟新的根据地,遂决定继续前进。
  
  红军中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于12月进入陕南境界,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18次常委会,会议做出《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解决了新区的选择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决议指出:“鄂豫陕边区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的;摆在党的面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工作,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确定以陕南为中心活动区域,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郭述申列席了这次常委会,新的省委决定由郭述申接手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会议进行中,原驻守在朱阳关的国民党第六十师尾随红二十五军,突然从鸡头关向红军驻地发动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等均负重伤。战斗结束后,郭述申根据省委的要求迅速行动起来,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政治工作,在红军长征途中和开创新的根据地中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
  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在开辟新区工作中,积极贯彻了省委的指示,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在政委吴焕先的领导下,展开了颇有声势的宣传,连续印发和张贴一系列的布告和传单。12月10日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就是吴焕先提议下,由郑位三起草的。传单指出:“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都作了通俗易懂的宣传,给新区人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20日,又以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并颁布商业管理的暂行条例,对什么样的商业予以保护,什么样的予以没收,什么样的准许经营,都作了明确规定。对奸商政治部要依照苏维埃的法律予以严惩。一路上多次张贴,广泛宣传。由于保护了个体经商者和小商小贩的正当合法权益,深得他们的拥护。对稳定民心,促进物资交流有积极作用。
  1935年1月,郭述申任副主任时,就是在全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又百尺竿头。9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政治部随即起草和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30日,印发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布告,告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要为红军做事”;对“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对“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2月上旬,发《告国民党士兵书》的传单,号召国民党的士兵要反抗其上级领导,回到工农一边来等。这些布告和传单,申明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及其政治主张、经济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新区群众中的影响,起了安定社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和政权则是一种震慑和分化,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身负重伤后,郭述申协助政委吴焕先等军领导贯彻省委开辟新区的指示,采取了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出卢氏,西转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地主民团,打击地方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在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地区,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和财物分配给当地的老百姓,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说红军是“活神兵”。
  2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二天门召开第20次常委会,针对一部分干部认为红二十五军不能单独在鄂豫陕边界建立根据地,目前春荒到来,部队的补给十分困难,不如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思想情况。常委会进行了分析,并批评了这种思想,决定坚持庾家河会议的方针,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决定要扩大斗争的区域,红军要“打到富足地方去”;要扩大部队,加强红军和发展地方部队,开展游击战争;要发动群众,立即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为了寻求部队的发展,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减轻群众在春荒中的负担。进一步开辟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郭述申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和游击司令部政委,负责统一领导鄂陕边之郧西、洵阳、镇安、山阴四县边界地区和陕东南的镇安、山阳、商县、柞水、蓝田五县边界地区的工作。鄂陕特委在省委的指导下,将镇安县店垭子、郧西县一、二、三天门、山阳县唐家河等地的抗捐军和游击队,改编为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坚决惩办了地主武装的反攻活动,灵活机动的打击了敌军的进犯活动。为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的南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作了极为扎实的工作。后由于工作需要,郭述申仍调回红二十五军,地方工作交于戴季英,由戴接替鄂陕特委书记和游击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4月18日,红军攻克洛南县城,19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吴焕先代表红军讲话,宣传党的政策,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会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民团的头目,开仓放粮,对于正当经商的一些商家一律采取保护措施,对于不了解红军政策的一些商家,弃店而逃的,红军皆派人代其看管,这些做法都获得了当地群众的称赞。包括宣传队在街头演出小型文艺节目《纺线》、《抓兵》等,也使群众耳目一新。郭述申此时被增选为鄂豫陕省委委员。
  4月中旬,蒋介石调动东北军和陕西军队发动对陕南红军的第二次“围剿”,限定在5、6、7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省委决定,抓紧临战前的空闲时间,一方面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军事干部的水平;一方面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发挥政治部的工作职能,加强连队的指导员的工作。郭述申领导政治部在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建立严格的纪律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5月初,省委派郭述申带领一支小部队到鄂豫、鄂陕一带执行临时任务,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同东北军进行接触,以分化瓦解敌人。
  7月初,省委在得知中央红军有北上的动向后,在拂坪旧城举行省委会,明确了红二十五军要继续西征努力寻找中央红军,然后向北行动的战略决策。会后郭述申及时向政工干部进行传达。
  由于没有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8月,红二十五军抵达甘肃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今属宁夏),决定休整三天。兴隆镇是回族的集聚地,过去一贯受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大汉族主义的欺压,回汉民族之间的隔阂很深。因此军政委吴焕先对红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扩大对当地群众进行民族政策的宣传。政治部向全军颁发《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规定,就是部队禁止驻扎在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在镇上广泛张贴标语、传单、布告,不仅做到战士人人知晓而且使当地群众也家喻户晓。政委吴焕先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座谈会,展开政策宣传,尤其是讲明红军经过此地,只是稍作停留,不征粮、不派款、不拉夫、不抓丁,解除了他们的顾虑。在吴焕先、郭述申的带领下,隆重的拜访了清真寺,并受到阿訇的宴请。在领导的言传身教下,红军战士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进行助民劳动。尤其是政治部提出“不打回民土豪”,“优待回民军队的军官”等口号后,深得回民的拥护。还动员红军医院的大夫为当地的老百姓治病,更是深得人心。部队休整结束后,当地群众自愿结队为红军送行,有的回民自告奋勇为红军当向导,还有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由于政治工作搞得好,兴隆镇的民众留下了“红军好”的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所带领的中央红军路过此地,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也为此而称道红二十五军的民族工作搞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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