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六——在东北各地工作时期（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关头，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要集中力量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发展东北根据地。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派出了20多位中央委员到东北地区工作。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在东北地区先后分别成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分局。还派出了能够组成100个团的排、连、营、团干部，把准备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全部转到东北地区工作。郭述申在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曾经当面嘱咐，到东北地区去工作，一定要按“七大”方针办。 　　 　　在辽北省委和吉江省委工作 　　郭述申在1945年10月下旬离开延安，同张闻天、李富春、高岗等人乘美国驻延安联络小组飞机到达山西黎城。由于美机有其他任务，不再继续送行，这批干部只能有时坐火车有时坐汽车而急赴东北，直到10月底，才抵达沈阳。这时的沈阳是由苏联红军控制，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尚未到来，共产党抽调的大批干部从各个解放区都陆续集聚于此。为了把干部迅速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都是随到随走。东北局决定郭述申到辽北省委工作，他立即赶赴四平。 　　四平是当时辽北省委的所在地，10月4日先期到达四平的干部，已经组建了辽北省工委和辽北军区，李海涛任省工委书记、军区政委，倪志亮任军区司令员。郭述申到四平后，在辽北省工委的基础上，于11月3日组建了辽北省委。由郭述申任辽北省委书记兼辽北省军区政委，副书记为李海涛、顾卓新，军区司令员仍由倪志亮担任。早在鄂豫皖根据地时，郭述申就同倪志亮有过交往。5日，成立了辽北省政府，任命阎宝航为省主席，因故未到职，由栗又文副主席主持工作。 　　组织机构刚刚建立，郭述申指示辽北各县市，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清查敌伪资产。他说，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有条件扩大武装力量，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四平市在大力贯彻省委的指示上很见成效，到11月下旬，四平就将清查到的汽车、货车等大量的敌伪物资送给军区司令部。在郭述申的领导下，四平市还处理了一个汉奸的财产。这个汉奸在敌伪时期，是专门经营“配给”物资的，克扣百姓的配给物资，侵吞百姓的钱财，民愤较大。在四平市政府准备没收他的财产时，偏偏遭到苏联红军的反对，苏联红军认为这个人不是汉奸，不同意逮捕他。郭述申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到苏军指挥部交涉，经过他们的反复举证，这个商人确实是汉奸，苏联红军才同意逮捕他。省政府临时成立一个军事法庭，公审和处决了这个汉奸，没收了他的财产，打击了汉奸等日寇的走狗。 　　驻四平的苏联红军，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准备将四平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照顾到苏联政府的外交关系，根据东北局的指示，辽北省委、辽北军区决定于12月初从四平撤到梨树县，省政府撤到八面城。可是郭述申考虑到时间过于紧迫，马上撤离对我军损失太大，亲自出面以辽北省委书记的身份会见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的蔚久根中校，多次商谈的结果，苏联红军允许我军到12月20日撤离。在这期间把敌伪物资能够带走的都带走，郭述申支持并表扬了四平市长魏兆麟，在撤离前接受了在四平西部的一座日本陆军医院，将该院的医护人员、设备、医药器材等由省军区卫生部接管，极大的缓解了我军的医疗困难。辽北省委和省政府于12月中旬按计划撤到梨树县和昌图县八面城地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想方设法的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争夺的重点地区就是东北。可是抗战后期国民党龟缩在大西南，一时很难到达东北地区，只好借助美国的飞机、军舰，到11月份，先后运进了五十二军、十三军、七十一军、新六军、新一军等部队，陆续抢占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并沿着北宁路北上，逼进沈阳。于此同时，在苏军同意下，国民党又向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派出了“接受大员”，接管了中长路沿线及周围各大中城市。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放弃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方针。20日，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当即重新部署力量，于12月15日发出《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提出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长春两侧广大地区，建设根据地”。命令“西满部队力争控制辽源、洮南，以便控制西满之广大地区”。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 ，辽北省委、省政府和辽北军区，于年底从梨树和八面城北移准备迁往洮南。郭述申率省委和军区等机关在向洮南转移途中，接东北局1946年1月12日指示，撤消辽北省，将辽北省辖区一分为二：中长路以东各县划归吉林省，中长路以西划归辽西省，决定将辽北省委、省政府和辽北军区改为吉江省委、吉江行署和吉江军区。吉江的行政区包括，原属嫩江省白城子专署的洮南、开通、瞻榆、安广、大赉、郭前、扶余7个县（旗）；原属松江省的哈西专署的肇东、肇州、肇源3县；原属吉林省中长路以西的长春、德惠、农安、迁安4县。总共14个县由吉江行署管辖。 　　吉江省委的驻地，选定在洮南。1945年10月，我冀热辽区党委就派出一股小部队，接收洮南及其周边一些小城镇。后来嫩江省工委在白城子地区建立了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北进，在洮南一带又被国民党收编的“光复军”所占领。目前郭述申带领省委机关要进驻洮南，必须先用武力把这块地方争夺过来。 　　根据东北局的部署，三支部队于1月29日同时向洮南发起进攻，主力是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还有吉黑纵队，吉江军区的部队协同，很快就把“光复军”打垮，将洮南等地收复。吉江省委、行署、军区机关于2月上旬迁往洮南。当时的省党政军领导人员，多数是原辽北省党政军的老班底，郭述申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栗又文任行署主任、倪志亮为司令员。 　　郭述申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平原，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北方。到达洮南以后，这块本是极为富庶的黑土地，经过日伪军的统治和国民党的战乱，已是满目疮夷，断垣残壁，饥民遍野，他的心情极为复杂，即有要迅速解救饥民于水火之中，又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从解决主要问题入手。洮南地区解放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匪患。打垮“光复军”，只是剿匪的初战告捷。因为“光复军”多数是本地的敌伪残余，一打就散，他们熟悉地形，了解人情，所以他们溃逃到农村隐蔽起来，伺机到处抢掠和烧杀，气焰仍然十分嚣张，因此肃清匪患就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吉江省委和军区向各县（旗）发出关于剿匪、防匪和武装建设的指示，一面组织部队积极剿匪，一面充实和加强地方武装，在一些县建立了县大队和保安大队，在郭前旗还建立了骑兵团。当时还搞了一次县级大队的联合围剿土匪的活动，效果显著，歼灭了10余股土匪，约2000人，打击了土匪的猖狂气焰。 　　在组织武装剿匪的同时，省委从创建根据地的需要出发，及时组建和充实了地、县级党政机构。在1946年1月至2月建立了洮南地委和8个县级政权，其他的县、地政权也得到了充实和加强，为创建洮南根据地提供了组织保证。 　　根据东北局3月20日发出的《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吉江省委决定将日伪的地产，无代价的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郭述申亲自同洮南县长魏兆麟到洮南的农村搞分地的试点，同时推广成功的经验，很快就在洮南开展了分地清算斗争。当时的分地，着眼点是放在发动群众上，主要是通过对汉奸、恶霸、伪官吏的清算斗争，达到在政治上打击敌伪残余势力、在经济上没收敌伪财产的目的。在清算分地的过程中，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敌伪残余分子，有伪县长、伪警察署长、伪税捐局长、区长、村长等。对这些人的镇压和清算，是深得群众的拥护，从而密切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开展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仅洮南县就分配了日伪土地2?7万垧，洮安县分了1?7万垧，镇东县分了3?4万垧，都是原属于日本为他的移民准备的开拓地。 　　郭述申领导省委还注意抓了恢复城乡生产工作。当时正值春季，一再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发动农民群众多种地，把地种好，以防土地荒芜；在城镇里鼓励私人工商业者尽快开店、复工，以繁荣市场和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 　　洮南原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蒙古游牧区，后来汉人逐渐迁移到这里，就成了蒙汉杂居的地区。由于日伪统治14年，大多数人都过着不得温饱的日子，根本没有条件讲求卫生，这也成了鼠疫传播的温床。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长期统治东北，曾经制造过生化武器，鼠疫就是其中的一种。一旦苏联红军进攻东北，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这时发生的鼠疫也可能和他们有关。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还弄不清鼠疫是怎么传播开来的。就在吉江省委等机关到达洮南不久，就发现了严重的鼠疫疫情，仅洮南县城每天都要死亡7、8个人，疫情传播地很快，并向周边各县蔓延。这种瘟疫郭述申还从来没有见过，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也遇见过瘟疫，但是疫情没有这样猛烈，发展的也没有这么迅速，而且死亡率极高，几乎是得了就等于宣判了死刑。郭述申在最棘手的事件面前，仍然能沉着冷静的对待这一切，因为要他拿出主意来。在省委研究过后，当即决定把消灭鼠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省委各个机关为了集中人力防疫灭疫，一律停止办公。总之，从省委到军区，各机关各单位上上下下都投入防疫和灭疫工作中去。郭述申在动员时说，我们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的战士就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现在鼠疫流行，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危及根据地的存亡，我们必须全身心的投入防疫和灭疫工作中去。疫区虽然危险随时都有染上鼠疫的可能，但是为了彻底消灭疫情，我们只有不顾个人的安危，帮助人民群众排除这一灾难。早一天消灭鼠疫，人民就早一天减少损失。我们参加防疫的每一个人一定要遵守医生的嘱咐，既要积极投入灭疫，又要注意自己减少传染的机会。 　　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郭述申等省委领导费尽心机，采取多项有效措施把疫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首先把部队调来，对疫区采取隔离措施，实行戒严，将洮南县的各街区、各村落，都根据疫情情况，划分为疫区和非疫区，在街头和村头都树立了标牌，在疫区是绝对禁止出入的。其次组织医护人员想方设法抢救病人，对疫区采取消毒措施。由于医务人员短缺，药品供应不足，必须想方设法寻医找药。当时对于防止鼠疫的流行，条件极为有限，既无内行的医生和必需的药品，又无控制鼠疫的经验。唯一的希望是求助于苏联红军。郭述申亲自到驻在洮南的苏联红军指挥部，说明情况并请求他们支援，还亲自到药房拜访医药商，请他们协助购买有关的药品，以保证药品的供应。在多方面的努力和支援下，终于控制了鼠疫的蔓延。 　　最令人难忘的是郭述申亲临隔离室看望患病的战士和干部。东北的气候寒冷，到3月份依然冰天雪地，从南方来的战士和干部不适应这种天气，极易患感冒，发高烧。而患鼠疫人的症状一开始也是高烧。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决定只要是高烧的病人一律进隔离室。凡是进隔离室的病人都心情紧张，最担心自己不是鼠疫病人，进了隔离室反而被传染上鼠疫，有些小战士自从住进隔离室就痛哭流涕，弄得人人紧张，心情沮丧。正是这种情况下，郭述申来到病区看望病人，医生叫他戴上防毒面具，他说，戴上它说话不方便，我看望大家一眼马上就走。他对患病的战士和干部说：“同志们不要怕，不要悲观，你们会好起来的。只要听从医务人员的话，按时吃药，遵守隔离室的制度，安心养病，你们很快就能回到工作岗位”。郭述申走后，大家议论起来，有人说：“郭政委一来，我就有了信心”。有人说：“郭政委都敢来这里，这说明我的病不严重”。患者在郭述申到来之后，心情好转，有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人舒展了紧锁的双眉，高烧也很快退下来了，大多数人就离开了隔离室。郭述申的警卫员李连山在这次疫情中就是一个高烧患者，在隔离室隔离了一段时间，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说这件事在郭政委的一生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在我们战士的心中却竖起了一个无私忘我的高大形象。 　　洮南地区的恶霸势力和敌伪残余相互勾结，到处散布谣言，烧杀抢掠，人民痛恨已极。郭述申等省委领导决定为民除害，一面向部队布置剿匪任务，一面扩大地方武装，增强自己的实力。到洮南不久，收缴了一批战炮和马匹，就地扩军，组建了炮兵营。全营 300人，战炮60门，直属军区参谋处领导，对外称抬口大队。 　　新组建的抬口大队成分复杂，除了当地的市民和部分农民外，有混入革命队伍里的伪军和少数的土匪。因为洮南刚刚解放，我军对周围情况不十分了解，被少数坏人钻了空子。由于这个炮兵营拥有重武器，所以军区领导很重视他们，经常到这个部队视察，给他们讲形势，讲革命的基本道理，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还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问寒问暖。郭述申同他们接触的最多，有些战士说话就不顾忌，有一次他同三个战士聊天，一个战士突然说到：“我们营长说了，不久我们就开进四平（当时四平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同中央军一起干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郭述申的极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秘密调查，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营长确实有叛变的言行。最后妥善解决了营长和个别几个人的哗变行为，清除了坏人，教育了战士，巩固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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